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格局中，类似“女性文学”[1]研究这样的新兴知识领域值得关注：一方面，借助对“女性”这一特殊的“人”的维度的强调，“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中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开风气之先，[2]较早体现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对“人”的认识和理解的变化，以及试图在更为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格局中重构文学/人文知识的努力；另一方面，女性文学研究在之后的发展中始终偏于一隅而未能对主流文学研究以及更大层面的社会文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情形，也表明新时期以来以新的“女性”/“人”的想象为基础的“新”的政治正确性，要想真正接通地气，改变已有的知识生产状况并介入社会文化进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可以说，女性文学研究的遭际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很大程度上折射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试图回应当代社会文化语境所形成的新的探索及其问题所在，值得进一步讨论。要理解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作为前提，显然需要首先回答这样一系列问题：女性文学研究为什么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出现，它到底承载了当时怎样的对“女性”/“人”的理解，又是如何回应社会文化变迁对知识生产转型要求的，等等。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女性文学研究的发生及其对新时期人文知识重构的介入：以张洁发表于1979年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载《北京文学》1979年第11期）为创作个案，结合相关文学论争，来分析文学领域如何借助爱情叙事，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强调“情感”维度的80年代女性“个人”正当性的确立；以朱虹发表于1981年的《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载《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及其衍生研究为理论个案，来讨论学界如何译介域外“妇女文学”资源，并将其转化为本土女性文学研究方案；以李小江为80年代的研究者个案，来探讨女性经验如何经由文学研究而进一步被知识化和理论化，参与当代女性研究知识体系的构造。本文希冀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在上述文学事件所形成的综合性视野中，讨论女性文学研究复杂的知识构成及其所折射的新时期人文知识的多元面向和内在症候。

一、“女性”正当性的确立：历史转折中的爱情叙事及其讨论

要讨论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的发生，作为前提，像张洁、张辛欣、张抗抗、宗璞、戴厚英、遇罗锦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发表的一批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3]显然是无法绕过去的。这不仅是因为，这批作品以对女性情感尤其是爱情的强调，突破了以皈依集体为旨归的“前三十年”女性作家的书写格局，更为重要的是，这批作品还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开启了新时期以来以个人主体为中心的女性文学乃至主流文学的书写大幕。那么，作为叙事符码的“女性”是如何产生出来并获得正名的，女性书写的内在逻辑转换又是如何完成的，由此形成的“女性文学”又与历史转折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关系，等等。上述问题因为涉及了当代文学/知识转型的核心要害，值得进一步探讨。

可以以当时最受瞩目的《爱，是不能忘记的》[4]为例，来把握一下“女性文学”如何在历史转折中脱颖而出并建构其正当性的。这部小说主要是从女儿姗姗的视角，呈现其母亲钟雨有点另类的爱情故事。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姗姗一开始就强调了自己“卅岁”而未婚的大龄姑娘身份，凸显其与同龄的共和国之间的反差，这一身份设定，彰显了新一代女性企图从“前三十年”致力打造的国家认同中抽身出来回到日常生活中去的愿望。在这样的叙事人视野中，钟雨的形象也就显得相当复杂：作为女性，钟雨“生得并不漂亮”，拥有“没有什么女性温柔的低沉的嗓音”，但又充满了知识分子“优雅、淡泊”的气息；作为母亲，她显然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范导者，传递给女儿的更多是“一生里总是伴着许许多多的失败”；作为作家，“文章写得也比较美”，但她真正的作品却是从未发表的私密情感记录《爱，是不能忘记的》。可以看出，在钟雨身上，既有对“前三十年”的妇女解放经验的承袭，包括对传统女性气质（如温柔）的否定，对既有的贤妻良母格局所规定的母职、妻性的规避，对工作妇女身份的自觉接受等，也有与新时期性别文化观念较为一致的内容，如对知识女性的偏爱与首肯，对个人世界神圣性的建构与守护，等等。由此，钟雨的形象具有了特定历史内涵所赋予的内在张力，既被命名为“痛苦的理想主义者”，而暗含了对“前三十年”乌托邦气息的一种保留，也可以被隐喻为“夹在书页里的那些已经枯萎了的花”，而代表着新时期文学对被压抑的现代知识分子浪漫传统的一种招魂。

由这样的主人公设定出发，钟雨与老干部欲说还休的婚外恋故事也就具有了丰富的解读空间。可以注意到，男主人公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他那成熟而坚定的政治头脑，他在动荡的革命时代的出生入死的经历，他活跃的思维、工作的魄力，文学艺术上的素养……”细究这精神力量的构成，既有面向公共空间的革命思想与实践，也有属于私人范畴的知识分子式的修养、爱好等，男主人公的魅力大致糅合了超越世俗生活之上的革命性与筑基于日常生活的普通人性这两个不同的维度，从而体现出小说尝试整合“五四”以来分别立足于个体与社会的两种不同爱情话语的企图。男、女主人公的精神结构基本吻合，由此奠定了两人相恋的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相似的精神结构似乎并没有产生两情相悦的平等爱情关系，钟雨更多用崇拜乃至单相思式的方式，二十多年来热烈而卑微地仰视着对方，但“其实，把他们这一辈子接触过的时间累计起来计算，也不会超过廿四小时”。肉身在恋爱现场“缺席”，甚至只能用文字、想象等方式来模拟事实上不存在的相恋场景，使得这场苦恋一方面以情感的自主性与纯粹性，彰显了钟雨极其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当这种主体意识是以高度克制的，甚至是无我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又会因为其封闭性和静止性，使其完成度饱受质疑——这不仅是在情感世界内部，甚至还会让人怀疑钟雨作家身份的有效性——如果注意到钟雨的那篇《爱，是不能忘记的》尽管袒露了“一颗灼人的、充满了爱情和痛苦的心”，但仍然只是自言自语、无法面世的私人札记的话，那么，钟雨是否可以经由写作而成长为具有行动力的历史实践主体，显然也是存疑的。

从深层次看，这一爱情故事还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道德伦理的转换问题。钟雨之所以爱而不得，并不是得不到男主人公的情感回应，而在于男主人公拥有革命时代形成的特殊婚姻——因受惠于老工人的舍命掩护，“他，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位姑娘”；另一个因素则是男主人公在1969年因为质疑“理论权威”而惨死。在这样的情节设计中，钟雨残缺而凄婉的爱情故事，指向就颇为复杂：一方面，处在“第三者”的位置上，这样的爱情显然不仅对革命伦理而且对传统民间伦理都有所僭越，很难得到普遍认同；另一方面，这样的爱情因为女主人公极度克制并付出了一生的幸福，且并没有对老干部的婚姻家庭造成实质性破坏，又比较容易被谅解。更为重要的是，在反思“前三十年”激进左翼思潮的历史转折期，这样的与宏大历史存在紧张关系的爱情，很容易被看作历史车轮碾压下的一种个人性代价而获得同情。正是在母亲心路历程的映衬下，女儿姗姗从个人出发的爱情选择就显得理所当然，这构成了对“法律”“道义”“责任”“义务”等面向公共空间的精神伦理规定性的一种反思甚至是颠覆，最终成为其以“告别革命”的姿态接续母亲精神遗产进而建构新的自我，开启新时期的重要依据。陈晓明因此总结为“这是对贬抑人的伦理学发起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张洁的感伤情调却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敏锐触角，它给‘大写的人’注入了情感内涵”。[5]

可以发现，《爱，是不能忘记的》提供了一些关于爱情、婚姻乃至伦理道德的富有争议性的看法，这构成了1980年前后文学批评激烈交锋的焦点所在。黄秋耘比较早肯定了钟雨式的爱情的正当性，提出：“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这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6]在他带有明显历史创伤的视野中，“爱情”作为个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与阶级、集体、社会等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习俗、伦理道德等，则被看作是打上了“前三十年”烙印的“精神枷锁”，需要警惕甚至被抛弃。唐挚肯定小说“渴求摆脱镌刻着私有制度烙印的一切习惯、情感、规范和传统，渴求摆脱那散发着市侩气息的、庸俗的婚姻关系，渴求精神生活高度和谐、高度丰富、高度一致的纯真的爱情”，[7]进一步将精神性的爱情与世俗性的婚姻对立起来，并将婚姻与私有制勾连在一起，与作者张洁的创作意图形成了直接的呼应：“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我的这篇小说，就是想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我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体会”[8]。需要注意的是，从逻辑上来看，他们显然又与恩格斯的分析大相径庭——如果注意到“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这一说法，其实是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契约式婚姻所得出的结论，[9]那么，唐挚他们对“爱情”的肯定，便因脱离了特定的历史语境而成了一种在逻辑上有问题的简单挪用。这样的挪用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显然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爱情”可以超越特定的阶级性并指向普遍“人性”，以此为切入口，就可以指证“前三十年”社会在“德性政治”的维度上已经遭遇了危机而需要被切割，同时，可以以退回到“自然人”的方式为人道主义思潮争取浮出历史地平线的机会。

作为讨论的另一方，有一些批评家并不认可钟雨式的爱情，而更强调建立在阶级认同基础上的婚恋的正当性。李希凡认为，不能简单地将“爱情”从“道义”“阶级情”“同志爱”等范畴中抽离出来，并视为与之截然相对之物：“当年，在无产阶级‘道义’的感召下，他能够把阶级情、同志爱转化为爱情，并毅然献给‘那位姑娘’，试问，什么样的爱情能比这种爱情更高尚！”[10]在他看来，“爱情”需要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联系在一起考察，老干部那种建立在阶级情谊基础上的爱情更有现实根基。肖林则进一步指出老干部的婚姻有稳定的基础：“老干部是出于阶级情谊和妻子结合的，他们在斗争中共同亲密生活了几十年。他们基于斗争生活的婚姻有何市侩气息？有何庸俗？又在哪里镌刻着私有制度的烙印呢？”[11]可以发现，李希凡等人对老干部婚姻的肯定，不仅强调了爱情所应有的现实烟火气，更凸显了爱情不仅是“情”，还有与“恩”“义”等日常伦理相连通的一面，且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婚姻爱情的观点，即“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的前提下，才会有可能产生共同的“人性”，进而形成真正的爱情乃至平等的两性关系秩序。[12]在立足于阶级/集体伦理的爱情观映照下，钟雨这种偏于知识分子个人立场的爱情被认为是缺乏现实根基的，尤其是与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不符的。[13]

从表面上看，双方的争议落在“爱情”上，实质却体现了隐藏在“爱情”背后的对社会意识形态理解的巨大差异性。这当然与作品本身对“爱情”的“社会寓言”[14]化处理有关，如乔以钢就指出：“那时女作家们讲述爱情故事的动机并不单纯，因为在爱情书写的表层下，往往潜在地将20世纪50年代至 70 年代的国家伦理秩序作为批判对象”，[15]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争议体现了文学研究在回应70年代后期历史转折时所出现的内部分化甚至危机——无论是黄秋耘等人借助知识分子的创伤爱情所建立的断裂性史观，还是李希凡等人通过坚持阶级认同式婚恋所表现出来的连续性史观，都企图用相对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复杂的历史转折对于文学知识转型的挑战，他们更多的是在个人情感与共同体伦理、自然性与阶级性、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等多重二元对立关系中，选择了其中一端作为自己的站位，而没有去好好处理更具挑战性的二元对立结构问题，因而只是折射了过渡时期意识形态的争斗乃至分裂，没能导向更具统合性的社会文化构造。

伴随着李子云、吴黛英、刘慧英、金燕玉、盛英等一批女性研究者陆续介入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的讨论，一种立基于“女性”的文学研究维度逐渐形成气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上述讨论的延伸和转移。早在1980年，李子云就试图从女作家的创作角度来把握《爱，是不能忘记的》，认为其“不失为一篇有新意、有特色的作品”，但她并不认同张洁所谓“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说法，认为钟雨式的爱情理想与当下现实生活距离太远，无法“与大多数人的迫切需求相统一”[16]。数年后，李子云又认为《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一类侧重于“表现内心”的作品，虽然是基于女性本身的气质及传统道德对于女性的规范而产生，但“打破了文学无不直接表现政治、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的单一局面。……特别是打破了几十年来不允许接触有关人性问题的禁忌”。[17]有意思的是，其后李子云的评价又发生了变化，她肯定《爱，是不能忘记的》揭露了“存在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但又“并不赞成诸如以女性的观点重新改写历史、组合社会等主张”，更批评女性文学将“妇女或人的自我意识”简单理解为“性爱的意识”，实际上具有“某种程度的贵族化倾向”[18]。在这一系列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作品的评论中，李子云对“女性文学”研究维度的建构呈现出鲜明的介入现实的意识：一方面，通过对女性问题尤其是女性情感问题的凸显，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女性文学反思“前三十年”历史创伤的功能；另一方面，尽管承认女性问题的特殊性，但又不因此主张女性问题需要被优先处理，而希望它与其他人群的诉求能形成一致，这实际上又很大程度地承袭了基于“人民性”的思考格局，从而保留了“前三十年”的理论积习。在这样复杂的关系处理中，大概可以感觉到李子云试图以“女性文学”维度探索兼顾“断裂”与“延续”的新的文学研究范式的努力，但同时她也表现出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左右徘徊性——如何在“断裂”与“延续”的博弈间寻找超越二元对立的合适站位，如何在女性的特殊利益诉求和大多数人的普遍诉求之间寻找让渡空间，如何使之真正具有理论生产性而不是流于和稀泥。在新的总体性社会意识形态尚未建立起来的前提下，这样的“女性文学”研究显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独自推进这些难题的解答，反而可能因为在“女性”与“大多数人”之间游移不定而很难得到普遍认同。

与李子云有所不同，吴黛英对于《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作品的关注，主要落在“女作家特有的笔调”上，并用“孤独者”“感伤”“内心世界”等具有女性本质主义色彩的概念来加以描述，[19]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之前讨论的意识形态色彩，将研究格局从社会文化场域转移至相对封闭的女性文学领域。在其后的论文中，吴黛英正式使用了“女性文学”这一新概念，来研究包括《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内的女作家作品，并归纳出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一系列特征：“多日常生活的细波微澜，多女作家们所熟悉的普通平凡的小人物，多家庭、婚姻、友谊这样一类与人生比较接近的题材和内容。总之，女性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爱，是不能忘记的》之所以仍然被认为是“成功之作”，在她看来，是因为女作家的创作具有“从两性间这种生理和心理的差异出发”的“情大于理”的特点，而学界应该对这一特点保持理解与认可。[20]可以说，通过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作品的评析，吴黛英大致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女性文学”理解，即以具有本质主义意味的女性“自觉意识”为立足点，将与时代社会有所区隔的“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作为“女性文学”的基本追求，以“情大于理”当作女性作家处理自身站位的合法依据。[21]经过这样的降维处理，“女性文学”便以承认既有文化积淀所造就的“女性”特殊性为基点，在很大程度上蜕变成了“女性”自己的文学，由此规避了李子云将“女性文学”置于社会意识形态重建格局之中而可能遭遇到的理论挑战，并将社会转型思潮对于文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要求置换为文学场域内部秩序的重组，边缘的、情感的、审美的“女性”叙事逐步抑制并取代主流的、理性的、现实的宏大叙事的过程。

还有一些女性文学研究者则试图通过凸显女性“自我发现”和“自我表现”的重要性，在《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一类作品中探寻更为激进的女性文学研究空间。刘慧英认为这些创作“标志着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是女性要求有人的尊严、平等的表现”[22]；金燕玉进一步将张洁所书写的另类爱情从特定社会语境中抽离出来，视之为女性主体建构的表现，并赋予其可以凌驾于伦理道德体系之上的正当性，指出：“对所谓‘变心’‘背叛’行为已不是用通常的道德去简单地进行判断和谴责，而是用爱情的尺度去衡量和剖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23]盛英则将爱情放大为一种女性特有的情感力量，并将其放在人性与政治性彼此对抗的格局中而予以肯定：“张洁铭记《爱，是不能忘记的》，她率先把爱情题材从单纯的政治文化模式中走出来，进入到更高的人性追求中”。[24]在这样的“女性文学”研究格局中，伴随着女性立场的日益彰显，钟雨式的爱情被逐渐从原先的道德伦理争议性抽离出来，与一种相对独立的女性自我意识的生发勾连在一起，其关涉的议题复杂性被进一步收缩，最终被纳入与现实政治文化相对立的抽象的“人性”觉醒格局中，从而以对女性个人的肯定为出发点，以私领域独立于并且优先于公领域为逻辑架构，建构出了女性及女性文学可以从历史地平线上喷薄而出的依据。

可以说，上述几种对于《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分析，从不同的方向致力于为作品中的女性及其情感遭际正名，并试图为既有的文学研究体系添上“女性”维度。这一努力，既包含着对之前妇女解放实践及其文化表述的一种反思，即“针对50—70年代妇女解放理论的性别观念及其历史实践的后果”，希望“从‘男女都一样’的文化表述中分离出来”，试图“将性别差异正当化”，[25]更为重要的，其中还体现了历史转折对于文学研究话语重构的需要——置身于社会分化/观念分化所带来的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紧张对峙格局中，“女性文学”的出现，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阶级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之后，为纡解既有政治文化格局中的社会意识形态争议难题，通过对建立在新的身份政治基础上的个人及文学命名方式的探索，潜在地指向新的文学共同体甚至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但另一方面，“女性文学”研究内部对于女性及女性文学的不同理解及其各自所面临的问题，也表明，无论是选择介入、降维还是转移，“女性文学”研究的探索尽管别开新路，但如何在历史脉络中有效承接好既有理论难题并创造性地加以推进，并不能一蹴而就。

二、“妇女文学”的建构：域外资源译介及其本土化努力

与“女性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发生形成某种呼应，域外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女性文学研究资源也在这一时期逐渐进入中国，构成了讨论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兴起的又一个值得关注的维度。如果说在历史转折时刻，“女性文学”创作更多是以文学的方式来回应历史与现实之间复杂的接续/断裂关系的话，那么，女性文学研究资源的译介显然并不只是简单的知识植入或复制行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知识选择、重组，甚至再造的意味。如何在“译介政治”的视野中来把握域外女性文学研究资源的进入，呈现被大而化之的西学东渐这一描述方式所遮蔽的知识转型的复杂性以及隐身于其后的知识生产者的各种细致考量，也成了讨论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研究兴起乃至人文知识转型所需要重视的问题。

1981年，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朱虹发表了《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26]，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了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的女权运动与妇女文学的发展状况，特别是梳理了“妇女意识”这一后来被广泛使用的概念，被认为是从理论上为“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中国的发生提供了镜鉴。之所以会有这篇论文，按照朱虹的回忆，缘起于她的域外访学经历。1980年，作为“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中断联系30年后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之一”，朱虹来到美国哈佛大学访学，“记得当时读过E·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的《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尽管她谈的是英国女性文学的传统，但对我的启发不仅限于英国，也不仅限于文学，而是启发了我从性别角度而来的‘女性意识’，这为我打开了新的研究空间。”[27]该论文因此可以被看作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西知识生产重新互动的结果，它从“妇女文学”这一特定领域折射了处在历史转折中的中国学界如何从特殊的历史站位出发，汲取异域新知，进而调整既有人文知识体系的过程，值得关注。

《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一开始就指出：“当前妇女文学的热潮是六十年代后期女权运动引申出来的”，由此从三个方面对美国“女权运动”这一“妇女文学”的前提展开了分析。首先，将女权运动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左翼运动低潮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认为，因为“无产者”这一概念的失效与退场，才使得“妇女阶级”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替代性名称/力量粉墨登场，女权运动因此可以纳入左翼革命的脉络中，被视为对其的一种差别化的接续与发展。其次，朱虹注意到美国女权运动“从历史渊源来讲，可以说起始于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黑人解放运动。最早的妇女运动也是妇女争取参加废奴运动的权利”。这一历史追溯，使得女权运动又与黑人民权运动这样的少数族裔抗争运动勾连在了一起，因此，它被认为既分享了亚文化特有的对于主流文化的抗争性，又在亚文化内部与之对抗并成为一种反动。再次，文章认为美国女权运动兴起最根本的缘由，还在于“机械化的发展与教育的普及”所导致的妇女处境的变化，即“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似乎获得了“平等的就业机会”，但“美国生活方式本身又迫使她必须呆在小家庭里为消费而奔跑”。在巨大的双重压力下，“既操家务又有职业”的“超级妇女”们普遍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以及试图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愿望，促使女权运动最终成为可能。

搁置在上述讨论格局中，美国女权运动的内涵就显得相当驳杂：一方面，女权运动尽管立足于妇女群体，但其实它与其他抗争性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着叠合、交错、替代等诸种关系，这使得它既可以大致被归总在左翼思潮之内，又不局限于此，既与阶级问题、种族问题等有关，也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对其的反动乃至克服，可以被看作是社会“总体性”变革运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引入“超级妇女”作为女权运动兴起的主要依托力量之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女权运动就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具有整体意义的“妇女”运动，而更应被看作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群体自我赋权的运动。在此前提下，阶级、种族等维度显然都将被排除在外，女权运动社会关涉度因此相当有限，正如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所批评的，白人女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妇女们可以超越民族和种族的界限形成政治联合的可能性”。[28]这样的对女权运动兴起缘由的梳理，在逻辑上显然是具有缠绕性的。

基于这样的背景分析，《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在主体部分对“妇女文学”及“妇女意识”概念所进行的讨论，也就相当耐人寻味。作者指出，“妇女文学”对“‘女权运动’和‘妇女研究’作出了有力的反响”，“促成了学术研究重新发掘和评价文学史上女作家的作品，批判过去文学史对女作家的贬低和忽略”。作为评价“妇女文学”的主要标准，“妇女意识”这一核心概念至关重要：“妇女研究围绕的一个中心观念是‘妇女意识’，妇女文学的批评标准也还是‘妇女意识’”，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因而成为该论文的重点所在。朱虹认为，“妇女意识”作为“一个横跨国界、种族和社会存在的抽象概念”，来源于法国女作家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从存在主义视域对妇女问题的发现。很大程度上，“妇女意识”被认为是妇女之为妇女的本质规定性，但长期以来由于受男权压抑，处在“第二性”境遇中的妇女，其“妇女意识”逐渐丧失。要恢复妇女真正的“自我”主体角色，就需要唤醒、激活甚至重构“妇女意识”。从具有鲜明女权主义色彩的先验的“妇女意识”出发，英国女作家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被认为是提出了“以‘妇女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观”：“妇女的特殊生活条件决定了她在观察世界和分析性格方面的特点以及这种特点决定她在创作中最适合采用的体裁”，倡导“创造一种有自己的特点的妇女文学”。这里的“妇女意识”显然带有本质主义特征，具有与男性世界相区隔乃至对立的色彩。有意思的是，朱虹在其文章中指出，学界对“妇女意识”的理解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因认识到文艺领域中存在着的“歪曲丑化的妇女形象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反映在文艺中的结果”，开始将美学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的阐释打通，“妇女文学”研究由此具有了回应现实的意识，在此基础上尝试走出形式主义批评藩篱，“与现实紧密结合”，进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倾的文艺批评传统”，并指向了“一个文艺批评中的根本问题，即作家的社会存在、意识形态与创作的关系……所以，也可以说‘妇女意识’角度的批评还多少是属于历史主义和社会学观点的批评”。据此，“妇女意识”这一概念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社会历史维度，而具有了某种可以嵌入历史/现实结构的理论生产性。

可以看到，在朱虹的视野中，“妇女意识”主要源自先知先觉的知识女性及其创作的“妇女文学”，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之前将美国女权运动的主体定位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群体的说法相一致。不同的是，《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勾勒了“妇女意识”从抽象的观念层面到文学叙事层面，最终到政治经济层面的复杂迁徙与转化过程——这既可以被看作一个概念史意义上的语词不断被历史化的过程，也可以被视为由其统领的文艺创作及批评实践不断寻找对话乃至斗争对象，从而其内涵逐渐丰富起来的过程。由此，“妇女意识”似乎可以摆脱因为定位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群体而产生的本质主义预设，在一定程度上打通自我与现实、观念与实践、文艺与政治等一系列二元对立项，并通过妇女文学及妇女文学批评而找到接通地气进而拓展当代知识生产的有效路径，从而大致弥合了之前关于美国女权运动分析中所产生的悖论。

作为一种印证，《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的后半段还以“妇女意识”为依据，对19世纪后期以来的美国妇女文学的发展轨迹进行了历史分期，认为：第一代作家以伊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等为代表，“大部分用传统的眼光看待世界，她们写出了妇女在狭隘天地中的苦闷，但还缺乏明确的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第二代作家以弗兰纳里·奥康诺（Flannary O’Connor）等为代表，“更明确地谴责男女不平等，并且把妇女的处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第三代以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等为代表，“抗议的基调更尖锐，把妇女问题跟全社会的不合理状况，甚至跟人类存在的荒诞状态联系起来，而且有更多的心理深度”。可以说，朱虹以“妇女意识”的发育程度为标尺对三代女性作家的区分相当清晰，并借助具有社会进步论意味的线性历史描述方式，一定程度上探索了建构不同于主流文学史的“妇女文学史”的可能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妇女意识”，其内涵相对静止固定，主要与女性自我的发现，批判男女不平等，呼唤建立在良好两性结构基础上的社会正义等内容勾连在一起，很明显属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现代女权主义的范畴。这样的“妇女意识”，显然还没能真正“嵌入一个特定时期”，“把发生在女人身上的事和时代的其他发展联在一起”，[29]并依据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与文学形态相应地发生变化。凭借这样相对固定的“妇女意识”直接去评判妇女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会面临类似于琼·斯科特（Joan W. Scott）所提出的“去历史化”的质疑：“到底‘妇女’是一个单一的范畴，还是一个具有极大差异的范畴？到底‘妇女’是先历史而存在，还是历史所形成的社会范畴？”[30]当抽象的概念无法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结合而被赋形的时候，概念与作品、立场与语境、当下与历史之间的不匹配甚至断裂也会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作者对于“妇女意识”这一概念的具体使用，并没有真正贯彻其在理论史层面所希冀的那种开放而流动的建构主义思路，“妇女意识”概念也就没法摆脱其优先于并且凌驾于现实之上的位置预设，由此出发来评判妇女文学和建构妇女文学史在操作层面就会存在隔膜而带来问题。

大致来说，《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以“妇女意识”为核心展开的对于美国女权运动和妇女文学的译介，致力于建构一种不同于主流的另类文学理解并努力赋予其正当性，但在概念内涵的把握、逻辑的推演乃至理论框架的设定等方面，仍然留下了一些问题。这固然体现了美国妇女文学在其崛起过程中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理论深描的困难，但如果引入译介学的视野来加以考察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说，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像朱虹这样的译入地学者特定的问题意识、知识结构与文化选择可能更值得关注——对朱虹而言，“妇女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她所理解的“妇女文学”与典范意义的“妇女文学”是否一致；“妇女文学”的译介对其既有的知识结构到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下，《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与作为其学习蓝本的美国学者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31]之间的关系，在“影响的焦虑”的意义上，就有必要进行清理。可以注意到，尽管后者讨论的是19世纪以来的英国女性写作，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似性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都努力论证“女性写作”（或者说“妇女文学”）作为“一种亚文化的产物”如何“在与占优势的主流文化的关系中演变”，并逐渐浮出历史地表，最终“不带性别痕迹地参与文学主流”[32]，比如说都强调“女性意识”（female consciousness）之于“女性写作”的重要性，“写小说的女人从来都是有自我意识的，只是她们很少作出自我界定”。[33]再比如说，两者都分别将近百年来的英美女性文学划分为三个时期，虽然具体划分时限略有不同，但还是可以明显看到《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的划分标准基本参照了肖瓦尔特。[34]

需要指出的是，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值得关注的差异性。首先，肖瓦尔特并不认为存在着一种“集体”意义上的“女性意识”，而更强调“女性意识”具有代际性特征，是每一代女作家在其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形成的自我意识。

“

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代女性作家都发现自己并没有历史，被迫再次重新发现过去，一次又一次地锻造属于自己性别的意识。

”

其次，她并不认同那种本质主义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理解，认为所谓“‘女性文学’应自觉地共同专注于清晰地表达女性经验，并‘在自身驱动力’的指引下进行自主的自我表达”的说法，是值得反思的“女权主义乌托邦思维”的产物，更应该“宽泛地看待女性文学传统，把它同更大范围内女性自我意识的演变过程、同任何一个少数群体在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中找到自我表达方向的方式联系起来”，“女性文学”因此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女性主义文学”。[35]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她认为女性文学研究“考察的并非天生的性别态度，而是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段内，女作家自我意识转化为文学形式的方式”，由此大致归纳出了英国女性文学经历的“女性的（Feminine），女权的（Feminist），女人的（Female）”三个发展阶段，但颇有意味的是，她特地强调了女性文学史甚至女作家个人创作轨迹的多元性，无法被纳入到单一的线性历史描述框架中。[36]

以这样的论述作为参照，就可以发现，尽管《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归入《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跨国传播谱系中，但是其在概念界定、逻辑架构乃至历史观念等方面，还是呈现出了某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异质性，如对于“妇女意识”的女权主义维度的格外强调，对于“妇女文学”研究与左翼文学批评关系的关注，还有对于文学线性描述模式的偏爱等。这些异质性因素表明，译介者并没有完全蛰伏在母本典范的阴影下，而是一定程度上对其有所保留、选择甚至改造的，这正可以被视为译介者在本土语境中形成的主体性的一种体现。但因此而出现的诸如名与实、史与物、内与外等尚未进一步理顺的问题，也意味着，译介者试图赋予欧美妇女文学知识体系的新的阐释维度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外在于这一体系而有待于进一步完成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译入地的问题意识与译出地的知识资源尚未很好地对接、碰撞与整合，产生出新的更有阐释力的知识范畴。

这样的具有过渡意味的“妇女文学”理解，显然折射了历史转折期人文知识体系方兴未艾的变动状态，其后会如何演变，在反哺的意义上又会给学术生产带来怎样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可以以朱虹20世纪80年代前后对于《简·爱》阐释的变化为例，来看看被译介进来的“妇女意识”及“妇女文学”如何演绎出了更为明晰的发展轨迹，并影响了研究者的知识构成与价值判断。在发表于1979年的《〈简·爱〉——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中，朱虹将简·爱定位为有“人格和尊严”的“英国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典型形象”，认为这一形象代表了英国小说中的“新式主人公”，通过她，小说一方面树立了“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人（哪怕是孩子）的感情和尊严的不可辱不可犯”的时代精神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则“对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合理性，对他们所代表的价值的空虚和虚假进行了强有力的揭露与抨击”，并“深邃激越地控诉了践踏人的价值、浪费人的生命的资本主义制度”。由此，她认定小说的主要价值在于代表了当时的进步力量对不平等社会秩序的反抗：“当英国工人阶级在文艺上还沉默的时候、当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提到日程上的时候，简·爱式的抗议确实起到抨击现存秩序不合理性的战斗作用”。[37]

在1987年发表的《〈简·爱〉与妇女意识》中，简·爱的意义则主要被朱虹认为是以“我不是天使，我就是我自己”这样的现代妇女意识颠覆了“家庭中的天使”这样的传统理想妇女形象，简·爱的故事成为自觉挑战男性中心主义历史书写的“‘她’的故事（her story）”：“透过表面上规范化的故事程式，《简·爱》全书激荡着妇女对男性压迫着的愤怒抗议和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并指出《简·爱》的“妇女意识”体现在三个方面：“揭露、控诉男性的压迫；与‘家里的天使’模式针锋相对，塑造作为强者的正面妇女形象；真实地描写妇女的天然感情”。她认为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呈现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它把这部小说第一层次的社会意义推向纵深，挖掘出阶级社会贫富对立背后的一种更广泛、更有普遍性的矛盾，即男性对女性的压迫”。[38]

对照两篇论文，可以发现，朱虹对于《简·爱》的讨论，大致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向女性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借助“妇女意识”这样的理论发明，她将简·爱从反抗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小资产阶级典型代表还原为反抗四位男性压迫的女性强者。这一处理，在女性立场上显然要比《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更为激进，在社会介入度上却有所退却——朱虹显然已经不再纠结于是否要在“妇女意识”中嵌入社会内容，也不再讨论“妇女文学”的时代意涵，而更多想要强调“理直气壮地把女人当作女人来描写”，甚至要“充分而大胆地描写女人的‘偏见、观念、激情和规范’”，才能“真正在文学中确立妇女的主体意识”。[39]当“妇女文学”最终蜕变为这样的逻辑设定时，当然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为新时期中国的文学研究体系重构提供了一个新的资源和参照，但不同的阐释语境、不同的问题意识、不同的理论脉络碰撞所形成的异质性，显然还是没能成为构想新的在地化知识生产的起点，相反，“妇女文学”话语在自觉不自觉地终止了与时代社会的对话之后，很大程度上蜕变为一种似乎可以自成一体、自我繁殖的独立逻辑，从而封印了其内蕴的革命性能量。类似于“妇女文学”这样的域外理论资源的进入，到底是拓展了知识生产的纵深度，还是会因为用一种研究维度简单替代另一种维度而产生新的研究盲区，仍然是值得商榷的。

三、从女性文学研究到妇女研究：个人经验知识化的多元路径探索

进一步讨论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的发生问题，可以发现，作为链接知识与社会的中枢，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女性在知识转型中的作用值得探讨——她们如何理解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历史转折，如何将自身的经验“文学化”乃至“知识化”，如何在新的知识生产格局中推动“女性”这一新的立场/资源浮出历史地表……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经验中的“女性”、认知范畴中的“女性”与知识生产中的“女性”到底构成了怎样的关系，无疑是触及“女性文学”研究乃至女性研究肌理深处的核心问题。可以以当代中国妇女研究奠基者之一的李小江为个案，来看看女性个体经验如何进入文学研究，并在知识/学科的分化与整合中最终转化为具有“转型中国”特点的妇女研究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更强调以“妇女”而非“女性”为旨归，显然涵盖着李小江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性别文化理解。

在个人回忆中，李小江提供了一个颇具文学色彩的自我成长故事，并将之作为一个个案来回溯妇女研究在新时期中国女性知识群体兴起的现实/情感基础。作为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一代，1951年出生的李小江其童年记忆明显打上了“前三十年”妇女解放实践特有的烙印：“小时候我比一般男孩子还‘野’，喜欢爬树、翻墙、打弹弓，不喜欢穿鞋，更不喜欢梳头”，同时，这也指向了“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所内蕴的性别意识的缺失：“在一个‘平等’的社会环境中，要自觉认识自己的性别身份是困难的，我知道自己是女人，却不认为‘她’有什么特殊含义，不知道‘她’与男人有什么不同”。也因此，“生为女性”的自我身份觉醒被定格在了一个特殊时刻，一个父亲在“文革”中挨批斗同时也是在场的女儿月经初潮的重合时刻：

“

一时间，黑色的墨汁和红色的血仿佛交织在一起，无情地将我抛掷在做女儿的愤怒和做女人的屈辱中……那时，我恨自己生为女性。[40]

”

这一富有戏剧性的场景叙述，传递出了相当丰富的信息：于历史洪流中观看父亲被辱的创伤体验显然成了女性意识觉醒的一种催化剂，但对女儿角色的自觉认同，使得这种觉醒并不是以类似挑战父权制这样的子女一代惯常的方式来进行的，而是以父女联盟的方式来共同应对外部世界的残酷，这使得女儿的觉醒更多带有反抗国家父权制而非家庭父权制的意味而具有了特定的时代内涵。叠合于其上的月经初潮的慌乱与恐惧，无疑以身体为中介，既提示了成长时刻的到来，又宣告了生理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的不可能，也指向了对“前三十年”妇女解放实践中性教育缺失的反思。

有意思的是，在李小江的叙述中，构成其从事妇女研究直接动力的，并不是上述的个人创伤经验，而是新时期初期基于自身经历所发现的相当不愉快的“妇女解放”陷阱：

“

一个新的陷阱，一个双重角色、双重负担、双重人格的当代女性的陷阱[41]

”

李小江的这一说法充满了张力，一方面她意识到了在“前三十年”“男女平等”话语影响下的个人成长道路，使她形成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并将事业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婚姻和生育”这样的事件的发生，又使她领悟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女性日常生活角色的无可替代性。因此，所谓“双重角色”陷阱的说法，其实颇为纠结，既彰显了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认可了“前三十年”妇女解放实践之于其个人主体性的塑造，也表现出了她在反思这种主体性构造过程中对基于身体经验的“女性”自我意识的一种强化。

从这样的个人“生命体验”出发并试图想要回应，1979年，李小江选择了攻读“西欧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意欲以文学研究的方式来为自己也为同时代的妇女群体“寻找历史”。[42]此后，她陆续撰写了一批以“文学中的妇女和妇女形象”为主题的论文，这些论文或者聚焦欧美文学关于社会转型中妇女困境的描绘，[43]或者分析二战后日本女作家对于种族歧视中妇女屈辱命运的揭露，[44]或者讨论当代女性文学中职业妇女所面临的“女性雄化”“角色紧张”“寻找自我”等问题，[45]或者呈现中国妇女创作传统的发展轨迹及其现代演变，[46]或者探究文学创作模式中的性别差异，[47]等等。可以发现，这些论文议题丰富，视野开阔，试图征用古今中外各种文学资源来把握妇女生命的真相。有意味的是，在这里文学其实只是研究对象或场域，而具有“现实感”的妇女问题才是分析的出发点。这样的讨论，显然并不是在文学内部打开的，而更多的是从外在的妇女维度进入，因而结论往往是以这样的文学社会学形态出现：

“

西方各国的现代妇女文学，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中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正常产物，是妇女觉醒的文学。而中国的现代妇女文学，则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中，一场革命运动的产物，它超前于社会基础出现，是觉醒妇女的文学。[48]

”

因为在女性文学研究中旗帜鲜明地将回应自身“身为女人”的困惑的预设放置其中，李小江所希冀的“妇女”与“文学”的结合，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与政治性指向，这显然与当时大多数学院派女性文学研究者更注重“审美文学性”的研究站位有所区别。从这样的设定出发，她逐渐意识到，文学价值并不等同于社会价值，[49]文学领域无法只是接受社会维度的考量和质询，仅仅从文学入手，很难真正触及“女人的生存原因和历史命运”。[50]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小江逐渐领悟到文学研究乃至人文学研究“科学化”的必要性：

“

女性的问题实则是人自身的问题：与人的进化同步，与人的存在同构。对女人的认识，必须借助科学的方法（尽管它是不完善的）去反思人类的全部存在，并将牵动着众多的乃至整个人文学科。[51]

”

这一反思颇有意味，既发现了就妇女论妇女的研究视野的有限性，又暗示了仅从文学这样的情感/审美产品进入妇女问题领域可能产生限制与盲区。至此，以“妇女”为原点，探索对“人”的整全性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打破女性文学研究的藩篱，在“学术”和“政治”的双重视野中，建立具有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妇女研究”（妇女学），才成为其尝试在更大的知识生产格局来学术化个人经验的一种选择。[52]基于这一建立在人生经验基础上的学术道路探索，李小江的“妇女研究”所表现出的问题意识、研究立场、逻辑理路等，便呈现出了某种与学院派女性研究有所区别的独特性。

比如，分析新时期妇女研究勃兴缘由时，李小江会推己及人，特别关注知识女性的“女性意识”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知识妇女对十年浩劫乃至历次政治运动中妇女特殊命运的反省和对女性角色扭曲的控诉，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新时期早期女作家的作品中。解放以来长期压抑的女性意识终于萌发，是以发出‘女性的声音’和女性的困惑面诸社会的”。在此基础上，她认识到：“作为真正的妇女解放运动，除了政治、经济等等的社会变革和保证之外，必须伴之以一场意识和文化的革命”。基于对女性文学作品表达的“女性意识”的深刻认同，李小江敏锐地发现了在社会生活场域展开的“前三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所存在的妇女群体自身意识/性别文化观念缺失的问题，并将之作为新一轮妇女解放的主要突破口。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强调了“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性，但她是将“女性意识”放在“政治、经济等等的社会变革和保证”的前提下来讨论其推进的可能性的，是将其作为“妇女解放”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环来看待的，并没有将其孤立起来而与历史相割裂，相反，因为认识到“中国的妇女解放是特定的历史范畴中特殊的意识形态产物……中国妇女解放和西方女权运动出自完全不同的两种根系”，因而“女性意识”更多被认为是她们这代人经历了“男女平等”的社会生活之后所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即使是在男女平等的社会生活中，妇女仍然有自己的不同于男人、而且也不希冀与男人等同的需求和问题”。[53]在这一认识框架中，“女性意识”作为一个反思“前三十年”妇女解放史的概念，仍旧是试图被嵌入历史实践之内而不是从外部来加以理解的，但这一概念如何在强调自身与“男女平等”话语对峙的同时，建立起二者之间新的内在关联，从而使其获得不同于域外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知识体系那种“女性意识”的新内涵，仍有待补充。

比如，在思考新时期初期妇女问题的特点和形态时，李小江会自觉地以研究者站位的移动来呈现不同的妇女问题理解方式：一方面，她认识到改革是“多年来求之不得的好事”，“冲击着政体中的官僚主义、理论界的教条主义、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每个人的惰性”，但另一方面她也发现改革“冲击着女人”：“我们不能不正视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生理问题和生育问题；在实力竞争中，妇女普遍素质偏低和双重角色性质，显然于女人及包容女人的企业竞争不利”，然而，妇女所遭遇的这一系列问题“却往往不被人们看作社会问题，而是妇女自身的问题”，之前她所遭遇到的“双重压力”问题因此被理解为妇女对此处境的一种被迫应对，并不是自愿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她依据“社会主义理想原则（平等原则）”认可了国家对妇女解放的有力扶助，使得“我国妇女的社会解放程度很高”，但另一方面，“从社会生产力发展”出发，她又认为处在社会分工弱势地位的妇女被排斥、被贬低，是有现实依据的。当李小江将妇女问题放置到“改革”“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等不同格局中时，其复杂性以及处理难度就被呈现出来了。如何打通实践与理论之间的隔阂，突破“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发展的努力”这样的女性立场预设，在更有现实感的视野中去探索更有包容性与针对性的处理方案，显然构成了新的挑战所在。[54]

再比如，在探寻新时期妇女研究资源上，李小江一开始就明确将马克思主义妇女学说作为理论起点：“我从事妇女研究的起点并不是西方女权主义经典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妇女、婚姻、家庭的论述”。由此出发，她强调要将中国妇女解放区别于西方女权主义：“中国妇女解放不同于西方女权运动，具有‘立法超前’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而不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结果”，[55]并认为“妇女解放是人类的一部分，妇女解放是不能与人类解放分开的。只有当人类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了完全的解放，整个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时候，妇女才能在最终意义上获得解放”，所谓“妇女解放的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56]因而，当代中国的妇女理论“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呼吁女权，也不是召唤妇女革命，而是以妇女的社会性解放为起点，在观念中向人类本体回返”。[57]尽管如此，结合中外妇女运动实践，她又发现“妇女解放”概念不能完全被经典理论所涵盖：“妇女走上社会并不等于解放”，“阶级解放不等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不等于妇女解放”，“生产力发展不同于妇女解放”，[58]通过将“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及相关范畴进行切割，李小江所属意的妇女研究在立足点上实际又与马克思主义妇女学说有所区别。在上述逻辑架构中，可以看到，妇女解放作为人类社会解放重要构成的一面得到了凸显，这显然是呼应了马克思主义妇女学说的基本观点，但同时又强调了妇女解放的特殊性，将具有“人的、性的、情感的”这样“有性的人”[59]作为妇女解放的目标，便与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形成了某种曲径通幽的呼应，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反思甚至替代阶级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意味。这样的内在悖论，某种意义上正是折射了历史转折期意识形态的含混性。[60]

从个体经验出发又能有所突破而形成与社会现实对话的自觉意识，从文学研究出发反思“前三十年”妇女解放实践的教训又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妇女学说的相关资源，强调宏大视野中的妇女问题的思考又往往注重女权的伸张……作为新时期中国妇女研究的草创者之一，李小江的个人经历、知识结构、时代站位、认知方式等充满了各种富有意味的矛盾与张力。一方面，这些矛盾与张力的存在，意味着她对于妇女以及妇女研究内涵和特点的把握，并不完全合乎逻辑，但也需要看到，那些溢出知识生产逻辑的矛盾与张力，因为对应了历史转折期特有的既混乱杂糅又元气淋漓的社会文化状况，而具有某种需要珍视的接地气的性质以及各种有待于进一步挖掘的可能性，这很可能意味着她比其他局限于知识内循环的学院派女性研究者更为深入地把握住了历史转折时期妇女研究的根基所在，正如王玲珍所指出的“这种具体的历史、社会体验具有质疑和抗衡抽象、跨体制、跨历史的普遍性价值的潜质”。[61]但另一方面，如何突破这些矛盾与张力，形成更具有整合性乃至超越性的研究视野，进而在促动妇女研究更为有效地与时代社会对话的基础上，探索更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生长空间，仍值得进一步思考。

如果结合李小江之后的妇女研究道路加以对照的话，可以发现，尽管她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妇女研究，在社会苦难中觉醒，它出现在十年浩劫之后——这与西方国家妇女研究高度文明的社会条件不同，中国妇女研究的萌生，是以男女平等的社会生活为起点的，这又与西方女权主义的产床不同”，[62]但是，从知识女性出发对于女性立场的坚守以及在此前提下对所有有可能妨碍妇女解放的因素的警惕和反思，使她在之后的妇女研究中更愿意倚重“女性自我意识”“主体性”“知识分子”等概念，也更为注重个体化的女性主体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民间的妇女研究”。在日趋抽象的二元对立格局中，就会很容易形成这样的对20世纪80年代妇女运动的意义阐释：“作为自主的主体，中国妇女的‘女性意识’真正觉醒；作为有独立意志的社会群体，‘女人’真正站立起来”，[63]从而又在很大程度上与学院派妇女研究者殊途同归。基于这样的判断，在“分离”的意义上来处理新时期妇女研究在学术与现实中的位置就不可避免：“在理论上，从传统的妇女解放理论中分离出来；在学科建设上，从传统的人文科学规范中分离出来，单独立项；在现实运动中，从国家塑造妇女的传统中分离出来，并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保持相当的距离”。可以说，李小江总结的这三个“分离”的说法，标志着其所引领的妇女研究最终还是与以往的历史实践、知识生产格局乃至妇女运动传统进行了切割，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建构起了逻辑严密同时也是带有自我封闭意味的理论架构，并使其在特定意义上成为无本之末、无源之水。因此，尽管她一直希望中国妇女研究能“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保持相当的距离”，[64]但三个“分离”所导致的其与本土妇女解放历史实践以及理论传统的明显疏离，却不期然地在90年代与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相携而来的域外女权主义/“社会性别”理论[65]形成了某种默契，并为后者的长驱直入乃至取而代之打开了方便之门。

四、余论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梳理，本文大致勾勒出女性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新兴知识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兴起的基本情形：《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具有“社会寓言”意味的争议性爱情，借助历史转折的悲情宣泄，强力驱动被宏大叙事压抑的知识女性以悲剧形象重返历史舞台，通过为其反常的个体性情感叙事赋予某种正当性，一定程度上为女性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以“去政治化的政治”姿态突出历史重围提供了某种依据；《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立足于对美国女权运动及妇女文学的介绍，却分明投射进了作者在乍暖还寒的新时期初期“放眼看世界”时所特有的矛盾与纠结，因而其所着重译介的“妇女意识”概念，会在抽象的典范与具体的语境之间徘徊不定，使得以此为核心的“妇女文学”很大程度上要在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寻找平衡，既需要生产异质性又需要克服异质性，这样的两面性构成了其特殊的理论逻辑起点；作为“共和国一代”，李小江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的对于妇女文学及妇女研究的理解，既植根于新中国妇女解放实践脉络内部的经验与教训，也寄托了其希望走出“性沟”而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目标的努力，其内在的多重张力以及企图有所切割/弥合的努力，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变动时代知识的碎片化、学科领域的分化及重建新的人文知识的艰难。

可以说，女性文学研究在崛起过程中，大致处理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西方、经验与知识、学术与政治等几个重要的问题域，而这些问题域，也正是历史转折中的文学乃至人文学科普遍需要面对和处理的重大挑战。应该说，女性文学研究以一种相对特殊的知识生产方式，为新时期中国的文学乃至人文知识体系的重构提供了自己的方案——它不只是简单叠加上了“女性”这一新的学术维度，更为重要的是，试图以具有复杂的历史-现实意涵的“女性”为切入口，呼应并推动诸如“人”“人性”“人道主义”“新时期”“现代化”等一系列概念/思潮的建构，并由此支撑多元人文知识存在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建筑在这样的知识构造基础上，女性文学研究在新时期后期逐渐走向“跨历史的、普遍性的，不以经济生产模式的变化而变化”[66]的抽象化存在的事实，又表明，如何摆脱沦为学院知识生产内循环产物的命运，进一步从历史实践层面凝练出更有回应性的人文知识构成，在此基础上激活其内蕴的活力与生产性，使其具备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所说的“文化唯物主义”的品格，真正成为能够与总体性的社会历史进程相辅相成的力量，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待完成的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注释

[1] 在当代中国知识生产格局中，存在着诸如“女性文学”“妇女文学”“妇女书写”“女性写作”等多种名称，本文不准备对这些相似概念加以辨析并统一为今天通行的概念名称，而希望保留这些概念名称以呈现历史风貌。需要说明的是，在通常情况下，“女性”与“妇女”这两个概念的所指基本一致，如在翻译领域，“女性意识”与“妇女意识”一般都翻译自“female consciousness”，但不同时期译入地的知识话语流变会导致不同的译法，本文第二部分所涉及的“female consciousness”，朱虹的翻译（1981年）与韩敏中的翻译（2012 年）的不同，可以印证这一点。但也有学者较为强调“女性”与“妇女”这两个概念的社会历史意涵有所差异，而会在使用上有所侧重，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讨论的李小江就更愿意使用“妇女研究”概念，而不是今天更常见的“女性研究”概念。

[2] 吴黛英认为“女性文学”是“新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喉舌”。吴黛英：《新时期“女性文学”漫谈》，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 4期。

[3] 这批作品包括：宗璞的《我是谁》（1979 年）、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年）、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1980年）、张辛欣的《我在哪里错过了你》（1981年）、张抗抗的《北极光》（1981年）、戴厚英的《人啊，人！》（1981年）等。

[4]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载《北京文学》1979 年第11期。以下段落中对该文的直接引用，不再一一注明。

[5] 陈晓明：《勉强的解决：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

[6] 黄秋耘：《关于张洁作品的所想》，载《文艺报》1980年第 1期。

[7] 唐挚：《纯真爱情的呼唤》，载《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

[8] 孙五三：《一个普通人———记女作家张洁同志》，载《青春》1980 年第 7 期。

[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82页。

[10] 李希凡：《“倘若真有所谓天国……”》，载《文艺报》1980年第 5期。

[11] 肖林：《试谈〈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格调问题》，载《光明日报》1980年5月14日，第4版。

[12] 恩格斯指出：“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 84—85页。

[13] 杨柄：《据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 1期。

[14]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 57页。

[15] 乔以钢：《新时期女性文学的爱情书写与现代启蒙叙述》，载《长江学术》2006年第1期。

[16] 李子云：《深刻细致，但也要宽阔——谈张洁的创作特色》，载李子云：《涓流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 25—31页。

[17] 李子云：《女作家在当代文学史所起的先锋作用》，载《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 6期。

[18] 李子云：《她们正在崛起——序香港三联书店编〈大陆女作家作品选〉》，载《小说评论》1988年第 5期。

[19] 吴黛英：《张洁小说艺术特色初探》，载《求是学刊》1981年第 3期。

[20] 吴黛英：《从新时期女作家的创作看“女性文学”的若干特征》，载《文艺评论》1985年第5期。

[21] 吴黛英：《新时期“女性文学”漫谈》。

[22] 刘慧英：《谈女作家作品的主题倾向》，载《当代文艺思潮》1982 年第 3 期。

[23] 金燕玉：《论女作家群——新时期作家群考察之三》，载《当代作家评论》1986 年第 3 期。

[24] 盛英：《大陆新时期女作家的崛起和女性文学的发展》，载《理论与创作》1993年第 5期。

[25] 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一个历史轮廓》，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 2期。

[26] 朱虹：《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载《世界文学》1981年第 4 期。以下段落中对该文的直接引用，不再一一注明。

[27] 孙继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早期探路人——访著名英美文学专家、翻译家朱虹教授》，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 5月 30日，第2版。

[28] ［美］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4页。

[29] ［美］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胡志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30] ［美］琼·斯科特：《女性主义与历史》，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5页。

[31] 美国学者肖瓦尔特所著的《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1977 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讨论了19世纪以来的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近二百位英国女小说家的创作。

[32] ［美］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序言“这二十年：重返《她们自己的文学》”，韩敏中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33] ［美］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第2页。

[34] 肖瓦尔特将英国女性文学分为三个时期：“出现男性笔名的19世纪40年代到1880年乔治·艾略特去世的这个时期定为‘女性阶段’（the Feminine phase）；把1880—1920年，或说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时期定为‘女权阶段’（the Feminist phase）；把20世纪20年代至今定为‘女人阶段’（the Female phase），当然，1960 年左右进入了自我意识的新阶段”。参见［美］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第10—11页。

[35] 同注[32]，第 2页。

[36] ［美］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第9、10页。

[37] 朱虹：《〈简·爱〉——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读书》1979年第5期。

[38] 朱虹：《〈简·爱〉与妇女意识》，载《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39] 同注[2]。

[40] 李小江：《家国女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5页。

[41] 同上，第7—8页。

[42] 李小江认为“文学”在寻找女人的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由于女人在社会生活中失落，哲学中没有女人，史学上也没有女人的位置，那么谁记载了女人呢？就只有文学”。参见刘宁、刘晓丽：《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李小江教授访谈录》，载《晋阳学刊》2007年第6期。

[43] 这方面李小江发表的论文有《试论〈人间喜剧〉中的老处女群》，载《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 年第2期；《勃朗特姊妹的创作背景》，载《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 期；《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载《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 2期，等等。

[44] 李小江：《日本当代女性文学的典范——〈非色〉》，载《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 2期。

[45] 李小江：《当代妇女文学中职业妇女问题——一个比较研究的视角》，载《文艺评论》1987年第 1 期；《寻找自我：当代女性创作的基本母题》，载《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 6期。

[46] 李小江：《中国妇女文学的历史踪迹》，载《文艺评论》1986 年第 5 期；李小江：《觉醒中的困惑——早期现代女作家与莎菲女士》，载《文艺评论》1986年第 6期。

[47] 李小江：《“圣母—夏娃”与“救世主—撒旦”——有关创作模式的性别差异问题》，载《外国文学研究》1989 年第4期。

[48] 李小江：《觉醒中的困惑——早期现代女作家与莎菲女士》，载《文艺评论》1986年第6期。

[49] 李小江：《妇女研究与妇女文学》，载《文艺评论》1986年第 4期。

[50] 力石：《寻求完美与和谐：访著名妇女学研究者李小江》，载《民主与科学》1990年第3期。

[51] 李小江：《夏娃的探索》，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 4页。

[52] 1987年，李小江在郑州大学成立了国内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标志着“妇女研究”正式进入学科化、体制化进程。李小江：《妇女研究的缘起、发展及现状——兼谈妇女学学科建设问题》，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 4期。

[53] 李小江：《告别昨天：新时期妇女运动回顾》，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3、4、5、34页。

[54] 参见李小江：《改革与中国妇女群体意识的觉醒》，载《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 4期。

[55] 李小江：《家国女人》，第15、31页。

[56] 李小江：《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3年第2期。

[57] 李小江：《夏娃的探索》，第 22页。

[58] 李小江：《改革与中国妇女群体意识的觉醒》，载《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 4期。

[59] “有性的人”是李小江发明的概念，“它既不同于传统哲学中对抽象的‘人’的泛论，也不同于女权主义对女性‘人’的张扬”，指“作为生物个体而相对独立的人，总是以其特定的性别身份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参见李小江：《妇女研究在中国》，载杜芳琴、王向贤（主编）：《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8—9页。

[60] 有关新时期“人道主义”讨论的情况，可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一章“‘回到十九世纪’——人道主义思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114页。

[61] 王玲珍：《重审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实践和性／别差异话语——以李小江为例》，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6期。

[62] 李小江：《妇女研究在中国》，载杜芳琴、王向贤（主编）：《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第 7页。

[63] 刘宁、刘晓丽：《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李小江教授访谈录》，载《晋阳学刊》2007年第 6期。

[64] 李小江：《家国女人》，第16页。

[65] 具体论证可参见宋少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2期。

[66] 王玲珍：《重审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实践和性／别差异话语——以李小江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