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战川中

川中油田好风光，好呀么好风光

生产大军建设忙，建呀么建设忙

大路小路车飞跑，车呀么车飞跑

人来人往喜洋洋，喜呀么喜洋洋

——1958 年，“川中石油会战”劳动歌曲

川中有肥肉

余秋里走马上任后不久，就在北京六铺炕石油大楼主持召开了石油部的党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中央首长听取前部长李聚奎汇报后所作的指示，对确定石油部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战略重点来说，堪称承上启下，意义重大。会议明确了石油部的两个工作思路问题：一是中国石油要以开发天然油为主攻方向，二是石油勘探重点要向东部区转移。

除了具有相当传播效应的准噶尔、柴达木、四川、鄂尔多斯和克拉玛依——这些共和国继承民国石油地质基础已经开发的五大老区，还将开发松辽、苏北、山东、贵州及吐鲁番——这些由年轻地质勘探人员唱着《勘探队员之歌》，迎着山谷的风，以火焰般的热情，为祖国找出的富饶矿藏！

于是，石油工业在“二五”期间，就等于拥有了十大战区。在这十大战区之内，余秋里又把办公室墙上地图中标明的松辽及苏北，划为了即将突破的重中之重。

李聚奎卸任石油部长之职，去总后政治委员的任上履新。副部长康世恩的职务未作变动，继续辅佐余秋里。在这次党组会上，康世恩谈了战略东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他认为：“我国有400 多万平方公里的沉积岩面积，有十多个大型盆地，一百多个中小型盆地，石油勘探领域十分广阔。”同时他还指出，“东部地区不像西部地区那样，油苗和生储油岩层出露比较明显，要发现深层地下的油层难度比较大。1957 年以后，情况已有变化。勘探队伍有了大发展，技术装备有了提高，也积累了一定的勘探经验。特别是在松辽平原等地，地质部1955 年开始进行普查，石油部1957 年开始进行地质调查，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初步掌握了区域地质和地质构造情况。因此，加强新区石油勘探，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东部地区，争取尽快发现新油田的条件正在成熟。改变石油工业分布不均的状况，加快石油工业的发展，既是需要，也有可能。”谈到指导思想及战略布局时，康世恩提出：“评价开展勘探的地区，不能单纯考虑地质条件的难易，应该将地质条件与经济地理条件并重。”

“老康，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把战略布局和松辽及苏北的战役重点都找到了，接下来，只要在战术层面撕开一道口子，找准一块‘肥肉’下口，哈哈哈，石油部这盘‘一五’期间没下好的死棋，这回就能起死回生了。”余秋里是一名从红军时期走来的农家军人，虽然身经百战，作战勇猛，素以“铁血强悍的独臂将军”之称闻名于军内外，平时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但是每到关键时刻却总以智谋示人，以具有解决各种重大问题、敢啃硬骨头的能力著称。

1947 年，在第一野战军挺进大西北的冬季整训中，余秋里时任第一军第一师政委，同稍后带领装甲团——保卫玉门油田回到新中国的黄新亭一起搭班子，带部队。针对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及被俘人员已占部队大多数的实际，他提出了在整训中，以提高“解放战士”的思想觉悟为重点，发动他们“诉旧社会的苦”和“查思想，查阶级，查斗志，进一步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指导思想，为部队发展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8 年1 月，中央详细听取余秋里的汇报，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这一创造性做法。首长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也许正是由于如此，当石油部面临换将之际，有人向首长推荐余秋里时，首长在人才济济的军队高级将领中，这才看中了余秋里。

1958 年3 月，开完上任后的首次部党组会议，余秋里在号召全国石油工人振奋精神，用科学态度和革命干劲，按中央要求，革命加拼命地投入为国家寻找油气资源战场时，由于平时他爱吃肥肉的缘故，他又用“挑肥肉吃”这种通俗易懂的口号激励大家。面对国家缺油的现状，让大家“哪儿有肥肉，就往哪儿冲”。这不仅让石油部的机关干部深受鼓舞，而且还让此前在部里属于“少数派”的康世恩一听也眼放金光，坐不住了。

余秋里把找到大油田，解决国家石油紧缺问题的突破口称为“挑肥肉吃”，同属农家军人出身的副部长康世恩，之前则将这种努力比喻为“挖个大金娃娃”，可见他们在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本质上，都有一种以“美食”与“金钱”来调动大家积极性的过人之处。他们不但都是第一野战军作战序列中的师级政工干部，而且还都在1939 年，即八路军一二○师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期间，在壮大发展八路军的一线岗位战斗，并且一鸣惊人。余秋里通过一年不到的努力，将独立第三支队从300 人迅速扩充到5000人规模；康世恩经地下党安排逃出北平，来到师民运队担任文化教员不久，也很快拉起了兵员足额的一个建制连；在西北野战军横渡黄河之前开展的整军运动中，部队兴起了改造解放战士的“一诉三查”运动；作为两位“幕后推手”，他们一个以师政委的作为给首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以师政治部主任的表现受到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褒奖。看来中央将两位脾性相投，作风类似，而且从来不做赔本买卖的干将放在石油部正副部长的岗位任职，不能不说这种人事安排是种绝妙的“优化组合”。

中国石油工业，迎来了“余康时代”。

见余秋里一脸兴奋，想从“十大探区”的某个点位上找到突破口，烟瘾很大的康世恩，从同样奢烟如命的余秋里办公桌上一盒所剩不多的“中华”里抽出一支点燃，吸了一口，直奔主题：“余部长，别急，我来告诉一个马上能吃到肥肉的地方！”

余秋里一听，单手麻利地从烟盒中顺出一支烟来噙着，要过康世恩抽得正起劲的烟卷儿，将自己嘴上的烟点燃，一脸惊喜地道：“快说，快说。”

“四川勘探区的川中构造就要出结果了。去年，张忠良的四川局，东溪构造的两口探井先后出现井喷，一口井的天然气在河上烧了半个多月，一口井喷出的天然气烧了将近三个月才扑灭。在这之后，他们顶住压力又在川中搞勘探，中央首长又去隆昌气矿给他们加油鼓劲，凭我的直觉，过不了多久，我们在川中就该有大动作了。”康世恩说。

康世恩的直觉是不错的。他和余秋里部长面对中国石油工业一下铺开的十个探区，将目光瞄准四川盆地，想从我们川中这里撕开一道口子，找到启动石油工业“二五”发展规划的突破口，没想到，川中油气矿的前辈竟然非常争气，给这位新部长送了“三件大礼”。三件大礼对余部长来说，也是三块令他欣喜的“三块肥肉”；对川中老“川油人”来说，却是一连串油香扑鼻的好日子，也是值得我们铭记的“三个辉煌时刻”。

1958 年3 月的一天，天快黑时，川中探区位于武胜县沙溪乡闯家岩的女2 井，井场灯火通明，钻机的“吼叫声”还像白天一样亢奋——震得闯家岩四周的山谷回音隆隆，就像春雷过境那样震撼人心。那天夜里，上班的钻工特别小心、十分谨慎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忙碌；司钻更是不敢懈怠，紧紧握着手里的刹把子，眼睛眨也不眨一下——就那么死死地盯着指重表的变化。因为在这之前，钻井工程师已明确地告诉大家：夜间作业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如果不出意外，这天夜里就可以打到事先设计的目的层了。

大约凌晨三四点的样子，又困又累的司钻可能连个呵欠都还没打利索，就感到突然有股神秘的力量从井下传来，握住刹把子的双手，开始不停地跳动，接着井筒里的泥浆开始向泥浆池里缓缓涌出，并还伴有“咕嘟咕嘟”的气泡。泥浆在池子里慢慢开出了星星点点的油花。司钻一看，吓得赶忙大叫：“注意了，要井喷了，手里有空的，快点去拉警报！”骤然响起的警报将待岗工人从睡梦里惊醒，他们披衣冲向井场，就听到井筒里传出的“呼呼”啸叫，看到泥浆一刹那就喷了一丈多高，紧跟着又有一股又黑又亮的油柱“射”向灰黑的夜空，然后，又“哗啦啦”地落地。不一会儿，泥浆池里就蓄满了原油，并还源源不断地外溢，流向了四周的稻田和小水沟里。

川中油气矿原宣传科长龙雏说：“女2 井出油那天夜里，钻台上的钻工被井喷的‘油雨’淋得‘哈哈’大笑，活像黑得透亮的山魈。井喷见油的电话打到龙女寺探区，副区队长徐志安赶忙带人从板桥村冲向现场，一车车重晶石粉不断地运来，抢险之战有条不紊地展开。压井工人从车上扛着重晶石粉——不停地来回飞跑；捞油的人用铝盔、脸盆、铁桶从泥浆池、水田里和沟渠中，舀起原油倒进储油罐里，罐子装不下时，不断向外流淌，他们也都全然不顾，还是疯狂地将井喷及溢出罐外的原油向储油罐里回收……忙到天快亮时，直到将防喷器材抢装完毕，工人们不停捞油的机械动作这才停了下来。”

女2 井在3 月一个夜晚的井喷——喷出了四川石油人的惊喜，喷出了四川石油勘探局的扬眉吐气！

但老天在给川中带来希望的同时，也许还要磨炼川中人的意志吧。女2 井在给石油工业增光添彩的这个后半夜，勘探处长孙继先却在蓬基井忙得焦头烂额。

蓬基井，是川中钻探处在蓬莱构造打出的第一口基准井。1956 年3 月开钻，1958 年2 月22 日钻至3201 米完钻。3 月这天晚上的产层打开后，虽没见到预期的原油，但盐水滚滚，不断喷涌而出，日产盐水两千多吨。盐水流向周围的农田，绿油油的秧苗马上枯萎，如遭魔咒般地奄奄待毙。蓬莱、中江、射洪一带的农民，听说蓬基井从地下钻出来的是盐水，不是国家需要的石油，心想石油单位要油，不要盐水，于是就蜂拥而至，用水桶将盐水挑回家去熬盐，高峰时期，竟然多达五千多人。哄抢盐水的农民来来回回，你争我抢之间，开始动起拳头，抡起扁担，继而引起了一场骚乱，导致孙继先正在指挥的压井抢险工作一时无法及时展开。

面对蓬基井从白天到夜间一直闹个不停的混乱局面，勘探处的保卫干事好几次掏出手枪，想用对天鸣枪的办法来驱离井场的骚乱人群，但都被孙继先果断地呵斥住了。

孙继先一面向局里打电话请示汇报，请求四川石油勘探局——通过石油部驻重庆办事处——火速协调压井材料与物资驰援川中；一方面又与地方政府取得联系，希望地方领导务必引起重视，给予支持。结果从第二早上忙到晚上天黑，绵阳行署会同军分区的领导，带来5 个连的兵力维持秩序，抓了一批情绪失控分子，四周农民因抢盐水引发的一场骚乱这才得到平息。

孙继先点燃一支烟坐在井场，大口吸着正在歇气时，副处长杨作义的电话就从南充东观镇大本营打到蓬基井，告诉他女2 井已经喷出原油的好消息。

一听女2 井出油了，孙继先浑身一个激灵，像弹簧般地跳起来，将正抽的香烟扔在地下一脚踩灭，大声喊来司机准备直奔东观而去，但车子刚发动时，蓬基井的一名司钻又飞跑过来报告：充3 井那边也开始喷油了！

面对好消息的接踵而至，孙继先仿佛又回到了戎马倥偬的年代，赶忙对司机下达了不回东观，改去充3 井的命令。

充3 井的场面令人振奋，呼啸的原油从半空落下，打得四周农房上的青瓦纷纷碎裂。井场附近的农民从没见过这样的阵仗，一传十、十传百地簇拥而来，一时间充3 井人山人海，欢呼声、鼓掌声、口号声不断地起伏交织。

井下喷射的原油越来越多，仅1 小时24 分，充3 井喷出的原油就高达40 多吨。这时，孙继先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指挥员的角色，一见如此壮观、火红的场面，立即摘下铝盔，像个冲锋的士兵一样冲入了捞油队伍中。

1958 年的3 月份，的确都是喜讯连连的好日子哦！蓬莱构造的蓬1 井钻到大安寨的“大三层位”，继女2 井和充3 井在前面发生井喷，蓬1 井又再次夺人眼眸地发生了强烈井喷，仅在13 分钟之内，这口井的喷油量，就达到了让人目瞪口呆的45 吨之多。

川中石油勘探局第三次原油的喷薄而出，让张忠良局长和总工程师赫凤台高兴得眉开眼笑，接到孙继先的电话后，就从成都出发，向建在今武胜县境板桥村的川中苏联专家楼驱车而去。

听说充3 井又出油了，张忠良就对赫凤台说：“老赫啊，这下可有咱们忙的了！”

赫凤台通过与张忠良将近三年的共事，对他的秉性为人，已有相当了解，就笑着回应：“这是好事啊，这些年，您带着我们，起早贪黑，顶着各种压力地忙来忙去，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嘛！”

见四川局的局长与总工程师有说有笑，路上受到感染的苏联专家亚·斯拉儿斯基一点也不见外，不停地嚷嚷着：“哈拉索，哈拉索（俄语‘好’的意思）!”

到了充3 井，川油人对亚·斯拉儿斯基这些年真心帮助四川局找油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勘探处的一个漂亮姑娘，甚至还飞跑上去，给他献了鲜花。

晚上，回到板桥村的苏联专家楼，亚·斯拉儿斯基高兴得像个孩子，自己倒了满满一杯白酒，然后给张忠良、赫凤台也照样倒了满满一杯，要和他们一起举杯共庆，张忠良、赫凤台一起“哈哈”大笑起来，爽快地与亚·斯拉儿斯基干杯，然后一饮而尽。

川中醉了！

“川中出油的喜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龙雏说：“《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以‘第二个克拉玛依’为题报道川中喜讯；上海电影制片厂及时跟进，拍摄新闻纪录片，向全国放映，使‘女2 井’‘充3 井’和‘蓬1 井’这些名字，像报春的燕子，不但飞进了北京的党和国家机关，还飞入了长城内外的寻常百姓之家。”

首都北京、华东上海、甘肃玉门、天府成都、山城重庆、青海西宁、新疆乌鲁木齐、内蒙古呼和浩特……来自各地党政军机关的电报、贺信，雪片般地飞向了川中大地。

“北京石油学院的师生听到川中出油的喜讯，数千人迅速奔向饭堂，立即召开了庆祝大会。地质系的应届毕业生代表表示：‘我们马上要去勘探战线，希望能做四川石油工业的尖兵！’新疆石油工人在贺电中说：‘川中喷油的消息传来，我们欣喜若狂，分别在乌鲁木齐、独山子、克拉玛依召开庆祝大会’，他们表示‘川中要什么，就支援什么；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到。’玉门钻井公司在贺电中说：‘川中出油，像一声春雷，我们决心全力支援四川局的石油勘探4。’”

听说川中终于打出石油了，而且三口井之间分别还只相距100 公里，出油量相加一天就达一百多吨以上，平时一贯安静、肃穆的石油部大楼沸腾了：“川中找到大油田了”的欢呼声,和“共产党万万岁”“石油工人万岁”的口号声,从各办公室像水一样涌向了石油大楼各个楼层的走廊里，然后，又不断向大楼门前的小广场汇集。

人们在石油大楼四周不停奔跑，高声欢笑，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惹得四周的居民都跟着他们热闹了很久。那时石油部（与川中一样），还有一帮苏联专家（还没回国），他们同样人人欣喜若狂。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一直没帮中国人打出石油，觉得很没面子，连苏联国家部长会议主席都批评了他们。这回四川盆地频频报捷，苏联专家终于一扫脸上的阴云，他们将康世恩拉去畅饮伏特加，把不胜酒力的康世恩灌得大醉，然后，一起抬着他满街飞跑……”

知道川中“有肥肉”了，看到石油部成天比过节还热闹，到处充满了喜庆氛围，余秋里也一扫脸上愁云，一个人走路，乐得笑眯眯的；他将右手背在身后，左手一根悬空的袖管，随着迈得“咚咚”直响的脚步，被他摇摆得“呼呼”风响。对部里的工作稍作安排之后，他就吩咐秘书，向空军34 师申请了一架安—26飞机，叫上康世恩直飞四川盆地。

这是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后首次来到勘探现场。当他看到高高的井架和飞旋的钻机，尤其看到仍在喷油的现场，兴奋不已。他从一个井台奔另一个井台，见什么就问什么，恨不得把钻井和勘探知识一下全部装进自己脑海里。“来来来，抽烟抽烟！”每到一个井台，余秋里便把头上的草帽往旁边一扔，不管脏不脏，一屁股坐在工人的床铺上，毫不见外地盘起双腿，掏出口袋里的“中华”满屋子撒。“这就是部长啊？”工人们用油乎乎的手一边吸着难得见到的“大中华”，一边窃窃私语。“啥部长不部长的，到你们这儿，我就是小学生。你们可得给我好好讲讲这儿的油是怎么打出来的。讲好了，我再给你们中华烟抽。另外还有肥肉吃！”余秋里一番套近乎的话，说得工人和技术员心里热乎乎的。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给丘峦碧野的南充大地带来无限春意。

余秋里听了四川局张忠良的汇报，又在各井场进行了深入现场的调研学习，便叫来康世恩商量：“咱们把各地的局长、厂长叫到南充来，一来我和他们见个面；二者咱们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集中兵力，能在四川打个找油的歼灭战？”

康世恩听了打心里感到高兴，川中勘探，他与四川局都花了很多心血，虽然现在出油效果不错，但接下来的储量掌握却不敢马虎。因此，一听部长要在川中召开“南充会议”，就让随行的勘探司长唐克，按部长指示赶紧落实。

四月的南充，花团锦簇，各种渲染会议召开氛围的标语口号贴满了大街小巷。当地人发现，他们生活的城市，街上行驶的小汽车和泥痕斑驳的吉普车，突然比平时多了。进出南充地委招待所的那些“大鼻子”、蓝眼睛的国际友人，令他们感到既好奇，又兴奋，他们不知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著名的“南充会议”就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召开了。

4 月9 日这天，除了部分苏联专家，来自全国各地石油单位的代表100 多人云集南充。石油部的部长余秋里、副部长康世恩、勘探司司长唐克，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和四川省委的负责同志；四川、新疆、青海、玉门各石油勘探区的局长、党委书记、总地质师和总工程师；玉门局的杨拯民、焦力人、秦文彩、李德生；新疆局的张文彬；四川局的张忠良、黄凯、赫凤台、司徒愈旺……这些石油工业的奠基者，在南充会议上学习了“成都会议”精神和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听取了康世恩围绕国家“第二个五年规划”重点所做的动员报告。

根据会议安排，代表们赶到女2 井视察。

女2 井自3 月份在钻探中发生井喷，到3月23 日才正式完钻，随后进入了试油阶段。

从3 月31 日到4 月6 日连续4 个昼夜的放喷结果看，每个昼夜出油量平均达到了62 吨。

张忠良局长下达放喷命令之后，一条又黑又亮的“黑龙”携风带力，怒蹿而出，各地代表纷纷为之鼓掌欢呼。苏联专家米尔琴科院士兴奋地跑到油池边蹲下，伸手沾起了一星乌黑的原油放在鼻子下嗅了一会儿，一边点头，一边高兴说：“哈拉索！”随后，他又用两指捻起两粒粘在泥浆池边的油砂细细地观察起来。

米尔琴科对中国石油工业的未来发展一直持有浓厚的兴趣，看到女2 井放油的场景，井场周边的层层梯田、河水、青山，也许让他想起了俄罗斯的巴库油田和他家乡的高加索油田，于是，他走向曾与他一起在中国版图上做过多次石油地质旅行的康世恩说：“这回找到了！康，我的朋友，祝贺你，川中可能就是‘中国巴库’！”他与康世恩拥抱，握手后，又走向余秋里，同余秋里拥抱握手，以至于许多年以后，余秋里还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个）苏联专家见到我说：‘哎呀！你这个部长真是幸运，刚来不久，一家伙搞了个大油田！’他讲了很多道理，说是找到了大油田，按照他们的习惯，要我请他们喝白兰地。我只好让厨房做了几个菜，请苏联专家吃了一顿饭。那时候，到处都弥漫着乐观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以为，这下子，可能一锄头( 就) 刨出了一个‘金娃娃’。”

4 月21 日，南充会议闭幕了。在会上，余秋里针对解决石油勘探方向和加强队伍建设等问题提出了看法：“以后的石油勘探工作原则：既要照顾全局，又不能千篇一律；既要重点使用力量，又不能忽视其他方面。勘探的步骤应该是：点面兼顾，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方向的问题，不然，就会陷入攻不胜攻、防不胜防的被动局面。”

因此，石油部党组作出决定，1958 年“要加大川中与川南勘探任务，尤其川中的南充、龙女寺和蓬莱镇地区的勘探要当作一个战役来打，秋天基本上要把这三个点拿下来，为下一步的开发准备好可靠的资料。”

在强调了会战川中，还要兼顾苏北、松辽、克拉玛依、柴达木和玉门突击勘探的同等重要性之后，余秋里对石油部之所以集全国之力会战川中，做出了说明：这样做，“一是条件好；二是价值大。这里交通方便，修路容易，人口众多，用水不难，对经济建设所起的作用、产生的价值，都是突出的。我们钱少要吃肥肉，骨头待有条件了再啃，反正跑不了。

另外，根据会议召开前做过的实地调研，余秋里还针对“钻井队的情况与解放军的连队情况一样，常年分散野外，坚持独立作战，条件艰苦，任务繁重”等特点，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队伍建设的问题”，乃至发扬解放军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统的要求；从而为南充会议结束后，石油战线的“基层生产队（车间），普遍都建立了党支部，设立政治指导员”——石油基层政工干部，带领支部“一班人”，向“建设一支思想和技术素质好，组织纪律性强，艰苦奋斗、能打硬仗的石油队伍”的目标奋斗，奠定了坚实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基础。

火红的记忆

南充会议结束后，为加快四川盆地油气资源的勘探，特别是川中油田及川南气田的开发，满足各行各业对石油天然气储量、产量快速增长的强烈需求，石油工业部决定将“四川石油勘探局”改组成“四川石油管理局”。从“勘探”到“管理”的字面变化，不难看出，石油部对四川油气工业发展寄予热望；仅从字面角度的理解而言，“勘探”带有“进行时”与“不确定”之意，而“管理”则意味着对地下石油天然气资源的掌握、控制、开发、生产乃至经营。

就是说，自从川中出油的消息横空出世，并经中央及地方媒体的集中宣传之后，加之南充会议期间，来自全国石油战线的领导与代表的亲眼目睹，在苏联专家提供的技术支持下，代表们又经过了详细周密的分析论证，石油部不仅对川中地下石油储量充满信心，而且经过康世恩激情澎湃的一番动员，余秋里基于高屋建瓴的战略部署，人们已对川中石油储量更加充满信心，就集中力量以举全国之力，拿下川中油田的决心而言，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志在必得的共识。

当四川局完成了从“勘探”到“管理”的改组以后，其组织机构又增设了川中矿务局、川南矿务局两个副局级单位，和一个旨在继续加强云南、贵州和广西地区油气资源勘探力度的“贵阳勘探处”。这时，四川局机关的办公地址也从最初的喇嘛寺街，迁到了现在西南油气田机关所在地的府青路。

考虑到川中会战任务重大，而且工作强度十分罕见，石油部基于四川局人手与资源都很短缺的现状，决定从石油工业的摇篮——玉门油田，调集一批精兵强将驰援川中。但置身南充会议的鼓舞和国内各条战线，都在大干快上的滚滚热潮中，人们一听石油部要在川中组织石油会战，激情像火一样一点就熊熊燃烧起来，每个人随之亢奋不已。

抢在玉门驰援队伍动身前的头一个星期，四川局就时不我待地组织召开誓师动员大会，下达了拿下南充、龙女寺和蓬莱三个构造的总动员令。

张忠良局长号召全局干部职工，四川尽管有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也要树立四川石油人不等不靠的思想，在各路大军集结川中之前，以饱满的热情和忘我的干劲，率先投入川中会战。四川局要在石油部拿下20 口关键井的战斗中先行一步，振奋精神，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创造成绩，争取在1958 年7 月1 日向建党37 周年献上厚礼。

这20 口关键井的具体情况是：在南充构造打8口井；龙女寺构造上打8口井；剩下的4口井，要打在蓬莱构造上。

局里当时的计划是：每打一口井，用5 天时间安装井架，用40 天一鼓作气地打完，这样，经过两个来月的苦战，四川局就能和赶来增援的队伍一起把这20 口井打完，敲锣打鼓地向建党37 周年献礼了。

……

川中接到局里的动员命令后，共青团的年轻人立即召开了“埋头苦战三年，一定将川中变为大油田”的群众大会。那些年轻人纷纷请战，向党组织表达决心，在会战中“一定要当政治上的红旗手，生产上的促进派”，在完成20 口关键井的战斗中，自觉接受党组织对他们的考验。川中钻探处党委见年轻职工个个请缨，人人求战，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红五月劳动竞赛”活动，要求干部职工开动脑筋，提出倡议，掀起“大摆、多摆、快摆”的劳动竞赛场面。

秦文彩、李德生带领的玉门队伍没来四川之前，川中勘探处的行政级别还没从处级单位升为局级单位，但他们没在组织人事的变迁上花费什么心思，而是立即顺应了如火如荼的形势，以誓死拿下川中油田的气势，把打擂比武这些——我们那个年代的过来人，都十分熟悉的劳动氛围搞得轰轰烈烈。

当时，蓬莱大队最先站出来，向南充大队和龙女寺大队递交挑战书；南充大队和龙女大队不甘示弱，想也没想就接受了挑战，并同时向龙女和营山的两个大队发起挑战。可以说，川中油田到处都是你追我赶、不甘人后的劳动景象。

西南油气田的前辈们把“早出工，晚收工，吃了夜饭干到东方红” “雨天当晴天，黑夜当白天，一天当两天”的“顺口溜”喊得惊天动地……是哦，那时也有顺口溜，但那时的顺口溜全部是积极向上的，不像现在这么消极，一些人一干活就抱怨啥子“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多，压力无限大，收入无限少”，那时整个川中，谁也不说这些牢骚怪话，人人都憋足了一口气，就是为国家快点把石油找出来!

“这样一来，川中油区的生产记录就开始直线飞跃，各种超乎想象的劳动奇迹，就在1958 年那个五月份出现了。”胡祖烈老人拿出一份由他撰写的、上报石油部存档的《川中会战总结与反思报告》，一份《威远会战总结与反思报告》手稿复印件，翻开关乎1958 年5 月川中油田开展劳动竞赛的一组数据说：“以往，我们安装一部钻机的时间需要半个多月，一个井架竖立起来，起码要用7 天时间；当时川中摆好一台钻机最快的钻井队，却只用了5 个小时10 分钟，将井架竖起来的全过程，大家只用15 小时10 分钟就能完成。我想，这也是‘大摆、多摆、快摆’竞赛活动，提倡大家节省时间，快点将钻机安装好，把井架竖起来，争取早点把石油钻出来的目的所在吧！

“5 月20 日这天，随着玉门队伍的陆续到来，川中油区就和他们逐渐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像打仗一样冲锋陷阵，向会战首役设定的目标发起了第一个波次的攻击：南充构造的3 口井、龙女寺构造的4 口井、蓬莱构造的3 口井，10 口井就在这天早上迎着太阳，红红火火地同时下钻了。钻工们没日没夜地忙碌，钻井纪录很快有了令人惊喜的结果。22 日，女10 井日进度153.9 米；充7 井，首日进度170米；没过几天，充8 井又将纪录改写成了日进度258.77 米。”

胡祖烈说，1958 年4 月，他们那届大学生正好从重庆石油学校毕业。由于川中会战大量用人，他和他的同学走出校门时，连个毕业设计都没时间完成，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川中会战。

离开校门的这年夏天，胡祖烈从重庆赶往川中报到的路上，到处都是红旗飘飘的火热景象，公路两边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凡是他目之所及之处，都已被人用红油漆书写的“川中是个大油海”和各种标语口号占据了。

胡祖德当时21 岁，被组织分配到合川龙女寺钻井大队担任实习技术员。他到井队报到后，没过多久，由于替大队党委副书记撰写“党代会报告”，显露出了会写材料的天分，所以，当四川局的总工程师赫凤台被提拔为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需要一名懂钻井专业知识的秘书协助其开展工作时，他便受到组织的推荐，“从吃钻井‘技术饭’的龙女寺大队，调到成都局机关上班，开始给领导当了秘书，从此吃起了‘文字饭’……”胡祖德还说，“川中会战首役第一枪打响后，没多久，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就掀起了支援川中石油会战的汹涌浪潮。”

1958 年5 月中旬，四川局器材运输系统在南充召开现场会，提出了用“大进大出”的方针，支持配合油田各个钻井队开展的“大摆、多摆、快摆”活动，并不断将工作向深入持久的方向开展。

在川中出油鼓舞人心的第一个多月里，成都至南充的运输线尘土飞扬，车流滚滚；数不胜数的载重汽车及车皮，为川中油区的生产进度日夜奔忙。石油部陆续从新疆、玉门、上海等地运来大中型钻机77 台，器材物资4 万多吨，比1957 年承担的运输量多了两倍以上。从这些枯燥的数据中，不难看出，有多少供应战线的职工在为川中会战默默地付出。

重庆九龙坡火车站附近，有一片空旷的三角地带，荆棘、芭茅和各种灌木，在这里悄悄地日夜疯长。但是，川中大地夺油大战开始上演后，这里的安静就被突然打破了。各种型号的钻机、柴油机、绞车下了车皮，在这里堆得随处可见，而会战前线亟须的各种物资及器材，还在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伴随汽笛的嘶鸣，日夜不停地发运过来。有时，一天到达九龙坡的车皮竟有86 个之多，从而使这片原本空旷荒凉的三角地，日益显得空间有限，秩序混乱不堪，甚至一些器材物资，因无处存放还被堆在了路基、铁轨上，使火车的进出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混乱中，各种违反铁路货运规章制度的事情，迫于人手少和转运车辆急缺的现状，也无可避免地时有发生。

对此，分管器材供应的副局长何千里在九龙坡主持召开了现场会，他要求运输系统的干部职工：“既然铁路运来的物资器材势头迅猛，那么，我们的工作就要势头比它更快更强一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保证物资供应渠道通畅，又能支持油区各钻井大队多拿进度，把石油从地下早点为国家打出来。这些物资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用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实际行动来支援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因此，物资运输系统的每个人，谁都不能在‘大战红五月’的热潮中，让这些物资器材躺在荒郊野地遭到日晒雨淋，变锈、变烂、变朽。”

现场会结束后，何千里将局物资供应系统成都库的仓库主任廖超调到九龙坡车站出任现场调运指挥，夜以继日地投入到器材物资器材的抢运中。当时，车队去川中每天要跑三个单程。汽车风驰电掣地奔驰在700 多公里的黄泥公路上，掠起的泥烟遮天蔽日。川中会战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了。

傅政作为四川局的物资器材抢运队长，受苦受累比其他驾驶员要多。傅政既要负责安全，带好队伍，还要协调队员，随时掌握情况，以便及时向调运组汇报，还要不差毫厘地负责办理各种交接手续；苦了，累了，这位部队转业的队长，就把手下的司机全部召集起来，像在部队一样带着大家唱一阵《解放军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这些曲调激昂的“革命歌曲”，然后，才和大家利用装卸人员上下货物的间隙，脱下工装蒙住眼睛，倒在地上，抓紧时间打个盹儿。

会战急需的器材物资迟滞在九龙坡的消息，通过组织渠道，反映到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白戈的办公室。这位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左翼文人、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第18 兵团的宣传部长，嗅觉灵敏地闻到了久违的临战气息，他雷厉风行地召集市长办公会，作出了“川中会战是国家大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有责任和义务，一起协助石油部门尽快解决”的指示。

于是，重庆运输公司的124 台运输车、解放军总后驻重庆办事处的66 台军车、重庆钢铁公司和重庆港务局的15 台重型装载车，汇成滚滚车流，开往九龙坡，加上原石油师张复振师长领导的敦煌运输公司——从西北派来的近百台增援车辆，一下就汇聚成了一支车辆齐全、装卸工人精干的强大阵容，迅速疏通了九龙坡三角地的严重堵塞，满足了前方急需的物资器材供应。

1958 年5 月，川中会战拉开序幕后，车辆和驾驶人员稀缺的问题的确一度十分突出，不但器材物资口上缺人少车，就我掌握的情况来说，像与川中会战同步落地的南充西南石油学院，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要车没车、要司机没司机的问题非常突出，但是，好在那个年代，社会上支持川中会战的人不仅有像白戈、张师长那样的领导，还有像我采访过的罗跃福爷爷这样的“小人物”。

不过，我们要说现年已经九十多岁的罗爷爷是个“小人物”，其实也不正确。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罗跃福爷爷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抗战老兵，他不仅在淞沪会战结束后，参加南京外围狙击战，亲手干掉了20 多个日本鬼子，还以一名汽车司机的尽心尽力，投入川中会战，为我们留下了卓尔不群的“历史身影”。

罗爷爷1931 年跟随川军饶国华的部队出川，先后辗转淞沪会战、南京外围狙击战和远征蓝姆迦等各大抗日战场，留下了一段奋勇杀敌的英雄传奇；后来，他还加入了国军200 师戴安澜部的汽车团，成了一名汽车兵，驰骋在1146 公里的滇缅公路上，抢运国际援华物资；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罗跃福隐姓埋名回到成都；1958 年5 月，他又以一名技艺非凡的职业驾驶员身份，报名参加了川中会战，被分派到西南石油学院，成了石油系统面向社会招聘的第一代驾驶员。

学院烧锅炉，为陆续报到的师生们供应开水，罗爷爷不分昼夜往返广安、岳池地区，往南充拉煤；搭建工棚式的简易校舍，他又开车去数百里外的江安山区运毛竹，而且运石头和燃煤回到学院后，这位抗战老兵，不顾劳累，还要积极主动、不声不响地帮忙下车。收车后，他担心汽车停在露天坝里不安全，怕坏人将汽油放走，或把车子破坏，无法向单位交差，他就让自己的几个娃儿与他一起轮流守车……总之，罗爷爷尽心尽责，生怕出现任何纰漏。学院的老师要带学生在川中的大山里出野外、敲石头，心比针尖还细的他，每次都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将车厢后挡板捆了又捆，生怕行车途中，将老师和学生“抖”出车外。

五月的川中，的确像西南油气田的新闻工作者范照明所言，吸引了众多像罗跃福这样的幕后英雄参与其中。为配合这场世人瞩目的夺油之战，南充、武胜、营山、遂宁、广安等县的地方政府，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形势下，动员了数万民工，参加抢修公路、平整井场，叫响了“哪里有石油就把道路、井场修到哪里”的口号。白天，民工头顶川中的炎炎烈日，开山放炮，轰轰烈烈；夜间，数万人点亮火把，挑灯夜战，气撼巴蜀。

我从小是在遂宁市桂花街的一个小巷子里长大的，今年75 岁了。爱人何成会，从地调处的司机岗位退休以后，没过几年，他就得病去世了。我从教师岗位退休后，目前身体还可以，主要负责小区这边临时支部的党务工作，像组织大家学习十九大精神和领导讲话的这些活动，一般都由我在组织落实。

川中会战那会儿，我是“女子钻前团”的团员。啥子叫钻前团？钻前团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民工队伍。当时，我被编入四大队二中队。这个大队由于女娃儿很多，所以干活时，我们就打了一面“女子钻前团”的红旗。

我们当时每天要做的活路，主要就是修公路、打地基、平井场。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从早上忙到天黑，还要砍几根竹子灌进柴油，用破布烂棉花堵住筒口，等油浸湿了点燃火把，然后，插在工地的四周继续干活。

我们那个大队有十几个中队，一个中队两百多人。当时，我在二中队，做的活路就是先把炮工中队放炮炸开的石头，用锤子打成手指拇儿大的碎石，用撮箕担过去倒出来，再用锄头刨开、刨平整，垫路，垫井场。做这些活路之前，还要把毛路和井场的地基先用锄头挖好，不然路不平，地基弄得坑坑包包的，垫上碎石也莫用，还是过不了车，井架也竖不起来。那时，虽然我们累得不行，但大家一起喊着劳动号子，喊着喊着就不累了。

我们当时的伙食嘛，吃得还算可以，至少比在家里吃得好，像苞谷面、红苕、土豆、茄子与莲花白还是能吃上的。那时，我们主要讲究精神生活，不注重物质，都盼望川中油田能够早些建成，好让中央领导高兴，让我们的国家早些告别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所以，吃喝玩乐这些讲究，都还不兴。不过说实话，一遇到下雨天还是恼火得很。我记得1958 年秋天的雨水多，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狗毛雨”，工地上的稀泥浆沾得人脚都莫法迈开。我们住在一间楠竹架子盖着牛毛毡、四周呼呼吹风的大房子里。一天晚上，我突然有点想家，就去找中队长请假，然后拦了一辆嘎斯车，准备回遂宁市桂花街去看一下父母，结果司机要送货，一晚上要走五六个井场，到遂宁街上天就亮了。这样我连门都没进，就只好站在巷子口望了两眼家的方向，又和那司机往井场跑。

那个司机就是我的爱人何成会，我和他养了一男一女两个娃儿。后来，川中会战结束了，我也被下放回家了。回地方后，先在遂宁的蔬菜公司当临时工，钱少得很，我和老何的钱加起来养双方父母、娃儿根本不够用。没办法，我就跟随一个基建队，去给绵阳一个保密厂挖“基脚”（地基）挣钱。在绵阳，我睡过猪圈，和“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一起拉过架子车，给保密厂建设工地送过开水，这样挣钱补贴家用，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到了70 年代，我当上川中油气矿石油子弟校的幼儿园老师以后，家里的日子才过得顺遂一些。

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川中会战的记忆和感受”，我的记忆和感受就是，在那艰苦而火红的岁月里，参加“女子钻前团”，我能遇到老何这个人，也该知足了。

川中石油会战过去六十年之后，我们造访川中。在遂宁采访，我们以座谈会的形式与当年参加会战的当事人、民工代表及知情者进行座谈，除了范照明讲述的罗跃福老英雄的故事和杨华清阿姨的讲述让人感慨、唏嘘之外，我们还从胡祖烈、龙雏两位老人提供的资料中得知：自从四川局党委下达迅速拿下南充、龙女和蓬莱三个构造的战前动员命令之后，社会各界对川中会战的支持还包括：嘉陵江流域的航运部门，为了打通长江到嘉陵江的水路，确保航运向外运输原油畅通，组织一万多名民工仅用两个月，就完成了原本计划需要5 年才能完成的嘉陵江疏浚工程；民航总局协调空军、工程及航行调度等各方，将建于1941 年的南充都尉坝军用机场，进行了翻修和补建，于1958 年5 月正式转为民用，开通了川中通往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空中航线；为加强公路勘测，成都工学院二百多名师生来到川中，顶烈日，冒风雨，开展现场勘测，为修建川中油田公路打下了基础；龙女寺大队党委召开拿下关键井的党委扩大会，武胜县的县委书记表态：“你们有困难尽管提，县委一定帮助你们解决”；为保障蔬菜供应，南充近郊火花公社把菜地从7 亩扩大到80 亩，发动社员每户都喂“两鸡三鸭一兔”，并种下500 窝瓜苗，为满足石油职工生活提供保障；南充五中的青少年，利用课余时间，甚至还修了一段“少年公路”献给英雄的石油人……面对这段尘封的往事，我们知道，在那个充满献身精神的年代，全社会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对共产党的信任与挚爱，转化成了他们对川中会战的无条件支持，并倾注到忘了艰辛与劳苦的具体行动中。这一切，正好又是川中会战将以更大的规模及气势，为一段四川油气工业史注入时代最强音的前提。

三千援军出玉门

祁连山下的玉门油田，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内容，都被来自四川的消息占据了。晚上，工人文化宫的电影在正片开始之前，刚加映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川中出油的新闻纪录片；早上，高悬在各家属院杨树上的高音喇叭，就在播送石油部南充现场会胜利闭幕的喜讯。当人们一边听着《东方红》乐曲，一边吃着早饭，将要开始一天的生活与工作时，油田机关的两名男女播音员又轮番上阵，播报了由局机关、各钻井大队及各工厂车间干部职工连夜写来的广播稿。这些稿子集中表达的意思：一是向四川石油管理局取得的成绩再次表示祝贺；二是借川中出油和南充会议召开的东风，一定要促进大干快上运动在玉门油田的深入开展；三是在向新疆吐鲁番盆地进军的号角中，一定要积极响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号召，立足本职，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去年12 月，新华社代表中国政府，向全球发布电讯：中国首个石油工业基地已在祁连山下顺利建成。当时间进入1958 年1 月以后，玉门油田的总地质师李德生带领一支石油地质勘探队，翻越乌峭岭，进入了吐鲁番盆地，他们作为先遣队，已将胜1 井的井位定在了火焰山下的胜金口，只等五月天气转暖，就要正式开钻。

听到播音员那种言辞铿锵、令人热血偾张的声音，玉门矿务局副局长秦文彩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从广播稿里，排除人们对待工作附带的政治热情之外，他从播音员那种属于一个时代的特殊腔调中，已经听出了玉门石油人政治纯洁、求战愿望强烈、带着深厚西北底蕴的那股一点也不陌生的士气。

秦文彩，1925 年生于三晋大地，长于匪患猖獗、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参军入伍，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他先后担任太岳军区212 旅宣传员、54 团指导员、根据地敌后武工队副分队长，团敌工干事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历任国民党起义部队72 团特派员、解放军169 团保卫股长、第19 军57 师保卫科长兼军法处副处长；1952 年，秦文彩从汉中57 师转业到石油战线工作以来，曾在玉门油田担任钻探局副局长、管理局副局长……这历经战火硝烟锤炼的北方汉子，浓眉炯目，方脸粗发，中等个头；脸上的直率与豁达，浑身充满的果断干练气息，无论带兵打仗，还是转业石油战线担任企业领导，总能赢得群众的尊重与信任。

秦文彩坐在办公室，望着窗外祁连山的雪峰，心里不由得涌起一丝淡淡的难舍难分之感。

4 月份，他与局长杨拯民、副局长焦力人及总地质师李德生一道，在四川参加南充现场会时，石油部已在会上作出决定，由他和李德生从玉门带领一支队伍驰援川中。会后，余秋里、康世恩两位部领导已分别找他谈过话了。

基于四川人手短缺的实际困难，秦文彩即将调任四川石油管理局任副局长、政治部主任兼川中矿务局局长；总地质师李德生调任川中石油管理局任总地质师；他们将与45 个钻井队、一个试油处和一个运输大队，告别中国石油工业摇篮玉门，奔赴川中前线。调令正式下达后，他对平时不太怎么留意的祁连山，一下变得越来越爱看了。

自从1953 年3 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秦文彩在西北野战军57 师与战友一起接受改编，从“小江南”汉中来到长河落日辉映的玉门关，在老君庙这个地方，他已不知不觉地工作生活了五年。这里所有的戈壁荒漠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个构造上不断竖起的钻塔，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五年来，秦文彩已从一名铁血军人，磨炼成了业务熟练的石油管理干部，他忘不了石油河畔的师傅、技术人员、石油专家同他一起砥砺前行的历历往事。

工作之余，他受素有“57 师小秀才”之称的战友李敬的影响，通过读史，明白了汉武帝刘彻在玉门关“列四郡，据两关”，抵御匈奴、羌胡，交好西域三十六国的久远深意；通过读诗，从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的“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中，悟出了大漠苍凉，感受到李唐军人在玉门守土尽责，为他带来的那种气息相通；尤其通过这些年与总地质师李德生的工作交往，他也知道了美国石油地质家韦勒与民国先贤顾维均、翁文灏、黄汲清、孙健初、孙越崎、严爽同脚下这遍“老油土”的不解之缘；在与铁人王进喜师傅老刹把子郭孟和的聊天中，他甚至还听说了那个总在石油河畔、老君庙一带精灵般地守望，始终在等地质勘探人员的那个一身乌黑发亮的“油娃”的传说……想“油娃”，秦文彩想：“川中，也有‘一个油娃’在等我们吧！？”

“‘油娃’一定会等我们的!”因为郭孟和说过，“凡是有石油的地方，就有油娃在那里等人!”秦文彩不断提醒自己：“川中出油了，‘油娃’早把出油的地方告诉老首长张忠良与四川的老战友了，就等你过去和他们一起好好干了!只是根据南充会议部署，川中会战的局面与玉门油田相比，将会更加气势磅礴，而作为老首长的助手，你与孙继先一起率先打头阵，肩上的担子肯定轻不了！”而眼下比川中会战更重要的，就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千万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

“尽快做好入川队伍组建，以及设备、器材和物资筹措工作。当然，留在玉门的干部、职工及家属思想稳定，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点，无论如何你都来不得半点马虎。”秦文彩知道，他带走的队伍是“石油师”转业地方的业务骨干，有的战友与他和总地质师李德生，将会参加川中会战，少数同志要留在玉门继续战斗。

面对人员的去留问题，这对“头戴铝盔走天涯”的普通石油工人而言，也许不算什么大事，但对拥有“汉中改编”共同记忆的57 师战友来说，但凡事关“聚散”二字的大事小情，往往又绝非一道命令、一个新的战场召唤，来得那么简单、轻松和干脆！想到余秋里交代的“忙中有序，走得愉快，留得安心”原则，秦文彩就要通了玉门油田钻井一大队的值班电话，要大队长杨型亮来办公室与他见面。

一支烟的工夫不到，杨型亮就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风风火火地赶过来。这位身材魁梧、满脸忠厚的部队转业干部，人还没进办公室，就把“首长，你打电话找俺，有啥事儿”的疑问，撂在机关办公楼的走廊里了。

杨型亮站在秦文彩面前，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转业这么些年，这个人还是带兵打仗，见到指挥员受领任务时的基层干部样子：“首长，有任务吗？”

“对，有任务。你去局里参加一个人事协调会议。钻井一大队随我入川，你们是‘尖刀连’！过几天，带上钻机、设备和人员先行一步，家属随队问题，等你们到了四川再说。”

听说要去川中参加人人向往的石油会战，杨型亮浑身一个激灵，忙把原本站得笔挺的身板儿，又从上到下紧了一紧，向秦文彩敬过军礼，二话没说，接受任务之后转身就走。他一路小跑着下楼，直奔机关门口等他的一辆吉普车而去。

秦文彩点燃一支烟抽了两口，卡灭在烟灰缸里，去了与他同在一个楼层办公的总地质师李德生办公室。

与秦文彩算是同龄人的李德生，在上海的弄堂里度过了少年时光。初中毕业后，因遭遇“一·二八”战火蔓延，他只好从上海转学到浙江丽水联合高中继续读书。1941 年5 月，日军攻陷温州，李德生联高毕业后，只能被迫赶往湖南衡阳参加丽水联高设在那里的高考。后来，他考入了重庆中央大学地质系。经济地质专业毕业后，他又跟随民国石油先驱严爽、投入玉门油田的开发，走上了他与中国石油工业同在的风雨苍黄之旅。

秦文彩尽管已对川中出油的事实坚信不疑，可一想到石油河边的“油娃”传说，还是决定去四川之前，再把四川盆地的地质资料，通过总地质师李德生系统地再作一次了解。因此杨型亮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去见李德生了。

李德生对秦文彩说，川中出油已是事实，至于能否遇上“金娃娃”“大巴库”这些大家挂在嘴边的“美好东西”，从他掌握的情况来看，暂时还不好说。不过，根据历史文献所记，四川天然气发展，倒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早在公元前的53 至18 年，巴蜀大地上的先民就在邛崃地区发现，并在生产生活中开采使用天然气了。到公元616年时，政府甚至还在临邛设了“火井县”的行政建制。大约1041 年后，四川人又创造了顿钻钻井术，摸索总结了一套独特的开采和利用天然气的工艺方法。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传教士、地质旅行家，通过他们的著作，将这些方法工艺在海外进行传播，为世界石油天然气工业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自贡的自流井气田，是个古老的气田，很久以前，当地盐商就学会了开采天然气煮盐的技术。但中国石油工业自借助抗战的契机觉醒并得到初步发展以来——特别是1949 年之前，四川一直还没找到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油田。1949 年新中国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虽在重庆接收了几部钻机和一些相关的石油地质资料，但真正成型和能拿出手的东西还不是很多。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局在川西北江油一带拼命找油，可是，迟迟还没见到结果。

1956年，康世恩带领访问团从苏联考察“老大哥”的先进经验回国，结合克拉玛依油田取得的一手经验，上川中地台找油，在龙女、蓬莱、南充三个构造上看到了希望，引起全国性的轰动。至于接下来的川中会战，能不能辜负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希望，找到实实在在的油田，可能还要通过这次会战的努力，才有最终的结论。

听了李德生的言语，秦文彩从这位年轻石油地质家的口吻中，听出了一些与宣传，包括他在南充现场会上的见闻有些不一样的东西，虽然他感到了此行任务艰巨复杂，但这些都是无可名状的一念之想，与他即将带队驰援川中的紧迫性相比，也都不是让他停止行动的理由。

川中会战过去已经60 多年了，会战结果，史书和专家都作了很好总结。成败得失与是非功过，我不用讲。我想说的是，1958 年夏天，我们这些听从党和人民召唤的石油人，党和人民让干啥就干啥的那种精神，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是一种宝贵财富，这个我们不能忘。忘了这个，那么，我们几十年的发展就失去了根本。

张忠良以党委的名义，向四川局干部职工发出进军川中的命令以后，玉门这边按照南充会议精神要求，也在组织召开支援川中的动员大会。那个大会开得群情振奋，锣鼓喧天，歌声和口号声连成一片，尽管都快过去几十年了，现在想起来却还那么记忆犹新，如同昨日。

玉门局、四川局虽是两个地区的石油单位，但在余秋里将军和康部长的领导下，始终都有那种“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从不考虑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小利益。大家想的是，“下功夫把中国的石油工业快点搞上去”。所以，当焦力仁副局长以党委名义宣布，玉门支援川中的队伍由三千四百多人组成的决定后，整个玉门局，无不欢欣鼓舞，不但没有一个人表示不愿参加川中会战，而且大家还纷纷请战，积极报名。

像杨型亮、董金壁这两位四川局的老领导，以及后来跟随秦文彩等人走上石油战线副部级领导岗位的李敬等同志，还有现在国家工程院的李德生院士，他们当时在玉门油田，都还特别年轻，属于玉门的中青年干部。一听说要和秦文彩来支援四川，大家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们不但争先恐后地要来四川，还带动身边其他人，紧跟他们，强烈要求参加焦力仁宣布的那个“3400 人的队伍”。

1202 钻井队有个工会主席叫杨润生，听到川中出油的消息，高兴得又蹦又跳，再三要求参战；有个副司钻叫陶阿土，在决心书里表示，“四川出油，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请组织批准我参加会战”；还有个司钻叫唐广文，本来5月份和对象结婚，听说要去川中，干脆把婚期也推了……这些普通干部和群众的事迹都很突出，在那个时代的《四川石油工人报》上都登过。可惜现在，还能记得他们的人不多了。杨型亮是1202 队的直接上级，看到在他的影响下，很多人都愿意上川中，成天都是那种笑呵呵的样子，高兴得不得了！

“如果我没记错，杨型亮也是贫苦出生，他在河南老家要过饭，好像流浪到陕西周至县的山里，还砍过柴。14 岁参军后，他当过‘娃娃班’的班长。在擂鼓台战斗中，他是他们班仅有的三名幸存者之一。”西南油气田输气处原党委书记杨彬老人说，“由于杨型亮在战争中表现英勇，因此，受到师里的通报表彰，后来他提拔为干部，当过文化干事和连队的政治指导员。从部队转业到陕西延长油矿以后，他先从实习司钻干起，后来转战玉门油田，当上钻井大队的党总支副书记、技工学校人事科长、钻井一大队副大队长……”

作为驰援川中的先头部队，杨型亮带领387 名首批入川人员，从玉门东站上了一辆闷罐车。随着汽笛的长鸣，欢送的人群、茫茫的戈壁、河西走廊已被他们逐一抛在身后……列车从广元昭化继续开动时，杨型亮打着一把手电，像在部队当指导员一样开始查铺，清点人数。

出发前，他将各井队的队长、书记召集起来开会，宣布了注意事项与保密纪律后，又特别强调了每个入川人员在列车停靠沿途车站，购买东西和拉屎撒尿时，都要动作麻利些，严格坚持“带好队，看好人”的原则，确保队伍齐装满员地到达四川，不能出洋相，更不允许一人掉队。因此每过一个车站，他都要从昼夜难分的闷罐车里爬起来清点队伍，到各队的宿营点去走走看看。

与杨型亮一起行动的1202、1208、1215三支井队，在玉门油田都是素质特别过硬的队伍，其中的1208 钻井队临出发前，利用3 天时间，不但清挖了8 个泥浆罐里的冰块、1 个原油罐里的原油，而且将临时来队的14 名探亲家属还一个不留地全送走了。

杨型亮尤其喜欢这种从部队继承过来的优良作风，但他来到1208 队的宿营点时，胸前戴着大红花的队员们，却没躺在自己铺位上休息。他们围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技术员，听他摆广元与昭化的龙门阵。

“广元这个地方不但地大物博，有梓潼、青川、利州、昭化、朝天、旺苍、苍溪和剑阁这些与三国古战场有关的区县，它还是女皇武则天的老家，而且这里的昭化镇，因古时候它的商业繁荣，交通便利，晓得吗？这里还有个‘到了昭化，不想爹妈’的说法？”讲到这里，戴眼镜的技术员环视大家，故意卖起关子，等大家“快说快说”的催促声叫得震天响了，他才慢条斯理地接着又说，“这个说法的意思是，由于昭化是进出四川为数不多的驿道之一，久而久之，就有皇帝老倌的手下在这里设考场，一些老鸨也带着一些漂亮女人在这里做起了卖沟子的生意……哈哈哈！”

听到这里，杨型亮发现如果再由眼镜技术员在那里掰乎下去，那么，1208 井队这帮元气饱满精力充沛的家伙，就要在思想上出问题了，但他看到他的手下，个个都眼冒金光地望着技术员时，又没露出多少批评、责罚之意。他用手电筒亮出的一根“光柱”，从眼镜技术员的脸上开始，依次在众人的脸上挨个“杵”了一遍，随后，他就亮开嗓门吼叫起来：“全体起立，向前向前向前……都有了——预备唱！”

1208 队的一百多人，还沉浸在技术员的掰乎中，不知杨型亮已经来到他们身边，因此，谁也没想到他会跟大家来这一手，不过听到大队长下达口令后，他们还是条件反射地站起，放开嗓门，大声武气地唱了起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见大家重新思想集中，把一首《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唱得地动山摇了，杨型亮又用手电筒在大家脸上逐一“杵”过，算是“点过名”了，然后才背着双手，“嘿嘿”一笑地走了。

杨型亮将3 个钻井队一个不少地带到绵阳，下了闷罐车，改乘汽车抵达南充。他们的到来，受到了四川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刘选伍、川中矿务局副局长孙继先、南充彭副市长和一千多名群众的欢迎。在东观镇的一间茅草屋里，杨型亮将3 个井队的人员名单，几份携行的物资清单拿出来，交到孙继先的手里。然后，他在镇上的农民家里借宿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回玉门了。他要及时回去。因为根据秦文彩的安排，玉门那边还有不少善后工作，要杨型亮回去与他一起处理。

玉门油田机关门外的球场上，杨型亮遇到试油修井处的副处长董金壁。他们互相点了点头，就去各忙各的事情。那些日子，玉门就像是个部队的新兵训练营，去青海、下四川、进新疆和到松辽，大家来来去去地忙成一团。作为战友与同事，总是一种分分合合、聚聚散散的状态。虽然那时我们有点难舍难分，但是，谁也没时间去打听谁的去向。

都很忙，这说明石油工业在1958 年5 月份发生的大事很多，日子红火。如果不忙就不红火，一忙虽然显得聚散不定，但想到秦文彩提出的“到哪去，都是在为石油工业发展作贡献”的要求，因此，我们就对你在“嘉陵江边迎朝阳”，我在“昆仑山下送晚霞”这种天各一方的分别之情，不但没有产生思想波动，反而还有一种忙而不乱、积极向上的豪迈感。但是，董金壁一听，紧随杨型亮的队伍入川之后，他也要去四川的消息，应该还是很吃惊的。为什么吃惊呢？因为根据人事安排，他刚组织一个钻井大队，准备去青海民和，到那边去开辟新的勘探区，结果他与杨型亮擦肩而过的这天上午，当他去向秦文彩告别时，我们的这位老领导，却将他按在了凳子上，让他坐下来说话。

秦文彩给董金壁倒了一杯水，让他喝着，然后说：“你先在这里坐下，莫动！杨振民、焦力仁两位局长，让我去和他们说事，等我回来以后，我再给你说任务……”董金壁心想：“啥子事呀，弄得这么神秘？”

董金壁这个人，那时只有三十来岁。他和秦文彩有些像是一路人，也是那种浓眉大眼的样子，身上呢，因为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也有说一不二的刚毅之气。石油师还没接受改编前，他是我们57 师一团的作战股长。他好像也是四二年参的军，上党、平汉、白晋、豫北、豫西这些著名战役，都参加过。作战股长嘛，当然是打仗打出来的，不打仗，是当不了这个股长的。董金壁参加改编后，在玉门当过钻探副大队长、石油沟区队长和青草湾的区队长。他在这些地方的勘探岗位干了好几年，才当的钻井公司副经理、试油处的副处长。

在我印象中，他在玉门油田一直干得很好、很红火。

“那天上午，董金壁等得实在有些毛焦火燎，直到中午快下班时，秦文彩才回到办公室对他说：‘我和两个局长谈工作交接的问题，老董，让你久等了！这个民和，你就不用去了，你把去民和的井队和试油处的人按这上面的名单规整一下……’秦文彩从抽屉里拿出两份文件交给他，接着说：‘你和我一起去四川参加川中会战!”见领导将新的去向已经明确下来，董金壁脸上的不安这才消失了。”

曾在57 师担任过文化教员，后来又在四川石油管理局担任江油青林口探区政治处主任，曾与时任探区总指挥董金壁一起共事的杨彬老人，尽管时已90 高龄，但手里拿着一份董金壁自传的复印材料，对我们讲述董金壁从玉门来四川参加川中会战的往事，思路不仅清晰，涉及的细节还是那么栩栩如生。

杨彬说：“我是1958 年5 月8 日这天和秦局长、李德生、董金壁还有刘荫番等地质、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入川的。”他们这支三千多人的队伍，离开玉门那天，举着红旗，唱着嘹亮的军歌，就像到川中去打仗一样，继杨型亮的先行钻井队入川后，在秦文彩、李德生的带领下，乘坐一辆专列入川安家创业。秦文彩一行来到成都，同一直都在等他的老首长张忠良见一面，就马不停蹄地驱车直奔川中而去。

经过简单而仓促的筹备，“（1958 年5 月）21 日，奉石油工业部的命令，四川石油管理局成立川中矿务局，机关设在南充市，全面负责组织和领导川中油区勘探、开发和建设，下辖南充、蓬莱、龙女寺、营山、合川、岳池第二第三等8 个钻探大队，一立场、大成、广安、文昌寨等4 个钻探区队和广安试采区队，南充机修厂、南充炼油厂、安装工程处、运输处、测井总站、南充器材总库、职工医院等单位。”

因为各路援军的到来，古老的川中大地，于是大军云集，旌旗猎猎！

……

（完整版刊于《青年作家》2021年第07期）

赵郭明，作家，笔名郭发财。四川江油人。曾在空军工作20 余年，退役后，致力辽史、军史及非虚构写作。著有长篇先锋小说《所有相》，文化批评专著《枷锁与奔跑》，辽史研究《刀锋上的王朝》数种。作品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等选本，曾获《星星诗刊》优秀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