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说

“我”和汤寓生，两个在婚恋问题上屡屡受挫的单身大学老师，共同遇到了可能的对象顾小姐。两人与顾小姐展开了一场能够“创造一点儿快乐”的交往。不过，知识分子的精明与矫情让这场虚虚实实的交集很快没有了结果，大学校园中的教授们怎样才能走出自己的情感怪圈呢？

与顾小姐的一次午餐

文/阿袁

一开始汤寓生和我聊的是一个英国短篇小说，《彼得·卡恩的第三个妻子》，“这小说挺好看的。”汤寓生说。“是吗？讲什么的呢？”我问。“一个叫克莱尔的女店员，爱上了一个男顾客的故事。”“听起来似乎挺俗套的。”“可詹姆斯写得不俗套。”“怎么个不俗套法？”“我给你读几句里面人物的对话如何？”“好哇。”汤寓生于是开始读了，“‘你和他风流过吗？’‘和他风流过。’‘什么时候？我们婚前还是婚后？’‘婚前也有过，婚后也有过。’你听听这对话，怎么样？”汤寓生每次推荐某本书的时候，都喜欢给我读上几句或一段。他的声音在电话里略略有点沙哑，听起来有一种温存的意味。我们俩其实住在一个小区，他住小区的西北角，我住小区的东南角，中间也就隔了几栋楼，以及一个类似小区广场的地方。说类似广场，是因为它太小，名之为广场有点儿夸张了，但它在小区确实担任了广场功能的，白天一群保姆推了婴儿车坐那儿聊天，晚上一群退休女教授在那儿跳广场舞。关于女教授竟然也爱跳广场舞这个问题汤寓生和我也探讨过，为什么女人——已经到了教授层次的女人，退休后还会去跳广场舞呢？如果只是为了锻炼身体，她们完全可以选择其他运动方式，比如散步，比如做瑜伽，比如在自家院子里或阳台上做体操。哲学系的孟教授就喜欢在阳台上做体操，和他的猫一起。他在这边一板一眼做着操，那只丑了吧唧的黑猫在那边若有所思地半瞅不瞅的，有意思得很。那些运动怎么说也比广场舞来得阳春白雪。当然，女教授们的广场舞和社会妇女的广场舞说起来还是有区别的，首先她们用的歌曲不同，社会妇女用的歌曲通常是《小苹果》《最炫民族风》什么的，很通俗很喧嚣的；而女教授们用的歌曲是《水调歌头》《独上西楼》之类，很舒缓很诗意的。而且，她们会把音乐的分贝调得很低，低到完全不扰民的程度。她们就在这种很舒缓很诗意的音乐声中，安静地跳着广场舞。隔远一点看，就像看哑剧。挺诡异的吧？汤寓生蹙眉问我，又不是跳芭蕾舞，用得着这么悠扬抒情吗？广场舞就应该有广场舞的样子，但她们把广场舞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这就不对了。有文化的女人，怎么说呢？还是不老实。汤寓生说。汤寓生对有文化的女人有偏见，只要一谈论起来，就忍不住批评。其实，在同事的印象中，汤寓生是一个不苟言笑的男人，只有我知道汤寓生私底下其实挺苟言笑的，没事就爱和我八卦系里的同事。虽然他会把自己的八卦，升华成《世说新语》“品藻”篇那样的东西——这和女教授把广场舞升华成芭蕾舞异曲同工，都属于“不老实”的行为。但我只是这么腹诽一下他，不会诽出口。这也是汤寓生喜欢找我说话的原因之一，我厚道，至少表面厚道。当然，我们俩总厮混在一起，还有诸多其他原因，比如我们都单身，“是中文系的凤毛麟角”，资料室的姚老太太这么说我们。这是在损我们呢，我们听得懂，但我们笑笑，不和她计较。“和一个资料员计较，有什么意思？”汤寓生嗤之以鼻。汤寓生这个人，傲慢着呢，一般人都入不了他的法眼。但我不和姚老太太计较倒不是因为她是资料员，而是知道她对我们两个其实没有恶意。她之所以阴阳怪气地讽刺我们是“中文系的凤毛麟角”，不过是在表达她对我们的失望和不满。她热心地帮我们俩都介绍过不少对象呢，每一回都希望我们能“终成眷属”，却一回也没成。不是那些女的没看上我们，就是我们没看上那些女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们没看上人家。“为什么？”姚老太太迷惑不解，“那么漂亮，单位也不错，为什么？”我们又笑笑，不和姚老太太解释。但我和汤寓生还是会讨论此事的。“姚老太太的审美绝对有问题。”汤寓生说。我也同意。姚老太太所说的漂亮女人，在我们这儿，大多数也就是尚可而已，有的甚至连尚可都没有。而且，两个男女要终成眷属，哪里是“那么漂亮，单位也不错”就可以的？那可是个复杂的高级的系统工程。而系统工程姚老太太就不懂了。“她连伍迪·艾伦的电影都没看过！”“她连昆德拉是谁都不知道！”这些都是汤寓生对系统工程的要求。汤寓生很看重夫妇间共同语言之类的东西。“不然，以后漫长的婚姻生活里，我们谈什么呢？”汤寓生说。对此我倒不以为然。就算对方是个看过伍迪·艾伦电影且知道昆德拉是谁的女人，又怎么样呢？难道两人后来还会谈它们？不会的。夫妇生活到后来都不怎么说话的。我是过来人，对此有经验。我和前妻朱小萸就这样。我是朱小萸的师兄，朱小萸是我的师妹，两人都是学比较文学的，按说最有共同语言了。一开始也确实如此，但结婚几年后，我们两个的语言生活就变成冬季北方的梧桐树了，光秃秃的，只有枝丫没有树叶了。除了绝对必要的交流，我们什么多余的话都不愿和对方说了。而在开始时，什么不是话题呢？就连导师牙缝间的韭菜，我们也能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地谈上半天呢。但后来我们别说导师牙缝间的韭菜，就连福克纳都不谈了，要知道，当初我们可是因为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而发现对方是彼此的“灵魂伴侣”的。所以，对共同语言这东西，我是颇持怀疑态度的。“那你认为这个系统工程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汤寓生问我。我也说不上来。“一种感觉吧，或者说状态，让人身心舒泰的状态。好比一间房间，有的房间让人一进去就身心舒泰，有的房间让人一进去就紧张压抑。”“哦，我懂了。你在说密西西比。”汤寓生嘿嘿嘿地笑了起来，隔了电话，我也能看见他一脸的狎媟。我们的对话总这样的，说着说着就会绕到密西西比那儿去。密西西比是我们的暗语，出自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里面一个叫多洛蕾丝的墨西哥女孩喜欢用数“一个密西西比，两个密西西比……”来计算做爱时间的长度。很奇葩的女孩。南美那种地方，就是会生产出这种奇葩女孩的吧——就像会生产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一样，会生产薮犬和卷柏一样。密西西比于是成了我和汤寓生之间经常开玩笑的黑话。没办法，两个学院单身男人，日常生活中没有——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而是基本没有——密西西比这一项快乐了，所以我们就只能在语言里过过密西西比的快乐时光。但我说“好比一间房间”时完全没有隐喻这个的意思，这是汤寓生自己下流地“思有邪”了。我以为，密西西比这种东西，和夫妇共同语言还是一回事，到最后都会不了了之的，至少我的经验如此。我和朱小萸到后来对它也意兴阑珊起来，让我始料未及惊慌失措。我还以为它会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永远周而复始地照耀我和朱小萸的婚姻生活呢。然而我错了，它不可能是太阳，因为没法保持太阳那样的炙热和高温。我们之间既没有出现第三者，也没有出现经济破产之类的不可抗力的天灾人祸，但过着过着，就意兴阑珊了，就没有感觉了。两人在一起既不想谈福克纳了，也不想——至少没有那么强烈地想——过密西西比生活了。没办法，只能分开过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我本可以忍受黑暗。”朱小萸说。在这种事上引用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有点儿黑色幽默了，我觉得。但我自己的感受其实也差不多。离婚后我们偶尔还是会见上一面，都是朱小萸找我。“师兄，要不要一起吃个饭？”朱小萸又开始叫我师兄了。也是奇怪，朱小萸一叫师兄我就又找到一点点以前的感觉了。于是“一起吃个饭”就不止一起吃个饭了，有时会发展为密西西比的快乐。不，说密西西比的快乐或许不太准确，应该说会发展为阿奎那的“阴沉的乐趣”——我和朱小萸后来过性生活时很少说话的，有点儿像一张饭桌上“各吃各的”意思。但我们都没想过复婚。我不想。朱小萸似乎也不想。离婚后她一直“马不停蹄地找”结婚对象——有时她说自己“马不停蹄地找”，有时又说“筚路蓝缕地找”，这是夸张了，但朱小萸喜欢用夸张的方式来自嘲自黑。我对此倒是有几分欣赏的。不过，离婚女人找好男人确实不容易，远没有离婚男人行情好，这也是真的。朱小萸也喜欢和我吐槽她后来见面的那些男人，说某个男人如何如何小气，某个男人又如何如何猥琐，有时还会语焉不详地谈几句他们的性事。我从不打断她。我知道这有点儿低级趣味了，而且也不道德，但孔子不是也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所以我用不着对自己那么严格。人生乐趣不多，尤其是中年人生，所以管它是低级趣味还是高级趣味呢，有趣味就行。这也是我和汤寓生的共识，或者说秘密。在中文系女同事眼里，我们两个应该都是焉了吧唧的无聊乏味的男人，但其实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创造乐趣的方式。比如那天汤寓生给我读《彼得·卡恩的第三个妻子》里的那段对话，就是我们创造的乐趣之一。每回汤寓生看到类似的小说都会给我读上一段。读完之后，我们还要正经或不那么正经地讨论一番，有时是用密西西比那套话语体系讨论，有时是用学术那套话语体系讨论。不论哪套话语体系，我们都可以讨论很长时间，甚至上厕所也不舍得放电话，我能清晰地听到电话那头汤寓生小便的潺潺声和抽水马桶的哗哗声。其实我们用不着这样。我们完全可以见面酣畅地聊。他到我家，我到他家，或者哪家也不用到，就各自下楼在小区找张长椅坐下——我们小区有的是那样的长椅，灰白色条形防腐木座位，弯曲的花枝状铁艺扶手，放置在扶疏花木之间。坐那儿聊天应该是很赏心悦目的。但我们很少这样。比起见面，我们似乎更喜欢用电话聊天。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四体不勤，连下个楼都嫌麻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有点儿习惯和依赖电话了。电话可以像屏风一样，起到掩体的作用，毕竟两个男人面对面读小说这种事情还是让人有点不好意思。可两个男人经常像家庭主妇那样煲电话粥，想想也是件可笑的事情。但我们不管可笑不可笑，我们就爱用电话聊天。

那天的聊天也不知是怎么从《彼得·卡恩的第三个妻子》转到顾小姐那儿的。其实中间我们还聊了几句哲学系的鲍丽丽，鲍丽丽是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也是人文学院的老单身了。姚老太太之前打过汤寓生的主意，但被汤寓生婉拒了。“你知道鲍丽丽哪儿没长好吗？”之后汤寓生问我。我不知道，我这方面没有汤寓生在行。汤寓生是搞评论的，他有专业眼光，一部文学作品哪儿妙笔生花，哪儿是败笔——尤其是败笔，他一眼就能把它瞅出来，我不行。比如鲍丽丽，我虽然也觉得她有点不对头，但具体哪儿不对头，我就看不出来了。“哪儿没长好？”我虚心请教汤寓生。“她屁股不对称，左臀的半径看起来比右臀的半径要小上几厘米。”怪不得鲍丽丽经常穿裙子，原来是因为左臀右臀的半径不一般大。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鲍丽丽，如果知道我们在背后谈论她左臀右臀的半径问题不知会作如何反应，说不定会写一篇有哲学高度的檄文讨伐我们呢，她可不是个好惹的，被学生誉为“战斗系女哲学家呢”。好在她不可能知道。我和汤寓生的这些议论，完全是封闭式的，只限于他和我这个小范畴。其实不仅是鲍丽丽，学院的不少女老师被我们如此这般形而下地谈论过呢。我们总是在谈论某文学作品的时候，突然由此及彼谈论起身边的某女老师来，用的还多是钱钟书式的讽喻体。“你发没发现？某某某开会时总去摆弄她胸前戴的那朵玉兰花。”“为什么？难道那是一朵奥黛特胸前的卡特来兰？”我一本正经地问汤寓生。“那谁是斯万呢？”汤寓生又一本正经地问我。这种谈话总是让我们忍俊不禁乐不可支。学术生活是沉闷枯燥的，我们要在这沉闷枯燥中给自己创造出一点儿快乐。

顾小姐就是我们时不时拿来创造“一点儿快乐”的对象。那天我们是如何由此及彼到顾小姐那儿的记不清了。顾小姐又和她男朋友分手了，我记得汤寓生这么开头的。这不奇怪，顾小姐总是分手，而她一分手汤寓生就会在第一时间知道了。她多大年纪了？有三十五六了吧？应该是三十六，好像她比我小四岁，比汤寓生小六岁。姚老太太一开始是把顾小姐介绍给汤寓生的，姚老太太总这样，一有她认为条件更好的女人首先考虑的是汤寓生，其次才是我。她虽然嘴里把我们俩并列称为“凤毛麟角”，但两个“凤毛麟角”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汤寓生是“凤毛麟角第一”，我是“凤毛麟角第二”。我倒也不争风吃醋。汤寓生条件确实比我好，长相比我好，学问比我好，更主要的，历史比我清白——所谓历史清白，也就是汤寓生没有婚史。“人家可是个花枝招展的美人。”姚老太太这么介绍顾小姐。姚老太太的介绍通常都不太可信，总是过誉了——这也是她经常失败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倒是所言不虚。顾小姐的样子，确实称得上花枝招展，身段花枝招展，打扮也花枝招展。坐在汤寓生的对面，一下子就把他惊艳到了。“怎么说呢？差不多可以用《硕人》里的两句诗来形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汤寓生在电话里兴奋地说。这是汤寓生的习惯，每回相亲回来，都要给我打电话说一说的。看上了的要说，没看上的也要说。不过，没看上的一般三言两语就打发了。“乏善可陈。”多数时候他都是这么笼统地说上一句。但那天见了顾小姐回来，汤寓生讲个不停，这期间我在电话里已经听了两回他小便的潺潺声和冲马桶的哗哗声了，可他还舍不得搁电话，我只得打着哈欠说，“我明天早上一二节有课呢，要不咱们回头再聊？”他这才哦一声，意犹未尽地挂了电话。

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的聊天基本就围绕顾小姐了，仍然是由此及彼地围绕。我们谈到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写的茴香酒，汤寓生就说顾小姐喜欢喝什么什么酒；我们谈到《刺猬的优雅》里那个又老又丑的女门房竟然会读胡塞尔的现象学，汤寓生又说顾小姐喜欢读什么什么书；我们哪怕只是谈小区老孟养的那只黑猫，汤寓生也会说起顾小姐也养了一只猫，那只猫如何如何。而且，这一回汤寓生用的可不是钱钟书的讽喻体，而是冰心的赞美体——连对那只猫，用的也是冰心的赞美体呢。我有些惊讶，这顾小姐到底有多“花枝招展”呢，让一向擅长挑剔的汤寓生着迷到“你从万物中浮现”的程度。“你爱上她了？”我不无揶揄地问。之前汤寓生说过，他这辈子再也不会爱了，因为被一个女人“深刻地”伤害过。“深刻地”是汤寓生的原话，至于如何“深刻地”汤寓生不说，我很不高尚地试探过，但都被汤寓生“不能说爱上，但有好感了。”“只是好感？”“好吧，是相当有好感。”汤寓生十分愉快地承认了。“那顾小姐呢？她对你也相当有好感吗？”“不知道，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电话那边又传来抽水马桶的哗哗声了，我怀疑汤寓生前列腺有问题。这也正常，大学里的男性，因为总坐在书桌前，十有八九前列腺都有问题的。

大概一个月后我就见到了顾小姐，是汤寓生安排的，或者说是汤寓生在顾小姐的指示下安排的。汤寓生一定在顾小姐面前说过不少我的事了，让顾小姐打起了我的主意。顾小姐有个离了婚的闺蜜，想介绍给我。我兴趣不大，倒不是嫌弃对方离过婚，而是那段时间我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我总这样，会阶段性陷入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这也是朱小萸决心和我离婚的原因——至少原因之一，“我自己就够丧的了，再加上一个更丧的，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她说她需要找一个生机勃勃的人，一个可以时不时给她打打气的人。好像她是一个气球，一个自行车轮胎，需要在身边备一个打气筒似的。我在心里这么揶揄，一边揶揄，一边又觉得朱小萸说得也有道理。生活是容易让人泄气的，常备一个打气筒也不错。

……

全文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1年第7期

附：

顾小姐呀顾小姐

——《与顾小姐的一次午餐》创作谈

阿 袁

我是一个喜欢在吃上面花时间和心思的人，经常会用一种主妇的敬业态度琢磨吃——比如一道茄子的可能烹饪方法，除了一般意义的肉沫茄子油淋蒸茄子，还有很学院的《随园食单》里吴小谷广文家的炙茄子和卢太爷家的秋油灼茄子，还有《红楼梦》里只有文学意义没有实践意义的茄鲞；也经常会用一种生物学家采集蝴蝶标本那样的眼光打量同桌吃饭的女人——饭桌上总是有不少女人的。法国食物哲学家布里亚·萨瓦兰在《味觉生理学》一书里说，“告诉我你吃什么食物，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对此我也深以为然。爱吃肉的女人，和爱吃素的女人，可不是一样的女人。当然，布里亚·萨瓦兰那句话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告诉我你怎么吃食物，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有时“怎么吃”比“吃什么”更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杀伐决断饕餮而食的女人，和优柔寡断猫一样斯文秀气吃食的女人，也不是一样的女人。我这么说，你或许会以为那些吃肉的、饕餮的女人，是更毒辣的狠角色，而以猫的姿态吃素的女人，是心软的好女人。其实不一定的。人是最有欺骗性的动物，不会简单到让你一眼看穿。里面是这样的，外面就可能是那样的；里面是那样的，外面就可能是这样的。装饰性基本可以理解为一种人性，或者说女人性。这与邪恶无关，不过是一种女性生存本能，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一般信不过那些翘了兰花指像猫一样吃东西的女人。

观察人性的方式很多，可以把人类置于一艘将要沉没的轮船，像《泰坦尼克号》那样；或者置于一个荒岛，像戈尔丁写的《蝇王》那样；或者置于一场瘟疫，像加缪写的《鼠疫》那样。在那些宏大悲壮的事件中，人性的卑劣或高尚可以一览无遗。不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场景还是在饭桌之类的地方，所以我也只能把饭桌当作轮船和荒岛来用了——说“只能”，好像我多不情愿似的，其实不然，我十分享受和沉溺这种观察场所和方式。

不过，顾小姐倒不是我上面所说的猫食者。但她在饭桌上的表现，仍然可以用布里亚的“告诉我你怎么吃东西，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个理论来分析。顾小姐是什么样的人呢？不能用卑劣或高尚之类的史诗性语言来定义她，只能用日常的普通的词语，比如左顾右盼，比如水性杨花，比如见异思迁，这些品性说不上好，却也说不上多坏，毕竟每个女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毛病的。所以，我虽然是带点儿讥讽的意思来写顾小姐这个形象的——像毛姆写《一次心惊肉跳的午餐》那样，然而我也就是带一点儿讥讽的意思而已，毕竟这个世界比顾小姐更让人厌恶的女人或女人的品性比比皆是——我这么说，希望不会引起女性的不适和愤怒。至于顾小姐的婚姻最后怎样了，“我”和汤寓生不知道，谁又能知道呢？

阿袁，女，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被多种刊物转载，入选多种年度精选。作品先后获《上海文学》奖，中华文学奖，第十三、十四、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谷雨文学奖等奖项。小说连续四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郑袖的梨园》《米红》《梨园记》《绫罗》《子在川上》《苏黎红小姐》，长篇小说《鱼肠剑》《上邪》《打金枝》《师母》，散文集《如果爱如果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