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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2021年第5期|周蓬桦:从森林到草原只差一条公路
来源:《草原》2021年第5期 | 周蓬桦  2021年07月12日07:28

缓缓飘落的树叶

哈哈,我又犯了顽固的完美主义者疾病,把林间的生活想象得如诗如画,比如每天能够睡一个长觉,睡到自然醒,任谁敲门也不给开,只伸个懒腰扭身向里,睡足了才穿着睡衣下床,在壁炉旁喝一杯牛奶,啃个大列巴面包,听听巴赫的音乐,一边读几页诗。我发现诗歌可以清理睡梦中遭遇的一些不愉快,诸如坟墓、鬼魂之类的画面。先前我外出,习惯带一本小说,契诃夫或者卡佛,事后验证在旅途中很难将小说读进去。旅途中往往身不由己,心不静呵,另外在路上遇到的新鲜事儿,常常胜过小说情节,本人成了小说中的人物,你只管体味好了。

后来,我出门时只带一本或者两本诗集,诗歌和苍凉的异乡格调比较搭配,其闪电般的特性也和车窗外的景色和谐一致,那些云朵与河流,都诗一般流淌风一样自由。读到精彩处,我会忍不住脱口而出,朗诵几句,惹得同车的人从瞌睡状态醒来,一路兴奋。记得有一年九月,旅行车在阿尔山燕麦田间的公路上行驶,有人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致凯恩》,满车的人跟着欢呼,大喊大叫,接着唱起了歌。在尘俗日子里滚爬的人,一年里也难得有如此忘情的时刻,而这些美好的场景只能在路上才会发生——在天降暴雨的时刻,风吹树叶沙沙作响的时刻,某一只野物在草场上奔跑撒欢的时刻,以及一轮饱满的大月亮在荒野上空铜盆一样滚动的时刻。在我看来,这样的时刻都是闪着光的,像春天的树顶响着鸽子的哨音。

打中学时代起,我对俄罗斯文学开始着迷,先是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后来是蒲宁的《米佳之恋》和普利什文的《林中水滴》——我至今记得自己在夏天乡间的梨树下阅读它们的情景:风吹动着一个少年人的短袖白衬衫,心底流淌着类似于荒漠中的一湾甘泉,眸子忧伤、清澈而又有几分茫然。那时候,求知若渴的我是多么想尽快弄懂人世间的道理,那些美妙的唐诗宋词出自古人之手,那些厚厚的哲学与美学出自遥远年代的先哲之手,但在当时,无论我用怎样的姿态去接近它们,使出浑身解数却仍然不得要领,至多略知皮毛,似懂非懂。这是成长路上必经的懵懂和迷惑吗?那时候,我羡慕青年时代的高尔基,他在流浪途中遇到了老托尔斯泰,就像在暴风雪的天气遇到了一丛篝火——托尔斯泰像对待自己失踪的儿子那样,把迷惘中的高尔基带到自己的庄园里,给他煮了一壶黑咖啡,让这个野性冒失的年轻人美美地饱餐一顿,然后带他去高大的橡树林中散步,阳光照耀着两个忽大忽小的身影,风轻轻吹着,空气中始终弥漫着一股野茴香的气味,让年轻的高尔基那一颗狂热却又饱受摧残的心获得安抚和疗愈,让他压抑在内心的反叛情绪得以稀释。我不能由此断定托尔斯泰对高尔基的创作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但曾经有过长达十余年流浪生涯的高尔基性情中的温情元素,一定与这次会面有关。尽管,两位文学巨匠在此后的交往中也发生过争论甚至不快,但这只是一些文学观点上的摩擦,没有影响到两个人根深蒂固的亲情和友谊。建立在博大土壤之上的情感都是抗摔打的——公元1910年秋天的早晨,时年82岁的列夫·托尔斯泰离家出走,11天后死于一个叫阿斯塔波沃的荒凉小站,死讯迅速传遍整个俄罗斯大地,正在意大利侨居的高尔基闻讯后抱头痛哭,仰天大叫:“这真是晴天霹雳!”他事后表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哭得这样伤心,这样难受,这样厉害……是一种绝望的大哭。”整整一天,他都在为失去这个早年的精神之父而哭泣不止,感觉自己再次沦为孤儿,被冷漠的人间抛弃。

与高尔基早年漫游大地的经历不同,少年的我被县城压抑窒息的环境牢牢束缚。在我的中学时代,除了几个要好的文学好友外,我没能从成人世界里获得多少正面影响,更没有遇到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指点迷津。在小县城,成人世界除了关心世俗层面的事物,注重拓展精神格局的人十分稀有,聪明的人们围绕着吃穿、赚钱、升迁、拉关系展开活动,绞尽脑汁。在整个少年时期,我像一株野蛮生长的植物,独自徜徉在护城河畔,做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性情敏感而脆弱,为一点微小的事物而烦恼。后来,因为体弱多病,我索性休学了,自此躲在父亲就职的县委宿舍独居长达两年之久,直到北上服役才结束。

在那一段孤寂清冷的时光里,我畅游于俄罗斯文学浩瀚的海洋中,满脑子都是茂盛的植被——森林、河流、湖泊、马车、雪橇、牧羊犬……我沉迷于露霞和冬妮娅们眼中的冬天,而对现实的世界忽略不计。很快,我的反常姿态惹来一片议论,有人甚至虚构故事,把黑状告到了父亲那里,父亲不问青红皂白,对我施以严厉的责罚。事实上,除了见人爱搭不理,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任何事物。但在认知褊狭的县城,一个弱者即便只想好好地过自己的生活,也仍然会招来无端的挑理和空穴来风的非议。记得在当时,我最渴望拥有一套隐身衣,需要时穿上它,可以在不喜欢的人面前消隐不见。

“人活着,要时刻想着与美好的物种相遇。”——如今回忆,我庆幸自己当时的弱者身份,它让我远离人群,远离肤浅的自负与自恋,将身心交给一次次长夜的阅读:窗外北风呼号,大雪纷飞,院子里的枯树结满寒霜;而我偎依炉火,仿佛置身于一座幸福的花园。

经验证明,年龄是个好东西,它让时间的暗礁浮出水面,呈现清晰的纹理。我庆幸,在内心贫穷的土壤,早早地埋下了俄罗斯文学悲悯的种子,以及性格中诗与火的元素。其实在本质上,是早早地与世间高贵的灵魂邂逅相遇,它们弥补了现实的诸多缺损,让我的生命投身于一次洛扎诺夫式的隐居,用毕生精力来完成命定的写作。

如今,像一片缓缓飘落的树叶,在茂密的丛林中,当我独自游荡于清澈的月光下,在仰望星空的刹那间,热爱并宽宥了世间的一切。

游猎者的黄昏

阵雨过后,林中的空气一度凝固了,像置身于一个大蒸笼里。暑气从树根部向上升腾,抱成一团弥漫四周,弄得整个森林都湿漉漉的,分不清是雨水还是露水。拨开丛丛灌木,我的短袖衫和头发被氤氲的气息洇湿,黏在身上有些不舒服,索性脱了下来拎在手中。光线渐暗,在短短的瞬间,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模糊,像罩了一张蛛网,树丛中的小路有些泥泞,金花鼠在脚下不停穿梭。我急于寻找一片空地透口气,就朝天空明亮的地方行走,像一头黑熊那样跌跌撞撞,沾了一头花粉。

走出幽暗的迷宫,一阵光线袭来,我睁大眼睛,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愣住了——平坦的草地上,一幢木板房出现在一片白桦树下,有点像传说中结构简陋的“木刻楞”。木屋外摆放着几只木桶,还有烧水炉、晒衣绳、劈柴柈等生活用品,我还听到了一阵叽叽咕咕的人语伴随着扑哧的水声。目光穿越白桦林,我看到了白汪汪的一片水在晃。这样的水域,密密麻麻地分布在白山一带,面积大的像小湖泊,小的像我故乡平原上的池塘,而当地人一律将其称之为“水泡子”,它们多半是百年前遗留下的火山坑,是大地肌肤上烫起的一个个“燎泡”。这时,我看到几个戴草帽的人正在岸边忙碌,有一个脸形瘦削的年轻人缓缓拉动渔网,很快把一团毛线似的渔网拉到岸上,只见从网里流出几条活蹦乱跳的白鱼。

我意识到自己冒失地闯入了游猎者的幽闭领地,心里顿时泛起一阵忐忑和不安。繁衍在白山一带的捕鱼人,尽管不属于什么秘密范畴,但我听说这些捕鱼者大多都是早年狩猎民族的后裔,骨子里还流淌着游牧民族野性的血液。他们的祖先曾经浪迹在高高的兴安岭山林,肩扛猎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有过自己的骄傲,豪迈的笑声震荡山林,吓跑豺狼虎豹。如果在过去,他们都应该是一名“莫日根”(好猎手)。自从20世纪90年代全面禁猎后,后辈们的生活天地便越发窄小,流落四周,躲在低矮的草屋唉声叹气。族落里最后一位老猎人早已死去,那个在漫漫冬夜里喋喋不休地讲述从前的人没有了——他的坟墓就在林荫深处,被族人用木栅栏围住,并布置了一个小小的祭台。

在广袤的山岭,无论是鄂伦春人还是鄂温克人,曾经的森林领地,早已归还给自然的天空和大地,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还给了山神”。如今,捕鱼人的活动区域也在日益减少,划分了季节和禁渔期。这是时代性的变迁,无可辩驳。总有一天,大地上的稀有物种将逐步被人类的法规呵护,细化到给一条野生的鱼和一只昆虫进行分类编号。

我一直对捕猎生活抱有浓郁的好奇,觉得它好玩儿,像做游戏。有一个美好得一塌糊涂的画面反复在梦境中浮现,历历在目:冰天雪地的极寒地带,一位老人乘坐一辆狗拉着的雪橇车,来到结冰的湖畔,用斧头砸开厚厚的冰层,将钓饵探入水中,只需片刻光景即钓上一条又肥又大的鳜鱼,在冰层上打挺。之所以虚构一条鳜鱼而不是鲤鱼或鲢鱼,是因为有一年在松花湖畔,船主请我和友人吃了一次湖中的鳜鱼,鲜美的味道被舌尖记牢。鳜鱼别名“鳌花”,曾被唐代诗人张志和作《渔歌子》一诗称赞:“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诗中的渔翁形象,自然是一幅古意丰沛的传统画作,意境中散发庄子的逍遥快活,与我虚拟的雪地老者有所不同。我想象中的捕鱼老人在贝加尔湖湖畔,积雪覆盖的荒野冰河,或在炊烟上升的白山脚下。而且,他每天有节制地工作,只捕捞够吃一顿的鱼就乘雪橇回家,回到他被木柴烘热的林间小屋。

事实上,当走近捕鱼人的生活,才知道无论捕鱼还是狩猎都是十分艰辛甚至危险的劳作。那一天,当我打着赤膊出现在捕鱼人面前时,他们居然没有丝毫惊讶,瘦削的小伙子只是瞟了我一眼,就继续去忙活白天里下在水沟的地笼了。见他们对我没抱戒心和敌意,我放松了许多,便产生了探究一番的想法。我跟在瘦小伙身后,来到一条狭长的水沟旁边,主动帮助他起地笼子,一边套近乎攀谈起来。他果然是鄂伦春人的后裔,名叫白依图,早年他的祖先以猎野猪和驯鹿为营生,到了他这一辈,就只能捕点鱼了。白依图告诉我,他的家族中有三人死于棕熊之口,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小姑奶奶。鄂伦春习俗讲究辈分,将父亲称阿玛,母亲叫额尼阿,管姑奶奶则称祖姑母。当时的祖姑母还没成年,整天在森林里玩耍,她在采蘑菇回家的路上迷了路,被一头迎面走来的棕熊扑倒,一篮子野蘑菇撒在地上。族人们连她的尸体都没有去找,因为不可能找到。在森林里,这样的血腥事例随时都会发生,猎人一生的全部荣耀,是从捕杀动物的惨叫声中换来的,是命与命的较量——历史的怪圈表明,任何种群的繁衍,都难逃这个宿命般的路线图。

“那是一朵娇嫩的花儿呀。”白依图感慨他早夭的姑奶奶。我跟着唏嘘一番。

“大鱼越来越少了啊,时常忙活一天没捕几条鱼。”白依图的思维是跳跃式的,直接从一百年前拉回现实。

“现在鱼是少了,连下雪天也少了。”我附和道,顺便安慰他。“我听青岛的渔民们说,大海里的鱼都少多了呢!”我告诉白依图,我来自青岛,那是一座海滨城市——我是一名来白山体验生活的作家。

“而且——”白依图表情凝重,吸了吸鼻子,对我的话似乎没听见,也没对我这个外地人感觉好奇。“小鱼小虾就直接放生了,不值得捕捞。”他说。我猜测,这口吻应该和朝着屯子里的人说话一样。

我们就这样前言不搭后语地唠着,一边把地笼里的几条鱼捯饬出来,是几条鲫花鱼,个头不算大。我试图劝他转型做点别的营生,比如去城里开一家餐馆。白依图似乎不为所动,嘴里咕哝了一句:“晚了。”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一把贼亮的尖刀,麻利地豁开一条鱼的肚子,霎时,鱼腥气向四周弥漫。

时隔不久,我听说白依图成亲了,找了个来白山打工的外乡姑娘。族人们依照鄂伦春民族的传统方式,给他办了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婚礼过后,白依图终于离开了绵延起伏的白山,一路向北,加入了乌苏里江的捕捞队。

在林间住多久合适

山林中的春天比内地要来得晚一个多月甚至更久,转眼到了五月中旬,一早一晚的寒风,却依旧吹动着森林顽强返青的树叶,空气中游动着一缕紫花地丁的苦香味。

半个月前,我从那家森林酒店搬出,来到位于河畔的木屋子居住——河畔木屋的条件比森林酒店差远了,但我想体验一下真正的林间生活,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想贪图安逸。至于在这里住多久合适,完全由我自己说了算。

上午,我从普利什文那里学习怎样完成计划中的工作:喝一杯新煮的热咖啡,找一块阳光充足的空地,趴在树墩上做观察手记,记下几天来的所思,以及林中的发现和变化。下午我沿着河岸行走,用相机拍下各种植物形态,除了乔木和灌木,更多的是贴着地面生长的花草:地锦、忍冬、葛藤、山荞麦等等。

遇到雨天,我便穿上黑皮裤和高筒雨靴,沿着河流走得更远,来到一座古朴的村屯,这个村屯看上去干净整洁,土墙和烟囱,散发古老的农耕气韵。我站在一幢老磨坊前拍照和记录,脚下是大片柔软的草甸,植物刺鼻的气味从那里冒出。

有一天,在迷蒙的雨雾里,听到一阵窸窣声自草甸那端响起,似乎把整个山林都惊起一阵微微的震颤。远远地,我看到一幢草苫遮盖的屋舍,在忽闪的光线里钻出一对男女,有三十来岁吧,像是一对夫妻。男人仅穿一件粗糙的布衫,女人生得雪白而葱嫩,像一只丰满的大水萝卜。她的头上顶着一块雨布,双脚踩在一片软草里。这时候,我听到牲口棚里响起了两声牛的哞叫,像是在催促主人往石槽里添加草料。

但这对男女并没有理会牲口棚,而是径直来到磨坊边的一堆干草垛旁。他们从垛上扯下一小堆干草,然后将雨布铺开在草上。不一会,一个小小的祭台便落成了,一切都做得十分娴熟,得心应手。接着男女开始祈福,古朴的仪式大约进行了十多分钟,天空似乎在有意识地配合这场纯粹的民间祭典,唰唰地打了几道狂欢的闪电,隆隆的春雷滚过天际,在河岸上炸裂开来。顿时,岸上高高的美人松、毛白杨、水杉和岳桦林,在微风里频频垂首,响起哗哗的叶声。

在山林中,类似的事情我还遇到过几起,让我既感觉新鲜有趣,又觉得好笑,内心杂糅着几分复杂的滋味,难以诉诸笔端,比如一些山民迷信“黄大仙”,到了规定的日子给大仙们烧香磕头,已经形成东北地区民俗,有人以“出马”为业,如果你迎着风雪游走乡里,一不小心就会碰上某个“出马仙”。但不管怎样,山民们对自然图腾的敬畏之心,对土地和这片山林,都有一定的建设性和积极意义。

在山林中,一个人的夜晚比较难熬一些:风吹动着硕大的树冠,常常会听到狼的叫声,苍凉而悲壮地滚下山来,夹杂着树声、雨声以及河水泛涨之声,落入木屋中——仿佛大自然集中了它的威力,要把这幢简陋的河畔木屋摧毁。

我倒在床榻上,冥思苦索,多半是一些杞人忧天的想法。对往事纠结的回忆像一把忧伤的古琴,在反复弹唱:生与死、对与错、爱与恨、宽容与懊悔,行走或停留……这些在匆忙的城市生活中难以触及与深入的命题。

世界上有些问题,其实是不宜追究的,追究多了人会陷入可怕的玄想,星群会从夜空掉落下来,让人疯狂。有一年,是一个静得出奇的夏夜,我与一位诗人朋友坐在黄土高原的沙堆上,曾目睹过星群在天幕悬挂的情形,它们像粒粒宝石,比平时的星星大出几倍,光源充足,照亮整个沃野。它们似乎与我们近在咫尺,伸出手即可摸到它们的温度。我的朋友原本是一位血性十足的倔强汉子,面对这样的情形竟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倒在我的怀中诉说人世的悲伤和委屈。他在事后回忆说当时完全像中了魔一般不能自持。而在经历了那个夏夜之后,他整个人变得温驯起来,有时羞怯得像个姑娘。

究竟是什么让人产生美丽的错觉?接连几夜,那种仿佛置身太空的不真实感又与我一次次神秘遭逢。有一刹那间,突如其来的恐惧紧紧攫住了我的思维系统,脑子里转动着一个念头,那就是如果我睡着了就会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死去,届时连梦也会被中止。而依照我目前的意志,当然是不想这么早早地死掉。在我的身边,已有太多的事例,比如十几年前有一位朋友突然在一次煤气中毒事件中不再醒来,致使他的诸多抱负都成了泡影。那些宏伟的抱负在十几个小时之前,他还曾向我一遍遍讲述,煽动着我灵魂深处的不安与躁动:著作等身、荣誉、地位、金钱、爱情……而一股强大的外力使这美好的一切变成了残忍的结局,一个人,一张床,被上帝的一个呵欠,轻轻地吹走,像吹走宇宙中的一粒飘尘。

接连几天,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我往往会在夜半醒来,睁大眼睛,听着平时爱听的音乐,一遍又一遍。我插紧了门闩,又把窗子打开一条小小的缝隙,为的是既可以防止野物入侵,又不至于让屋内的空气过于窒息缺氧。然而即便如此,在黎明时分,难以抵挡的困意还是袭来。

早晨醒来,我都为“还活着”这件事本身而暗自庆幸,咿呀开门,为低头即能见到一片植物,上面缀满透明的露珠而惊喜不已。

尽管承受了许多思虑,在林子里也有遇到“邪性”事儿的可能,但我却没有离开的念头。依照计划,我将在这里住到秋天来临。立秋之后,我打算去呼伦贝尔草原采访。在我看来,森林与草原就像一对孪生姊妹——从森林到草原的距离,只差一条公路。

此刻,仰望巍峨伟岸的山顶,我知道真正的春天乘坐一辆马车来了——谁也阻挡不了她占领大地的脚步。半个月前山脚下的积雪早已消失殆尽,冬天里枯死的茅草,在雨水的浸淫中泛出大片鹅黄,四周原本空落寂寥的林间山野,忽然有了灵性:布谷鸟的叫声自远处传来,土壤变得松软,一种名叫“拉拉蛄”的昆虫,开始了最初的活动。这是一种害虫,整整一冬都居住在荞麦田里,吃荞麦苗根部的麦皮,会伤及生长的稼禾。

我知道,当一场雨水过后,泥土中又会冒出一批会飞的昆虫,在空气中发出嗡嗡的鸣叫。青蛇会从蛰伏的洞中钻出来,在道路上留下爬行的印记。

在乌拉盖草原上挖掘

一个人在草原上行走,许多古怪的念头会不可抑制地冒出来,比如:在这里挖个地窖吧!或者像土拨鼠那样挖一个藏身的地洞。洞不能太深,太深会挖到泉眼,草原上存不住雨水,被植物的根须兜住,有的地方挖不到一米即见泉水。也不能挖得太浅,太浅了藏不住人,秋后就成了兔子窝。

写到这里,你可以设想一个画面:黄昏,一个人影在草原上挖掘,草根被利刃斩断的声音,雨点一样响彻四周。

后来,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乌拉盖草原太宽阔了,宽阔到连体积稍大点儿的动物都没有一处藏猫猫的地方。除了一望无际的草,几乎再没有任何遮挡。头顶是一盏白炽灯似的太阳,照得人都有些不好意思。看看身边,是清一色的赶路人,有牧民也有游客,一律眯起眼睛,即便有人甩动一下胳膊也会互相看得很清——比如有人左脸上有块伤疤,有人掉光了头发,有人缺了门牙,还有人歪斜着肩膀走路,有的人习惯鼻孔朝向天空,像林间木屋顶上的铁皮烟囱。

从白山到乌拉盖行程一千多公里,翻山越岭,路过多少小镇、村屯、羊群、葵花地和荒野上的加油站,不就是为了来感受这草原无边的寂静和空旷?以及天空棉花似的云朵,飞翔的鸟雀和野鹞子,还有白天与夜晚,历史与现实的种种纠缠。

众所周知,我有浓重的乌拉盖情结。因为我爷爷在年轻时曾做过一阵马贩子,来到乌拉盖草原谋生,还和当地的牧民拜过把子,结下生死之交。那个年代,生存环境恶劣,在外流浪的异乡客一不小心就会丢命。在他还乡后酒桌上的叙述中,乌拉盖占据了一个长长的章节。

与爷爷一道闯关东的人有二十多名,最后囫囵着身子还乡的人不到十位。他们的命运五花八门:有的在流浪途中睡树洞,被雷电击中;有的睡桥洞,被毒蛇咬伤;有的在冬天被暴风雪冻僵,手脚丧失了知觉;有的在马车店被倒塌的房子砸死;有的则被山贼掳走做了苦力,至此没了音讯。

比较正常的是有人患了肺病,没钱救治而死——这样的死至少没留下太多后患。最悲催的是有人在伐木时被黑熊偷袭,被咬下一条胳膊或者一条腿,成了残疾人。这样的人回乡后大都没能成家,整日沉默寡言,蜷缩在墙角下晒太阳,静待时光把剩下的骨头收走。比较之下,我爷爷算是幸运,虽非大富大贵,但躲过了七灾八难,还带了些余钱回乡,让整个家族安定下来,在故乡鲁西平原的村庄盖了两处混砖平房院落,在村东开了两亩六分地,还饲养了一头牛四只羊,亲手打制了一辆木头车,解决了诸多过日子和劳动的难题。这让乡人羡慕不已,以为我爷爷闯关东发了大财。

但好景不长,大约半年后,我爷爷就暴露了其酒徒本相,他嗜酒如命,喝得整个家变成了一只空酒瓶,最后把家中值点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村子里的知情人透露说,我爷爷的酗酒毛病,就是在乌拉盖草原上沾染上的——在苍茫寂寥的大草原上,很容易喝酒成瘾,甚至中毒。几年前,电影《狼图腾》在院线公映,我看后便欲找小说原著,没想到我书架有这本书——由于我向来对畅销书保持一定警惕,这部行销数年的小说便一直束之高阁。此次有了电影的契机,才得以浏览翻阅,读后加深了对酒鬼爷爷的理解,宽宥了他生前爱耍酒疯、借机宣泄一下坏情绪的种种往事。

我在想,我爷爷浪迹乌拉盖草原时正值年少,一个人破衣烂衫地牵着几十匹马,每天在东家的吆喝下度日,一天劳作下来,不喝上一碗“蒙古烧”睡不好觉。他吃住在简陋的马棚里,夜夜听着马嚼食草料的声音。一日三餐,除了高粱 子,就是土豆白菜,牛羊肉只有在过节时才能吃到。平日里东家吃肉,我爷爷至多喝点肉汤。

在电影《狼图腾》中,主人公下乡知青陈阵除了牧羊,就是倒在草丛中衔一枝狗尾巴草畅想未来,劳动之余跟随牧人毕利格阿爸掏狼崽捉黄羊,冬天的闲暇时光还能和一位蒙古族少女噶斯迈谈情说爱。这些情节的设置,未免过于浪漫,与我爷爷当年真实的草原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头一天,我到电影拍摄地兵团小镇看了看,说是小镇,其实只剩下一处大院子,内设集体宿舍、公社食堂、供销点、卫生所之类。知青们当年的生活遗迹荡然无存,战天斗地,扎根草原的誓言早已在空中消散。草原日益被沙化,动物种群的繁衍条件也面临危机。据牧民们说,那天在乌拉河畔看见一只狼出没,神情哀伤,低头走路,目光里也少了野性。

“狼是草原的精气神。”——经验丰富的牧民阿斯嘎目光炯炯,说从野狼的尾巴梢上观其年龄,那是一匹行将就木的瘸腿老狼。他断言说它活不过这个秋天的,会在入冬前悄悄死在某个远离同伴的角落。

芒草里藏着野兔的家

没想到,我向巴音老人说了第二天去草原上捉野兔的想法,竟然被一口回绝。巴音老人说:“不如到水泡子去划船吧,桦木舟你没见过吧?”我摇摇头,突然间感觉和蔼的巴音老人有点古怪。

我急忙在脑海里翻检词条,找到“桦木舟”,浮现出某部外国渔猎纪录片,知道桦木舟长约两米,能载四五个人,由于吃水浅,因此可以顺利通过沼泽滩涂地带——我想起昨天,无意间在草原上发现一个大水泡子,四周长满了灌木,以柽柳为主,其余的都是芒草。

要命的是,水泡子那个清澈啊,清澈到不忍心用手去碰,害怕把一幅俄罗斯油画碰碎。这时候,如果将一只桦木舟放进去,无论游玩还是撒网捞鱼,都有点煞风景。在我看来,这么清澈的水在大地上太难找了,可惜水珠不能做成项链。

我知道从前不是这样。从前的乌拉盖草原,一到秋天就开始打猎,牧人们走出蒙古包,用枪瞄准鸟、狍子、狼、黄羊、野猪、白唇鹿等等,当然主要是野兔,因为野兔太多,比较好猎获。枪声四起,砰砰砰,砰砰砰,猎物扑通倒地,浓郁的火药味在宽阔的大草原上扩散。

节气进入九月,草开始变黄,繁殖了几个季节的野兔无处藏身,极容易暴露行踪。秋冬两季是野兔种群的灾难,眼瞅着它们像撒落在草原的甜点,被天上的鹰叼走,被猎狗咬死,更多的被枪击中,变成了牧民们的下酒菜。

应该忏悔的是,我曾经品尝过野兔子肉。十几年前,担任山东电视台一档《飞越齐鲁》的纪录片撰稿人,去东营黄河三角洲采访,那里有大片自然保护区,满眼尽是开花的芦苇荡。那天中午的招待饭,即上了一盆野兔子肉,见我下箸迟疑,站长急忙解释,说野兔泛滥成灾了,上级允许捕猎一些,以维持生态平衡云云。正因为有了这一通貌似合理的说辞,人们放下心大肆猎食野物,终于吃出了问题。

野兔胆子小,性情温和。平日里只吃青草,其肉质散发一股草味。老天在造物时偏心眼儿,把这个物种造出来,好像刻意供强悍者食用。但我知道,它们并不情愿。

“从前,每一株芒草下,都是野兔的家。”在去水泡子划船的路上,巴音老人对我说。“但现在你翻遍草原,也难找到那么多野兔。”到了秋天,许多草被割掉,堆在草场上变成一堆堆干草垛,很快招来黄鼠狼、猞猁、刺猬和野獾,但野兔像是成了精,愣是不上人类设下的各种圈套。

较之家兔,野兔的智商要高出数倍,堪称草原上的小精灵,生存危机意识甚重,好像生来就有。它们动作轻盈形体灵敏,跑起来连猫科动物都撵不上。人类也依照自己的游戏,将其编排讥讽,虚构出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事实上,千百年来,野兔都对自然的天敌和人类保持高度警惕——在繁殖期,母兔和公兔分工明确,它们早早做窝,巧设伪装机关,在夜晚产下一窝兔崽,即便你一脚踩中了它们的洞穴,也很难发现这里埋藏的巨大秘密,因为眼前的一切都天衣无缝,像一块完美的织锦。这时候,忙碌的公兔和母兔在洞外觅食回来,先是潜伏在洞穴四周观察,如果嗅到一股陌生的气味,它们会果断调头离开洞穴,宁肯抛弃七八个嗷嗷待哺的兔崽,也要义无反顾地奔向茫茫草原。——听起来很残酷,但这就是大自然坚硬似铁的法则。

巴音老人对我说,这不是最残酷的——草原上的湖水里有一种鱼,会在遇到危险逃生时为了减轻负担,将身体的一部分内脏抛给追赶的天敌,迷惑对手以为取得胜利。然后,它会悄悄躲藏到安全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疗伤,再长出一副新的内脏。

我听后大为震撼,自此知道,无论多弱小的动物,哪怕生存单位以分秒计算,也想多活一些时间。

周蓬桦,作家、散文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石化作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琴岛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已出版散文集《风吹树响》《浆果的语言》《沿着河流还乡》《故乡近,山河远》等8部,长篇小说《野草莓》《远去的孔明灯》及中短篇小说集《遥远》等。获冰心散文奖、中华铁人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等数十项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