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在延续1977年思想解放热潮的同时，进一步提供了直接正面讨论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历史问题的契机，引起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并明确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历了这一历史转轨，我们迎来了繁荣的“新时期文学”，也就是后来大家更为熟悉的“八十年代文学”。1979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文艺界致辞，明确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并且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这对于文艺界而言，不啻是一枚定海神针，有力地打破了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精神枷锁，开辟了更为多元、丰富的话语空间，使作家们切实感受到心灵的解放和自由。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文艺政策。

以上开阔、包容的方针政策对之后八十年代文学的创作繁荣和思想活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八十年代文学在党的领导下，深度契合国家层面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加之影响遍及全社会的思想解放浪潮，在全方位、多角度反映时代变迁的同时，又锐意进取，不断求新求变，对于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多次承担起社会变革中的风向标角色，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作品。

以1985年前后为界，八十年代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文革”结束后，大量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小说方面，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为发端，预示了文学解冻的重要征象。文学创作的繁荣，甚至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时国家层面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工作，并将相关文学命题，如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等，引向深入。随后的反思文学即是在伤痕文学的基础上对历史做进一步叩问和审思，这其中涉及到启蒙观念和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出等问题。改革文学的产生则是因应了在“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下，当时各行各业的改革浪潮。其中《乔厂长上任记》就塑造了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乔厂长这一人物形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些文学思潮的产生得益于它们准确地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勇闯禁区，扮演着先驱者和急先锋的角色，从而在题材和主题上进行了有力突破。

同时，关于“人道主义问题”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两大主体是知青作家和归来作家。以知青作家为例，出现了叶辛的《蹉跎岁月》、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等表现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需要说明的是，知青一代作家始终有作为同龄人、同路人的评论家，如王晓明、蔡翔、黄子平、吴亮等，及时批评、相互砥砺，形成了八十年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同步发展、彼此激荡的动人局面。归来作家中，王蒙的《春之声》《夜的眼》《蝴蝶》等作品开启了意识流的新颖手法，在小说艺术层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高晓声则以“陈奂生系列”深刻描绘了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的多重影响。诗歌方面，归来者吟唱“归来的歌”，青年诗人则有“朦胧诗”创作，两者都指向了对历史的反思，但后者的怀疑、反叛精神格外强烈。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取材和主题具有鲜明的干预意识，文学一度成为当时公众生活的重心，具有强烈的轰动效应。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营造的宽松、包容的舆论环境和文学生态。

1985年，我们迎来了“85新潮”。这是文学界在艺术上力争突破旧的话语模式和写作范式的有力尝试。这一时期，“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成为新的历史诉求，背后隐含的是告别文学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的历史情境。日常生活、地域风俗文化、个人写作、文学的语言和叙述等问题更加强烈地进入作家视野。不容忽视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深度影响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在此前后，市井小说、风俗乡土小说、寻根文学、现代派小说、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第三代诗歌等陆续登上历史舞台，这些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日益多元的文坛格局。同时，在“纯文学”理念的倡导下，这一时期对于文学创作艺术层面的探索有了高度飞跃，一大批作家创作出极具个人风格的代表作。

八十年代，国家层面致力于实现现代化，大力引进西方现代科技和管理技术。在这一大环境下，外国文学翻译（包括西方文论）成为当时译介的重点。作家和批评家通过阅读“外国现代派”的相关作品，积极探索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路径和新空间。新一轮文学翻译浪潮加上随后的作家出访，推动着新的文学思潮的形成。1985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相继发表，当时被称为“现代派小说”。风俗乡土小说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治生活作为社会、文学结构中心这一理解的退隐。正在展开的现代化进程需要作家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去观察转型时期的城市和乡村。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们认为文学应该突破表面化的现实层面，发掘本民族古老文化的深厚土壤，与世界文学展开真正的对话。这其中以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为代表作。先锋文学作家在语言和形式层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和探索，其创作关注点也从“写什么”转到“怎么写”，出现了马原的《虚构》、余华的《现实一种》、格非的《迷舟》等进行多种叙事尝试的作品。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前者着眼于民族文化的探寻，后者聚焦叙事的探索。其背后都潜藏着文学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冲动，这与八十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和与世界接轨成为当时社会主潮密切相关。换言之，即使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纯文学”或“去政治”的艺术探索，其背后也隐含着如何回应“讲述话语的年代”这一问题。“文学现代化”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深层主题和内在线索。

探索、突破、求新求变是八十年代文学的主要特征，也是贯穿八十年代始末的时代精神。国家层面营造了开放的时代氛围，人们精神状态健康明朗，社会生活积极向上，普通民众与国家层面在大的历史目标和未来设计上具有高度的共识性，向心力因此得以凝聚而成。八十年代文学以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思潮和历史转轨为起点，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求新求变、不断探索的冲动和热情。文学工作者作为其中最能敏感于时代氛围的群体，在宽松的文学生态下，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追求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学观念到研究方法的全方位跃动。比如勇闯禁区，突破题材的限制（前期有暴露社会问题、重新呼唤人情人性等，后期有细致描摹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度呈现人物的潜意识等）；从人情人性出发，创造出许多难以简单界定，更为复杂、丰富的人物形象；尝试多种美学风格（如悲剧、悲喜剧、反讽等）；运用意识流、多种叙述人称等写作手法。

文学向来是时代敏感的神经，八十年代文学尤其表现出蓬勃有力的创造性和锐意革新的探索精神。某种程度上，八十年代文学是在回应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的基础上，基于我们对于现代化的共识和想象展开的，至于“现代”的故事如何讲述，什么样的讲述才称得上是“现代”的，则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这背后关乎不同作家如何回应“时代”的问题。也因此，构成了八十年代文学丰富、多元的文化格局。八十年代文学在前后两个阶段，既深刻与时代共振，同时，又深入了时代肌理，在与时代一起摆荡、缠斗的过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

今天，当我们作为研究者重新谈论“八十年代文学”，除了需要以历史化的方式对于八十年代文学的演变进行更为耐心、深入的动态描述和细致呈现，更需要着眼于当下和未来。事实上，我们每一次对于历史的重返都隐含着当下的需求和召唤未来的冲动。八十年代文学作为历史转轨的重要阶段，它是如何把“过去”告诉“未来”，将“旧迹”带入“新途”，如何在连续与断裂的动态辩证过程中开辟新的空间和可能性，对于这一脉络和线索的清理将有助于我们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激活八十年代昂扬、向上、探索、革新的思想精神资源。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