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6年12月27日，中午，一场不同寻常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北京友谊医院举行。

鹤发童颜的一位老奶奶——李桓英，在鲜红的党旗下，和医院里十几位穿白大褂的年轻医护人员一起举起手来向党宣誓——为了这庄严的时刻，她特意选了一条大红围巾，打头站在第一排、第一个，分外显眼。

李桓英，是谁？

耄耋之龄为何还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说老实话，对这位世界著名的麻风病防治专家，在中国更担当了几十年麻风病终结者的拓荒者，老奶奶的名字不一定人人都叫得上来，她那一个“桓”字，电脑打字，一般都陌生得联想不起来。

这个平凡的人，1921年出生于北京，那一年，中国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党的同龄人，李桓英入党的时候，真实年龄已满95岁。

所有的媒体，所有的记者，当然也包括我都不能不问：“您为什么这个年龄，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李桓英的回答表面上平静：“入党还分先后吗？”，但认真起来，她会说：“入党也和科研一样，都是为了追求真理。我为国家服务了快60年，现在，觉得自己可能合格了——”

入党像“科研”？95岁才认为自己“可能合格了”？

李桓英不说大话，只讲事实：“这些年，我取得的成绩，都与党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去世后，身上不能披上一面党旗，会落下遗憾……”

2019年7月，因为不慎，她在家中摔倒了，住进了医院，一边治伤，一边还查出心脏有一个室壁瘤，位置十分凶险，所以医生不许她激动，不许她长时间地接受记者的采访，没办法，原订好跟她面对面的采访只能改为微信，还是只能给她老人家拜拜年。

李教授在视频里看着非常精神，很愿意跟我说，在她的助手袁联潮老师的同意下慢慢跟她说起来“理由”，我总觉得除了“科研”“合格”，她应该还有其他“入党”的想法和具体的机缘，果然我一“提醒”，教授就说：“2016年9月，我搞出了一件大事——国际第十九届‘麻风病大会’决定在北京召开，我获得了‘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那时我就想，这是什么？是盖棺定论了吧？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应该是合格了吧？因此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人生走到这一步，李桓英觉得“自己可以定型了”，用她的话说“不会再走错路”了。她心底那个“沉甸甸”的愿望，就是入党，可以兑现，因为身为科学家，她做什么事都要等到见了“成果”才能宣告成功——自己一直都在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此前，李桓英一直担心自己是不是还没有“到时候”。

内心强大的人，轻易不会盲从。李桓英也是这样。

共产党究竟在什么地方吸引了她，让她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来考量？仰视这个党，同时也自我审视？我坚持刨根问底。

“那好吧，”李教授说：“我今年整整100岁了，我亲眼见证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一个党来凝聚人心，把十几亿的老百姓都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干大事，我自己也才有可能出成就。比如麻风病的治疗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家对全体病人都免费，哪个国家、那个政党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当初没有回国，而是选择了在美国、在世卫组织，或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都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这不是一个人的‘个人能力’问题，是有没有人给你这样大的‘一个舞台’……”

哦，李桓英对党的感恩积攒了一生。

她认为那是她事业有成的基础。

而当我反复研究了李桓英的《百岁老人口述史》，也反复阅读了由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专为“李桓英百岁寿辰”而征集的几十篇文章，我理解她的“入党理由”，除了上面讲的这几点，至少还有：作为一个科学家，她不信天、不信命，只信事在人为，这和共产党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政党“立场相同”。同时，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李桓英的志向也是希望自己的这一生，都只为“人民的需要”而工作——国家与她，她与国家，休戚与共，同体相连。

2011年，李桓英应邀参加了北京大学及中国人权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消除对麻风病患者及康复者歧视和偏见”的《全球倡议书》，她感觉这是“中国人”向世界发出的伟大的呼唤，因此倍感骄傲与自豪！

“我这一生总结不出什么（辉煌）来，我就是能心跳一天，就为需要我的人做一天的事。我的心是正的，虽然我不会写书法，但我要用我的心——写出一个大大的正心。”

“正心”？

这是集大成的两个字，也是用一辈子的行动塑成的一座丰碑。

李桓英到什么时候都忘不了：1958年她辗转从欧洲回到祖国，周总理，对，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一个国家的总理，该有多忙啊？但即使是这样，总理还是抽出了时间来接见她，然后根据她的特长，把她安排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从那以后，她就下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辜负了总理、辜负了党和国家对她的信任——她要为新中国做事，为人民大众一路做事。

一个人，一百年，究竟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青春？找出一条正确的路？

这是一道选择题，一次性、一次过，无法悔棋。

李桓英选择了为党、为国、为人民，付出一切，无怨无悔，矢志不渝……

一、我要回国，就是要回国！

1958年，对于已经37岁了的李桓英来说，这一年，怎么都站到了人生躲不开的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留在美国读书？继续签约世卫组织？还是回国？回到祖国，融入新中国那一片绚丽的晴空下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7年的世卫组织工作，“李，你的年薪已经从6000涨到了9000美元，收入不仅令人羡慕，而且学术上也应该是满足了的吧？”世卫组织人力资源的主管拿着合同要跟李桓英续约，但李桓英很有礼貌地说：“是的，我是没有什么不满。但，我必须跟你实话实说，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

What ? Why?

什么？为什么？

从小，李桓英在大人的眼中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姑娘。5岁，她已经跟着在北京怀幼小学教书的母亲开始上小学，随后的12年，她先后换了9所学校，不仅跟着父母，在中国的北京、上海、杭州、南京、香港等地生活和学习，还随着留德的父亲在柏林有过一段经历，因此会说德语、见多识广，“主意”也越来越“正”。

1946年，已经大学毕业了的李桓英在母亲的坚持下，从香港考上了位于巴尔的摩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对，就是这所大学，在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每天都发布全球和美国的疫情数字），在学校的公共卫生研究院“细菌系”做了一名“特别研究生”，主攻流行病学。

因为是中国人，一定要为中国的学生争气，这是年轻的李桓英内心的种子，慢慢地，她的品学兼优引起了美国教授的关注。一开始，一位叫特纳的“性病专家”聘请李桓英做了自己的助理研究员，接着又推荐她成为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首任官员和性病专家，先后被派往印尼、缅甸等国工作。

“在缅甸，我与我的祖国仅隔着一条河。每当夕阳西下，我回到住处都会情不自禁地遥望北方，想念北京，想念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那个家。”

此番情景出现的次数多了，李桓英就明白“自己的内心，想回国的念头，是越来越浓了”。这种感觉后来被她总结为“在海外漂的时间越长，思乡之情便越难以抑制”。

终于，世卫组织的一个7年任期届满，合同要续签了，李桓英婉拒。

此时她还不知道新中国建立之初，用史学家们后来总结出来的四个“突出”：“工业技术非常低下”“各方面物资异常紧缺”“农业生产十分落后”“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可以说共产党接的是一个“烂摊子”。同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也拼命地封锁和扰乱,国内尚存的敌对势力更是盼着共产党出师告“败”,有些民主人士最初也担心“共产党马上得天下,能否马上治天下”——年轻的共产党缺乏经验,会不会治理好一个新中国？

但是“嘿啦啦啦啦、嘿黑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啊，地上开红花啊……”人们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戴和支持，相信在共产党的带领下，5万万民众一定会翻身做主人，建设好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0年代的早期，政府先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以及社会的改革；跟着，1953年，中国又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三大改造）；时间到了1956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基本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多少有志青年报国无望，出走海外。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朝阳，让这些人看到了新国家的曙光。

于是很多人纷纷离开美加、欧洲，不远千里回到祖国，用自己的青春热血浇灌出有一天一定能看得见的“国力军力强盛、人民生活富裕”的广袤大地！

物理学家朱光亚曾写下《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得到了那个时期准备回国的52名留学生的大力支持；数学家华罗庚在1950年2月也在归国途中发声：“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的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随后：地质学家李四光秘密回到祖国；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冲破险阻回到了祖国；核物理学家邓稼先谢绝了恩师的挽留；生物学家童第周回绝了重金的续聘；材料科学家严东生克服重重阻挠回家；同期回国的还有：邹承鲁、梁思礼、吴文俊、汪闻韶、梁晓天、师昌绪、汪德昭、郑哲敏、曹锡华，等等等等……

李桓英的回国是受到了同代人爱国情怀的影响，也是她自己一种“近乎本能”的冲动。

“回国的路，其实很不平坦。当时的美国和中国还没有建交，我手上的护照，还是联合国的护照……遥远的祖国并不知道我们要回来，也无法主动地帮到我。”

最后，李桓英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先取得了回国的签证，“然后一个人绕道罗马、雅典、列宁格勒，最后来到中国驻英国的领事馆，寻找到了回国的机会。”

1958年这一年的冬天，她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自己的国，自己的家——北京。

此时她再看北京的北海、景山、天安门、正阳门——发现自己好像就是一晃，时光匆匆，竟然已经离去了整整12年。

二、名字是祖父给我起的

李桓英的“桓”字，和寰宇的huan同音，本义为表柱，是古代立于驿站、官署等建筑物旁作标志的木柱，后称华表，尤其在今天，“华表”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某种象征，比如树立在北京天安门前后那4根高耸的石柱，浑身盘绕着升腾入天的“云龙”，就经常出现在新闻、电影、电视剧的镜头里。只不过“华表”在过去还有实际的“用途”，除了作“路标”，还作“望柱”，就是提醒皇帝要时常外出体察民情，又不要忘记按期归朝治国理政。后来到了明清，“华表”又被叫作“谤木”，是平民百姓想向国家表达自己的“心声”或“想法”了的时候就可以把文字写好贴在“桓”上——信息闭塞的旧时代，这已经是人们能想出来的一个不错的办法。

说起李桓英为什么那么想家、想北京？今天，已经100岁了的这位“老教授”还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儿”对我说：谁会忘得了“自己的根儿”呢？

我又问：“那您为什么在海外学习、生活了十几年，使用的英文名字却还是李桓英的汉语拼音——Li Husn Ying？”

李教授有点急：“我是中国人啊，我只有一个名字，而且这个名字，还是我祖父给我起的！”

“祖父给起的？”

祖父给孙子、孙女起个“名儿”，这本是很常见、很普通，为什么李桓英像“证据”一样地跟我交代，而且说这话时，她显得很自豪、很“民族”，也很理直气壮？

李桓英的祖父，于当时的国家当推有功之臣。

他名“李庆芳”，字“枫圃”，三晋名流，是民国时期中国著名的政治家。

根据北京市西城区后来整理的《百岁老人口述历史》，李桓英告诉后人：“我祖父出生在1878年，因为自幼聪明，喜爱读书，记忆力超强，1902年就和阎锡山等人被国家‘官费’派往了日本，入学东京“庆应大学”，在法律系就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留学生。”

1909年，李庆芳学成回国，参加了当时的清政府考试，中了举人。

1913年，在山西上党，他被选为众议员赴京。

中华民国成立后，李庆芳担任过国会参议院的秘书厅长，主办了《民宪日报》《宪法新闻》，竭力主张立宪，在政界和文坛都很有影响。

后来因山西督军阎锡山的重视，他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司法处的处长、交通处长，同时还兼任了山西省的“驻京代表”。

在北平生活和安家的期间，李庆芳创办了很多以“怀幼”为名的慈善机构，包括学校、女校、工厂、印刷、园艺等等，现在北京很知名的“宽街小学”，前身就是由李庆芳等人最早创建的。

1937年11月，贪心不足蛇吞象的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太原，华北的大部分城市失守，李庆芳因为在北平长期做国会议员，还担任过阎锡山的很多要职，自觉“目标过大”，深恐被日本人胁迫去做汉奸，便乔装打扮回到了山西襄垣老家避难。

此后，国破山河在，抗日的主旋律中总夹杂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怪音，把枪口对准了不该对的地方。“于家避难的我祖父后来发现：共产党及八路军，他们一直都在无条件地抗日，因此看到了新希望，从此在思想上倾向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

1939年2月5日，日本人不知道怎么就听说了襄垣县的“阳泽河村”有一些八路军在活动，旋即派出500多人，杀气腾腾地包围了这个村子。李庆芳此时也恰巧在村里，当时跟着38名八路军、民兵一起被日本人抓走。面对敌人的恐吓和明晃晃的刺刀，李庆芳用日语怒斥了日军，并亮明了身份，说自己与日军驻上党的司令官关今“还是在庆英大学的同学！”日本小兵听到这里，以为有了意外的“重大发现”，立马把“李先生”请到了日军位于夏店镇的指挥部，设宴诱降。

“爷爷当然不会背叛自己的国家，但是他要想办法救八路军、救那些民兵。”

第二天，关今真的与李庆芳见了面并答应“释放所有的人”，但跟着就威逼利诱，要他担任山西省地方的维持会长，李庆芳不从，“到最后也没有点头，日本人无奈，只能软禁了爷爷，把他整整关了40天。”

李桓英的生命，延续着祖父大义、耿直的爱国基因，她说“爱国”并没有什么可特别值得自我标榜的，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直到2021年我给她春节拜年，说完了“入党的理由”，又问：“那国家究竟在您的心中有多重的分量，您为什么当年一定要执意回国？”老奶奶用因为骨质退化已经开始变形了的手指反复敲击着自己的面孔：“我是中国人，黄皮肤！”然后又揪着自己的头：“我的头发也是黑的，我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你说这分量……”

回想当年她在美国读书，特纳教授为什么肯下聘李桓英为自己的助理研究员，然后又力荐她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首任专家？当时特纳看中的就是李桓英“这位中国女生”，除了必修课会认认真真地对待，各门成绩也都很优秀，同时还时不时地会去听很多不拿学分的辅修课，目的就是为了博采众长，扩大自己的知识眼界。

特纳觉得自己发现了一颗“好苗子”，而李桓英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当时在美留学的华人还并不多），跟着在教授的指导下整天跟小兔子、小老鼠打交道——这种“实验室的生涯”对她一个留学生，真是非常难得。

几年的踏踏实实，李桓英没有辜负教授对她的期望，她专心利用青梅螺旋体感染了的实验兔，开始研究4种青霉素的疗效，几乎每天不分昼夜地在实验室里观察、记录，比较4种青霉素（G、F、K、X）的制动作用，最后证明了青霉素G有迅速杀菌的功能，为人类有效治疗“梅毒”和控制其传播带来了重大的发现与贡献。

果敢、博学，也是“书香门第”的家传遗风。

李桓英说她一生能够赶上好家庭、好国家，能够做自己毕生喜爱的医学研究，就已经很幸福、很幸运了，“真的，我是幸运的——我是个幸运儿。”

后来为什么会和“麻风病”结缘？

后来又怎么就成了中国终结麻风病的拓荒牛？同时也为世界提供了中国人做的“中国方案”？

李教授那天对我说：“这就是后话了，国家的需要，患者的疾苦，时代的使命，正好让我遇见了……”

我还想再多聊，但又担心李教授的身体，老奶奶倒笑呵呵地安慰上了我：“没事儿，咱还有时间，回头我再好好地跟你说，好好地跟你说……”

哈哈哈——

三、是“麻风病”选择了我！

“麻风”是一种病？是一种什么病？

简单说它是一种慢性传染病，短期没危险，长期也死不了人，只是“麻风”这个名字听起来让人恐惧，它把“病”的“可怕”放大到了极致。

当然“麻风病”的表现也的确吓人。这种病是因为“麻风杆菌”的入侵，使患者一旦感染就会从皮肤到骨骼逐渐溃烂，慢慢地变得鼻塌目陷，面目狰狞，四肢也会出现残缺,往往表现为秃手秃脚，躯干变形。

英文用“leper”来形容麻风病患者，这个词有一个意思就是“被大家憎恶、躲避、厌弃的人”。这样，麻风病人“恐怖的外表”常常给人带来“心理恐惧”，尤其在迷信不蒙的时代或地区，人们视“麻风病人”为“鬼”，是“魔鬼附体”，是造孽得到的报应，他们自己不死，却会祸害接触到他们的所有人。

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麻风病与人类相伴了至少有3000年，它与梅毒、结核并列成为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早在欧洲，人们由“怕”生“恨”，人们用船把“麻风病患者”大批地运到海上，投入茫茫大海，使其溺死，或火烧、活埋。人道一点的，就把他们赶到远离人烟的荒山深谷，令其自生自灭。有些地方或责令“麻风病人”如果出门走动，必须在脚上身上绑上铃铛，或者打板出声，以示他人——赶快躲避。

在中国，自古以来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也伴随了排斥与歧视，相传1935年，广东军阀陈济堂在白云山下一次枪杀的“麻风病人”就有300多人；1936年，高要县县长马炳乾在赵镇一次活埋的“麻风病人”也有20多；西北的军阀马步芳1940年曾强令青海各县将“麻风病人”一律枪毙，焚尸消毒，惨无人道。

东方、西方，视“麻”如虎，谈“麻”色变。因此，“麻风病”不仅仅是一种转染病，更因为其可怕的“后果”衍生出许多的“社会问题”，被赋予了种种污名，可怜的病患往往在忍受肉体上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更大的精神上的折磨。

由于人类几千年与“麻风病”的斗争，一直都是以失败告终，因此“隔离”是大家的共识，哪怕到了新中国成立，“麻风村”也依然被保留，成为麻风病治疗和管理的特殊组织机构。

1950年，中国的麻风病人大约还有50万，涉病的地区从广东、海南、福建到云南、贵州、西藏。1958到1959年，仅仅一年，麻风病的发病率就高达5.01/10万，而且在60年代，人类对这种病根本还“无药可治”。

李桓英回国后，先被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分配到了1954年创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开始叫“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从事与皮肤病有关的科研攻关。当时从国外回来的她，尽管看到研究所的实验条件“简陋到要命”，比如连最基础的“紫外线消毒设备”都没有，但是国家信任她，很快将1960年“五一节”要献礼的一项艰巨任务——“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交给了她，让她感到很受鼓舞，天性愿意接受挑战的她，更不会被任何条件上的困难所吓倒。

“我那时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用石炭酸的喷雾水来消毒，同时还自制了二氧化碳孵箱，很多用于实验的小白兔和豚鼠，当然也都要自己来养。”

很快，“献礼工程”如期完成，李桓英受到邀请，参加了全国的“五一大游行”。此后她又相继完成了麻风抗原、从麻风菌中提取出特异性的酚糖酯，为了试验其有效性，她干脆撸起衣袖，在自己的双臂上进行验证。这是羊入虎口，一旦感染，她从此也就是一个“麻风病”的患者，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她比谁都清楚，但是她依然……以致后来在她的胳膊上，还永久性地留下了“光田氏反应阳性试验结果”的明显疤痕。

“只要能为国家做事，做什么我都愿意，何况我所从事的科研还与我的专业、兴趣相关，已经是很好了。”

1965年，李桓英被派到北京雕漆厂和河北赞皇县割漆现场对工人们容易患上的“接触性皮炎”进行调研。之后又到丹东，研究为什么冬季运煤的工人在洗过了热水澡之后，很容易发生物理性的刺激性皮炎。

1970年8月，根据中央战备1号令的精神，卫生部军管会指令“皮研所”全体人员下放到江苏泰州。为何选择到泰州？因为当时的三泰地区（泰州、泰兴、泰县），还是中国“麻风病”的高流行区，时间又正好处于“文革”，作为从国外回来、深受“资产阶级思想熏陶”的李桓英，也需要“好好地改造”，被下放而来，也是“正好”。

但是被“下放”并不等于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李桓英被分配在苏北地区的苏陈公社，她在这里一天也没有荒度，相反积极参加了“巡回医疗”，从一只灰黄霉菌株身上受到启发，便开始利用当地的农副产品做霉菌的培养基，又利用旧式的培养箱，成功地研制出了一种药——“灰黄霉素”，为苏陈公社160多名患了头癣病的儿童，摘掉了头上厚厚的“盔甲”，解除了他们的痛苦，这项成果后来也被推选参加了1972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科学技术成就展览”。

是金子总会发光，但“光”发出来要有用，这才是金子的价值。

这是李桓英的人生哲学，也是她无论被放在什么岗位，都不会放弃自己对科研的执着所拥有的内心动力。

到我2020年要为李桓英“写传”，她所在的北京友谊医院“热研所”提出要首先看看我的提纲，这要求合理，双方事先有所准备，采访起来就更顺利。于是我一口气列了26个题目，其中一个就是1970年，你怎么走进了江苏的一个“麻风村”？这一“进”村，受到了什么刺激？对您日后几十年开展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起到了什么影响？

话到这儿，“故事”和“缘分”就要来了。

“下放”中有一段时间，她是被指派到了长江北岸的一所医院——滨江医院，就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她来到了一座江边风景优美的小村子，这个村就是一个“麻风村”。进到村来，有一个小女孩儿，拉着一位中年妇女的手，小心翼翼地蹭到李桓英的跟前，说：“医生阿姨，你快帮我妈妈看看吧，她身上烂、臭，也不能为我做饭，我很饿……”李桓英轻轻地拍了拍中年妇女的胳膊，说“好”，让她抬起头来，“我给你看看”，但这女人犹犹豫豫地抬起了头，李大夫心里“啊”的一声给吓了一跳。这是她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麻风病患者”，跟传说中的一样，这位病人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根本闭不上；一只脚，溃烂着，留着脓，身体还歪着，走路也必须得让女儿给领着……

害怕是一种生理的反应，但李桓英内心更多的是对患者的同情。

作为医生，当她被世界卫生组织派往印尼、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服务的那些年，尤其在印度尼西亚，一种叫“雅司”的传染病，人的样貌也大致如此，浑身溃烂，肢体变形，面目可怕。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李桓英对“麻风病”是了解的，只不过突然在自己国家的“麻风村”，突然这么近距离地看见了这样的一个“鬼”，她依然深深地逃不掉两个字：震撼。

因此后来很多记者都问李桓英为什么会选择去防治和研究麻风病？她总是说，“不是我选择了麻风病，而是麻风病选择了我。”

望着小女孩身边妈妈的痛苦，李桓英联想到自己在国外工作的经历，心里深深地明白：像雅司、头癣，以及麻风这样的传染病，往往都跟贫困、落后紧密相连，这也正是她立志要回国，要为贫困中的国家，为在苦难中挣扎着的同胞提供服务的原因。

然而“文革”后期，她再次被借调回北京的科研机构，回到自己熟悉的试验室，那是“皮研所”的老所长胡传揆1972年到上海开会，顺路来看望已经整体搬迁到了泰州的老同事，见到李桓英，立刻想到北医皮肤科正在开展的荧光抗体的工作，非常需要专业人才，而李桓英1962年就已经开始了荧光抗体在梅毒血清诊断中的应用研究，因此邀请她回北京是“难得的”。

突然降临的机会，让李桓英非常高兴。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强烈，或许是她从小就在北京生活，“根儿”就在北京，北京这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 850多年建都史的古老城市，对她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然而此时她再回京，抱负还没有施展，自己的身份和生活却先陷入了窘态。

怎么？

离京前她一直住在皮研所的集体宿舍，回京后因为不是“正式调入”到哪一家单位，因此没有户口，也没有地方住，这样自然就成了“一没单位，二没身份，三没住处”的“三无人员”。

回想当初她祖父把家安置在北京的时候，李家无论在东城，西城，甚至京郊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房产，李桓英从小最熟悉、也是度过了她最美好童年的两条胡同，一条是东城区的“灯草胡同”；另一条就是位于西城区西直门的“马相胡同”，后一个地方离着动物园近，当时叫“万牲园”，小时候祖父就经常带着她去那里看动物。

这一段故事很重要，本来2021年春节拜年前，李桓英是同意跟我“好好地谈一谈”的，但她住院，医生紧跟着又发现“这两天李老的心脏指标怎么突然有了些波动？”一问，知道是因为要接受采访，100年来的很多往事，李教授内心波澜起伏，两天夜里都没有睡好觉。“不行！她心脏里的那个室壁瘤，万一激动，一旦破裂，即便是人在医院，也很难抢救！”

我和她都得听医生的话。

就这样，我俩的“面对面”就只能“往后先放一放”，而我着急要“听故事”，教授就让她的助理——袁联潮老师先给我接着往下讲。

“北京没了地方，她住哪儿呢？”实在是想象不出，“一个那么重要的专业人员，回到北京，竟然……”

袁老师说：“李教授后来借住过中国卫生部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顾问马海德先生的家，也借住过‘皮研所’老书记戴正启的家，后来又在西山自己租民房，直到5年以后她正式调入了‘热研所’，才在北京前门东大街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面积很小很小的单元房。”

从“居无定所”到“再次安家”，李桓英还是没有叫苦、没有抱怨。

“因为李教授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她当年不顾父母反对一个人回国，就是只想到发挥自己的专长，也没有想到过一旦回国、回到了北京，‘我住哪儿？’——只要能工作，有实验室，这对她就行。”

正式调入“热研所”之前，李桓英可以说是一边做着“新北漂”，一边到处去“打零工”。除了在“北医皮肤科”开展“荧光抗体”的试验，还曾到北京阜外医院皮肤科开展“红斑狼疮”的“荧光抗核抗体诊断实验”，跟着又来到北京协和医院进行学习，做了免疫学的新理论研究……

“工作着就没有烦恼，也没有工夫去烦恼。”这是李桓英对自己的安慰。

不过，对于事业，她“马虎不得”，嗅觉也很灵敏。

那是到了1978年3月17日，她在报纸上突然看到“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刚刚落成，这个所是一个集热带病诊治预防和研究为一体的科研单位，是我国成立最早北方唯一的热带医学研究机构，也是中国最早被世卫组织任命的合作中心。李桓英心里的火苗蹿得老高：“啊，这是我该去的地方！”

于是她又找到戴正启书记，老书记深深地理解她，也为国家珍惜这样一位特殊的人才，于是帮忙介绍，通过了审查和面试，李桓英正式被调入“热研所”，从此才有机会大面积地接触“麻风病”，一颗深埋于内心为国为民效力的种子，才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

我跟袁老师感叹：“真是想不到，李桓英教授还曾有过这样的一段难！”

“是啊，整整5年，身份、居所不确定。”

“即使是遇到了这样的不顺，李教授也没有后悔过回国吗？”我心里都有点替李桓英抱打不平了。

“她不是有实验室吗？她的工作可一直没停。”李桓英还是那个“最低的要求”。

直到1981年，李桓英凭借自己的资历和影响力，先是被授予了“印度麻风协会的终身会员”，也成了“国际麻风协会的会员”，同年更应邀参加了在缅甸首都仰光召开的“WHO麻风治疗和免疫科学工作会议”。在这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李桓英获得了一个天大的“利好”，那就是世卫组织已经拥有了对麻风病“联合化疗”的最新治疗方案，下一步就要找国家进行实验。她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于是回国立刻向国家有关部门透露并提议，希望中国赶快向世卫组织递交申请，国家也完全采纳了李桓英的意见——“机会”，有时你不知它会躲在什么地方，但是李桓英要让自己的国家成为终结麻风病的世界第一梯队，她该出手时就出手，正好利用自己在世卫组织工作过的熟悉和便利，向“麻风病”宣战——这一次她要整装出发了！

……

（试读结束，全文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1年第8期）

长江，女，蒙古族。央视资深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博士。作为一个“有想法”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和作家，她总能在世俗的喧嚣中静下心来，默默耕耘着自己的探索。近年来连续在《北京文学》发表报告文学：《“养老”革命》《明月村的“月亮”》《我的生命谁做主？》《直面北京大城市病》《养老革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