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的民族文学“入史”问题
摘 要： 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文章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放置在范式转换的学术视野中，结合中国当代文学史范式转换的关键意义，提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文学史书写亟需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旋律，探索民族文学“入史”的适当路径。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文学；“入史”；范式转换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逐步确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2019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年9月30日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就明确地讲到：“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由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文学史书写如何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时代主旋律呢？既有的民族文学研究如何更好地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中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民族文学“入史”问题。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个争论焦点，无论从政治还是学术的层面来说，民族文学“入史”在新时代都更加彰显了其重要的时代意义。首先，从政治层面来说，文学史写作具有塑造国家意识的功能，“从语言、文字构成的历史当中，寻找民族精神的祖先，建立国家文化的谱牒”。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文学史理应包含各民族文学在内。但这样的文学史尚未成为现实，“作为56个民族的国家，我们的文学史其实主要还是汉文学史”。其次，从学术层面来说，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版图理应包括港澳台文学及民族文学，港台文学在1990年代之后出版的文学史中已不鲜见，但民族文学却依然存在着“入史”困难。杨义从学术格局的整体性上看待这一问题，认为忽略了民族文学以及地域家族、口头传统等影响因素的中国文学史版图是不完整的，进而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观点。
在新时代已经开启之际，继续讨论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恰逢其时。本文将这一问题置于当代中国文学史书写变迁的历时性语境下，从范式更新的角度探讨民族文学“入史”的可能路径。
一、民族文学“入史”的问题化
近年来的文学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各种“入史”问题，“入史”问题的出现是对既有文学史格局不足之处的反思，表达了重组当代学术格局的话语诉求。
就民族文学而言，虽然中华各民族及其文学书写古已有之，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生成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配合多民族国家建构而实施的一套民族政策的产物，故其所入之“史”主要指中国当代文学史。民族文学“入史”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亦是因其尚未解决“入史”难题。诚然，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有一个随着中国当代学术语境的变迁逐渐问题化的动态过程。
（一）1950—1980 年代初民族文学成功“入史”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第50条中写有：“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多民族的国家定位决定了作为国家历史书写的文学史必然会纳入民族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撰始于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第一拨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其中重要的有三种：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59》（上下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华中师院和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两个版本都收入了民族文学。
“文革”结束后，一度中断的文学史编撰工作重启，随之产生了1980年代初出版的第二拨中国当代文学史。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四种：北京大学张钟等编写的《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郭志刚等十所院校教师联合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山东大学等二十二所院校联合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 1985 年）、华中师范学院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三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1984、1989 年）。四部书均将民族文学纳入历史叙事。
故民族文学“入史”问题在“十七年”至 1980 年代初尚不成其为问题。
（二）1990 年代民族文学“入史”问题出现
1980年代中后期，“重写文学史”思潮出现，对当代文学史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重写文学史”从重评“十七年”文学史话语确立的经典作家作品入手，提出了审美占主导的重写标准，被认为“对既定的文学史秩序”产生了冲击。1990年代后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多受重写思潮的影响，与前两拨文学史的一个主要差异是：除个别版本外，多数都没有纳入民族文学。1990年代之后，全国高校作为教材广泛使用的当代文学史，如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董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丁帆等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孟繁华等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都没有设置民族文学章节。“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新时期30多年的编写著述过程中，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述从‘有意’叙述到‘有限’叙述，再到‘差异’叙述最后至‘零叙述’的巨大变化，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民族文学在重写本中的尴尬处境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注意，但当时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就使得民族文学“入史”在 1990年代之后成为一个问题。
（三）新世纪民族文学“入史”问题受到关注
问题一旦出现，必然面临着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民族文学研究界开始对之投入关注。目前专门针对民族文学“入史”问题的研究多是一些单篇论文。
1981年，陶立璠、吴重阳发表论文《论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指出中国文学史应吸纳对其发展做出贡献的民族文学，而不应忽视“文学史的多民族特点”。之后，李德君的论文《谈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史〉的建设问题》（1981）和赵志忠的论文《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2001）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因民族文学在1950—1980年代初已被当代文学史吸纳，故这三篇论文还不算反思意义上的民族文学“入史”呼声。
民族文学“入史”以鲜明的问题形式彰显，应始于《民族文学研究》期刊自2007年第2期开设的“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栏目，正是在应对被边缘化的立场上，该栏目围绕民族文学“入史”问题刊发多篇论文，发出了“入史”诉求。栏目“编者按”开宗明义地提出：“长期以来，在主流的文学史叙述中，少数民族文学之所以时常处于缺席的地位，检讨起来，还是我们在文学史观上面有所亏欠。要纠正以往的这一学术不足，建立和确定中华多民族的文学史观，当为关键。”该栏目2007年至2009年共刊发论文39篇，在学界引起一定反响。民族文学“入史”问题自此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2010年，《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也在第3期刊发了李怡的《我们为什么接受了这样的文学格局—文学史教育与多民族文学问题》、陈国恩的《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入史”》、李晓峰的《论中国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及功能》、李继凯的《民族文学入史与“新国学”建构》等4篇论文对该问题予以呼应。另有多位学者撰文参与讨论，如徐其超的《文学史观与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地位的缺失与构建》、杨彬的《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现状及入史策略》等，不一而足。
对民族文学“入史”问题的探讨，应该说刚开始，许多具体的问题还有待深入。而随着新时代文学布局的进一步延展，文学史无疑将在全新范式下得以更新、再度重写，故民族文学“入史”问题亟需进一步讨论和明确。
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范式转换
探讨民族文学“入史”问题，必然会对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处境变化产生疑问：为什么民族文学在“十七年”至1980年代初能够成功“入史”，却在1990年代后出现“入史”困难？以下，笔者将这一问题置于范式转换的学术背景下，先阐释范式转换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意义，然后在第三部分予以回答。
范式（Paradigm）是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后来从科学研究领域延伸到其他学术领域，简单来说，它指任何一门学科都必备的一套在本学科内得到一致公认的学科理论体系。范式理论的核心思路是科学的发展有赖于范式突破性转变：“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一门学科的发展首先需借助范式的形成，但一种范式一旦稳固，又会对新出现的不符合这一范式的思想形成束缚，所以学科的发展又期待范式的更新。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叙事主调从“十七年”至1980年代初的凸显革命叙事，转变为1990年代以来的注重人文阐释，其根源就是1980年代中后期以降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范式由阶级论向启蒙论的转换。
（一）1950—1980年代初：阶级论范式
阶级论范式指的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研究范式，它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治功能，1950—1980年代初的文学史写作采用的就是这种范式。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服从政治的路线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1949年7月召开的揭开当代文学史序幕的第一次文代会上，讲话精神被确立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艺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而阶级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要素，必然对当时的文学史写作起思想指导作用。黄修己曾提出新中国成立后编撰现代文学史的目的是树立阶级论史观：“当时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三十二年的文学史，说明五四后的新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当代文学史亦然。阶级论范式决定了在195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经典的确立、作家的排序、作品的阐释都以是否符合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否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要标准。
新时期初“拨乱反正”所返之“正”主要指向“十七年”，在此语境下产生的1980年代初的当代文学史，还是“十七年”阶级论范式的延续，不可能一下子实现本质的转变，“80年代前期的当代文学史，尽管做了一些调整，但基本体例和对当代文学的定性，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一时期文学史的做法”。
（二）1990年代以来：启蒙论范式
启蒙论范式指的是凸显人道关怀、人性解放等启蒙主题的研究范式，重写思潮影响下的 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写作采用的就是启蒙论范式。
1980年代中后期，重写思潮出现，开始对之前的左翼文学叙事模式进行学术反思。重写的语境是新启蒙主义思想的抬头。1986年，李泽厚提出：“五四”反封建的启蒙任务被后来抗日救亡的时代要求压倒而没有完成，新时期恰好接续了这一任务。早在1985年，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提出被学界评价为重写思潮源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设想时，亦用凸显启蒙特色的“改造民族的灵魂”来归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此外，这一时期学界还出现了对文学中“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及对“文学主体性”的讨论，1990年代初又有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这一切都表明学界对启蒙论的青睐，已使其成为阶级论的时代替代品，从而完成了范式的转换。
启蒙论范式下生成的1990年代的重写本当代文学史，倡导重回“五四”的启蒙精神源头。在具体的章节安排、经典确立上一度有弱化“十七年”文学强化新时期文学的倾向，在作品解读方面则突出人文关怀及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体现了建构现代性启蒙主旨的价值立场。
（三）新时代呼唤新范式
没有任何范式能够一劳永逸，学科的发展就是在范式的不断冲击、转换中保持活力，推向更加成熟的阶段，文学史书写亦如此。
不断重写是文学史必然迎接的学术挑战。距离重写思潮的出现至今又已过去三十余年，当初重写本的话语早已稳定成型，它无形中又成为一种定规，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召唤着新一轮的重写。其实自1990年代以来，就不断有新的重写呼声出现，如“再解读”思潮以及各种“入史”诉求等。这些呼吁再重写的声音，从不同方面对既有的启蒙范式形成了冲击，召唤着新范式的出现；再加上当今社会语境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新时代的主题，这一新的时代主题也召唤着与之相应的新范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在讨论启蒙论之后的文学史范式时提出“出现寻求新的阐释体系的趋向”，并笼统地用现代性范式来表述。追本溯源的话，启蒙就是现代性的表现之一，“现代性不过是一种知识游戏，它一度造就了科学与启蒙的宏伟叙事”，现代性构不成对启蒙的突破性转变，故而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范式更新。
那么，文学史书写的新范式将以何种面目出现呢？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范式更新不可能仅仅是文学研究界自说自话的“游戏”，而是必定与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变迁息息相关。正如阶级论对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站起来”、启蒙论对应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富起来”等不同的时代特征和任务一样，新范式必然要回应新时代“强起来”的时代主旋律。
三、民族文学“入史”成为新范式的必然要求
如上所述，“少数民族文学”是 1949 年后国家文学塑造的一个构成因素，这从作为当代文学风向标的《人民文学》在“十七年”吸纳并发表多篇民族文学作品即可见出。因此讨论民族文学“入史”问题，势必应将之置于宏观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及当代文学研究的大框架内，而非孤立地就事论事。
（一）民族文学“入史”的范式影响意义
对于民族文学“入史”的处境变化，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范式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简言之，民族文学因其国家意识建构功能符合新中国成立后的阶级论范式，所以在“十七年”至1980年代初顺利“入史”；但它与重写本的启蒙论范式并不若合符节，这无形中增加了“入史”的难度，故1990年代后民族文学“入史”成为一个问题。
“十七年”是红色革命文学大量衍生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时代，红色经典的典型模式是阶级斗争模式。马克思主义在解释社会问题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的原因是阶级压迫与剥削，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自上世纪 30年代后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书写，无论是延安时期的解放区文学，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大多存在着人物形象富/穷、压迫/反压迫的二元冲突设置，结局基本是无产阶级愤而反抗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附属于阶级问题，即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矛盾是阶级问题的投射，因民族地区相对而言地理位置更偏僻、生产力更落后，则少数民族中穷人的阶级反抗愿望就更迫切。既然少数民族的穷人被纳入无产阶级队伍，则民族文学必然会被纳入工农兵文学，对民族文学的历史评价也必然符合“十七年”文学史的阶级论范式，所以民族文学“入史”也就理所应当。
关于民族文学难入1990年代以来的重写本当代文学史，除资料储备不足、语言文化翻译困难等原因外，范式也应是一个深层原因。重写本的范式是启蒙论，启蒙是西方社会现代转型以来的产物，从启蒙为现代性要素之一的渊源来说，在广义上将其称为现代性范式或许更为妥贴。现代性是进化论线性史观的产物，在社会历史进化论的观念中，越是新的就越好，代表着文明与进步，越是旧的就越不好，代表着愚昧与落后。现代社会作为传统时代结束之后的新产物，被描述为前景光明的理想社会，故现代性约定俗成地在时间上被阐释为先进、理念上被阐释为文明。而少数民族在“十七年”民族文学建构时，多被塑造为文明程度欠发达的、背负着阶级压迫的苦难历史的同质性形象，这个形象有待代表组织的汉族老大哥引上革命之路。生产力落后与文明程度欠发达等被建构的前现代特征与先进、文明等被描述的现代特征相反。故而在此阶段的启蒙论范式中，“少数民族文学”与现代性存在着裂隙。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前提之一一般被认定为反传统，而民族文学的民族性特质就表现在民族传统。新时期以来，民族文学回归的仍旧是各自的民族传统，而非像当代文学那样回归到现代性源头。再次，从哲学精神来说，现代性倡导的是全球化、中心化，而民族性所持的是突出差异的地方性、边缘立场，当民族文学在新时期开始凸显民族性时，其边缘立场也和现代性的中心立场不尽一致。综上，从传统与现代的抵牾上，民族文学进入启蒙论范式下的重写本当代文学史存在着一定难度。
（二）“中国化”范式：解决民族文学“入史”问题的新途径
至于民族文学在下一轮重写中能否“入史”，笔者认为这关系到文学史研究范式的更新。如李杨曾就再重写的话题提出类似观点，认为“它关注的不是对文学史的‘重写’，而是我们以何种工具进行‘重写’”。其实，这也是对范式更新的另一种表达。
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文学史范式更新的社会和时代条件已基本具备， 如果要为新一轮的范式更新做一预测，笔者愿意将其命名为“中国化”范式，并主张民族文学“入史”将成为这一新范式下的必然要求。理由如下：
第一，新范式应该反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新时代的主题。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必然要强调其“中国性”，要靠走“中国道路”来实现，这实际上构成了对现代性范式的反拨。在这一时代主题的召唤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普遍提出了凸显“中国特色”的问题。2018年8月21—22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发表讲话时强调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文学史研究当中，也必然面临如何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文学史书写的新范式应该是一种“中国化”范式，并以这种基本取向代替此前的阶级论范式、启蒙论范式。
第二，新范式应该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一基本国情。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费孝通最早于 1980年代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用以表达 56 个民族统一为“一国”的中国特殊国情。这一提法不仅在学术界被普遍接受，也进入了国家政治话语当中。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用“四个共同”概括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具体内涵，即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各民族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各民族共同培育了伟大的精神，“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因此，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应该回应“四个共同”，书写56个民族的文学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的历史和现实。
第三，新范式应该反映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经验这一重要内涵。2014年7月16日，习近平在巴西国会演讲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出席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讲话，再次在国际重大会议场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重申“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梦的最终实现，还意味着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也应该有全球性的眼光，着眼于书写文学史的“中国经验”，跳出单纯由西方思潮引领的现代性方案。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说，民族文学“入史”将成为新范式的必然要求。因为政治上的一致性和文化上的多样性紧密结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使得每个民族既如单个的石榴籽样保持自己的文化独特性，各民族又如所有的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石榴那样构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学亦应如此，“少数民族文学作为多元文化的底色是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其基本特征在于辩证地平衡国家意识形态一体性要求与族群、语言、地域、宗教、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至于民族文学以何种方式“入史”，笔者认为这还需要学术界持续的讨论和实践。
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