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大巴山南麓的尾声，有一座不高的山唤名金城山，意即众山之中突兀独傲，形如雉堞，呈易守难攻之势，显固若金汤之威而得名。因其上平下耸，其势甚隆，先人始称隆城山；又因其外形方正如玺，陡峭如屏，山顶呈四方桌形，因而又称方城山，简称方州。

公元712 年，唐玄宗李隆基承接有唐大统，并开启开元、天宝盛世。为避唐玄宗名讳，将隆城山改称崇城山，而原来山下的“仪隆县”之名，也成为“仪陇县”。

从山上往下四望，是错落有致的风景，“Y字形”的几条街簇拥着这个山脊上的古城。

时光运道数千年后，仙气氤氲的金城山上，镶嵌着一个“德”字——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一个独体字。

晴天甚好，前去沐德。阳光在天空普照，植物在山间葱茏。怀着与万物共生的怡情，一步步向大德接近，每走一步，英气便趋时逼身而来。

高高在上的“德”字须仰视才能洞见全貌，一种巍峨，从天而降。待神情稍有清醒，那种厚重感、神圣感愈发强烈，久久聚集在心田。

如果是阴雨天，大德便是若隐若现。“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原来仙人苏轼早有诗云。此番赏酌，实乃仙境般迷人。

恍然间，朦胧中面前矗立的不是一个字，倒像一个人凝结成的一座雕塑，背后的金城山，恰似千万个以德竖立而成的中国群雕。

这个如山的“德”字，的确与一个人有关。

此人的名字里嵌有一个“德”字——朱德。金城山上的“德”字便是从朱德墨宝中挑选出来，精心放大制作而成。

对于“朱德”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百年

以来，中国人应该无人不晓。他的名字前面有一长串显赫的定语——

中国工农红军之父，三军总司令，共和国缔造者，新中国奠基人，革命战争年代与毛泽东并称“朱毛”。

仪陇县是典型的山区，举目便见山。以

金城山为原点南行二十公里，便可抵达另一座山——马鞍山。134 年前，朱德就诞生在山脚下。

“马鞍”二字并非凭空而来，是因为这座山酷似马鞍。

马鞍本是战争的产物。翻阅中国战争史，大抵那些中原逐鹿、洛河问鼎、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云横秦岭、雪拥蓝关、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千寻铁锁沉江底、城头变幻大王旗，甚至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之类的史载，都与马鞍有关。

马鞍之上，是金戈铁马，是所向披靡，是秦砖汉瓦，是霸王别姬，是铁衣远戍辛勤久，是大风起兮云飞扬；马鞍之上，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是踏花归去马蹄香，是感时花溅泪如雨，是青春做伴好还乡。

如果漂浮、泅渡于历史的长河，我们就可以如皮影戏一般或万花筒一样，窥见马鞍之上的那些流芳千古或遗臭万年的人物，那些草长莺飞二月天或无边落木潇潇下的风景。

当然，也包括那些荡气回肠的故事与缥缈如雾的歌诗。

中国的“马鞍文化”源远流长。想当初，一个养马的古老部落（秦）用马征服了中国，并创建了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国，而这个帝国，又屡屡遭到北方“马背上民族”的侵犯与征服。

小小的马鞍，打造了一个孕育出现代文明的“骑士时代”。

从公元前三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中国进入了马上时代。后来有了马鞍，马上战争便进入“飞行时代”。因为，在马鞍出现之前，骑在马上的人是不牢靠的。

“朱德的马鞍”更多的是象形的地名与地标，是会意的名片与人文，是山的雄浑与伟岸，是人的淡定与泰然。

果真是一块上天所赐的风水宝地。细细探究，有意思的是，仪陇新（新政镇）老（金城镇）县城所在地，分别从西北和东南方向以三十八公里与四十七公里的距离向版图东部延伸，在崇山峻岭间形成现代战争四十五度的夹角。这个夹角的顶端，一个山形两头高、中间低，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的所在地。

这，就是古镇马鞍场。

如果把视野拉得远些再远些，直溯到公元263 年魏灭蜀国。这场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魏蜀之战中，剑门、阆中先后失守，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一些残兵散勇四处逃窜。其中一部来到马鞍场一带，但见四周群山环抱，浓荫蔽日，其中有两座山峰对峙，当中呈现出一个巨大的“U”形，状如马鞍，这样的地形让有过军旅生涯的流浪者甚是喜爱，于是在其下方的向阳处结庐而居，扎下根来——他们成为最早的一批马鞍移民。

山外依旧乱纷纷。皇权的更迭、成冢的白骨与难以断绝的血雨腥风中，缓缓翻动着历史悲欢离合的诗书；山里的日子，却在太阳懒懒的照射与四季轮回的枯荣中，悠然地慢。

转眼间250 多年过去了，朝代的黄页已由三国翻到了魏晋南北宋齐梁陈中的梁。公元502 年到535 年间，统治者先后在马鞍周围设置了仪隆、大寅、伏虞、新政诸县。

一条条官道由此铺展开来，驿道的青石板碾压了马鞍山下的荒草，统治者的意志得以跨越千山万水，浸润斯地。

由是，盛唐的韵律，两宋的词牌，元骑的剽悍，明清的兴亡，都曾在这片看似世外桃源而终究无法置身事外的山岭间，吟唱过风月，见证过生死，感悟过悲欢，浸润过血色……因之，厚重了马鞍前世的历史与今生的灿烂。

明末清初八大王张献忠剿四川无疑是一场浩劫，黄虎张献忠为祸四川，所到之处草枯禾焦。湖广填四川的浩浩人流中，一波又一波客家人告别家乡的老槐树，涌向了这片人烟稀少虎狼横行的怀抱群山。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片遗民像种子一样随意地撒在这片绿水野山之间。“他们是客，四海为家”。马鞍山也不例外地迎来了它的新主人，这批新来的客家人中，就包括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后裔、朱德的先祖。

1886 年12 月1 日，朱德诞生于仪陇县马鞍镇轿顶山下李家湾内一间仓屋之前，他的祖先已经在马鞍这片逼仄的土地上生衍了近二百年。同所有百姓生存状况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上天安排好的生物钟，朱氏家族上下，最大的使命便是“养家糊口”。

到朱德出生后，他睁眼看到的朱氏家庭已经足足有11 口人了。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伯父母朱世连和刘氏，父母亲朱世林和钟氏，还有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禄、大哥朱代历、二哥朱代凤、姐姐朱秋香。

朱德的父母一共生了13个子女。朱德在《我的母亲》中这样叙述：“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还能挑水挑粪……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字里行间，把一个客家妇女的勤劳深深地印在人们记忆里。

诗意地讲，朱德的“鞍”就是他的母亲。当朱德还是“马”的时候，这鞍就把自己的希望化为一种有弧度和柔韧度的物态，搁置在那“马背”之上。

同所有庄稼人家庭一样，朱家是一个用生命搏击贫困、靠勤劳节俭同饥饿做斗争的“经济单元”。这样的人家，没有一个人不劳动，劳动与生活一样重要，生活的全部意义几乎等于劳动。

小时候的经历，会如石雕一般刻骨铭心。数十年后，已身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朱德在接受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采访时，还带有几分风趣与苦涩回忆道：“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

1886 年的中国，正是积弱积贫的年代。内忧外患，甲午战争惨败，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腐败无能，人民饥寒交迫。

朱德在后来的文章《回忆我的母亲》中如是写道：“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就这样，朱家上下勒紧裤带，把“长房长孙”（伯父膝下无子，此时朱德已经过继到伯父家中）的朱德（那时名叫朱代珍）送进了私塾。

9 岁那年，朱德走进了席聘三的私塾门槛，那是离家很近的一家私学堂。席先生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虽然饱读诗书，却看淡功名，连一个秀才都不是。朱德印象里，席聘三是一个“周身叛骨、朝气蓬勃的评论家”。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教出什么样的学生。疑，席聘三成了朱德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

山外清新的风时不时吹进山里。在席先生的影响之下，朱德当初“支撑门户” “光宗耀祖”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偏移。1905 年，沿袭了上千年的科举已呈老态龙钟之势，紫禁城里正在酝酿“新政”，这给此时的朱德有了选择的机会。

虽然就在这一年，科举应试中19 岁的朱德顺利通过县试，成为一千多名考生中前二十名。

于朱德人生而言，1906 年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年。在席聘三的帮助下，20 岁的朱德平生第一次走出马鞍，来到百里开外的顺庆府（南充市），考入顺庆府官立学堂。在这里，他结识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

此间，“读书不忘救国”的进步思想，正在深深影响着朱德，这是他一生中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的第一个转折点。

思想支配行动。1907 年初，朱德只身徒步，西望成都，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虽然只有短短一年时间，但成都毕竟比南充大多了，结识的“同学多，来往人也多”。在这里，朱德第一次读到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民报》等“敏感读物”，开始产生了“要推翻皇帝，要建立一个好国家”的思想。

1909 年，历时三月，朱德辗转来到云贵高原，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就在此时，他秘密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正式开启了戎马生涯，找到了属于自己真正的“马鞍”。

从生存到变革，从变革到信仰，从信仰到行动……一个人思想的渐变过程，仅用了三年时间便悄然定性、定型……一发不可收拾。

讨袁护国，巴黎找党，南昌举义，井冈烽火，草地晚餐，伫马太行，问鼎中原……太行浩气传千古，猛士安在唱大风……一个士兵到元帅的伟大嬗变之路，由此开始了。

革命不是事后精彩的人生总结，更不可能敲锣打鼓一蹴而就——那可是流血掉脑袋的事。“创业艰难百战多”。其间的艰辛，往往是难与人言的。

这里不妨宕开一笔，把笔墨转移到与朱德相关的人物身上，朱德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以大哥朱代历为例。

1878 年农历九月的一个凌晨，一阵急促而清脆的婴儿啼哭声，回荡在仪陇柏杨桥云台村的山弯里。初为人父的朱世林，兴奋得搓着双手不知所措，这个婴儿就是他的大儿子朱代历。

朱代历长到8 岁那年，随父母迁居到马鞍场李家湾，看着日渐长大的儿子，身为佃农的朱世林暗自起誓，一定要让长子成为一个读书人。他知道，那时贫穷落后的农村，没文化不仅处处吃亏，终无出头之日。相反，则是另一种生存，尤其是那些权贵之人，若是碰到读书之人，再是如何蛮横，也得收敛三分。

就这样，朱代历被送到丁家私塾，也成为朱家有文化的人。

20 世纪初叶的中国，在动荡不安中煎熬度日。1927 年8 月1 日，南昌起义的枪声，打破了中国的宁静，敏感的人们知道，历史的交接棒即将“进行时”。身处穷乡僻壤的朱代历当然没能听到千年来那特殊的枪声，可参加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活动的三弟朱德，已经是革命军第九军副军长，他以邮件的方式给大哥带来了这一喜讯和进步书刊。

三弟的寄件让朱代历夜不能寐。看着那些陌生的革命术语，他不由得回想起几年前在四川泸州时与朱德分别的情景：“大哥，回老家后，你要跟乡亲们多接触，在那一带，你人熟地熟，只要给他们说通了，啥事办不成……”

山乡里的夏天，热得透不过气来，蝉儿拖着嘶哑的声音跟着太阳较劲。朱代历趁着夜色，手里拿着一把蒲扇走村串户。他给乡亲们讲述泸州的军官生活和三弟的一些故事……看着这位文化人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乡亲们似乎明白了许多。

革命的春风说来就来。1932 年冬天，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通江的消息传到了仪陇境内。朱代历想探个究竟，遂以做买卖的名义，邀约了几个好友，前往巴中一探虚实。1933 年农历8 月，红军来到了马鞍场，河泥坝村苏维埃成立，朱代历被推选为村苏维埃主席。

分田分地，操练队伍……沉寂的千年乡村一下子热闹了许多。

这一年，朱代历55 岁。

1933 年10 月的秋天，村里一游击队员匆匆跑来报告：“福临场的游击队跑到阮家打粮（即筹集粮食）来了，啷个办？”朱代历觉得不对劲：“没有接到上级通知啊？他们啷个随便到我们村里打粮呢？”不行。他带领队员走进村里，阻止了来打粮的人。

没想到此举竟惹下大祸。三天过后，忽然从衔燕石山下来了三个人，声称是福临场（离马鞍约三十里地）红军特务连派来的，要召集河泥坝村人开会，朱代历不明就里。会上，三位身着红军制服的人以“朱代历包庇富人，抗拒红军打粮”为由，被当场带走。

村里百姓凑了70 多个银圆，交给朱代历的儿子朱益书去找回他们的村主席，朱益书找遍了福临场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道山脊，始终未发现父亲的踪影……此后，一直杳无音讯。

“苏维埃”三字起初在乡村百姓眼里有如天外来物，可红军来了的消息，像风一样很快传遍了闭塞的山乡。同朱代历一样，相隔不到十公里的张行品也是听到红军占领巴中后，兴奋异常。

靠租佃几亩薄田度日，张行品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艰难。就在朱代历失踪前两个月，红军如约来到长胜县（今仪陇县立山乡），其中一支小分队到了六合场。

张行品跑前跑后，高兴得脚板儿都跑翻了。“张行品主动当红军的向导，挨家挨户宣传红军政策，配合红军抓捕恶霸地主。”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张行品被推选为六合场韩家湾村内务委员兼土地委员。张行品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招兵买马”——动员大家当红军。

这一年，张行品16 岁的儿子张思德第一个戴上了大红花。

1934 年9 月，张思德随部队从巴中回到六合场——让乡亲们眼睛一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在当天，村里80 多名青壮年走进了红军队伍——标准的称谓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这一年，张行品57 岁。

同朱代历一样，张行品很忙，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运输队……天有不测风云。同朱代历的命运惊人一致，因被人诬告“包庇富人”，无助的张行品陷于绝境。

1934 年底，张行品神秘失踪……整整十年之后，张行品的儿子张思德在延安牺牲。

朱德的大哥朱代历、张思德的父亲张行品，他们身上都染过“红色”，并且一不留神，洒了热血，还尸骨不存。就像朱德当初走上革命道路一样，他们可能还没来得及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直到红军成立苏维埃政府，带领乡亲们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活生生的眼前现实，让他们看到了盼头。

大巴山这方土地是有魔力的。因为穷，自古匪患不断；因为穷，红军以此为根据地；因为穷，革命的火种容易点燃……其间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也没有远大的理想，他们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过上人过的日子”。

朱德大哥、张思德父亲身上，无不折射出山里人极其浓郁的家国情怀。其实，体现这种朴素家国情怀的，还有一位传奇式人物，他也来自仪陇。直到2016 年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我特地去若尔盖草原探访“流落红军”时，才无意中知晓一位仪陇籍流落红军——谢世兴。

蓝天白云和灿烂阳光，是高原上最丰富的特产。两山之间宽宽的台地上，一排排整齐规则的藏式小院，有如老和尚的百衲衣般编排得精致有序，镶嵌在美丽的高原上。

进出的公路十分平坦，越野车可以一直开进小院的门口。

俄夺一家就住在其中的一个小院里。看上去俄夺是那种极憨厚老实的农民，第一眼见到时，他满脸傻傻地笑着。上身着藏装，下身一条时尚的牛仔裤，衬托出一张朴实的汉藏合一的国字脸。虽然高原的阳光将他的脸早已晕染成古铜色，但一眼看上去，仍能够寻觅出汉族人的因子——那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感觉从一眼瞥见瞬间，便可彼此心领神会。

虽然出生在藏区，仍可从他身上看出父亲的影子。已经是冬天了，他身上最显眼的，是穿在最里层的白衬衣，十分夸张地露了出来，这一“细节”我在其他藏族同胞衣着上从未发现。

俄夺的好客也透出浓浓的汉式风格。我们到来之前，俄夺已经备好瓜子、酥油、糖果等物，招待我们这些从成都来的贵宾。我们的话题很快落到他的父亲——流落红军旦真学身上。

旦真学本名叫谢世兴，1920 年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六合场。

这个“六合场”，就是张思德所在的那个“六合场”。也就是说，谢世兴与张思德是同乡。

最初知晓“六合”二字，是在贾谊的《过

秦论》里，有“及至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句子。“六合”者，上下和东西南北四方，即天地四方，泛指宇宙也。诗仙李白有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得知真有“六合”这样一个地名，是在二十多年前，因公差第一次到过那里。眼里仍显荒凉，多处是人迹罕至之地，疯长的野草与树木将高山与峡谷围得严严实实。

真不知道此“六合”与彼“六合”有什么关系，直到明清之际，那里也没有个一场半镇。这样也好，正因为如此，它侥幸躲过了张献忠剿四川的猎猎兵燹，历朝历代，还将千里而来的客家人挡在了山外。

直到1940年以前，仪陇县志对那里的记载，也仅有一句“清同治年间，设六合场”。

读书人眼里，这样一个世代偏僻甚至荒蛮之地，也能配叫“六合”？可不管怎样，六合就这样空穴来风地降临到这块偏远的版图之上，这个名字的来龙与去脉，至今在历史的故纸堆里难觅只言片语。

直到后来，听得一些地方文人猜测说，或许历史的缺失大抵是那里“山峰不伟，名胜稀缺，读书人几无，又离群索居、不与外界通往来之故”。

一个地方就像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一样，说不定哪天时来运转，就扬名天下。

一直不为世人所晓的六合场，在踌躇之中走进了1915 年。

也就是这一年，老家距六合场仅十公里的朱德已经29 岁，且远在云南蒙自地区的剿匪战场上，以一个中级军官的身份，探索着他后来身为“红军之父”的战略战术——也是毛泽东甚为推崇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此时的朱德当然不会知道，就在这一年的谷雨节，与他家乡马鞍场毗邻的六合场，一个叫韩家塆的山沟里，一户张姓人家的婴儿呱呱坠地了。

因为生在谷雨节，家人便将孩子的乳名唤作谷娃子。

中国古老的农谚里，谷雨有雨，意味着风调雨顺。但这一时序的规律与亲人的美好祝福，却没有在这个唤名谷娃子的小孩身上体现出来。

生他的时候母亲难产，他嗷嗷待哺的第七个月母亲闭上了双眼，谷娃子对母亲没有任何感性的认知，大脑皮层仅留下一个亲情的符号。

贫困，饥饿，寒冷，凌辱……这一连串特殊的词汇，拼凑成了谷娃子的少年时光。

直到他满18 岁那年，一支叫做工农红军的队伍出现在他眼前，他便如饥似渴地扑了上去。那是1933 年8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挥师入川，解放了六合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带领乡亲们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

眼里的一切都新鲜，看得谷娃子心里美滋滋的，“我要当红军”成为他当时的最大梦想。自此，张姓族谱上那位“思”字辈的谷娃子，有了一个正式的大名——张思德。

历经千百年寂寞的六合场没有想到，这个生于谷雨节的谷娃子，不仅将对六合场的名称进行历史性改写，还将一种平凡与伟大相糅的精神，指南针一样地嵌入中国整整一个时代。

1940 年，国民党政府改六合场为六合乡。此时的张思德，已从血与火的战争走过茫茫若尔盖大草原，尔后经历饥与寒的长征，直抵革命圣地延安。

这位从六合场走出来的谷娃子真是命大，他不仅当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内卫，还与三军总司令朱德一起种过菜。当然，他生命中最后辉煌的部分，要归功于烧炭。

1944 年9 月4 日，陕西安塞县一座炭窑在雨中垮塌，舍己救人而不幸牺牲的张思德，感动了毛泽东及全体共产党人。

1944 年9 月8 日，在革命圣地延安窑洞旁的枣园，大家特地为这位普通的士兵举行隆重追悼大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萌芽于三十年代后期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已经成熟，当毛泽东登台的那一刻，他将蕴藏在心间多年的肺腑之言一气呵成——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这就是影响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的著名讲话——《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之所以隆重纪念张思德，不仅仅因为张思德是他的警卫员——

一次反围剿战斗中，张思德右腿两次负伤仍冲入敌阵，缴获了两挺机枪。

到达陕北后，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思德调到中央军委警卫营通讯班，成为首任班长。

1940 年初夏，为解决中央冬季取暖问题，张思德奉命带领一班人到深山老林中烧木炭。

他和战友苦战三个月，终于把8 万斤烧炭送到了延安。

1941 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为克服敌人封锁带来的经济困难，他随警卫营到南泥湾开荒。

1942 年冬回到延安后，中央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队合并为中央警卫团，张思德所在班被整编到内卫班，身为班长的张思德又成了一名内卫班战士，他“坚决服从，保证干好”。

1943 年初夏，张思德被调到枣园内卫班，在毛泽东身边当警卫战士。毛泽东十分喜欢这个沉默寡言、吃苦耐劳、不计个人名利的四川籍战士。

中共中央决定于1945 年4 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保障大会700 多代表近一个月的燃料之需，需要提前储备大批木炭。1944年夏，中央决定组建一个烧炭小队去安塞县石峡峪完成此项任务，张思德被挑选担任副队长。

工作十分顺利，一窑又一窑好炭烧了出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张思德决定开挖新窑洞，不料，意外事故发生了：9 月5 日中午，天正下着雨，张思德和战士小白正挥汗挖着窑洞，突然，洞体由于雨水渗透出现了崩塌。生死关头，张思德猛力将小白推出洞外，自己被压在了窑里……张思德牺牲了，时年29 岁。

这一天是1944 年9 月5 日。

消息传到延安，警卫队长古远兴向中央报告。毛泽东仔细听了张思德遇难经过，双眼湿润。他问：“张思德的遗体在什么地方？准备怎么办？”古远兴说：“还在窑洞里压着，打算刨出来就地埋葬。”“那可不行。”毛泽东一脸严肃，带着几分生气，“马上挖出来，保护好。山里有狼，若是给狼啃了，就撤你的职。”

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当即作了三点指示——

第一，要把张思德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派战士给他站岗；

第二，买一副好棺材，将张思德的遗体运回延安来；

第三，要开追悼会。什么时间开告诉我，我要参加，还要讲话。

一路走来，张思德打过仗、负过伤、开过荒、烧过炭，从战士到班长，再从班长到战士，一切服从人民利益的需要，干一行爱一行，尤其是生死攸关的忘我牺牲精神，为毛泽东所看重。而这些品德，正是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所必须具备的品德，因而才有了那场隆重的追悼会，才有了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演讲。

1944 年9 月8 日下午2 点，延安凤凰山脚下的枣园操场上，张思德追悼会如期召开。主席台两侧摆满了战友们亲手采集编制的花圈，中央悬挂着张思德遗像和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毛泽东低头默哀后缓步登台，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

此刻，离延安千里之外的六合场，仍默默无闻继续着一如既往“睡一般”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六合乡”更名为“思德乡”时，大多还是文盲的六合乡亲们方才知晓，他们中间出了一位叫张思德的了不起的士兵。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老三篇”运动，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和另外两个名篇一起，成为所有中国人必读必诵的文章。

一夜之间，已经被更名为“思德乡”的“六合场”名扬天下。名不见经传的思德乡门庭若市，前来采访的、前来学习的、前来瞻仰的……络绎不绝。

作为同乡，比张思德小了5 岁的谢世兴，不知道当年与张思德是否相识。

11 岁从六合场走出来的谢世兴扛枪参军时，张思德已经提前两年穿上红军军装了。据说当时在红色苏区六合场实行“两丁抽一”的政策，而谢世兴的哥哥因为已经娶妻生子，所以当兵的事只能由尚未成年的他去完成。

因为年龄太幼，因为个子太矮，因为力气太小，这时的谢世兴拿了枪就背不动背包，而背了背包就拿不动枪，常常闹出诸多笑话来。

更闹笑话的是，他后来跟随部队过雪山草地时，有天夜里因睡过了头，第二天一觉醒来，发现部队已经走远了——他就这样掉队落伍，少不更事的他，稀里糊涂地成了草地上的一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获得了政府授予的政治称谓——“流落红军”。

位于若尔盖求吉乡的求吉寺是当年红军在雪山草地最为激烈的战场之一，小心走近这片杂草丛生之地，我试图从一丝丝历史缝隙里，找出某种因果关系，可面对眼前撼人的物证，面对那泥土夯成的残垣断壁，面对眼前那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牌子，久久无语。

快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仍然可以感受到阵阵呐喊声和枪炮声，很难想象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就在一天一夜的你死我活之间，数百条鲜活的生命就像一曲悲壮的青春序曲，还没来得及高潮便倏然而止。

当地上了年岁的村民告诉我，由于当时死的人太多，尸体根本无人处理，也难以处理，大部分只有扔进河里，一具又一具尸体把河水染成了血水，虽是洪水时节，那些尸体竟码成了一道高高的堤坝，阻断成了一个堰塞湖——他们在做另一种意义上的严防死守——让河水断流。

就是世间再伟大的艺术大师，也难以摆拍出如此浩荡如此悲壮如此震撼的场面来。因为杀气过重，直到数年后，已经成为遗址的求吉寺，高僧都不敢涉足其间，又重新勘址，活生生地挪了数公里，在给嘎神山的另一侧，重新修建。

如今，映入眼帘的求吉寺遗址，只剩下一面泥土筑成的高墙，高墙内杂草丛生，一片萧瑟，遗址旁写有“求吉寺中共西北局会议会址”的红色标签，提示着人们当年战争过后，这里发生过的一切。

想当初，包座战役是红军众多战役中“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古老的求吉寺不幸成为其中一个“点”，这里又是松甘古道上的咽喉要道，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虽然国军盘踞其间，以寺院为“人质”，但已经走投无路的红军必须拔掉这个“点”，方可置之死地而后生。

1936 年8 月5 日，战斗过后，中央西北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便在布满弹痕的求吉寺院大经堂内召开。

若尔盖求吉乡是当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交战最激烈的地方。远远地，透过蓝天白云引颈而望，给嘎神山上那尊“三军同道北上纪念碑”分外醒目。

在给嘎神山上我看到，纪念碑所在地本身就是一重要军事要塞，不远处至今还残存有当年国民党修筑的工事。为了阻击红军北上，国民党在此设置防御战壕，派精锐部队把守，并在求吉寺后山修筑了环形工事，地堡、暗堡连环相接，山顶环形工事中还有一条暗道直通山下的求吉寺大经堂，企图在此全歼红军。

站在给嘎神山上眺望，那条红军出川北上的生死之路，如今已被公路所取代，不远处便是甘肃省的边界。这一带的“红色遗迹”俯首可拾。

张建荣是求吉乡的一名乡官，他对“当年那段历史”如数家珍：“求吉在历史上对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给养补充是最特殊的，不可或缺的。”张建荣直言，“没有求吉人民把自己嘴边的口粮拿出来支持红军，当时的工农红军会有更大的伤亡。以至于毛泽东多次讲过，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我们是欠了番（藏羌）民债的，欠了债是要偿还的。”后来我查阅资料，找到了相关出处，毛主席在延安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红星照耀中国》第159 页和《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第308页）。

张建荣指着自己笑言：“我们现在干的事情，就是在替他老人家还债呢。”

话已至此，张建荣掰着指头算账：“1935年至1936 年间，红四方面军、加上二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共十万人马，以二十天计，每人每天平均消耗粮食一斤算，这个算数小学生都可以找到答案。”张建荣透露，“当时若尔盖大体有3 万亩地，以平均亩产300 斤青稞算，算是全部供应给了红军。”说完之后，张建荣重重地补充了一句，“连种子都没有了。”

以至于其后几年，这里大饥荒和瘟疫（因为打仗死了太多的人）流行，造成了这个地区历史上巨大的灾难。

这样的“灾难”之下，流落在绿浪无边的草原上，茫然无措的谢世兴，其遭遇可想而知。

虽是单薄少年，可一身“红色军装”在藏

区特别“打眼”。他被几个驻地藏军追赶得无

处可逃，后来被追下河里，躲在一块巨石后面不敢露面。那是谢世兴当兵后最为狼狈的时刻。直到天色向晚不见人影，他才探出头来，恰逢岸边来了个僧人，抱着慈悲之心，僧人解下自己的腰带扔给他，把他救上了岸。

重新换过衣服，谢世兴获得“重生”，如

残存于草原上芸芸众生一般，苟且地存活下来。

东躲西藏，最终来到若尔盖达拉沟落脚，谢世兴过了六年放羊娃生活。六年间，他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藏语，有了藏语交流，加上老天爷早已把他晒成了“高原红”，他再也不用担心作为异类被追赶了。

蛰伏于草原的谢世兴，有了一个全新的藏族名字——旦真学。

生命本是一场花开的过程，是心灵相约的驿站，是灵魂静靠的港湾。爱情在高原是最浪漫的事，也是最现实的事。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对爱情和家庭的奢望显得遥不可及。谁和谁的相遇不是偶然？谁和谁的缘分不是命中注定？那些生命里盛开的花朵，在青春的记忆里开得格外鲜艳。缘分终于降临到谢世兴身上，经人介绍，一位叫满拉措的藏族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

满拉措也是穷人家的女子，父母离世，只有一个哥哥，哥哥当家，按这里的藏式规矩，满拉措只有离开家门。

满拉措比谢世兴大三岁，结婚时哥哥将最远的一块地给了他们，算是嫁妆。没有房屋，没有牛，人也不熟，夫妻俩靠跟人家换工和那块薄地艰难度日。

俗话说，活人不会被尿憋死。谢世兴眼里，高原上的一切都是看得见的财富。通过自己的艰辛与勤劳，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可以容身的帐房。

虽然简陋，却足以容下他们两人的喜悦，可谓其乐融融。

谢世兴与满拉措生有三个孩子，因为草原上条件太过艰苦，生活也太过艰辛，他们只带活了俄夺一个男孩。

谢世兴一直惦记着老家亲人，时刻都想回到父母的身边，他无数次在梦中梦到父母和哥哥亲切的面孔。刚刚流浪到草原的那些日子，谢世兴每每仰卧在草原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发呆，凝望着那些最大最亮的星星出神。他以为，那最大最亮的星一定就是父母和哥哥，那是他们在遥远的地方看着自己。偌大的草原静得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除了牛羊之外他找不到一个人来商量与倾诉。每当这时，他的眼泪就不由得默默地流下来，一个本应无忧无虑的年纪，却承受人生最残酷的折磨，与亲人天涯相隔。

家，只能在想象和梦想之中。

谢世兴也曾多次试图走出茫茫草原，回到家乡，有几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发誓动身后，东南西北四顾茫然，走了一天一夜还是没能找到家的方向，又只得回到广博的草原。

内心的极大痛苦和残酷无情的现实，不断磨炼着谢世兴的坚强意志。

这一切，都是俄夺从父亲后来的讲述中获悉的。俄夺说，父亲每每向他讲起当年的思乡之苦，讲着讲着都会热泪长流。

思乡之情随着年龄的渐长，越发强烈。经过多年的准备之后，终于在1978 年得以成行。

这年夏天，58 岁的谢世兴踏上回家旅途。从未出过远门的谢世兴带着两个大包，从家里出发，俄夺一路送父亲到若尔盖县城。先是走了大半天时间方抵达阿西茸乡政府，这时父子俩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没有半点力气了。

第二天好不容易来到县城，赶乘若尔盖到成都的长途汽车，可这里的长途汽车不是每天都开行的，只有周末才有一班。

从家里出发谢世兴花了一周时间，才只走到县城。

也好，一直没有到过县城的谢世兴可以看看若尔盖这个“大城市”了。好不容易挨到周末，坐上了去更大城市成都的长途客车，500 多公里的路程，路上得两天时间，夜宿汶川。

一路上谢世兴一直将眼睛睁得大大的，有很多路段他似曾相识，似乎记起了当年来时的路。两天两夜到成都，好奇的谢世兴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没有一丝困意。

车抵成都，他真的不敢想象，世界上还有这么大的城市。实际上，用现在的眼光看，上世纪70 年代末的成都，也只不过是一个大的县城，少有楼房。但在谢世兴的眼里，他已经眩晕得不行了。

没工夫欣赏大城市的热闹与繁华，谢世兴得赶紧买到回家的车票。老天难遂人愿，成都到仪陇的路因下雨塌方，路断了不能通行。怎么办？谢世兴急得不行，离开家已经快十天了，身上的盘缠也一点点变少。更让他心急的是，到成都第二天他就生病了，头晕无力，拉肚子，住在车站简陋的招待所里，折腾得不行。

毕竟是近六旬的老人，成都的天气湿热，远抵不上“蓝蓝天上白云飘”的草原，他一点儿也不适应，随时都有种胸闷之感，加之水土不服，他难受死了。

谢世兴生怕自己有什么意外，绝不能把命搭在路途上——回不了他出生的那个老家，也一定要回到现在草原上有妻有子的家。

谢世兴果断决定，回若尔盖。

朝思暮想的回家之愿，就这样半途而废，留下终身遗憾。

相比之下，朱德的回家之路要顺利得多。他应该感到幸运，三个仪陇军人中，只有他一人有幸再次回到家乡。

1960 年3 月10 日，阔别了51 年的朱德回到了马鞍。

满眼“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在家乡逗留了三天的朱德，调查研究，访贫问苦，品尝到了久违的家乡青菜、鱼腥草、红苕等。所到之处都是张张笑脸，但他明显感受到，那些满脸堆笑的背后，一定隐藏着诸多秘密。可能他不知道沿途接待他的乡亲们都是机关干部扮演的，可能他不知道市场上的猪肉各种副食品都是摆设……但他看出来了，那些乡亲都很精神很健壮，那些街边的猪肉没有一个人去购买……早年“饥饿的胃”无法骗他，眼前的繁荣背后一定有故事。

所以，回到家乡的朱德，在写下“菜子开花一片金，小麦放穗满山青。豌豆杂粮斜坡种，人说小春增七成”的诗句后，还是迅速回京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汇报了农村真实的考察情况。考察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各地地理条件、自然条件都不同，农作物种类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生产，才能适应改善人民生活和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四川这个“饥饿大省”，已经名声在外。

这是朱德第一次回到家乡，也是最后一次回家乡。

“地上无森林，地下无矿藏”的仪陇，千百年来穷安一隅、默默无闻，几乎没有给卷帙浩瀚的中国史册留下一页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生动历史，直到马鞍场李家湾诞生了那个叫朱代珍（朱德幼名）的男婴之后，其名声方随着这个男婴的成长逐渐成名，继而显赫于世。

“家在巴山南侧住，祖宗世代作农父”。朱德曾深情地留下这样朴实无华且带有泥土香味的诗句。这位不是农民的农民，从不掩饰自己继承农民的良性“遗传基因”一面，也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仪陇在很长时间享受“国”字号扶贫待遇，这种待遇并不因为朱德家乡之故，四川省有数十个县都享有这种“特权”。在青春中国的蓬勃发展历程里，这是无法绕过的国情。

不沿边、不沿海、交通闭塞……一大堆与贫穷沾上边的结语，都与仪陇相生相伴，“解决温饱”一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每一届官员最大的政绩。

张思德牺牲后葬在延安，再也无缘家乡。也正应了那句古语，“何必马革裹尸还”。

九泉之下得以安慰的是，事隔22 年后，张思德的母亲偶然之间让他的精神得以复活……那是1966 年中国国庆日。

前文已述，张思德的生母在他未满周岁之际便去世了，张思德由其婶母刘光友带大。作为养母，后来被广泛誉为“张妈妈”的刘光友，很是享受了一些福分。自张思德牺牲后，“张妈妈”刘光友就配有“生活秘书”，由思德乡妇女主任兼任。1966 年作为时任思德乡妇女主任，戴素芳顺理成章成为刘光友第三任“生活秘书”。

思德乡只有一条街道，长度不过500 米，为生活方便，刘光友从农村乡间到了乡场上。

“张妈妈”刘光友有幸进京参加1966 年国庆日实属偶然。却说1966 年初春，解放军某部一名叫王杰的排长训练时不幸殉职，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热潮。学习热潮到高潮之际，“张妈妈”刘光友站了出来，以英雄母亲的身份发出倡议，倡导全国青少年“积极为人民服务，争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两个新闻人物碰到一起，引发全国新闻媒体的“强烈反响”。那些报道正巧被北京某建材公司一位叫陈跃的负责人看到，而这位陈跃，便是张思德生前战友。张思德所在的部队，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8341 部队（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警卫团），陈跃找到了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首长古源新和张宏，表达想请“张妈妈”国庆节到北京的想法。

政治挂帅的年月，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强大的“政治大脑”。

古源新当即做出决定，一、此事向朱总司令汇报，告诉老总家乡来了客人；二、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请，请“张妈妈”以嘉宾身份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

就这样，之前从未走出仪陇的“张妈妈”，却一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之同享此福的，还有她的第三任“生活秘书”戴素芳。

作为今生最难忘的历史时刻，戴素芳成为后来向家乡人民报告此喜讯的演讲者，数次登上万人报告席侃侃而谈。

事隔多年，戴素芳打开回忆的闸门，详述那些幸福的瞬间（摘自吴显果新闻报道《我能上天安门，是沾了张思德的光》）——

1966 年10 月1 日，我搀扶着张妈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西边的观礼台。

10 时左右，雄壮嘹亮的《东方红》乐曲破空而来，那为全国人民熟悉于心的乐曲声仿佛就是一声号令，观礼台和广场上的人们的眼睛齐刷刷聚集于天安门城楼上。

啊，看见了，看见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们一边鼓着掌，一边频频向观礼台和广场上的人群挥手致意。人们一边拼命地鼓掌，一边此起彼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千万双眼睛追随着毛主席检阅的身姿，滚滚热泪在身上幸福地流淌。

就在偏远地区的两辈妇女放飞思绪之际，一位解放军战士请她们上天安门城楼。原来，朱总司令想见老乡了。登上城楼，她们被领到靠右一间古色古香的房间里，朱德已经坐在里面。

见到我们到来，朱委员长握着张妈妈的手：“您就是张思德同志的母亲吧，您老人家身体好哇。”听见乡音，被巨大幸福所包裹的张妈妈眼含热泪，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才用纯正的仪陇话回答：“还是朱老总的身体健旺啊。”

朱委员长慈祥地笑着拉着我和张妈妈的手坐下，指着茶几上的水果说：“喏，这葡萄不错，你们都尝尝吧。”张妈妈说怕吃了牙齿痛。朱总就伸手拿过果盘上的刀和一个苹果，说：“那就吃苹果吧。”

我急忙接过刀和苹果说：“老总，我来削。”

朱老总说：“噢，这苹果的皮不能削，里面的营养成分多着咧。服务员同志已事先用开水把皮烫过了，你只需把它切成小块，去掉核就行了。”

我按朱老总的意思把苹果切成四块，去了核，先递了一块给老总，但老总一定要张妈妈先吃，自己才接过另一块吃。

第二天中午，朱总司令又派车把我们接进中南海，设家宴招待了张妈妈。席间，朱总司令不停地给我们夹菜，他说：“多吃点，不要客气。家乡虽说能够吃上饱饭，可要吃今天这么好，就不容易咯。”一旁的康克清大姐也一边劝菜，一边对张妈妈说：“老总平时也只有三个菜，只是家乡来了贵客，今天才破例奢侈了一回哟。”

张思德所在部队也邀请我们去部队作报告，每到一处，解放军战士们都会排成整齐的队列，一遍又一遍高呼“向张妈妈学习”，我便教张妈妈高呼“向解放军学习”“为人民服务”表示回敬。

由于没有任何准备，张妈妈又没文化，作报告真难为她老人家了。只有用仪陇话拉拉杂杂地讲些“谷娃子少年时代的故事”，这并不影响报告的效果，虽然战士们根本上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只要她是“张妈妈”就足够了。

就这样，国庆观礼后的20 多天时间，戴素芳和“张妈妈”全是在军营的掌声和鲜花的簇拥下度过的，那是她们人生最高光的时刻。直到她们回到六合场后，还不断有署名“您的儿子多得很”的解放军战士寄来信件和钱物。

也难怪，于普通人而言，朴素的感情背后，也隐隐有几分被发现的期许与愿景。

1971 年，张思德纪念馆在仪陇县城落成，与张思德旧居、思德水库形成鼎足之势，成为人们接受传统教育的基地。

也就是这一年，头顶“张妈妈”光环的刘光友去世，安葬在思德乡场镇她旧居屋后的山包上。其墓红色大字，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的母亲，刘光友同志之墓。”1983年11 月22 日，仪陇县人民政府将刘光友墓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

（完整版刊于《青年作家》2021年第07期）

章夫，作家，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邓小平故居留言簿》《谁来为教育买单: 中国教育调查》，旅游笔记《探访地球另一半——欧洲: 一个记者的旅行札记》，时政随笔《成败: 甲申360 年祭》《苍生:中国民间生态报告》《大熊猫寻踪》，人文地理随笔《成渝口水仗》《天下客家》等二十余部，作品曾多次获奖，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