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2021年第4期｜计文君：百年谁覆烂柯棋 ——《红楼梦传略》之现代篇章
编者说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进入最激荡的时代。同时，自从白话文兴盛以来，《红楼梦》一跃成了文坛上的上客，这部书破茧成蝶，翩翩然飞进现代中国，完成了形象和身份的转化。自此之后，正式有了一门以其为名的学问——红学。不只学人，天下人待《红楼梦》，也自此不同。接下去的悠长时间里，人们不用抬头，也能感觉到那座越升越高的“红楼”投下的巨大影子……《红楼梦传略》这一部分，写的正是这部传世之作在文坛、学界和中国社会声誉益隆、如日中天的演进过程。
百年谁覆烂柯棋
——《红楼梦传略》之现代篇章
计文君
进入现代之破茧成蝶
一
1904年，光绪三十年，那一年全国各地前往河南开封赴会试的举子，并不知道自己参加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这一年，上海的《教育世界》杂志，有了一位新主编，他就是二十八岁的王国维。王国维十五岁中了秀才，二十岁乡试落第后，开始接触新学，再也无意于科举了。他在罗振玉的资助下去了日本，在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后因病回国。
他在日本掌握了两门外语：英语和日语，学习的是物理和数学，但他最为倾心的却是哲学。我们今天对哲学两字的感觉，偏于凌空蹈虚，但对那一代学人来讲，这两个字，有着巨大的现实关切。
胡适在《哲学史纲》中这么定义哲学，“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去找根本的解决。”后来他在上海商科大学佛学研究会的讲话中，觉得“根本”两字意义欠明，略加修改，“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比较可普遍适用的意义。”
王国维认为，“哲学是教育之母”。教育，也远非我们今天理解的学校讲堂付费课程，而是如何完成新的国民培养。
把人生安放在什么样的意义根基上，于个人，于国家，从来都是大事，也是关乎如何穿衣为何吃饭的实事。只是生活在相对稳定的“文化板块”中的我们，似乎不必太过急迫地面临思考和选择，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却非如此。
数千年兀自独立的“中国板块”与现代和西方狠狠地撞在一起，神州沦陷，山崩海啸，地火奔涌，生民涂炭。横渠四句，到了这个时候，前三句也许被这一代的读书人修改成了“为天地换心”“为生民改命”“变往圣之学”，总还是为了最后那个“开太平”的意愿。
这意愿落到具体的个人性情、生命际遇与复杂现实中去，溶解在每个人的认知和行动中，显现出来的样貌，就千差万别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学问，不是书斋里的，故纸堆里的，而是社会的，现实的。
正是经由他们，《红楼梦》完成了形象和身份的转化，进入了现代。
接下去的二三十年，遇上了他们的《红楼梦》，“有意思”这个层面很少再被谈论了，“有意义”开始成为这部书的主要存在方式。
从文章发表的先后论，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在前，其实蔡元培先生的索隐开始得更早。
二
1904年，《红楼梦评论》在《教育世界》上连载，第二年收入《静安文集》。在文集中，《红楼梦评论》前一篇文章是《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后一篇文章是《叔本华与尼采》。
在序言中，二十八岁的王国维，说那段时间，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是很明白，看叔本华的书，觉得很好，就迷上了。《红楼梦评论》也“全在叔氏立脚”，但写到后面，就产生了质疑——在第四章中提出了“绝大疑问”。
这倒应了静安先生自己的那句话：“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对《红楼梦评论》的研究和评价，不知道有多少论文，我就不多嘴了。我对静安先生有着特殊的喜爱——《人间词话》是我少年时代的枕边书。
《红楼梦评论》分为五章，全面阐述了《红楼梦》意义内涵，赋予了这本书全新的价值，其中最为著名、且影响深远的是“第三种悲剧”说：
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及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人物,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遍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
……
若《红楼梦》，则正是第三种之悲剧也。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懿，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之语(第八十一回)，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彻头彻尾的悲剧”。
虽然《桃花扇》也是悲剧，但与《红楼梦》比：前者的解脱，是作者强加的设定，后者则是人物的内在追求；前者写的是家国，后者写的是人生；前者是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后者则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价值亦即存乎此。”
一个与此前完全倒置的价值评价体系产生了——《红楼梦》完胜。
因着这篇文章，宝玉的“玉”，与“欲”，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之间建立了联系；从禅门的“悟”到哲学的“人生之解脱”，这一改变，对于《红楼梦》这部书来说，是一次蜕变——“旧说部”的“茧”裂开，一只“现代的蝴蝶”蠢蠢欲动。
我虽然很爱静安先生，但高中时看《红楼梦评论》，就觉得叔本华跟《红楼梦》不是很搭，只是说不出来由。也许是因为相信了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讲叔本华的那些“段子”，还不喜欢他把人生描述成在匮乏与餍足之间“打秋千”——那真的没什么好活的了。
让别人去死的叔本华，却靠着遗产过了一辈子舒服日子，怕死怕得要命——事先嘱咐别人，哪怕他被放进棺材里了，都先不要盖盖子，说不定还能抢救一下。
静安先生在二十三年后，自沉昆明湖。
这个别扭存了很多年，后来无意间在《谈艺录》里看到有关《红楼梦评论》的内容，豁然开朗。钱钟书目光如炬，话说得也含蓄婉转——若真的按照叔本华的理论，《红楼梦》该这样写：宝玉娶了黛玉，然后磨成一地鸡毛，互相厌倦憎恶，这才是悲剧中的悲剧。钱先生说，用丰富如海的小说“佳著”《红楼梦》，去例证叔本华的“玄谛”——高度抽象的理论，对双方似乎都不是好事。
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对王国维的热爱——“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寅恪在《静安先生遗书·序》里这么感慨，他归结静安先生一生学术著作，皆“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他是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大师巨子。
何其幸哉，现代学术规范从无到有的过程中，《红楼梦》成为了王国维的选择之一。
当然，不只王国维做了这样的选择。
2007年，国学网、百度和人民大学国学院联合发起“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的活动，最后评出了十位：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和冯友兰。
我不知道这个评选的代表性有多大——主办方公布的数字是收到了一百二十多万张选票。对于“国学”这个摄魂怪一般只知道轮廓、看不清长相的存在，也轻易不敢去招惹。这名单上的诸位早就光芒万丈，并不需要再上给他们这个“尊号”。我之所以对这个名单感兴趣，是发现进入20世纪的《红楼梦》一路前行，竟然与这十位，都或深或浅地有过“交往”。当然，缘分最深的是胡适之，在他和他的朋友们的帮助下，《红楼梦》彻底蜕去了旧壳，进入了现代，《红楼梦》这部书在今天大多数人眼中的形象轮廓，是他们勾勒的。
三
1919年，民国八年，这个旧历的乙未年，闰七月，有384天——也许中国人的确需要多一点时间来理解这个多事之秋，再迎接下一个春天……凡是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同学，应该对这个纪年前后的世界都有些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俄国成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巴黎和会，“五四”运动……
袁世凯“洪宪”称帝的闹剧之后，两年前张勋的辫子军也只在北京城里折腾了十二天，不会再有谁蠢到要去动“共和”两个字了吧？溥仪又回到紫禁城里去骑自行车了，孙中山在广州成为了军政府的大元帅，北京政府的总统、总理们还在不定时“倒班儿”……
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派出的两支考察队，在赶往巴西的索布拉尔和西非的普林西比岛的途中，他们要确保在5月29日之前抵达，因为那天南半球中纬度会出现日全食，他们都是去测量太阳背后光线的偏移角度。这一天，太阳正处在易于观测的毕宿星团——带队的天文学家爱丁顿认为，错过这次机会，可能要等上千年。之所以要派出两支队伍，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爱丁顿成功完成了测量任务，经过几个月的数据分析，观测数据与爱因斯坦引力方程预言的太阳引起周围空间弯曲导致光线偏移的数据一致。广义相对论首次获得了实证。
4月30日，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约翰·杜威和夫人，抵达上海。他的中国弟子胡适与陶行知等人“南北统一起来打个公司合办”，才促成了杜威的中国之行。“南”是江苏教育会、南京高师，“北”则是北京大学，这两家是出钱的人，后来加入邀请的团体增加到五家。
胡适将老师的哲学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句话广为流传。杜威在中国逗留了两年零两个月，有人统计他完成的78场讲座题目，是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现代科学、民主与教育”，在知识界和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范围越来越广的流行热词。
第二年10月，应湖南教育会的邀请，杜威去了长沙，时值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在中国，两大巨擘受邀同时抵达长沙，陪同前去的还有蔡元培、章太炎等国内重量级学者，华山论剑一般的学术讲座一共举办了40场，内容涉及哲学、教育、社会改造、男女平等诸多问题。
中国有很多杰出的头脑和强有力的心，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为自己的民族寻找着出路——我们需要道理，道理带来方法，方法指引道路。
不同的道理——有时候我们名之为“主义”——带来了不同的方法，不同方法指引出了不同的道路。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这部作者写来让人“消愁破闷”“喷饭供酒”“把此一玩”的闲书，被中国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力量选中，成为言说意义的对象。
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
当然，健将们对《红楼梦》也有点儿看不上。
迁往北京的《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期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当时胡适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跟着杜威学习，下半年发表陈独秀作为呼应的《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的大旗举起来了。
第二年，《狂人日记》发表。鲁迅说，他是听命地做起小说来的，那些革命健将们太寂寞了。
寂寞到自导自演“唱双簧”——他们要打倒“孔家店”，人家不搭理这些说话偏激的后生小子们，那就自己找人穿上孔家老店的“马甲”，来《新青年》“踢馆”，希望博些关注。
扮演“踢馆人”的，正是夹着大皮夹去找鲁迅、因为怕狗心怦怦跳的钱玄同，他是《新青年》的编委，要鲁迅“呐喊”起来，于是有了那个著名的“铁屋子”比喻。他就不怎么看得上这部书：
弟以为旧小说中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三书耳。
我以为不但《金瓶梅》流弊甚大，就是《红楼》《水浒》，亦非青年所宜读。吾见青年读了《红楼》《水浒》，不知其一为实写腐败之家庭，一为实写凶暴之政府，而乃自命为宝玉、武松，因此专务狎邪以为情，专务“拆梢”以为勇者甚多。
这是他发在《新青年》上的《致陈独秀》中的话。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傅斯年看法与此类似，他在《白话与文学心理的改变》一文中这样说：
我们固不能说《红楼梦》《水浒》不是文学，然亦不能成其为真有价值的文学，固不能不承认《红楼梦》《水浒》的艺术，然亦断断乎不能不否认他们的主旨。艺术外无可取，就是我们应当排斥的文学。
他们想要“白话文学”“平民文学”“人的文学”——鲁迅的稿子交过来也是明年的事儿了，现在怎么办呢？他们在《新青年》上讨论《红楼》《水浒》，并不是、至少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评价这些“旧说部”，两手空空的健将们，只能如此。
那位和钱先生同台演双簧的刘半农，就在同一期的《新青年》上发了一篇《诗与小说精神之革新》，文中他说：
如吾国曹雪芹、李伯元、吴趼人，英国之狄铿士、萨克雷、吉柏林、史梯文生，法国之龚枯尔兄弟、莫泊三，美国之欧亨利与马克吐温，其心思之细密，观察力之周至，直能将此世界此社会表面里面所具大小精粗一切事物，悉数吸至笔端，而造一人类的缩影。
把曹雪芹与狄更斯、莫泊桑、马克·吐温等欧美小说家相提并论，因为作品“像”。健将们心中的范本是在十九世纪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欧美现实主义小说，可几个国人知道这些洋人？他们也只能拿更为人熟知的旧说部来比划新文学的进深宽窄、大致模样。
虽然被挑剔嫌弃，好歹被容留了。这些最初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们，很快将占领中国的文化场域，在他们掀起的毫不留情地扫荡旧文学的革命风雨中，《红楼梦》存活了下来。
……
（全文详见《江南》2021年第四期）
计文君，小说家，艺术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曹雪芹美学艺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出版有小说集《化城喻》《问津变》《白头吟》《帅旦》》等，曾获人民文学奖、杜甫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等，出版有《红楼梦》研究专著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