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2021年第4期｜韩浩月：老县医院
一
老石板得有几百年历史了，大块的石头，被磨滑了棱角，所有从此经过的车与人，都得提前做好刹车动作，缓慢地通过。想起老县医院，脑海里第一浮现的就是这个慢镜头。
桥的下面，是一大汪水。不能叫河，不能叫湖，只能叫一大汪水。水是死水，没有来源，也没有去路，但由于面积不小，风从桥下钻来钻去的时候，水面仍有波澜。所谓死水微澜。
水不流动，反而为水葫芦等植物疯长提供了营养。水葫芦从桥的东南角开始长起，最旺盛的时候，可以覆盖大半个湖面，让郯城这个北方小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拥有了难得一见的，也是唯一的一小片南方景观。
黄昏的时候，有人站在桥上钓鱼，有人嗑瓜子，有人看着水面发呆，看着看着就跳了下去——每年至少有一个人跳河而死，救，救不上来，水太深，深处各种枝蔓，人坠入其中，就被抓住了，救人的人呼救不应，一个人死掉就会变成两个人死掉。看到这样的情形，嗑瓜子的人停止了嘴边的动作，钓鱼的人把钓上来的鱼又倒回水里，这鱼，不能吃，喂猫，也残忍。
我几乎不在桥面上停留。因为不敢注视这汪水，怕它把我吞噬。旺盛的水葫芦我也怕，迄今为止我不喜欢这种植物。初冬的时候，水葫芦干枯成了一堆堆生硬的“雕像”，夕阳照过来，有股诡异的美。在水面远处，据说有死掉的婴儿，会从医院里被丢弃出来，在那片水域底下，有他们冰冷的家。
二
十七八岁，是不是最贴近“青少年”这个称谓的年纪？刚刚摆脱少年的稚气，还没具备青年的那种英武气。看情况而定，需要是少年的时候，就缩一下脖子，把身高降低一点，装小孩；需要是青年的时候，就抬头挺胸，摆出一副大人的模样，假得很。
我第一次进县医院，就是这个年纪。不是一个人进的，一个人的话，无论如何我也不想进这个地方，内心里对医院有种惧怕感。我是陪健健去的，健健是我的好朋友，他喜欢上了医院的一个护士，时常在人家上班的时候，拉我陪他过去打扰人家（他一个人也不敢去），年轻的护士们在走廊里穿梭，白色的护士服干净得耀眼，她们永远笑嘻嘻的，不知忧愁，也不把我们这两个没病的人当回事。
我只记得医院的走廊和护士值班室，因为她们要么在走廊里，要么在值班室聊天，她们在值班室聊天的时候，健健就会走进去（我在门口等着），找她喜欢的那个护士，对人家说“去看电影吗”“去打台球吗”“去逛街吗”，有时候胆子野了，就说“谈恋爱吗，你看我怎么样？”健健喜欢的那个护士，用姐姐的口吻对他说“滚”！
具体说没说过“滚”这个字，我记不太清了，按道理是该说的，只是，因为用了姐姐的口吻，语气又包含着那种被男孩追的喜悦与无奈，所以非但不会形成威胁，反而成了一种鼓励。被“拒绝”之后，健健又笑嘻嘻地把刚才说过的话，再对下一个护士重复一遍。
我很羡慕健健，有时也想问一个看上去很漂亮的护士，“去看电影吗，翻墙进去不用买票的那种”，但开不了口，只是想想就觉得喉咙里像塞了一把芦苇毛。慢慢地，我就不陪健健去县医院了。他自己去。不知道后来约没约出来过他喜欢的人。我猜够呛。
三
我们县有过一所卫校，就是给医院培养护士的那种学校。卫校在县医院北边，距离不远，越过一片荒野，抄近路，就更近了。在那片荒野里，常常会看到未来的女护士，三五成群地结伴去县医院实习。明明都穿着白色的衣服，可在荒野里，却显得像五颜六色的花。
比起已经工作的护士，卫校的学生和我们年龄相仿，说话也不居高临下，健健走过去问他那三大问题的时候，她们停了下来，认真地思考，摇了摇头，说不行，我们得上课，看不了电影打不了球逛不了街。健健说，那我们去田野里烧烤总行吧，带上地瓜、花生，烤熟了，可香了。
女孩子们把脑袋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商量了半天，然后派一个代表过来，说，新年快要到了，那我们办一次联谊会吧，篝火晚会，只是你们两个人太少了，可以多带一些人来，对了，别忘了带地瓜和花生！
地瓜和花生好办，人也好办，健健通知了他的一些朋友，迅速组成了一个差不多十个人的联谊小分队，然后大家又分别去书店选了一张贺卡，写了新年祝语，准备送给各自心仪的女生……紧张而又兴奋的等待之后，约定的时间到了（大约是1990年12月31日下午四点吧），一路人浩浩荡荡冲到了卫校院墙南边的田野里。
事情的结果是这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绝望越来越深，天黑了，一个人也没来，天黑到连星星狡黠的眼神都看得一清二楚了，还是一个人没来，但除了沉默之外，没人伤心，没人难过，大家不约而同走向卫校围墙，在距离大约一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开始有人唱歌，“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让……”“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
健健后来说，有一天，他又遇到了那群女学生，有一个人小步快跑走过来，给他手里塞了一张贺卡。那张贺卡我没见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四
老县医院开始改造建新楼的时候，大约是1992年吧。在旧病房楼的后边，开始建新病房楼，我以一个建筑工人的身份，进驻了老县医院。
工地的老板，是我所在街道的邻居，他胖胖的，有着一双金鱼眼，看着面相和善，但也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他看了看我的身高，说了句，“每月工资80元，来吧。”
新楼房从无到有，要一点点地盖起。最早的时候，我在医院的工地切钢筋——就是把一盘以盘卷形式拉到工地的钢筋，用手捋直，放在切割机下面，切成半米一米不等的长度，用在不同的用途。
冬天寒风凛冽，手上的工作手套被钢筋磨烂了，筷子粗细的钢筋在掌心穿梭的时候，凉意不停袭来，那根钢筋似乎想要与已经不再温暖的手掌黏为一体。我和一个同龄的女孩，在重复着切割钢筋的工作，我负责把钢筋送到切割口下，她负责按下切割铡刀……某个加班的漫长的黑夜，我甚至想，我的一生，就要和这个女孩，永远这样不知疲倦地“切割”下去了。
切割钢筋的场所，恰好就在医院后边那一大汪水的边上，时而有带着湿气和寒意的空气，从水面卷上来，卷到脚边，顺着裤管钻进来，滑溜溜的，让人想战栗，又忍不住有点儿想笑。
偶尔抬起头来，会看见不远处的病房楼里灯火通明。只是看不见里面忙碌的身影。那些好看的护士姐姐们，此刻仍然来回穿梭不停地忙碌着。我再也没有陪健健去过那里。
或是看我干活认真，金鱼眼老板把我安排在了另外一个岗位，电焊。先是跟着电焊师傅学习，没用半个月就掌握了全部的电焊技巧，继而亲自上阵，用焊枪夹着一根根电焊条，让一层层楼的“钢筋铁骨”在我手下拔节而起。后来每每经过那座石板桥，看到老县医院后边的新病房楼，无论身边是谁，都会用吹牛的口吻告诉他，“看见没有，那座新楼，是我用电焊条一根根焊起来的。”
五
1999年12月，我24岁生日就要到来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孩子在老县医院出生。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在等待了一夜之后，我听见产房里传来一声嘹亮的啼哭。在确认是自己的孩子降生了之后，我冲向医院走廊的尽头，那边阳光正旺，暖意洋洋，我在亮得晃眼的光线下，用新买的手机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发短信，告诉他们我成了一个父亲。
三个月后，我带刚满百天的儿子，离开了县城。经过老县医院的时候，深深地看了它一眼。生命的降生与离去，在这里。我的青春的发现与告别，也在这里。
中年之后，有几次做梦，梦见了老县医院，梦见我站在空空的走廊里，没了护士窈窕的身影，也听不到哭声，梦境如墙壁一样洁白。
可我还是愿意，更久地沉浸于那洁白里。
韩浩月，作家，文化评论人，影评人。出版有“故乡三部曲”《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等。有评论集《座无虚席》《万物皆有光》等个人著作20余种问世。白玉兰奖、华鼎奖等影视奖项选片人、评委。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获得者。文化公号“六根”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