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1年第7期｜丁邦文：年龄问题（节选）
编者说
档案无小事，两个不一致的档案中的出生年龄，到底哪个准确，怎么才能证明自己出生于1961年？一字之差影响到老柳的升迁，且触发一系列不为人知的官场规则。小说有种无处说理的荒诞感，却直逼官场真实现状，触动人心，发人深思。
年龄问题
文 / 丁邦文
一
放下电话，柳卫东蒙了。
蒙了的柳卫东，嘴大张，脸紧绷，眼圆瞪，一口气憋在胸腔吸不回去吐不出来，近乎窒息，难受至极。
打电话的人是老张，江北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电话里的老张，声音低沉，语调凝重，只为通报一件事，一件大事：
“老柳，柳主任，你的年龄出了问题！大问题！具体情况，我让小黄和你说。”
江北县政法委与综治办，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同属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老郑领导，日常工作由老张主持，人事、行政、后勤归拢在一只锅里搅勺。分工上，老张偏重政法委，柳卫东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
听得出，老张打来这通电话时，是在移动的汽车上。
早晨刚上班，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前，柳卫东同老张在走廊上碰过面。老张说：“我去县委大院一趟，为你的好事跑腿哩。”
跟在老张旁边的，是政法委组织委员小黄，人称黄组委。
老张说的好事，柳卫东当然清楚。
前不久，县里腾出两个副处级非领导职位。瞄准这几个位置，等着顶替上位的人，队伍排到郊外十里坊。队伍里，自然都是江北县资历深、道行高、能力强的正科职老屁眼儿，人人皆非等闲货色。明着大家不动声色，暗地里其实早就刀枪剑戟齐上了。这也难怪，一个县，除了四套班子之外，统共就那么几个副处位置，那么多部委办局院行社的正职官员，外加十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哪个不是红眼睛绿鼻子地紧盯着？经过严格的民主推荐、测评、考察、打分等程序，县委又考虑到柳卫东当年上过前线打过仗，在战场上负过伤立过功；转业回来后在公安系统苦干二十年，从普通刑警一直做到副局长，立了一堆二、三等功，评过省劳模；调来综治办十年，副主任五年，正主任五年，工作成绩很突出……基于此，柳卫东列入拟提副处级之列。
对柳卫东来说，这当然是件好事。饶是农村出身贫寒本色，经历过战争与生死，看淡了官位职级，可毕竟再有两年就退休了，这时弄个副处级，是对自己的某种肯定与褒奖，退休后的待遇也不一样。为此，柳卫东内心喜悦加感激，周围同事也替他高兴。
最近这几天，张副书记和黄组委为这事没少往县委大院跑，事成之后一顿好酒笃定没跑。可是，在这节骨眼上，竟然出现了什么年龄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老张选择在车上打电话，说明事情紧急且重大，或者表示事情棘手且尴尬，电话里讲比当面说容易开口。
那边，老张说完开场白，接着将电话交给了黄组委。
事情的原委，黄组委很快便说清楚了。
按照规定，凡是需要提拔的干部，县里要重新审核档案，包括历年个人事项登记等重要历史资料。
这一审核，问题来了。
在柳卫东的档案里，有一份入团志愿书，出生日期一栏里，赫然填着1960年9月，整整比实际年龄早了一岁。
“柳主任，我和张书记刚才都看过那张入团志愿书，从字迹上判断，应该是您上高中时亲笔书写。”黄组委说。
“是啊，入团志愿书当然得自己填啦。这有什么问题吗？”柳卫东不解。
“问题就出在您自己填写的那个1960年9月上，与您档案里后来所有的材料都不一致。从当兵开始，您的出生日期就变成了1961年9月。”黄组委说。
“什么变成？我本来就是1961年9月出生的嘛。那个1960年9月肯定是错的！当时要么是笔误，要么是记忆或推算上的差异，这对于一个16岁的少年，不应该是什么大错误呀！再说，后来所有材料都是1961年，正好说明那个1960年是错的。否则，当兵政审那么严格，不会查不出来。还有，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公安机关户籍册都能证明，也都是法定依据嘛。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能弄不明白？”柳卫东不以为然。
“可是，可是，这些情况我们都帮你说了，他们也都清楚。关键是，您填的那份团表很要命哩，柳主任，这个事情弄大咧！”黄组委欲言又止，说话吞吞吐吐。
那边的老张，似乎有点不耐烦，骂了一句什么粗话，将电话接了过去。
“老柳，现在的事情是这样。据说县里根据上头的一个什么通知，前两年出台了个规定，对于干部年龄，凡是档案上记载不一致的，一律以最早记录的那次为准，任何人不得例外。据说，这是纪律，铁的纪律。唉！”老张叹了一口气，道：“你的情况，别人不了解，我还能不了解？我费了好多口舌帮你据理力争，他们才松了一点缝隙，说是只要能找到最原始出生记录，比如准生证、出生证、防疫记录之类，包括出生时的户口原始底册，都可以作为参考。可我知道，什么准生证、出生证、防疫记录都是胡扯。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在农村的人，哪有这些名堂？还有，听他们的口气，应该是查过户口底册了，好像没查到。照着这个意思，事情还真有点麻烦。”
说到户口底册，柳卫东忽然想起一件事：在他当兵期间，老家丁家塘公社的户籍库遭遇过一场火灾，里面的东西全部付之一炬，所有户籍资料都是后来补齐。这事，他原本不知道，转业到公安局工作后，老家经常有人找他帮助查这找那的，也就知情了。没查到，兴许因此。
“老张，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件事基本上就没有余地了？也不容申辩了？”柳卫东有点生气，却尽量缓和语调。
“唉！”张副书记还是叹息。
“我的出生年龄，只能按照那张入团志愿书上的时间认定，也就是说，我凭空多了一岁。而这多出来的一岁，不仅使这次提拔泡汤，还将决定我的退休时间提前一年。说不定，根据这个情况，还可认定我弄虚作假、欺骗组织。老张，是这个意思吗？”柳卫东有点激动。
“事情当然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作假、欺骗什么的纯属胡扯。可是，提拔和退休应该是这么个意思。你也知道，这次提副处竞争很激烈，如果你这个年龄问题被认定，提拔估计有困难，退休也得提早一年。”老张实话实说。
接下来，老张似乎还想安慰柳卫东几句，可是他这边先挂了电话。
柳卫东丝毫没有责怪老张和黄组委的意思。他们都是好意，不能把气撒在他们身上。
柳卫东走出办公室，来到办公室室外的平台上。
他不吸烟，但这时实在想抽一支，用剧烈咳嗽来掩盖内心的不平。
初秋时节，风光正好。放眼远望，四周一片葱郁与缤纷，各种颜色的鲜花或含苞或怒放。满眼好景，在柳面前却什么也不是。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柳卫东需要认真冷静地清一清理一理。
是的，本人柳卫东，出生在本县西部那个叫作丁家塘公社梁柳甸大队的地方。大概五岁时，开始有了记忆，最早是关于祖父生病、去世，然后进小学读书，之后就什么都记得了。小时候，关于自己的生命信息，似乎是从回答别人“你几岁啦”开始的，三岁、五岁、十岁，报的全是虚龄，很久都不知道还有实足年龄、周岁这个说法。生日当然记得，农历八月初一。属相也清楚，属牛。出生时间是三姐告诉的，晚上七点左右，用她的话说是“散乌”的时候。柳卫东后来考证过，“散乌”是对天色将暗未暗状态的形容，是夜色初笼、薄霭轻绕的昼夜交替时分。
当兵之前的十八年间，柳卫东几乎从不在意自己的出生时间，好像也不需要在意。当兵开始，考军校、入党、提干、立功受奖、转业等等，有了政审的说法，需要不断填写各种表格，自此，出生时间成为每表必填的固定项目。这时，柳卫东不再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农民，不能只记得自己的虚龄，而是要将虚龄、属相对应到具体公历年份，这便有了确凿无疑的1961年。至于生日，那时查不到万年历，只能模糊，在农历上横加一个月，八月初一变成了公历9月1号。很多年之后，柳卫东查过万年历，才知道自己的公历生日其实是9月10日。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出生时间这样重要的信息，当兵政审时一定由武装部与公安部门联合核查过，派出所有现成的户籍底册——那时还没有发生火灾，确认起来很方便。从1979年入伍后的40年间，1961年9月1日的记载应该从未变过，具有法定功能的居民身份证也可佐证。
“可是，那份入团志愿书上的时间又是怎么回事呢？”
柳卫东完全记不得那张表格了。当年，在什么情况下、由什么人介绍入团，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他只能想象，42年前的那个柳卫东，16周岁，瘦弱矮小，其貌不扬，对于入团除了激动、兴奋，应该还未及仔细思考更多。至于那份表格，是铅印、打印，还是油墨推印，上边的文字是用圆珠笔还是钢笔填写，更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份陈年表格，突然跳将出来惹是生非，成为拦住柳卫东再进一步的障碍，或许也将决定他突然多了一岁，必须提前一年退休。换句话说，如果年龄问题一旦被认定，他便不再是原本的柳卫东，自己突然就迷失掉了。
想到这个结局，他有点不寒而栗。
二
柳卫东发了火，而且是大火。
他骂了粗话，拍了桌子，甚至差点摔掉一只茶杯。
他发火、震怒时，面对的是张副书记、黄组委，可心里真实的潜在的对象却又不是他俩。对此，不光柳卫东清楚，老张、小黄也明白。
发火的场合，是在柳卫东办公室。老张、小黄坐在沙发上，柳卫东先是坐在办公桌后的皮椅上，后来干脆站了起来，再之后就像一头被激怒的牯牛一样来回绕圈子，大喘粗气。
张副书记带黄组委过来，其实只是解释，也是希望商量一个解决办法。
开始时，张副书记主讲，黄组委补充，两人还原、模拟出那天在县委大院的情景。
“接待我们的是洪科长，还有一位许同志。洪科长主管这方面的工作，许同志负责档案审查。”张副书记说。
“可是，在柳主任年龄问题上，真正的主角是许同志。”黄组委补充。
“洪科长有一本保密笔记本，上边记录了很多案例，都与年龄问题有关。说是江北县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干部在档案方面的毛病实在太多了。其中，年龄问题是重中之重，弄虚作假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干部，因为早期招工、升学、当兵、入党、提干等等，年龄不符合要求，将年龄改了，有的改到相差三四岁。更加离奇的是，有的干部先是将年龄改过一遍，等到工作多年之后，面临升迁、婚恋、退休等等，又要求将年龄改回来。这就出现同一人档案里，有好几个不同年龄，前后矛盾，相当混乱。”张副书记对着本子，尽可能讲得准确全面。
“问题最突出的是体育、文艺领域的干部，年龄问题普遍，而且相当悬殊。”黄组委适时插话。
“许同志虽然一直没怎么讲话，可他手里有一份什么通知，说是上头有规定，凡是干部档案年龄不一致的，一律按照最早的记载为准，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对领导干部尤其严格。事后，我打听过，那个许同志其实是关键人物。他专门负责干部档案审核，洪科长对他相当信任，也很倚重。柳主任的年龄问题，就是他发现的。而且，据说他这个人原则性很强，只要他发现的问题，对应到文件规定，那就丝毫也没有通融的余地，根本不听任何解释，什么人打招呼都不让步。”张副书记说。
“哦，对了，关于户口底册的事，我已请公安局查过，丁家塘公社的户籍库1985年时被一把火烧掉了，现有的户籍档案是后来重做的。这个情况，我也请示过了，洪科长和许同志他们不认可。”黄组委介绍。
听到这里，柳卫东基本弄明白了，心中的火气也慢慢在积攒。不过，他还是强压火头，连续提出几个疑问：
“如果说我弄虚作假，有意把年龄改小一岁，总得有个理由吧？按照我们政法上办案判案的习惯说法，总得有个合理的作案动机吧？假如判定我是有意改年龄，那么，改的动机是什么？18岁当兵与19岁当兵，有区别吗？难道，我当兵时就预见到自己日后会提干，会面临提职、退休，早早就把自己年龄改小一岁？我脑子有病，我疯了吧？
“当兵是要政审的，政审是非常严格的，入伍登记表上那个1961年是经过组织认定的。这40年来，我的档案不知经过多少人手，受到过多少次审查，难道那份团表不是一直在里面？怎么会现在才发觉那是个问题？又怎么会一说有问题，就直接认定错的是后边这40年，而不是那份团表？
“不错，我们干部队伍中是有些人弄虚作假，是有人为了自己的一时一己之利改了年龄，难道仅仅因此，就对所有档案里出现误差的干部一棍子打死吗？对于不同类型的情况，就不能有基本的甄别与判断吗？哦，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不问青红皂白统统死啦死啦，这不是变相搞株连吗？符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吗？
“还有，你们说的那个什么许同志，就他那样，一手举着死规定卡干部，一手拿着放大镜挑毛病，听不进任何解释，不懂得实事求是区别对待，那也是坚持原则？那个洪科长对他听之任之，也是正常的信任与倚重？”
面对柳卫东的这些问题，张副书记和黄组委自然无以应答，保持了沉默，而且，沉默时还面带微笑，甚至微微点了点头。
柳卫东明白他们沉默、微笑、点头的意思。确实，他心里清楚，自己这几个问题的提出，貌似义正词严，实质幼稚可笑，因为答案早就明摆在那里——洪科长、许同志的话还不够明确吗？
正是连续几个疑问的提出，柳卫东将自己一步步激怒，导致了一时不能自制，这才拍了桌子骂了粗话，茶杯举在半空幸而停了下来。
他知道，面前坐着的是张副书记和黄组委，两个希望帮助自己的同事，而不是那个自己不认识的科长和许同志。当然，他也知道，即使面前真坐的是洪科长和许同志，他也不能动怒，因为他们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组织。回顾过往40年，自从当兵入伍穿上军装，柳卫东从一个嘴上没毛的农村青年，成长为堂堂科级领导干部，对于组织一直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也有着特别牢固的信任。这个组织，当兵时是班、排、连，上军校时是区队、中队、大队，当教员时是教学组、教研室，转业到公安后是警队、局党组、政法委。而具体代表这些组织的，则是像张副书记、郑书记这样一些人，自然也包括洪科长、许同志。你一个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对组织动怒，像话吗？
情况交换过，火也发过，还是要商量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这事我已经向郑书记电话汇报过，他表示会亲自过问这件事。等他从省里开会回来，我一个，小黄一个，还有柳主任你一个，我们三个再当面向他作个汇报。他是县委常委，又是我们的书记，兴许他打个招呼会有用，或者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张副书记提议。
柳卫东本想摆手拒绝，这事他不希望借助强权。可是，既然郑书记已经知道，又应允过问，自己也不便多说。再说，张副书记能够做到这样，真是很够意思了。不过，他隐隐觉得，遇到这样敏感的事情，郑书记未必能帮上忙。
面对一盘死棋，三个人陷入沉默。
柳卫东见状，笑道：“嗨，不就是提拔个副处嘛，没什么大不了，别搞这么严肃，该怎样还怎样，死活鸟朝天！”
“要不，我再到下边派出所跑一趟，看能不能找到别的什么原始资料，兴许能在洪科长和许同志那儿通融通融。”黄组委建议。
“也好。”张副书记临出门时，又回头叮嘱了一句：“卫东主任，我们这里做工作的同时，你自己也别闲着，尽量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证据。我觉得，虽然有洪科长说的那些复杂背景，还有许同志手里掌握的那个规定，以及他查到的那份团表，可如果我们能够出示足够有力有效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又能形成一个完整链条，或许会有回旋的余地。无论怎么说，他们总得讲理吧。”
“好的好的，谢谢二位。”柳卫东双手抱拳，作了个夸张的揖。
……
（全文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1年第7期）
创作谈
严肃或荒诞，一层纸而已
丁邦文
《年龄问题》是我近年来用时最短、写得最为流畅的一部作品。
事情缘起于真实。小说主人公柳卫东身上，既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我朋友、同学、同事的经历。
起初，我的态度以调侃、游戏为主。及至刚落笔，还一直想笑，憋不住地笑出声。可是写着写着，笑不起来了。写到最后，竟然生出些悲壮之感。
事实上，小说的写作过程，一直是作者与众多热心人一道，试图帮助柳卫东解决“年龄问题”。
年龄问题，事关重大。但凡体制中人，尤其是具有干部身份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何年何月何日出生，都在档案里记载得明明确确。此档案，由组织人事部门严格掌控，如影随形跟踪一生，记载荣辱进退，左右人生走向。其中，对身处上升通道内的干部，年龄问题更加重要。什么年龄可以进到哪个职级，什么位置必须控制在哪个年龄段内，都有极其严格的规定与限制。正因如此，近年频频曝光的腐败案件中，不时会出现年龄、档案造假之类的表述，进而上升到违反政治纪律、对党不忠的高度。专业术语的背后，便是有一些落马的腐败分子，包括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曾经为了入职、上学、晋升、留任、延迟退休等等，在年龄问题上动了手脚做了假。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多了，便有了频繁而严苛的档案审查，以及针对性极强的规定。对于档案中年龄不一致者，应该如何如何，必须怎样怎样。
不得不说，一个规范有序的法治社会，必是由众多规则组成。规则需要严格、规范，避免随意解读，杜绝人为操控的空子与漏洞。但是，再严格、规范的规则，都网罩不住意想不到的例外。
小说人物柳卫东的情况，确属例外。他的年龄，最早出现在读高中时的入团志愿书上。当时，只是因为年少无知、行事随意、推算不当等等原因，填写出生年份时提前了一年。之后四十年间，从当兵到临近退休，包括居民身份证，所有的年龄登记、填报都准确、清晰且一致。几乎所有人都清楚，柳卫东当年没有年龄作假的动机与必要，周围的亲人、同学、玩伴也都能为他作证，可这些终究敌不过白纸黑字。面对规则，柳卫东的年龄问题，终究无解。
小说的写作，采取了最笨的层层剥笋的办法。这一剥，虽然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却也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在某些特定情境里，严肃与荒诞，看似水火不容，实质相依相偎，其间往往只隔着薄薄一层纸，一捅便破。
或许，这部小说，便是捅破那层纸的一根手指。
丁邦文，男，1961年生于江苏如皋。曾经务农三年，当兵九载，警察生涯六个春秋。现为南通报业集团编委，高级记者职称。获得过中国新闻奖、中国报纸副刊金奖。多部中篇小说发表或被转载于《清明》《北京文学》《青年作家》《作品与争鸣》《作家文摘报》等。出版散文随笔集多部。长篇三卷本小说《中国式秘书》，居多家门户网站读书榜及畅销榜前列，网上总点击量数亿，在全国逾百家省、市级报纸、广播连载连播。2017年新推出长篇力作《无冕之王》，直击当下中国记者的生存状态与困境。获选中国十大记者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