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冯骥才，男，当代著名作家。曾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等职，现任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国务院参事，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新时期文学初曾以《雕花烟斗》《啊！》《神鞭》《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小说蜚声文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冯先生自由徜徉在文学、绘画、书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诸多领域，且皆有建树。近年来文思泉涌，新作不断，颇引文坛注目。

一

我的遭遇缘自一次在海外不幸的车祸。那天，从早晨一上车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不祥说不清道不明，反正心里边扑扑腾腾，总好像要出点事。事后，叫我最后悔的是通过一位巴黎当地的华人，请来一个导游兼司机小宋先生。据说他曾在非洲一国的领馆做过二等秘书，精通法语，是位跑遍法兰西的“法国通”，可是那天一上路我就觉得不对，他竟然连公路上的路牌都看不明白。那些年还没有GPS，他看地图的架势有点像看天书。不过，我这次车祸谁也不怪，完全是我自己找的。我在巴黎开过了会，还有几天时间没什么事儿，忽然想用两天时间往巴黎的西边跑一跑，我最想去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位于诺曼底勒阿弗尔吉维尼的莫奈故居；另一个更远一点，是世界遗产圣米歇尔山。我在一张图片上看过这个圣米歇尔山，一个从海中耸起的小山峰，上边全是古老的建筑；峰顶是一座尖顶教堂，简直就是神话中的景象！我非要去看看不可！然而，由于这个冒牌的法国通几次迷路，我们的车在田野和丘陵中来来回回兜了许多圈子，到了吉维尼，莫奈故居已经关门，只有扒着门缝才看到在莫奈画中常常出现的那座轻盈的彩虹一般的日本桥了。小宋安慰我说，从圣米歇尔山回来途经这里时，还可以再来看。于是我们在村子里找到一家土耳其饭店，吃一顿欧式的“肉夹馍”，然后接着赶路，可这时天已经黑了。小宋似乎根本没有去过诺曼底这边。他总走错道，错了就得绕回来重走，我的心开始发毛，他的心几乎乱了。我说：“是否找个旅店住下来，走夜路不安全。”

就在我说这句话时，他忽然说：“不对，我又走过了，应该拐出去。”他说这话时，声音有些慌乱。

我坐在小宋旁边副驾驶的位置。我发现，车子右边有一个出口。车子开得正快，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出口。小宋担心错过这个出口，猛地向右一拐。这种行车在高速路上是绝对违规的，没等我制止，只觉得身后边一个巨大的黑影疾飞而至，跟着一片炸开似的刺目的光亮和一声毁灭性的巨响，我感觉我像飞了出去——不知是我从车子里飞了出去，还是我的灵魂从我的躯体中飞了出去，同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清醒过来时，身体已经被固定在一张床上躺着。我的意识有点奇怪。一方面我很清醒，听得清周围的一切声音，看得清周围各种医疗器具，还有几位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外国医生与护士。我还知道自己因为车祸受伤躺在这里。我对车祸时死神降临那可怕的一瞬极其强烈。可是另一方面我的所知却好像微乎其微，无论我去想什么，脑袋里都像是空的，想不起任何一个与自己有关的人来，也想不起任何事情来。比如车祸，我对车祸的感觉记得虽然极其清晰，但因何车祸，就一点儿也不知道了。我好像不会想了，难道我失去了记忆？

一个蓝眼睛、中年、男性的医生走到我的病床前，问我是谁，叫什么？他用的是英语。我本能地用中国话回答他：

“我想不起来了。”

他表情为难，听不懂我的话，转而用英语问我：

“你会说英语吗？”

我竟然用英语回答他：“是的，我会。”我使用的英语还很熟练。

蓝眼睛的医生笑了，他说：

“好。我是你的医生拉方丹。请问你的姓名？”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回答是：“我叫杰森。”我用英语回答。可是我为什么说自己叫“杰森”？我曾经有过这个英文名字吗？谁给我起的这个名字，我完全没有记忆。

比这个还构成麻烦的是，当我用英语告诉拉方丹我是中国人时，他很惊异。他接着问我一串问题，比如我的姓名，我是中国什么地方人，我的手机号或邮箱地址，我认识的人，我到法国干什么来的，我认识哪些法国人——哪怕一位也行，我都一无所知。拉方丹找来一位中国面孔的人与我交谈，我们之间除去语言上毫不费力，但我什么信息也不能给他。我像一位外星来客。

经过许多努力，拉方丹告诉我必须面对一个可怕的现实。我是在法国西部高速公路上一次惨烈的车祸的受害者。我幸免于死，肢体健全，但面部已毁，必须接受整容。但警方在现场找不到我任何的身份证明。我自己精神虽属健全，但头部在撞击中出现了失忆，而且我的失忆很彻底，一片空白。现在很难说能否恢复。

他还说我同车的伙伴在车祸中被撞得血肉模糊，警方也找不到他的身份证明，而我们所坐的汽车的车牌竟是假的。拉方丹说：“我们找不到你任何朋友与家人，我们只能认定你是‘杰森’，鉴于你受伤的严重，我们必须给你马上动手术，同时给你整容。如果你同意，你的手腕骨折，无法签字，我们需要你用录音来认可。”他说，“你只要说‘我同意对我进行外科手术和整容，我叫杰森’就可以了。”

我同意了，用英语把他要我说的话说一遍，最后说：

“我叫杰森。”

此后，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的事。只知道自己在麻醉剂里昏昏沉沉睡了很长时间，这时间没法说清，醒来后面部和手腕依然密密实实缠着绷带，身体不准翻动。拉方丹每天都来看我，探问我的感受，我身上每一种痛苦与不适的消失，都换来他的一种很熨帖的微笑。他还领来一位鼻子尖尖、瘦瘦，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医生看我。他说他叫马克，是我的整容医生，他跷着大拇指说：“马克是我们医院最出色的整容师。”于是，我开始对我的面孔有了期待。我最关心的不是我被整得是否漂亮，关键是否像我。可是我的记忆现在仍是一片空白，我凭什么断定马克是否“重现”了我？

过了一些天，揭晓的日子终于来到，拉方丹、马克，还有这些天护理我的医生护士围着我，眼瞧着马克像魔术师那样带点神秘感地揭开蒙在我脸上最后一层纱布，跟着引起一片惊呼、欢喜和掌声。他们向马克祝贺，也向我祝贺。一位护士拿着镜子竖在我的面前，我朝镜子里一看，天啊，我感到从此我和原先的自己告别了。虽然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本来的模样，但镜子里是一张纯粹的地道的外国人的脸。隆起的眉骨下一双深陷而略带忧郁的眼睛，高高鼻子下厚厚的嘴唇。一位年轻的护士说我很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是呵，我的整容师是法国人，他想象出来的脸一定是法国人的脸。如果你叫一个法国画家随便画一个人物，他画的人物一定是法国模样，决不会是中国人的模样——这是必然的！我完蛋了。

当我抬起头来时，我发现马克、拉方丹等满屋子的人，都望着我，等待着我的感受。不知为什么，我竟然非常肯定地说道：

“我是杰森。”

于是，快乐充满了大家的心。

二

我说我是杰森，那么杰森是谁？我不知道。无论我怎么想，对杰森这个名字由何而来，都毫无印象。“杰森”这两个字，在我记忆的荒地上只是一个不知由来的碎片。它是不是我上学学习英语时给自己起的名字，或者我曾经是一个混血儿，原本就有这个英文名字，不然我的英语怎么说得这么好。真正的语言属于一种“本能”，不属于记忆。正因为我的中国话更是这样一种本能，所以我确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可是——仅此而已，现在我连自己的中国名字都不记得了！否则，我会顺着这名字倒回我的记忆链。

失忆意味着什么？现在我才知道，一个人只有自己的经历才是自己的，因为你经历中的一切都真切地保存在你的记忆里，不会保存在别人的记忆里。如果失去了这个记忆，你还有什么？只剩下一个肉体，一个躯壳，一个没有内容的生命。虽然记忆不是实在的东西，一旦你失去了它，生命就变成空的！

我现在就是空的。我失去的决不仅仅是自己过去的一切，更失去了一切活着的意义、目标、欲望。这比死亡还可怕。死亡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结束，失忆是一种活着的死亡。我几次感觉把握不住自己了，我要疯，要发狂，我想跳楼。

我之所以能活下来，完全由于巴黎一个纯民间的人道主义救援组织的帮助。这组织中有三位天使：一位名叫赛琳娜的妇女和两个中年男子——毛磊与雨果。他们都是有工作的人。赛琳娜是在政府机构工作的职员，毛磊是一家四星级旅店的清洁工，雨果是一位西装裁缝。他们对我做的事纯属公益。他们对我的遭遇非常同情。他们对我的帮助既有物质上的，更有心理上的。应该说，我一度难以摆脱的失忆之痛把他们扰得终日不得安生，但他们个个都是我的最具耐性的心理医生。可是，谁会对别人的精神和心理这么当回事？他们天天与我聊天，一直聊得我眉头舒展才放下心来。我被他们的人道救援组织安排住在拉丁区一座古老的教堂后边一间狭小的平房里居住。天天至少会有一个人来陪我。帮助我料理生活，并与我一同在我受损的大脑的缝隙里寻找残存的记忆。一天黄昏我和他们在塞纳河边散步，我忽然说：“好像在我的家乡也有这样一条从城中穿过的河。我好像有一点感觉了。我的城市很大。”这是一年多来，我第一次有了“记忆归来”的感觉。这一瞬间，我的感觉很神奇。

他们三人一下子把我拥抱起来。赛琳娜还感动得哭了。好像这是她自己的事情。

虽然，这个感觉只是在恍惚之间，瞬息冒出来，又瞬息消失，却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心。我第一次抓到了自己的救命稻草。

我这三位朋友认为最好的找回记忆的办法，是我回到中国去，回到自己的城市里。只有在自己曾经生活的环境里，才会碰到各种朝夕相处过的生活细节，甚至碰上熟人与朋友，从而唤回我失却的昨天。他们三人都没去过中国，便扎在图书馆里翻了许多地图。经过再三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两个城市——上海和天津最可能是我的家乡。虽然中国的大城市多缘于一条河，可是看上去更接近“穿城而过”的巴黎塞纳河的，还是上海的黄浦江或天津的海河。可是我若去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护照，我的护照可能毁于那场车祸。怎么去办？办理护照需要各种身份资料，我都没有。我只是由于遭遇一次惨烈的灾难、失去记忆而滞留在异国他乡的一个可怜人。

我的几位朋友费了很大劲，千方百计给我弄来一本护照。当然，其中的奥妙我不能说。

当护照拿到手里时，我翻开一看，既欣喜，也悲哀。上边的照片分明不是我，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人，但这正是我现在的模样。护照上的姓名——杰森倒是与照片十分般配。杰森就应该是这张面孔。何况护照的首页还写着我的出生地是卢昂，出生日期是1966年8月8日。我感觉这个日子像是一个不祥的日子，只是一时想不起来这一天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了。

我和我的三位朋友在太子街一家小饭店里密谋了我即将出行的计划。我将以一个名叫杰森的法国人去往中国旅行。主要目标是两个城市：上海和天津。每个城市一周，全部行程为期半个月。上海入境，天津出境。真正的目的是找到我的家乡，找回我的记忆，最后找到我自己。我的三位法国朋友通过他们的人道救援组织给我提供一些经费，并上网订好来回的机票和我将要去往的那两个中国城市的旅店。他们各自从家里拿来一些衣物，给我凑足一个旅行者必备的行装。他们很细心很尽力，连遇到感冒流行时必用的口罩都给我准备好了。雨果把他一直没舍得使用的新款的阿迪达斯的双肩包也送给我了。在戴高乐机场与他们分手时，赛琳娜对我说：“无论你找到还是找不到过去，你和我们都共同拥有未来。”这话叫我原本不安的心一下子踏实下来，我的眼睛也潮湿了。

我一坐上飞机就变得十分敏感，我好像打开身上所有神经的开关，留心各种意外触动自己记忆的各种可能的迹象。于是，我发现我对飞机没有陌生感，我以前肯定经常坐飞机，登机、下机、进关等等，因此这一切我全都轻车熟路。只是在排队过安检时，一位机场的值班人员过来对我用英语说：“先生，请您到‘外国人通道’那边排队接受安检入境。”他很客气。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不是中国人，是“外国人”。我谢谢他，去到那边排队安检。在过安检时，一位值班的年轻的女工作人员用流畅的英语问我是否第一次来上海。我说：“是。”并说，“我是杰森。”她笑一下，说：“上海欢迎你，杰森先生！”跟着“叭”地在我护照上盖图章，我就这样轻易地“回国”了。原先我一直担心这本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护照会给我找麻烦。如果有了麻烦，我会一切都无法说清楚，而且谁都无法说清楚。我会在整个地球上都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一个麻烦。

我出了机场立刻找一辆出租车去旅店，我发现我做这些事时竟然也十分熟练。后来一位医生对我说，人失忆的症状千奇百怪，有时只是失去某一部分记忆，其他记忆却完整地保存着。这位医生说，他见过一位头部受到撞击的女病人，伤好了之后，留下的后遗症是失忆症，但奇怪的是她失去的只是对“文字”的记忆，竟然再也看不懂任何报纸、书籍和一切东西上的文字。现在看来，我的失忆也是一部分。我对语言、文字、生活技能和行为方式的记忆都没问题。我失忆的只是对“我”的记忆——当然，这是最要命的记忆。你不知道自己，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这样，你天天活着将从哪里开始？去向哪里？

开出租车的司机是一个瘦子，他很爱说话，但他的英语很差劲，愈说我愈听不明白，我便用汉语说：“你跟我说汉语没问题，我能听懂。”

这瘦司机听了大叫起来：“呀呀，你的中国话说得这么棒！如果我不看你的模样，只用耳朵听你说话。你就是我们中国人嘛！你在哪儿学的中国话？”他一兴奋，汉语里边便开始冒出一些叽叽咕咕的上海地方话，我听不懂上海话。他却一直不停地说、不停地向我发问、不停地叫我回答。这叫我很难堪，幸好旅店并不远，车子一停，我几乎是从出租车里逃进旅店的。

……

全文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