张艳梅：后疫情时代的现实书写
王尧和何平关于“文学革命”“文学不革命”的阐述，在文学圈引起一定关注。后疫情时代，文学是否需要革命，是否可能革命，包括重提“革命”本身，都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时代整体氛围而言，其实并不具备文学革命的基础。考察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那些隐含在日常性中的尖锐冲突，往往被猎奇和解构所遮蔽；或者是习惯了淡漠的目光，难以真切体察他人的痛苦。文学作为一种召唤，理应关注逐渐空洞化和机械化的生活本身，有能力以体验性深度唤醒麻木的现实感知。至于本质是什么，那个终极的意义魔咒，在后疫情时代，或许比虚无更加没有力量感，文学并不活在本质主义里，你或者我，也不是绝对主体。语言为沉默的事物赋形，并且把“本质之我”与其他事物以不断克服有限性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写作者在形象和生活之间建构桥梁，试图把自己的观念大写于其中，读者既不会观察桥梁结构，多半也不在意桥下的水流形态，他们只不过体验了通过桥梁的过程。之所以反复提及现实主义，无非是因为庞大的现实从来没有被我们战胜，我们当然也无处可逃。苏珊·桑塔格认为：风格，是谈论艺术作品的整体性的一种方式。现实主义与其说是一种风格，不如说是一种观念，是作家面对生活的态度。从观念层面进入艺术整体，可能涉嫌片面，但如果这种观念是建立在有效的审美判断力之上，那么所谓片面也就具有了某种真理性。
一、在不断失焦的生活里如何聚焦
在前互联网时代，作家可以为大众提供生活经验、世界观和审美导向；后人类社会，年轻人的思维方式、阅读兴趣和获取信息的能力都有了巨大变化，纸质文学出版和阅读必然会越来越小众化。如果说网络文学的主要功能是消遣，那么传统文学的价值显然还在于书写现实。有效的现实表达，首先建立在准确的现实认知基础上，个体认知水平相近，并不必然达成同一文化立场的共识。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世界，城市和乡村，社会管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全球政治生态、经济形态……很多东西在改变，有些有形，有些无形；有些生活层面的改变是自发的，也有些是源于意识形态和媒介的引导。智能化、智慧城市、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这些是时代主题；内卷、暴雷、心理疾病、社会暴力，这些是负面的日常生活流。官员、成功商人、知识分子、网红、农民工、游手好闲的小镇青年，各行各业，精英也好，“社畜”也罢，都在时代的滚筒里一起转动。作家选择自己熟悉的生活去书写，有着各自的诉求或兴趣，观察的视角不同，给出的时代影像也不同。对西方社会，对经济衰退、竞争加剧、阶层分化，对年轻人聚居的虚拟社区生态，赛博文化的未来走向，职业身份背后隐秘的各种族群，以及自我处境的认知、判断和理解，大都失之于概念化、情绪化和印象式，很难触及现实的深层问题，也难以缓解此在性焦虑。
现实主义写作的基本原则依然是真实。作家介入现实的形态和路径主要有：站在时代问题的发现者和改造社会的探索者立场，关注病态社会和人生；以隐喻和变形的方式深入生活背后，揭示荒诞现实的深层肌理；以微观切口透视内部真实，尤其是现代人的存在悖论；聚焦生活的正面光泽，没有折射和反射的装饰性现实临摹。现实始终矗立在写作者面前，携带着光和阴影，有温暖的人性慰藉，也有残酷的人间悲剧。选择不同路径，抵达现实的深广度自然不同。我们都明白艺术的当代性如何成为可能，虽然新世纪文学对现实生活内部肌理有所透视，但是理解他人和阐释生活的能力依然显得不足。在不断离散化的时代，并不是只有批判才有力量，作家首先要有建构能力，在不断失去焦点的生活中，找到自己聚焦的题材和重心。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情境和世俗化浪潮，激进的左翼，自由主义文化立场，散兵游勇的个人主义者，对权力和资本的态度各不相同，无论是人类文明的幻灭，还是多少怀有的浪漫的想象。
后疫情时代，重建理性认知和对人类文明的信赖同样重要。现实虽然广阔，但依然有边界，写作者对于动态现实的理解和表达面临更多考验。很多新的生活根系在人类社会之中蔓延伸展，即使观察不到，却始终是人与世界的纠葛与联结。封闭，隔绝，文化撕裂，写作者能够占据的精神根据地，越来越缺乏共识。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和众多西方哲学家关于疫情论战的焦点在于人类应该如何共同生活，新冠疫情显然已经超出了医学、政治和文化领域，成为全球所有人共同面对的生活事件。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趋向于萎缩已是必然，全球经济衰退，政治秩序重构，如何回到国际合作之中，而不是基于地缘政治放大裂痕，是疫情结束后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难题。文学，不仅应提供理性智慧的现实判断力，更要直面人类社会秩序和心智秩序的破碎与重建，让读者对人类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更深刻的理性认知，而不仅仅是在时代情绪之河中随波逐流。小说是对生活反复的审美包装，也是层层去除遮蔽的过程。比起碎屑般的日常，疫情带来的全球意识危机是潜在的，作家是世界的勘察者，写作是打破那些看上去美或者不美的事物之间的界限，去揭示其复杂性，尤其是这些事物与生命的关联。对时代作出有效阐释和判断，深刻体恤他人的困境，这其实是后疫情时代重建文学尊严的必由之路。
二、此在性与现实体验的多重可能
后疫情时代，写作者如何面对现实提出的各种挑战，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保持高度敏感和审慎思考，重新厘定自己的写作底线和道德原则，决定了文学能否提供此时此刻的共时性回应。诸多时代形象里有隐匿的对话，也有理想异乡，无论乡土叙事，还是城市叙事，时代新质是什么？个体的人，群体的人，处在深度焦虑中的不自由，反复放大的财富和娱乐效应，社会生活的表演性，盛宴的虚像，技术的僭越，无法自然过渡衔接的代际隔膜，等等，构成了我们面前的文学现场和生活现场。对现实的关注有两个层面：宏观的是对时代的敏锐洞察，微观的是对日常生活的鲜活感受，立足点都是人。这里面涉及到把握时代的两个有效维度，即在场的时间感和具象的空间感。时间感的获得是具体生存的历史感，时间作为一种容器，承载了包含民族、文明和世界性的时代，以及从属于那个时代的纷繁的日常生活。重提写作的现实立场，摆脱教条和惯性，老老实实观察、思考和正视问题，这是文学此在性的基础。从艺术层面来讲，后现代主义可以成为某种审美的引领；而在思想层面，恐怕很难产生同样的多米诺效应。首先，作家的精神世界里包含着继承性和革命性，把生活放进后现代装置里，博尔赫斯或者昆德拉的幻觉、梦境和性，不乏观念的超验性和体验的立体化，这些不是问题的根本，根本在于思想意识构成中人与他人的不断疏离和自我逃避。其次，疫情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强化了更深层的精神危机。认知的界限模糊和自我遮蔽，隐含着新的现实困境，文化贬值和道德弱化带来的负效应并不能被审美强化填补或取代。疫情表面上形成了基于某种原始共同体的精神氛围，获得情感和意志的同一性，在互联网空间表现尤为突出，但是在人类社会深层秩序上形成的破坏力还是巨大而深远的。
疫情带来了更广泛的线上交流。感知的虚拟化和模式化，决定了重建体验共同体面临立场取舍和价值两难。生活可能看上去依然很美好，但是写作者要能够解释或者揭示交织着死亡、苦难和罪恶，交织着空虚、冷漠和病态的那部分。无论网络和技术多么发达，仍旧是外部的反映，内在于生活和时代的意义匮乏，不仅来源于对时代的言说能力的欠缺，同样来源于过度阐释的焦虑掺杂在一起。生活本身是开放的，写作者要真正理解自己的话语权力和身份可能，这关系到写作的公共伦理。新世纪以来，反现实主义的穿越、玄幻、盗墓、修仙等文学和影视剧，为公众塑造了很多奇幻景观，这是一种潜在的瓦解和置换。没有超越时间、空间和文化的纯粹思想，也不存在非物质性的主体存在。疫情强化了秩序，在习惯了各种扫码、刷脸、测温和检测之后，人把自身设置于对象化情境之中，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共同体，而是共同体验，是共同体验成为某种稳固的纽带。把如此光怪陆离的时代写得无动于衷无关痛痒，不仅是对自我身份的悬置，也为怀疑主义提供了更多理由。面对疫情改变的人类世界，破碎的家庭，普遍的恐慌猜疑，异化的精神视野，隐形的心灵创伤……文学经由批判反思而获得自身的存在意义。另外，后疫情时代，从被剥夺的丰富体验中拯救日渐疲惫僵化的心灵，从不断疏离的世界中重建体验共同体，正在构成新的历史。
避免伪生活感泛滥，包含对日常生活的直见，单个人的命运叠加出人类的处境，疫情蔓延带来了深层压抑，在时代情绪中丧失自我，或是在时代间离中重塑自我，是主体认同或对抗物化的过程。线上生活、云社交、虚拟关系、宠物替代，从交流方式到自我陪伴，距离他人的世界越近，越是无法真实感知他人的存在。人类最终获救，不是凭借技术扮演了上帝，而是找到真正通往正当社会的精神生活之路和精神自由之路。对于作家来说，经验的积累在物质层面比较容易获得，而在超越现实的更高的精神层面则往往有心无力。写作者习惯了用寓言来演绎现实，给人类贴上各种符号标签，这种抽象出来的生活和人性，往往并不具有真正的能指和所指。“吃瓜群众”习惯了娱乐至死或解构一切，无非是对生活困境的逃避和对世俗世界的沉湎。怀疑于生活而言意味着否定和重建可能，颠覆关于世界和生活的既有认知，分裂为虚无主义、颓废主义和理想主义三维。不断撕裂的东西方社会，上层社会和底层人生，感性文化和技术专制，这一切对人类社会正在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改变的路径是什么？禁锢人类的除了物质，还有自身，年轻一代拥有更开放的一面，也有更封闭的一面，世界并不因为交流而变得完整，也不因为封闭而朝向敞开。存在不是一种观念，而是现实。在哲学层面，未来人类社会注定要被重新定义；而写作，只有回到纯粹的体验领域和对生命的深度思考层面，才能拥有现实在场的力量。
三、同在性与个人经验世界
主义小说提供即时镜像，这里面既包含社会心理定式下模糊的群体面孔，也并不排斥典型境遇和独特个人。面对时代边缘人，即使对现实并没有敌意，一些写作者还是把笔墨聚焦于时代断层，以及随之而来的分裂感。这种心灵危机对应的是启蒙余韵，在更开阔的现实主义视野里，提供了写作的思想高度。后现代主义强化空间叙事，解除了时间叙事内在的局限性，情节空间、心理空间和话语空间并置，对形而上弃置和形而下焦虑的平面显示，对个人处境的纵深揭示，打破现实主义框架，不仅仅是解构，也有局部的建构，形成新的审美规则和微妙的时代潮流，具象化社会空间和生活场景中的精神隐喻，重建了生存碎片中的文化平衡。空间叙事是开放的，现实主义以国家、民族、社会和个人空间为背景，小到某个生活场景，个人经验、判断和想象力的生活世界；大到时代景观、社会氛围，血肉饱满的人间，家园和家国叙事，更关注生活场景呈现的社会性。后疫情时代，方舱医院，隔离点，封闭区，检测站，构成新的异质空间，如果我们不隐喻化这一切，而是返回现实主义观念，那我们就要正视人类自设的秩序牢笼和自我拯救的难题。疾病、贫困、暴力、资本和权力对个人生活的渗透，左右立场在互联网空间表现出来的话语撕裂，在时代很深的地方反复传出沉重的回声。写作者给时代标上了刻度，公共生活中充斥着象征性视觉符号，时尚和商品的诱惑，以及被动生存对公共秩序的依赖性，对于普通人来说，既具有泛娱乐化倾向，也隐含一定危险。极简主义，多重复调，心灵实验，纪录片，非虚构，无论选择何种方式为这个时代录音或者拍照，即使整体世界依然存在各种无法缝合的裂隙，这种在场记录都是有意义的。
写作之于现实，如在沉默的深渊里，一根接一根划亮火柴。时间的魅力在于火柴点燃的瞬间，而空间的魅力在于反复照亮，反复看到分裂的世界和自我。时间是生命记忆的存储，空间是历史记忆的载体。陈旧的现实里依然有崭新的艺术表达，突破某些边界进入到意识更深处，生活和观念得以拓展。现实生活并不因为全视角的观察而改变，现实本身是变动中的客体，但观察者的眼光和判断能力，反映出主体的存在位置和价值选择。如何去书写世俗人生：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结构认知，个人生命观，人与他人之间的伦理道德边界，新秩序的内在逻辑，都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如何去书写现实家园：旧传统在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乡土文明不断瓦解，从文化心理和世俗情感层面来看，家园感正面临解体；写作者对城市文化的理解流于表面，反乌托邦不仅表现为对于终极关怀和彼岸世界的消解，也表现为对某种技术权力和世俗秩序的主动服膺，无论哪一种，都偏离了现代性提供的方向。如何理解个人悲剧中的时代投影，如何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各种考验，文学提供了微弱而持久的回响。从很小的切口打开生活，是写作者进入深层社会问题的有效通道。城市空间更接近艺术装置，高楼大厦，大街小巷，机场，高铁站，CBD，酒吧茶馆，音乐厅，展览馆，这些公共建筑和人文景观外在于个体心灵，又容纳了具有普遍性的时代感。对于奥尼尔这样的作家来说，与神发生关联的写作，才是真正有意味的写作。后疫情时代，世俗化不断加深，现实生活不具有任何神性，写作者甚至不确定自己的写作是否抵达了真实的人性。博尔赫斯将诗表述为“透过文字艺术化的交错处理，表达美的事物”，无论哪种艺术形态，贴近人类命运，对抗荒诞现实，记录持久的痛苦，以及转瞬即逝的欢欣，既是时代体验与公共记忆，也是基于个人生活世界和精神状态的表达。
单个人也可以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世界，亲历者的生活记录和生命记忆，构成了现实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中的经历，后疫情时代的田野调查和非虚构写作，都可以作为个人历史档案和社会文化档案。这种个人生活记录不仅体现了现实主义审美倾向，也表现为一个时代的公共伦理。真正难以克服的问题是，文学从审美现场现身，却从思想领地不断后撤。客观现实的存在，不是以审美方式给出符合主观目的论的价值判断，从中得出文学现实性书写的合理依据，这里面主观参与的多元叙事往往附着在客观性上，为这一客观对象物融入情感因素；真正需要思想能力的现实书写反而被借用和移用。写作者在技术层面被AI追赶，在反思深度方面受到意识形态局限，科学和哲学反复强化祛魅的理性，生存在技术理性与肉身欲求之间互换，不断叠加的障碍感既来自于环境，更来自于自我。同时代性为现实主义提供了某种牢不可破的情感基础，但是审美政治化在不断瓦解这种同在性，并产生严重的错位和幻觉。自然、人和社会被认为是一个整体，人类社会进步和道德完善作为有机体指向形而上的纯粹性，虽然后人类社会形而上学的衰落不可避免，但对终极意义的信赖依然是文学可能坚守的信仰。邱华栋、李浩、房伟和徐晨亮在对话中谈到了现实主义，李浩认为我们欠缺现实主义的土壤，但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强劲，有充足的存在理由，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在时下难度更大，它的对手更多，甚至要和自己的源流对抗。这真是一语中的。
我们强调写作的此在性和在场感，这里面包含着历史感和共时性。后疫情时代，社会价值判断和生命观里加入了正反两种力量，在哲学意义上，几乎又回到了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怀疑论者看待异形现实的眼光更趋向于消极，而现代性依然残存理性的洞察力和方向感。写作者以不同方式记录和讲述各自的生活，阐释的有效性建立在生活和精神的可理解性之上。多年以后回看今天的文学，人类之疫不仅表现为生理病症和心理病态，还包括文化病象。小心的试探，曲折的冒犯，浮夸的抒情，易容过的生活，漏洞百出的人心，隐藏着怎样的命运深度，都是文学抵达现实的种种路径。而我们对写作的期待无非是：少一些媚骨，多一些血肉；少一些讨谁欢心，多一些为谁心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