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路途上，文艺应该怎样做才符合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从文艺繁荣发展看，这就是要求以新的文艺杰作去守护新征程中的人民之心，也就是应当满足在新征程、新境遇中人民通过艺术审美而更加透彻地感知新的生活世界，品味人生意义，洞悉未来远景，提升精神境界等新需要。这是因为人民的心不会单纯停留在过去百年文艺功劳簿上流连忘返，而是产生新的更高的文艺杰作鉴赏期待。

新的更高的文艺杰作鉴赏期待的产生，表明中国人民之心正在这个“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时刻发生新转变。过去百年，伴随着中国社会从古典性到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人民之心也在实现从破碎的古典梦到现代中国梦的转变。鲁迅带着难以转变成为“现代人”的“大恐惧”，打破沉湎于“国粹”而难以自拔的自恋幻觉，通过塑造祥林嫂、孔乙己、阿Q等不朽的艺术典型，发出改造“国民性”、重铸中国魂的激越“呐喊”。99年前，那时还是大学生的美学家朱光潜在文章里痛感那时中国人心灵的病态和腐朽状况，发出“我们也要换个心才好”的愤激呼唤。这种对现代心灵的关注成为这位现代美学家一生探寻的不变的焦点。如果说，过去百年中国人民已经形成了自觉而自主的心灵，那么，在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的新征程中，中国人民可能迎来更加自信而自强的心灵回归。如果说，自觉而自主的中国心灵清醒地意识到自身从古典性到现代性的转变趋向，力图在与外国现代心灵的对话中重新找到自身的现代性重建轨迹，并且同时探寻让衰败的古典心灵实现现代型转化的可能途径的话，那么可以说，正在形成中的自信而自强的中国心灵可能会熔铸出如下新特点：充满自信地传承自身的古典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传统，开放而又平等地吸纳外国文化艺术中的优秀成分，寻求与外来文化艺术平等对话、互鉴互通，目的是涵养独立、自主和自强的中华民族新品格。假如这种比较和展望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现在需要考虑如下问题：文艺界拿什么去守护新征程中的人民之心？

守护新征程中的人民之心，首先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为了人民。在新征程中，中国人民会对文艺产生新的需要，这就要求文艺家和文艺管理者不能停留于对过去百年境遇下人民之心的旧有理解，而要切实认知和理解新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之心的新境遇和新需要。自信而自强的中国人民，业已不满足于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有状况，而是向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艺术杰作”或“文化杰作”等高远目标。这就要求抛弃以往那种只管图解政策而不顾长远目标、只讲数量而不讲质量的低级做法，转而把新的艺术佳作或艺术杰作的创作置放在首要地位，千方百计地以文艺佳作或文艺杰作去回馈和守护人民的自信与自强之心。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悉心体验自信而自强的中国人民的新的生活世界和心灵状况。当中国人民全部脱离“极端贫困”而过上“全面小康”生活之际，置身在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境遇下，还会有新的“不平衡”发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东部生活与西部生活之间、乡村振兴与乡村脱贫之间、不同行业或岗位之间，都可能发生新的“不平衡”，以及相应地出现为改变“不平衡”状况而竭力奋斗的形形色色的鲜活故事。这就会为文艺家的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的社会生活源泉。文艺家只有深入这个生活世界的大海中去体验和把握这种“不平衡”的微妙波澜，才有可能找到新的艺术杰作赖以产生的活生生的创作感兴。

不仅讲述新征程中的人民的生活是重要的，而且怎样讲述新征程中的人民的生活更应当提到优先位置。这是因为人民总是愿意接受他们所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而不愿意接受那种动辄板着面孔训人、甚至面目可憎的表达。文艺家光有好的创作动机和创作资源都是不够的，更需要把好的创作动机和好的创作资源都兑现为好的表达方式。近两三年来，一些文艺作品、包括重大主题文艺创作，在新的表达方式探索和创造上迈出了坚实有力的步伐。电影《流浪地球》改编自中国作家自己写的科幻小说，在中式科幻大片上迈出崭新的一步，表明中国人已经拥有创作自己的科幻大片的强劲实力和巨大潜力。《我和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家乡》相继以小故事组合的新颖方式，通过塑造无名小人物形象，在传达人民对祖国和家乡的深情上开辟出新的正剧或以喜为正的影像美学道路。《悬崖之上》以悬念迭出、惊险刺激、动人心魄的谍战片方式，讲述银白色雪原上红与黑的残酷较量，突出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的感染力。《1921》别出心裁地选择李达和王会悟夫妻联袂筹办建党会议的特定视角，渲染“摩登”上海的开放性和现代性魅力，在诗意化浪漫青春氛围中刻画毛泽东等早期领导人艰苦创业的故事。《守岛人》以叠小成大出典型的新颖手法，把平凡而不凡的民兵英模王继才的故事讲得入情入理，形神兼备。电视剧《大江大河》没有满足于“好人有好报”的俗套，大胆地写出了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宋运萍等改革时代人物的不同的人生际遇和结局，体现了“大浪淘沙”式历史兴亡意识的巨大力量。《山海情》不仅突出了闽宁帮扶所产生的脱贫攻坚力量，更深挖出六盘山麓涌泉村李马两姓长期相濡以沫的泥土情怀，展示了地缘美学密码的强大表现力。《装台》通过西安“城中村”的底层生活而塑造出刁顺子、刁菊花、蔡素芬等人物形象，特别是在刁顺子的憨愣性格刻画上取得了成功。《觉醒年代》之所以能够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而刻画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元培、胡适、辜鸿铭、林纾等五四人物形象，恰与其艺术典型化再构型努力紧密相关，通过艺术典型化手段而让百年前历史人物重新释放出群雕般引人瞩目的性格光彩。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设计出富于江南水乡特色的雨中黑衣人伞舞、街头黑衣人群舞、兰芬怀抱长衫与李侠的双人舞、兰芬的独舞及蒲扇舞、一群旗袍女性在悠扬婉转的《渔光曲》中跳起的蒲扇舞、短凳舞，以及兰芬与李侠的四组双人舞等，渲染出上海的地缘生活氛围，凸显出地下工作者以柔润刚的现代型传统美。今年的河南卫视艺术节目《唐宫夜宴》《芙蓉池》《纸扇书生》和《端午奇妙游》系列等，之所以能够连珠炮般地在观众中产生“爆款”或“破圈”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精心运用了观众喜欢的艺术样式和手段，将河南地缘美学密码的表达潜力展示出来。这些事例充分地说明，只有以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去讲述人民的生活故事、满足人民的愈益高涨的审美需要，才会真正产生守护人民之心的作用。

在新征程中为人民不断奉献新的文艺佳作或文艺杰作，才可能真正“守”得住“人民的心”。展望未来，每年都会有新的主题文艺创作机遇，更有新的来自生活世界的挑战发生，想必都会给文艺家的新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感兴。当此之际，有一些相关问题有必要提出来交流和探讨。首先，任何一部主题文艺创作，都不应满足于仅仅及时地完成政治或政策表达任务，而是务必走出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循环怪圈，切实地按艺术佳作或艺术杰作的高标准来筹划和管理，志在为人民、时代和民族奉献新的艺术杰作。

其次，无论何种主题文艺创作任务，都需要以符合艺术规律的方式去组织，特别是应当播撒在文艺家自身的厚实的生活体验沃土之中。据《山海情》创作团队介绍，他们最初接受这个重大主题电视剧创作任务时是不情愿的，因为自知缺乏来自这一生活土壤的底蕴的支撑。在履行上级布置的这项主题创作任务的过程中，起初的几稿剧本也都不理想，单纯为了显示闽宁镇的前后巨变而编的故事无法感动人。后来继续深挖六盘山麓深处贫困山区人民的故土情怀，才终于找到故事动人的关键点：贴近贫困山区人民与故土的难舍难分的深厚情怀，展示不同家庭和个人各自的地缘心灵史，以便唤起全国电视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和共情。假如这部电视剧没有取得这一关键突破，而是勉强按照开初的方案去写和摄制，必然无法出现《山海情》这一动人心魄的电视剧佳作。

再次，选择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方式十分重要。越是重要的主题文艺创作任务，越是需要寻求人民喜爱的艺术样式和手段。除了上面提及的《山海情》《装台》和《觉醒年代》等佳作之外，刚刚问世的建党百年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之所以能够受到普通电视观众的喜爱，正是由于采取中国传统写意美学及其导引的音乐、舞蹈、戏剧、雕塑、诗歌等跨门类艺术交融方式，充分动用国家体育场先进而优越的场地条件及相关技术条件，高度简约而凝练地渲染建党以来百年关键时间节点动人故事片段，小中见大、平中见奇地给予由一代代革命先辈之鲜血和坚韧奋斗所凝聚成的曲折而辉煌的百年党史以传神的表达。这种中国式写意传神艺术方式显示了通常的写实方式所没有的来自本民族艺术传统的深厚力量。

最后，在创作人民心仪的文艺杰作的过程中，有一点也不可或缺：文艺评论界应当以真正的“批评精神”去发表评论，为更多文艺佳作或文艺杰作的诞生，切实起到人民需要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等作用。特别是文艺事业界、文艺产业界、文艺管理界、文艺媒体和文艺家等相关各方，不应当仅仅听取和保留评论中入耳的好话而删除其中的刺耳的批评或建议，而是允许和鼓励文艺评论工作者好处说好，劣处说劣，特别是坦然地让其挑出现有问题或不足来研讨，目的还是为了未来的持续改进和提高，以便有更多更好的文艺佳作乃至文艺杰作陆续问世，不断回馈人民之心的信赖和期待。同理，文艺评论工作者自身也需要有随时接受反批评的度量，向优秀文艺家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审美判断力和艺术专业鉴赏水平。当然，理想的方式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文艺评论者与文艺家之间互为“诤友”，形成相互之间平等而直率地对话和交流的惯例，共同促进好作品的产生。而这也应当是中国文艺在新的征程中不断繁荣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优质条件之一。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