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建党精神的书写与新时代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百年历程中擘画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浓墨重彩地勾勒了我们党成立100年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站在第二个百年征程的新起点上，以整体性观念和系统性思维明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大逻辑，全面总结了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主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密码，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走自己的路的决心，尤其是首次提炼出伟大建党精神，展示了带领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强烈自信。这是一篇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有效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格局下，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一篇蕴含着重大理论创新的纲领性科学文献。
伟大建党精神的提炼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党中央首次以清晰的语言、简洁的概念和明确的内涵提炼出伟大建党精神。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领导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锻造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都是伟大建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历史上，每逢国家危难时刻，每到民族存亡关头，每遇人民危急境地，中国共产党人都会挺身而出，谱写出一系列气壮山河的精神凯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提炼出伟大建党精神，使之与此前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一脉相承，又有所升华，把过去多以地点、事件或代表人物命名的一个个鲜明具体的精神“坐标”，抽象概括为思想充实、内涵饱满的伟大建党精神，以此来统领可以长久涵养后人的精神谱系，并随着实践创新而历久弥新。
究其伟大建党精神的养成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有文化追求的政党。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同时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中国共产党在改天换地中不仅创造了强大的物质文明，更是在推动社会文明新发展中创造了鼓舞人心、凝聚民心的伟大的精神文明。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立的现代政党，文化基因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因之一，重视文化、高扬文化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性。从百年党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又是新文化的创造者，更是一个高扬文化理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文化，如早期开展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倡导文艺与工人、农民相结合，积极开展平民教育活动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问题，还明确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正是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精神所感召，20世纪30年代，丁玲、何其芳、萧军、艾青、田间、卞之琳等一大批作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6年9月，作家丁玲恢复了自由，她选择奔赴西北，成为第一个从国统区到达延安的文艺家。毛泽东对她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赠《临江仙》词一首。可以说，毛泽东以革命家的人格和文人气质为中国共产党厚植了文化基因。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究其根本，文艺作品是点亮国民精神的灯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养成中，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制度优势的彰显，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生长。事实上，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收获的不仅是物质文明的胜利，同样是一种全民族的精神成长。纪录片《落地生根》讲述的是云南怒江“直过民族”脱贫致富的故事，怒族村民通过修路致富不仅摆脱了物质上的贫穷，而且养成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的生成，能够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
文学点燃中国先进分子的精神灯火
回顾百年来的风雨征程，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伟大建党精神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新文学发展道路及其艺术表现形态。同样，文学也在高扬革命理想中参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养成，点燃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精神灯火，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首次明晰了党史的四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几个阶段，新文学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养成都有着紧密的内在互动。
追忆往昔，新文学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催化剂，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都积极倡导新文学。在提倡新文学的同时，这些革命先驱大量翻译、介绍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一大批文学报刊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阵地。陈独秀以《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文学理念，给旧文学以准确而猛烈的抨击。斯时，李大钊发表《什么是新文学》与陈独秀相呼应，并把新文学与“社会写实”关联起来，赋予新文学以现实性和战斗性，从而奠定了新文学的现实品格。可以说，新文学的风起云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理想精神的激发，一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新文学运动践行者，更是在其中发挥了难以尽述的作用。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革命思想普及往往借助于文艺作品，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与春雷社等的发起人和骨干成员多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当时我们党倡导文艺与大众结合的积极践行者。虽然左翼作家联盟的旗帜是鲁迅，但实际的领导者是瞿秋白。共产党人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人的诗歌，都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此外，“左联”还通过创办《拓荒者》《文学月报》《前哨》《北斗》《十字街头》等刊物，开辟了一批传播革命思想的文艺阵地，既引导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的发展，也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1938年4月，党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指出，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的使命和作用。
在早期伟大建党精神的养成中，新文学发挥了点燃革命精神之火的功能。郭沫若的《女神》、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茅盾的《子夜》、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呼兰河传》、冼星海等人的《黄河大合唱》、贺敬之等人的《白毛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在情绪的激发中点燃了革命的激情。新中国成立初期著名的“三红一保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保卫延安》《创业史》）以及《林海雪原》《龙须沟》等，塑造了一系列坚贞不屈、智勇忠诚的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成为中国新文学人物画廊中最具魅力的人物形象，拓展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党史的每个阶段，新文学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养成的积极参与者和塑造者。如在新时代关于精准扶贫的主题创作中，同样涌现出一系列文艺精品。陈毅达的《海边春秋》、赵德发的《经山海》、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滕贞甫的《战国红》、马平的《高腔》、章泥的《迎风山上的告别》、纪红建的《乡村国是》等书写了党的扶贫干部在脱贫攻坚中带领群众告别绝对贫困的非凡壮举。
中国新文学始终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紧密参与者，在高扬革命理想的激情火炬中记录和镌刻了伟大建党精神，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底色和亮色。文学与我们党可谓同呼吸、共命运，与革命同步、与时代同步、与历史同步，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参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养成。一系列文艺作品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激励着广大党员和先进分子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英雄壮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需要知重负重。全党同志都要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保持“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这种精神的激发离不开文艺作品，文学既是伟大建党精神塑造的积极参与者和践行者，更是这种伟大精神的激发者和点燃者。
在历史新方位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伟大建党精神同样要有新时代内涵，文学更要在增强新方位意识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在世界舞台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的传播鼓与呼，为在文明互鉴视野下增进人类文明共识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中国文学要自觉心系“国之大者”，担当起新时代铸牢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根基的使命，在世界舞台上以成熟的民族文学形态引领世界文学的方向。
在伟大建党精神感召下，社会主义文学的血脉中始终激荡着红色文化的基因，高扬人民文艺的旗帜，以精神之钙不断增强新时代文学的骨气、底气和志气，不断纠偏那种“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扭曲文艺观，并以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的卓越性追求，肩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满足人民文化多样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的要求，旨在使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成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表征。在实践中，只有切实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才能真正从内心激发出一个民族在和平崛起中应有的昂扬精神和砥砺奋进的意志，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有的风貌。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对中国文学发展是一个机遇，新时代文学要增强使命担当的自觉意识。当前，中华民族正进行着史诗般的伟大实践，也在召唤着中华民族新史诗的涌现，伟大的时代渴望着新的文艺经典的生成，从而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当代中国的文明型崛起提供文化支点。文艺经典不仅丰富着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还架设了民心相通的精神桥梁，使世界人民认同中国的社会性成长。经典化的“民族文学”一定是复数的“世界文学”的一种形态，它在丰富世界文化多样性中参与了世界精神的文化创造，并以其经典化追求增强了当代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对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言，成熟的“民族文学”与“虚灵的真实”的“世界文学”具有同一性，都是对一个民族的艺术想象力、审美创造力和民族精神追求的褒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文艺创作和艺术生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文化事业的核心基础，是孕育艺术想象力、审美创造和文化创意的基础性力量。同时，艺术创作及其经典化追求也是国民精神的灯火、社会变革的先导力量，是促进人民精神力量增长、赢得世界人民敬意、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对此，新时代中国文学要自觉增强担当意识，要展现我们党和国家以及各族人民风雨兼程、奋力前行的风貌，在创造中华民族辉煌的新史诗中，赢得世界人民的敬意，书写并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与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建构研究”（18ZD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