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老家发生地震的消息，是表弟打电话告诉我的，当时，我正陪着诗人何独在复兴路的一家小饭馆里喝酒。借酒浇愁，自古就是无聊文人爱干的事，何独也不例外。下午的时候，何独在微信里问我，能否陪他喝两杯。当时我正在写我的小说, 卡在了节骨眼上, 也正想找人排解内心的烦躁，就答应了。还是复兴路那家,我带酒？何独回微信, 说当然, 你知道我没酒。我于是就提上两瓶醉明月，赶复兴路那家好灶头小饭馆了。

我进到好灶头的时候，何独已经点好了菜，选了一个临窗的卡座等着我了。我见他眉头紧锁拉长脸的样子，就知道这家伙肯定遇上不开心的事。我瞥了他一眼，一边把脱下的外套往椅背上放一边说，怎么？又拜啦？

在我的印象里，何独就是爱情这江湖里的一个多情浪子，半生都走在恋爱和失恋这条路上，从未偏离这样的轨迹。

拜？跟谁拜？老子早清心寡欲了。他眼睛翻了一下，给了我个白眼仁，看着窗外，脸上一筹莫展。

有屁就放，给我玩深沉？我也翻了一下白眼仁。

唉，何独正了正身子，一脸严肃，目光像一个要钓起重要答案的钩子似的望着我说，有个故乡就那么重要吗？就他妈了不起吗？

我被他问得一头雾水，将打开的醉明月酒往他钢化玻璃杯里倒满，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后说，什么鸟问题？是人都有故乡。有何了不起？

可他们说我没有。

他的话听上去可怜巴巴，甚至带了点哭腔。

我心里骂了一句，什么鸟诗人，情感毫无出处。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年男人，瞬间竟像个三岁孩儿。就在我正欲取笑他的时候，我竟然发现他沧桑的脸上，有了泪珠。

他竟然——竟然真的可耻地哭了，这让我大感意外。

我于是打消了取笑他的念头，一本正经地说，何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

何独说他下午开了一个诗歌与乡愁的讨论会。在这个会上，他被众诗人取笑了，诗人们说他没有资格参加这会，因为他没有故乡。何独是本市人，打小就生活在一条叫青云街的小巷子里。

何独认为青云街就是自己的故乡。但话才出口就被众诗人否定了。说青云街怎么能算乡，就算是，你也依然没有故乡，青云街拆了好几年了，现在都成了高档住宅社区，连名字都改成盛世豪庭了。

大家于是就起哄，这一哄，何独自己也认为自己没有了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还要在此谈什么诗歌与乡愁？这样一想，就觉得自己真的不合适待在这会场里了。他选了一个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段，灰溜溜地悄悄退场了。

退场的他，心里挫败惨了。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我有些哭笑不得，端起酒杯冲一脸泪水的何独说，为这也生气？干吧。

他不端酒杯，而是目光凶狠地盯着酒杯，显然是对我轻描淡写的话不满。你们小说家懂个屁，肤浅！成天就只知道编故事。你知道那帮孙子诗人想干什么？他们想挑战我的权威，想把我说得一无是处。

我实在忍不住，笑了说，嘿，哪有那么严重。诗歌，在这个城市里，你从来都是头牌，撼不动的，喝酒，喝酒。

他端起了酒杯，一副暴怒的样子，目光如炬地瞪着我，你也取笑我？连你也取笑我？

看着面前这个情绪近乎失控的家伙，我正欲说你误会了我时，何独却重重地把酒杯摔在了地上。杯子炸裂的声音，惊得整个小饭馆里的人都朝我们这里看。

何独，过分了！

我的语气里充满了警告。

过分？我过分？他们才过分！他们说我没故乡，说我没有故乡的写作，是无根的写作，哪个过分？唉！

他冲我大喊大叫。

邻座一个漂亮的女孩，低声对她正在看菜单的男友说，是个疯子，还是换家饭馆吧。

我想，该换饭馆的应该是我们。就起身说，何独，走吧。我拿上外套，强行把他拉出了小饭馆。

刚出饭馆，手机就响了。

我接完表弟的电话，对站在一旁还没消气的何独摊了摊手说，何独，你太厉害了，你这一生气，我老家就地震了。

地震？何独的身子怔了一下说，严重不？亲人没事吧？

没伤人，是小震，但表弟说我家的山墙倒了。

一听说地震，何独不好意思再生气，我们俩像调换了一个角色似的，他安慰我说，别急，墙震倒了，可以修，没伤人就万幸了。

我说，我急啥，小震嘛，我从小就生活在地震断裂带上，习惯了。

墙都震倒了，还小震？你可得赶紧回老家去。何独焦急地说。

我淡然说，是打算回去，那房是土坯的，脑袋跟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似的，我正寻思着跟我弟弟商量一下，从此拆了它。

拆？何独愕然，他摆摆手说，不能拆，要把它修复。

何独还强调说，必须修旧如旧。

我笑道，几间破土屋，你以为是你采风见过的那些百年老宅子呀？何独，我实话跟你说吧，要不是我那乡下表弟阻挠，我早就把他拆了，我老家镇政府的领导都催过我数十遍了。说那几间老屋不仅有碍观瞻，而且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政绩。

何独说，你表弟比你有文化。

我说，这与文化没半毛钱的关系。

有！何独加重了语气，意在提醒，说你千万别干傻事，你要真拆了，你就跟我一样，没故乡了！

二

我下决心回老家去，不是因为我表弟的那个电话，而是在跟何独告别后，我接到的另一个电话。

电话是香港的郑治远郑老先生打来的。

郑老先生与我是同乡。我知道他是我同乡，是前几年的事。前几年，我的一本小说在香港出版，出版方邀请我去签售，签售会上来了个老先生，见了我就激动得像父亲见了失散多年的儿子，老泪纵横地把我紧紧抱住。他声音颤抖地说，我的小乡党呀，今天老朽终于见到你了！我不太习惯这突如其来又过于炽烈的热情，就说，先生也是乌蒙山人？要买书吗？老先生把头点得像鸡啄米，买买买，我全买了！我笑了，摆摆手说不行，你要全买了，我拿啥签给别人。老先生想想，说此话有理，我书就不买了，老眼昏花，瞎子翻书，装模作样，看不清个所以然，我请你吃饭，镛记酒家，飞天烧鹅。小乡党，要赏脸哦。

我还就这样真的去了镛记酒家，轻易地就接受了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的邀请。后来想起来，我知道这都是乡情使然。这举止唐突的老者，豪爽的性格太像我们乌蒙山人，当然，名声在外的镛记酒家，这家香港著名的老饭店，特别是那只听说过没尝过的飞天烧鹅，已诱惑了我这个吃货。

因为故乡，两个原本陌生的人在一张餐桌上迅速变成了忘年交似的老朋友。吃着带有陈皮香味的烧鹅肉，我内心开始对那个喋喋不休刨根究底的香港报社的专访记者生出了好感。不是他，郑老先生就不会从报纸上读到我是他的同乡的信息，我自然也就与这顿美味佳肴失之交臂了。

郑老先生并没有因为我那难看的吃相心生不快，而是笑吟吟地看着我大快朵颐。他说他上世纪40 年代跟父亲来香港，第一次吃这烧鹅也这样。当后来我知道郑先生来香港时才五岁，我就不由自主地脸红了，毕竟郑老先生请我吃烧鹅的时候，我已经年过五十了。

一个五岁就离开故乡的孩子，对故乡并没有多少清晰的记忆，他记忆中最清晰的就是故居郑家大院右厢房旁边那棵宝珠梨树。春天，那梨花比雪还白，夏天那梨比冰糖还甜，他这样对我说的时候，还不禁咽了一下口水。

我说郑家大院改成了一所村办小学了，我当年就在那院子里读的小学，打小就知道那大院是郑财主家的，解放后充了公，最早是村里的保管室，后来让给了学校，那棵梨树，确实就像郑老先生说的那样花白果甜。

郑老先生对我说，我的小乡党呀，你说这人怪不怪，我现在有半山别墅，有海景洋房，它们比那大院子漂亮了无数倍，但当我年事已高，每晚来入梦的，却都是我郑家那藏在乌蒙山的郑家院子，在我梦里，那一树的梨花开得就像幼稚园里玩耍的孩童，热闹又喧嚣。

作为一个写作者，基本的共情能力我自是具备的。我能理解郑老先生的心情。我们于是就谈论起那个郑家大院，郑老先生说，他前些年偶尔也回去过，还以捐资助学的名义捐资修缮了院子。他说他老了，现在不能长途奔波，我就安慰他说，院子现在毕竟还在，又能为桑梓的教育作贡献，已经是两全其美啦。

临别前，郑老先生忽然向我提了个要求，说今后如果我回老家，一定要替他去院子里走走看看。我笑了笑说，我的走走看看，代替不了您的。郑老先生以为我不愿意为他尽这个义务，就说，小乡党呀，不会白看的，我今后给你邮寄你爱吃的飞天烧鹅。

说来也奇怪，我从香港签售回来，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接受使命的使者，回了老家，在郑家大院里来来回回仔细地看。郑家大院，虽不是什么雕梁画栋的豪华宅子，但红砖黛瓦、青石小径，依旧有一种沉稳安详的美。主人建造它时也很用心，前庭后园，都经过精心设计，只是常年风雨侵蚀，又疏于打理，显得有些破败和荒芜。特别是成为学校后，那些粉墙被顽童涂鸦，看上去就像个蓬头垢面的老者了。我吩咐给我家老土屋看家的表弟，要他也常来走走看看，有啥问题，就告诉郑老先生。我离开时，没忘记将郑老先生的联系方式给表弟。后来表弟轻易就取代了我，把自己变成了郑老先生的使者。郑老先生自从跟表弟联络上后，就很少跟我联系，只是逢年过节的日子照常给我寄飞天烧鹅。

如果不是地震，郑老先生是不会打电话给我的。我接电话的时候，有些意外，长期疏于联系，都不知如何寒暄才好。但郑老先生不像我，它省去了寒暄这个序曲，直奔主题。

听富贵说老家地震了。

郑老先生说的富贵是我表弟。

我说是，我也是听富贵说的。

听说你家的老屋震倒了。电话里能听出郑老先生关切的语气。

没全倒，我解释说，垮了一面山墙。

富贵说我家院子的老屋也伤得不轻。郑老先生把话题引向他的祖屋郑家院子。

我哦了一声，说是吗？

我承认我忽略了郑老先生焦虑的心情，他对我的心不在焉有些不满，所以在电话里加重了语气——

富贵说瓦片掉了一地！

听他语气急促，知道他的着急。我于是安慰他，说震级就四点五级，小震而已，你郑家大院是砖木结构，不会有大问题，地震掉落几块瓦片，在老家是常有的事。

我的安慰显然起了作用，郑老先生语气不再急促，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说，听富贵说你要回老家去。

我犹豫了一下说，还没完全决定。

听我这么一说，孙老先生的语气又急促起来，还没？不行，你得下定决心回去！

这近乎命令的口气让我有些不快，说什么呀？

郑老先生显然没感受到我的不快，接着又说，回去，一定得回去！我的老屋就交你处理了，修缮费多少，我都出。你要当自己的事办。

我心里嘀咕道，我啥时成了你郑老先生的义务使者了？

对郑老先生的指手画脚，我心有不悦，但一个年迈老者的急切，我也心生同情，就迟疑了一会儿，便应了下来。

我向朋友借了辆SUV，驾车回老家去。出发之前，何独气喘吁吁送来50 条蚊帐，说是他一个开店的朋友，没卖出的存货，捐给我做救灾物资。何独说，大夏天的，山里的蚊叮虫咬是常事，兴许能救急，帮上点小忙。

我真诚地向何独的爱心表示了感谢，驾车奔老家而去。

三

其实回老家的路并不远，特别是近年高速公路已经由市里修到了县城，我借的SUV 跑了不到三个小时就到了县城。到县城后我没急着往老家的山里赶，而是去见了我那在政府部门里当科长的弟弟。

弟弟见到我，表情漠然。他拿出2000 元钱，说哥，我现在供着家孝念大学，手头不宽裕。家孝是弟弟的独子，在上海复旦读本科，是弟弟和弟媳的骄傲。弟弟把我当成了要修房钱的，这让我心生不快。我说，你什么意思呀？弟弟以为我嫌钱少，就说，哥，公务员一月就几千元死工资。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弟看见我愤怒的脸，摊摊手说，哥，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说嘛。

我说，来找你，是想跟你商量，我想拆了那老屋。

弟弟听我这么说，脸像春天的冰面，微微动了一下。他说，哥，你不是要保留它做故居的吗？

我说,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它做故居，名人的老屋才是故居。你哥虽是一个有点虚名的小文人，还是晓得自己几斤几两的，不会轻狂得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这话你千万别再说，传出去会被人笑话的。

弟弟哼了一声，说富贵不是善茬，拉大旗做虎皮，狐假虎威。我前久下乡顺道回老家，有乡亲告诉我，富贵打我家老屋地基的主意，我还不信，现在知道是真的了。

我说，弟，你别这样想，大家老表弟兄的，他不过是想保住我们的老屋，把我抬高，拿此吓唬村镇领导罢了。人家有自己的宅基地。

弟弟一脸轻蔑，说我们的表弟富贵，他狐狸的尾巴，我早看出来了，他到处找人看我们老屋的风水，是想给他儿子结婚，寻个修房的好地基。

我笑了一下说，我知道富贵心眼多，但想给自己孩子找个结婚修新屋的好地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答应他又何妨，也算做个顺水人情。

弟弟说，哥，你有所不知，他儿子才16 岁，结婚还早着呢。

我哑然。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怎么办呢？

弟弟说，拆呀！因为这老屋，县领导都找我谈过好几回话了，说我一个国家干部不能学做钉子户。去年本来是组织考虑让我去一个局任局长的，有人就拿老屋说事，后来不就黄了。为这，你弟妹没少埋怨我，说人家的哥哥处处为弟弟着想，你哥可好，只想自己，身前事都想不过来，就开始想身后。

听了弟弟的话，我重重地在他肩头拍了一巴掌，大声说出了一个字——

拆！

弟弟猝不及防地笑了，他说，确实早就该拆了。

我点点头说，我们一起回去，把这事处理了。

听我约他回去，弟弟收敛了笑容，说人在政府，身不由己。

我马上知道了他的心思，他是不想得罪我们的表弟富贵。

我不再勉强，心里想，这得罪人的事，我来做好了。

我于是又驱车往老家赶。

从县城到老家，也就百余公里，但县级公路，车跑起来却费劲许多。我的SUV，在坑洼的路上剧烈颠簸，一路上，我都能见到贴了抗震救灾的载重卡车，这让我暗自思量，这地震不能只看震级，老家地方的赈灾，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轻。越往山里走，行路越难，本就不够宽的县级公路上，间有落石横于路面，车得小心绕着走。百余公里路，我开了六个小时，才到了镇上。

镇子原本就潦草零乱，现在就更是一塌糊涂，到处都是东一地西一处的赈灾帐篷，到处都能见穿了迷彩服的武警，围着重型大卡搬些救灾物资。我停下车，打量着像一口正翻炒着豆子的铁锅似的镇子，问我身边一个不停地嗑着葵花子的女人，说灾情如何。女人吐出两瓣葵花子壳，说倒了些房，都是空心砖的，死了三个人。

女人打量了我一下，问我去哪里？我说我回老家，女人又问我的老家在哪个村，我说羊角村，他说好远的，还有三十里地，你不能去，有落石。地震倒的房没压死人，死的三个，都是被落石打的。

女人边说边指了指前面一家好再来旅馆，说那是她开的，平时五十元一间房，现在一百。非常时期，要我理解，并声明说她是涨价幅度最小的。

我摇头，说我必须得去。

她说，不要命了呀？

我说，我得去看看我的老屋。

她说，金屋子呀？

我说，土坯房。

她伸了一下舌头，说一个老土屋，竟然也能让你这么光鲜的男人牵肠挂肚？你怕是嫌我旅馆床贵，我跟你打八折如何？

不是价钱的事，我解释说，我真得走。

女人瘪了一下嘴，说你以为我惦记你口袋里的钱拉你生意？人家是看你人模人样的，丢了性命可惜。

我笑了一下，笑得有些尴尬，冲她说声谢谢，就上了车，掉转车头，绕过镇子，往老家羊角村赶。

去羊角村的路是村级公路，路面硬化得有些马虎，柏油铺得像猫盖屎。路上见不到车辆，连行人也少，偶尔有骑摩托的从我身旁掠过。山越来越深，路上的落石也越来越多，我的SUV 像一只蜗牛，缓慢地在路上爬行。

从镇上出来，折腾了半个小时，车开出了数十里，终于不得不熄火停下来。公路中央有一个黝黑的巨石，像头威严的大象堵住了去路。下了车的我，下车围着巨石转了一圈。看着从路边斜坡上滑下来的石头在路面上砸出的深坑，我知道它的分量，没有十数个人是动摇不了它的。我有些后悔自己没听镇口那个女人的话。我蹲下身子，无能为力又无可奈何，索性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支烟。

吸了半支烟后，我准备掉头，驱车回镇上。我想还是去那家好再来旅馆好了，大不了忍受那女人一顿数落，总比困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强。

其实，说此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并不准确，路侧下数十米，就有一农家。这种单家独户人家，在我故乡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很难找出一块几十户人家围在一起的平地，散户也就是自然而然了。我还看见被巨石堵的路旁边，一块绿油油的菜地，蔬菜长势喜人。

这时我听见路前方啪啪几声响，就站起身来，手上捏着燃了半截的烟，往路的前方看。我看见一农家少年，赶着一条牛，怡然自得地边走边甩动手上赶牛的长鞭。长鞭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将空气击打得啪啪作响。如果不是地震影响我的心情，我会把这当成一副赏心悦目的牧归图，嵌刻在我的记忆光盘上。

他走近我，拉住牵牛的鼻绳，样子像是我要抢他的牛似的。唉，我跟他打招呼，他看我一脸和善，也匆忙唉了一声。

我抽出一支烟，递过去，他给我摆手，说不会。给陌生人主动递烟，是我们山里人表示友好的规矩。我的行为让他顿时消除了对陌生人的提防心，他看着我跑得脏兮兮的车，又看着横亘在路上的巨石说，地震震滑落的。

我说，怎么没人把它搬走。

那么大的石头，咋搬得走？再说，有力气的人都进城打工去了。他解释说。

我叹了一口气，说，那今天是过不去了。

他说，你要去哪里？

我说，我要回老家。

老家？他有些好奇地看着我，你老家在哪里？你这样子像城里人。

你凭啥说我是城里人？我说，我脸上又没写。

他就咯咯笑了，露一口黄牙，指着我说，细皮嫩肉的，还骗我不是城里人。

我说，我老家是前面羊角村的。

羊角村？他扭转身，指着路的前方说，还有十几里地哩。

我点点头说，没错。几百公里我都走了，就难在这十几里地哩，我家老屋震坏了，真急人。

看我一脸犯愁的样子，他松开牛鼻绳，任牛慢悠悠地走。他现在不关心他的牛，开始关心我的车。他左看右看，前看后看之后，拉扯了一下我的衣角，指着那片长势蓬勃的菜地说，从这里兴许能过去。

我看了看菜地的地势，又看了看我的SUV的轮高，发现确实像少年说的那样，兴许能过去。

但我还是摇了摇头。

他看着我，以为我胆小。屋子震坏了是大事，知道你急，难道你不想试试吗？

我从他的话语中获得了鼓励和诱惑。

不是我不敢试，我端详着菜地说，这是人家的菜地。

少年说，这是我家的菜地，你放心过。

少年的好心让我感动不已。

他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说你过，我帮你看轮子。

我感激地点点头，开车门，上车坐定，启动油门。车子轰鸣着，从路边慢慢移向菜地。少年在我的前面一步一步倒退，眼盯着我的车轮，给我做着往前走的手势，样子像一个成年引路老手。

我甚至闻到了蔬菜被碾压后发出的菜腥味。我想，少年的心会不会也像这些蔬菜一样受伤。车在经过几次努力后终于成功地穿越菜地，重新回到正途上。我停下车，拉开车门，跳下后，激动地掏出一支烟，猛吸一口，又猛地吐出，我恨不得要大叫一声了。

我们老师说，做事要有一颗勇敢的心。

少年冲我竖着大拇指说。

他全然没顾去看被我车碾压坏的菜地。我抽出一支烟，递过去。他依旧像从前一样挥挥手，说不会。我说，不会也拿上。他犹豫了一下接过，把它卡在耳朵上。

我想他一定知道，这不是一支烟，而是一份谢意。少年一定是读懂了这份谢意，乐于助人又善解人意，这个穿着脏旧衣服蓬头垢面的少年，我把他当成了天使。

我的鼻孔里又有山风塞进了菜腥味，看着惨不忍睹的菜地，就又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心安理得离去。

我掏出钱夹，抽出一张面额50 元的人民币，递给少年。少年本能地伸了一下手，随即又被什么烫了一下似的缩了回去，他慌乱地向我摆手。

我将钱硬塞给了他。

我上了车，继续赶路，车开的时候我从后视镜看见，少年把我给他的香烟点上了。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它吐出一团烟雾，咳得东倒西歪的他还一直冲我的车屁股挥舞着手臂。

四

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故乡羊角村。

村里的人都挤到郑家大院去了。才进村时，我还以为是一个空村。黄昏时分的羊角村，不见炊烟，除了山风拂过核桃树和栗树的声音，就只剩下我的SVU 马达的轰鸣声。

SUV 的马达声唤出的是我的表弟，他从郑家大院的院门里探出身子时腋下还夹着一床脏兮兮的被子。我想来的就是你！他看着停了车打开车门的我大声说。

我看着一脸英明表情的表弟问，乡亲们呢？

表弟呶呶嘴，说都在后边的操场上。

我知道郑家大院后面的那块操场。当年小学校搬进来，就把后院原本是郑家的菜地平了，做了小学校的操场。我儿时最惦记和向往的，就是它。因为在它上面，立了两个木制的篮球架。

我说，地震不都过去了吗？

表弟说，县地震办通知说还有余震。

我边说边往郑家大院里走。

表弟见我急匆匆的样子就说，不去看看老屋吗？

我说，明天看。

表弟紧跑几步，与我并排走。又说，没吃晚饭吧。我说，没。表弟说，只好将就了，刚建的临时食堂，红豆酸菜汤泡饭。

我一出现在操场上，就被人围住了。大家都以为是上面派来的救灾干部，七嘴八舌地问我救灾物资啥时到，竟然没有一个人真正认出我是谁。

表弟见状，就提高嗓门说，他不是领导，是我表哥。

一听不是上面派来的领导，人们就散开了。几个年纪大的，盯着我看了一阵，点头说，是小林，当年出去时胡子都没长齐，现在都成老头了。

我就笑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嘛。好多人认不得我，我也认不得好多人了。我于是就掏口袋，发香烟，寒暄。老乡见老乡，热乎劲一下子就上来了。谈兴正浓时，表弟捅了捅我说，该吃饭了，过会儿就没得吃了。

我就跟表弟去临时食堂，说是食堂，其实就是从教室里搬出的桌椅，在操场西南角拼成的几张简易饭桌，角落里有一口大锅，上面熬煮着酸菜红豆，临时用红砖垒成的灶上，摆着一大锅饭。

表弟拿出一个大土碗，盛了大半碗米饭，用大勺舀了一大勺红豆酸菜汤浇上递给我。我伸手接过，正准备狼吞虎咽时，一群人陪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穿戴整齐、外表干净清秀的年轻人向我这儿走过来。

地震把大作家招回来啦？他粗声粗气的嗓音与他的外表大相径庭，给人一种不和谐感。

你……是？我看着他，全然陌生。

表弟赶忙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陈副镇长。

陈……镇长，我招呼说，一起吃饭。

饭在镇上吃过了，陈副镇长拿一个塑料圆凳往我对面一坐说，大作家，我也挺喜欢文学，大学读书时，我也经常读小说，特别是马克尔斯的，我特别喜欢，可以说是他忠实的铁粉。

马克尔斯？我赶忙检索记忆，发现脑子里没有一个叫马克尔斯的作家。

大作家不会不知道马克尔斯吧？看我一脸茫然，陈副镇长脸上浮过一阵轻蔑后用卖弄的语气说，他写的《孤独百年》，我读出了千年孤独的味道。

我哦了一声，终于明白他说的作家是马尔克斯，说的书是《百年孤独》。

不好意思，他谦逊道，都是大学时读的，现在在基层工作，忙得看书的时间都没了。话又说回来，中国作家的东西，不读也罢，没几个有思想的。

我心里想，从假谦逊到真狂妄，就一步之遥。我说，陈镇长，我们还是不谈文学的好，你喜欢魔幻，再谈就成荒诞了。

看来我是班门弄斧了，陈副镇长摘下眼镜，擦了擦说，实话说吧，我这次就是为你这大作家来的。

他把我说笑了，我说，镇长编故事呀？我是神不知鬼不觉进的村，镇长难道有超自然的能力？

你看？大作家就不一样，骂人都不带脏字，你真以为我哄你？我哪敢？是书记派我来的。

书记？我说，哪个书记？

镇党委唐书记啊，陈副镇长说，是你在县上工作的弟弟打电话告诉他的。听说你回来，忙着抗震救灾的书记，硬是挤出时间开了个临时党委会。会后又派我来亲自找你听取意见。

我叹了口气说，我何德何能？拆个老土屋，惊动了领导，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拆……站在一旁的表弟意外地说，老屋要拆？陈副镇长，我表哥赶了一天的路，一定是累糊涂了，老屋不是要拆，而是要修。陈副镇长摆摆手说，拆，一定拆。我们大作家再累，脑子也比你清醒。

我扒了口饭，咽下，用抱歉的口气对表弟说。对不住了，来得匆忙，也没跟你商量，实话跟你说吧，我这次回来，就是来拆老屋的。

你对不住的不是我，表弟瞄一眼我说，你对不住的是舅舅。

表弟说的舅舅，是我过世的父亲。我没想到情急之下的表弟，会端出我父亲来压我，这让我心生不快。就算这房子是你舅舅的，我瞪他一眼，用提醒的语气说，我是你舅舅的儿子，有权处理他的遗产。

表弟听我这么说，竟然火气上头来了，他憋着一张大红脸说，这老土屋碍你啥了？伤你面子了？还是丢你的人了？你为何一意孤行要拆它？你留着他，你后辈儿孙就有个老家，他们就知道他们的来处。我晓得你成名人了，名人再有名，也得有老家，你知道你拆的是什么吗？是故居！

错了！陈副镇长挥手打断表弟的话，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大作家拆的不是故居，那老土屋不过是我们大作家在童年时住过一段时间的老房子。我们经过多方考证，也找过村里上年纪的老者，确定这才是我们大作家真正的故居！

陈副镇长边说边指着眼前的郑家大院划了个半圆弧。

我愕然，继而瞠目结舌。我站起身，抹了抹嘴，独自离开。心里竟然有了委屈和愤怒。晚风拂过，我感觉到了它的硬和冷。

在陈副镇长一副讨好我的表情里，我看到的却是十足的傲慢。

身后，传来表弟的声音。陈副镇长，这个院子姓郑，不姓林。

你懂个屁！——这是陈副镇长的声音。

五

月黑风高，我跟一大群乡亲操场上在露天睡觉，我难以入眠，睁着眼看着满天的繁星。那些忽明忽暗闪烁的星群，像绽放和凋谢交替的花朵，更像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事，他们出现、消逝；它们消逝继而又出现。

表弟睡在我的旁边，我知道他在假眠，他偶尔发出一阵夸张的鼾声，刻意而做作。我唤了他几声，他的鼾声更大，我终于明白了那句话，你永远唤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但蚊子能。那些恣意在我们裸露的脑袋之上嗡嗡作响的蚊子，总是冷不丁就在我们的颈上额上扎上一口。我已经被这种偷袭严重骚扰，内心甚至产生了烦躁。偶尔偏头看一眼纹丝不动的表弟，不明白为何他百毒不侵，连蚊子也奈何他不得。我越不明白，心里就越佩服。我甚至想，是不是蚊子也懂亲疏，只跟陌生人作对？但我的想入非非马上让我扑哧一笑。我听见了啪的一声，随即就是一句骂——

死蚊子！

死蚊子咋会咬人，咬人的都是活的，我揄揶说，你醒了呀？你睡得才像死蚊子，怎么都叫不醒。

你不好好睡觉叫我做甚？表弟说。难道你反悔了，不想拆老屋啦？

正是。我说。

表弟一激灵就从地上弹起来，他说，你终于不犯迷糊啦。你知道镇上打你啥主意？人家看出你那老屋风水好，在文脉上，早就准备把小学校建在那啦。

我说，那为何要等到今天。

没钱呗，表弟说，这一震，钱不就来了。

什么意思？我有点发懵。

谁敢让学生在危房里念书？表弟说。

这郑家大院是砖木结构，这点地震咋就成危房了？我说。

危不危，又不是你我说了算，表弟说，还不是领导一句话，领导认定他是危房，就能借此向县里甚至市里要钱重新建学校，晓得不？你以为你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呀，你前脚到，人家一个副镇长后脚就跟来了，看把你美的！

我笑了，说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还说，如果我老屋那地方修学校，真能多培养出几个有志向的娃，我就……

你不会又想再改主意吧？表弟看着躺倒的我说。

想。我说。

神经病！表弟骂了一句，随即给后脑勺一巴掌。

我起身，坐在地铺上说，你骂谁神经病？

表弟没好气地说，我骂那些咬人的蚊子。

我说我带来了几十条蚊帐，放在后备厢里。

我吩咐表弟，让他明天发给乡亲们。

表弟摆摆手说，要发你找村主任去发，你那可是救灾物资。凡救灾物资都归村委会决定统一调拨。

我说，睡吧，明天我找村主任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来得及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就找我来了。跟在他后面的，还有那看上去一脸斯文相的陈副镇长。我当时正蹲在一个简易的塑料盆前洗漱。村主任见一额头都是小山丘一样肿包的我，就掏出一小盒清凉油，拧开，用右手大拇指挖了一下就往我脑门上抹，还说，我们羊角村，有三恶，一是婆娘恶，二是母狗恶，三是母蚊子恶。大作家，看来不仅女粉丝喜欢你，连母蚊子也喜欢你。

我不太习惯村主任的亲热，更不习惯他粗俗的玩笑。我说我带来了几十条蚊帐，就在我车的后备厢里。村主任就击掌，说这是雪中送炭。我掏出车钥匙，让他派人去搬蚊帐。村主任接过钥匙，往我表弟手上一塞，说，富贵，都搬村委会去，等下午我来亲自发放给大家。今早，我和陈副镇长陪大作家去看看老房子。

一路上，陈副镇长显得很谦恭，对我都是溢美之词。他说我不仅才华了得，而且高风亮节。被人戴高帽子的感觉，并不都爽，我现在就觉得芒刺在背，我说，老屋拆了建学校，我没意见，但硬生生地让我多出个所谓故居来，我是不会同意的。

陈副镇长说，你为何不同意？怎么能说是硬生生的呢？林大作家，实话跟你说，我们也是充分调查研究过的，那确实是你的故居。

我苦笑了一下说，即使我同意，人家郑家后人也不会同意。香港的郑治远先生，在我回乡之前还给我打过电话，对郑家大院在地震中的处境充满关切。

嗯，陈副镇长哼了一声，说这郑家大院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就不姓郑了。

我哑然，说那姓啥？

姓公！陈副镇长挥了一下手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政府没收了郑家大院，把它做了村公所，后来村公所搬出去，它成了村上的保管室，现在郑家大院是村上的公有财产，我们完全有处置权。

陈副镇长此时的语气显露出了领导人的霸气。

也许我的目光让他的态度从高亢重回了温婉。当然，他摘下眼镜，哈一口热气，掏出一张餐巾纸，边擦边说，考虑到郑老先生是爱国同胞，对故乡有感情，镇上本着人性化考虑，还是把在郑家大院设立你故居的想法，向他做了通报。

他现在用和缓的语气说的话，在我听来，比之前冲动的话语还要粗暴。我想他不仅冒犯了郑治远先生，也冒犯了我。我心里嘀咕道，这世上有这样明目张胆张冠李戴的吗？我想，郑老先生会被气个半死的。

我说，你们不应该这样，郑老先生年事已高，就不怕气死他？

嘿，陈副镇长笑了一下，把擦干净的眼镜重新戴上，说郑老先生觉悟高，他愉快地答应了，在电话里一个劲地称，说我们这个创意好，他还说如果镇上在打造你的故居上有经济困难，愿意给予支持。

听陈副镇长这么说，我不想让他和村主任陪我去看我的老土屋了。我对他说，陈镇长，我真的改主意了，那老房子我不拆了，我要的故居，是它，不是郑家大院。

我转过身，扬长而去。

-未完-

（全文刊于《青年作家》2021年第7期）

潘灵，小说家。布依族，云南省巧家县人。1966 年7 月生，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1985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泥太阳》《翡暖翠寒》《半路上的青春》《血恋》《情逝》《红风筝》《香格里拉》、中篇小说集《风吹雪》等。曾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图书奖等。《边疆文学》杂志社总编。现居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