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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篇小说，感觉一个声音回响，这声音简洁、迅疾，像闪电瞬间照亮黑夜，同时，它亲切、细碎，像绵柔的雨丝，将人干燥焦渴的心一点点淋湿。

在蔡测海先生早期的短篇佳作中，有一篇叫《远处的伐木声》，几十年过去，那个声音仍然在延续，借用他这篇新作中的半句话，从时间的那里，到时间的这里，一个赤子的声音一直没有改变。

——黄 斌

蔡测海，湘西人，当代作家。作品有《家园万岁》《地方》等近千万字。作品多次获全国文学大奖及海外华人文学奖项。作品译成多种外文。

西南某处，我们的经纬度

蔡测海

我们从不同的原生地出发，走向同一个定量。男人，女人，大个，小个，每人每月四十五斤大米，每月四斤猪肉，分作四餐。每人每月三元钱。生产队记每月三十个工分日，满勤满分，每月三百工分。每个工分日平均值五角钱，一个月十五块钱，外加三块钱，一个月十八块。我们不在生产队出工，拿满勤工分，一个月吃四十五斤大米，四斤猪肉，还有三块现钱。我一直觉得，这是对生产队的亏欠。生产队的每个人，要替我多出一份工。患关节炎的父亲，两位年少的姐姐，小姐姐儿时做翻豆腐游戏，坏了一只手，还有生产队的所有人，成了我的替身。

我像牛脱掉了轭，把苦累留在生产队。我要去修铁路，参加三线建设。

母亲舍不得我出远门，又想让我出门长见识。母亲帮我收拾行李，一卷被子，一只碗，一双筷子，一把锄头。这是公社干部交代的。母亲要我多带一双筷子，筷子容易丢失。父亲说一双筷子也不要带，折两根棍子就是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带一把锄头，种铁路？

小学课本有个修铁路的人，叫詹天佑，他修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人字形，火车通过八达岭。修铁路不是种苞谷黄豆，是办大事。我有种莫名的荣耀，还有离别父母莫名的忧伤。我背上一卷被子，上边横一把锄头，被子里塞一只碗、一双筷子。我再看了一遍詹天佑，我几乎成了詹天佑的化身。鸡叫头遍，起大早出门赶路，下一道坡，上一道坡，上下十里，骑马一样快。走一段平路，天微明，到召市上大巴车，十来辆编号的大巴车。平时抬头不见低头也不见的人在这里集合。这里集合了一个营，好人好马，百里挑一的年轻男女。我们这个营叫枝柳铁路建设召市民兵营，分连排班。我们的连队叫老火连，老兴公社与火岩公社的人一个连。大公社时，老兴和火岩是一个公社。从时间的那里，到时间的这里，人在这里，公社在那里。我们老火连乘坐六号大巴，六六大顺。一号车坐的是营领导和连领导。领导领头，八百多人，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人。他们知道詹天佑吗？

汽车在山路上拐弯的时候，我看见后面还跟着两辆解放牌卡车。一车大肥猪，一车装了大米的麻袋包。吃肉吃大米饭，那是一定了。汽车送我们到永顺止，步行。吃饭时，发现筷子丢了。父亲的话总是对的。小的事物会丢失，连缝在衣服上的扣子也会丢失呢。从来不会丢失东西的人，是瞎子，他们看不见，对自己的东西特别小心。失明不失物，天见怜。

步行到松柏，吃饭。松柏的大米饭和南瓜特别好吃。坨子肉，用搪瓷脸盆装一大盆，尽量。松柏有古柏几株，相传有株雷打过的空心树，白军追杀红军一位营长，红军营长在空心树中躲过追杀。营长，就是我们车队坐一号车的，要是还有白军，他敢追杀营长？我们的锄头扁担是吃坨子肉的？松柏山水灵秀，良田沃土。后来出了个土家后生宿华，身价千亿，快手的掌门人，又恰巧是我同学谭的大女婿。宿华没看见我，他还没出生。他后来也不知道我路过松柏这地方，我想他知道詹天佑。

行路难，去修路。下壁陡的长坡，到迴龙，到梧楠界，住进彭姓人家偏屋的吊脚楼。彭家旧时富人，有樟木太师椅，金丝楠八仙桌。他家的大灶屋成我们老火连的厨房，那是我们领取大米饭和南瓜萝卜菜的地方，还有豆腐和猪肉。彭家大屋最好的地方，就是大灶屋。千山同形，这里的山也会有回音，只是我不能大声喊，到处都是我们的人，怕惊动他们。我家山中，大喊，最多惊飞几只鸟，把风喊高，吹乱白云。铁路民兵也是兵，只能吹号，不能大喊大叫。起床号，出工号，休息号，熄灯号。号令，我懂。我那时受过训练。急促，高亢，是集合号和上工号，低缓悠长是休息号。民兵也是兵，有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和司令员。我是兵，统铺，我们和班长排长连长睡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出工。下大雨不能出工，连指导员向华巨就唱歌。他和我外祖父同一个名字，人只比我大十几岁。好听的男中音，深沉，抒情。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好听。我说，你再唱一遍吧。这首歌，我一直没学会。以后再没听人唱过，要有，也没他唱得好。我不敢说，毛主席这首词是忧心词。

我们是最早到这里的修路人，比铁路工人先到。我们修便道，铁路的供给线。铁路修多长，便道就要修多长。比我们到得更早的，是架高压线和电话线的人。荒山野岭，猴子出没。最先来架高压电线和电话线的，会是一些猴子精，有猴子精神。

这条小河叫梧楠溪，从山上流出，夏天水也冰凉。河水滚动，生出凉风，凉爽的梧楠溪的夏天，蚊虫也少。溪边有金丝楠五棵，树大三人合抱，高三十尺。溪流上有石拱桥，桥那头住女子班，十二人。桥这头是我们。女子班和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在小溪里洗衣，一起上对面坡上修路工地。女子班最小的十七，最大的十九。再大的都出嫁了，不会来修路。听见她们大笑和大声说话，不见她们唱歌跳舞，会唱歌跳舞的去团部宣传队了。她们是修路的劳动力。老兴火岩的女子会劳动，不会跳舞。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她们也会唱歌，声音好听，天生的。修路人多，她们不唱。唱歌的是指导员向华巨。男中音，老火连的独唱歌手。唱大雨落幽燕，也唱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爱听，他把我唱成雨雪，唱成千里万里。雨雪幻化，世有远处。

从梧楠溪到迴龙河，到司溶溪，到长官古镇，到罗依溪王村大河，与河流同在的是人流。修路人的营盘一座连一座。一个团修一条路，一个营分一段路，一个连再分一段。我们老火连三个排，再各分一段，排再分到班。我们班劳力强，女子班和我们班打伙并一起，叫混二班。我们混二班施工进度比别的班快，工地广播经常表扬我们。指导员向华巨说混二班生态环境好，人气旺。班长尚玉说是火上浇油，火旺。尚玉皮肤上了一层黑釉，笑出一口白牙，能说会道。指导员说他能把树上的猴子哄下来。团部发了几期简报，《三线战报》，表扬了别的连队施工进度，不见表扬我们连队。连长老田有些焦虑，挖潜力，抢进度。老田把女子班分散，每个班分两个，效果大好，施工进度快了很多。我问指导员向华巨：“这几天不见你唱歌？”他说：“要唱。连队没伤员没病员，我想唱。”他唱：往事越千年……，他唱完对我说：“你高小毕业生，有文化，给《三线战报》写稿，每个月你多拿一块钱，从我那三块钱里出。”我有文化，高兴。第一次听人说我有文化。我没文化，我就不算一个人。指导员向华巨给我一支金星牌钢笔，一瓶英雄牌蓝墨水，一沓有横格子的稿纸。我想写那些挑断了的扁担，挑烂了的竹筐，挖断了的锄头，打短了的钢钎。捏不成一篇稿子。最后，我写了篇《工地歌声》，交营部通讯员送到团部。一个星期后，《三线战报》发表了。指导员向华巨先看到，他拿给我看。说我有才，写得好。我说，是你唱得好。指导员向华巨给了我一块钱，一块钱是他一个月生活补贴的三分之一，值两个工分日。我不能要。他一脸严肃，嫌少啊？后来，我用那一块钱买了本小说，叫《沸腾的群山》，已记不清是谁写的。我后来自修汉语语法时,很多例句出自这本小说。

指导员向华巨，是一个短句：修路工。句号后边再加上一个短句：会唱歌。后边那个短句，是他比我们多出的一部分，那个部分不记工分。我也是个短句：普通修路工。好像不完整。一个人，不会刚好不多不少地是一个人，有多有少才是一个人。我力气小，挑土时，我特意要装土的人再加上两铲，我要练成大力士。有些吃力，大力士是慢慢练成的。练成钢腰铁肩，飞马一样一往无前。我练力，指导员向华巨要我练字，连队要办黑板报。谁叫我是高小毕业有文化呢？黑板报，是三线建设最大的报，也是中国报业史最大的报。大家叫我黑板报。一个短句，临时的，暂时的，抹不掉的，永久的记忆。

黑板报是连队的事，看的人多。女子班那些人也要看的，我希望我的粉笔字不丑。女人绣花要好看，男人写字要好看。鸟的羽毛好看，树开花好看，这都是故意的。

营部下来的医生说，女民兵每个月生理期要休息五天。听不明白，重感冒吧？都几个月了，女子班的人像我们一样，一天也没休息，她们没那个生理期吧？花子的血顺着裤脚管流下来，我喊指导员向华巨，花子受伤了，流血了！花子瞪了我一眼，骂：喊什么，你要死吧。指导员要花子下工地休息。花子挪了个地方，在指导员看不见的地方，狠狠地挖土方，大块的土方，一块一块地塌下来。她挖出几尺平路。锄头起落，像种苞谷黄豆。在这里，会种出一条路。

梧楠溪，我们围了一潭清水，天然洗衣盆。女子班和我们一起洗衣。河里的小鱼看着长大，我们的汗水养肥了鱼。姑娘们告诉我，衣服先要用热水加肥皂泡几分钟，然后在河水里才洗得干净。我把衣服从河水里捞起，用热水泡。花子说：“这样更不好洗，冷汗了再泡热水，汗巴纱。”我不会洗衣服，在家里母亲洗衣。花子说帮我洗，我说自己来，用力搓就脱汗了。班长尚玉抱了一堆脏衣服，朝姑娘们一个个看过去，把衣服扔给香子。香子长辫子，大眼睛。我们看过电影《红灯记》样板戏。香子像李铁梅。香子捞过水里的脏衣服，搓洗。香子一边搓衣一边说：“尚玉班长，你这衣服是油汗，好难洗哟。”尚玉在一边有一句没一句：“我这人懒，找个人洗衣服，享福。”姑娘们说：“尚玉班长，要看你有享福的命不。”连长和指导员来洗衣，姑娘们争着帮他俩洗。指导员的衣服被抢走了。连长老田不让姑娘们帮洗衣。他人严肃，姑娘们怕他，不敢抢。连长很快洗完衣服，走了。扭头说一句：不要到女子班乱窜。

洗完衣服，回去晾晒。姑娘们提不动那么多湿衣服。我帮着提一桶湿衣服，在离姑娘们宿舍两丈远的地方停下。姑娘说：“黑板报，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

我把那桶湿衣服放在石阶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晚上做梦，去了女子班宿舍。姑娘们全穿红花衣，像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里的朝鲜姑娘，唱歌跳舞。起床号，醒了。洗脸时，尚玉班长见我笑着，他问：“黑板报，你笑什么？今天有肉吃。”

工地上休息，吃炊事班送来的午饭。吃饭时，连长说开个短会。说昨天晚上有人摸到女子班去了，还摸了姑娘们的头，把人摸醒了。没出事就好，出了事就是大事。我一声也不敢吭，那顿饭不知怎么吃完的。连长是说我吗？我只是做个梦，梦里也没摸姑娘们的头。尚玉班长凑过来，贴着我耳朵说：“连长人鬼得很，他什么都知道。”我想，连长不会知道我做梦吧。晚饭后，指导员要我陪他到河边散步。他问我那次送衣服到女子班的事，我说两丈远呢。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两丈远，好小伙子。黑板报是好报。我心里悬着，好，没出什么事。

电影放映队下连队慰问，《红灯记》，我和尚玉班长走十几里夜路，到团部先看过。他说再看也是铁梅和奶奶。他恨王连举，不去看了。叛徒比鬼子更坏。他说今夜月亮好大，没人，下河洗个夜澡。脱个精赤了光，爽快。河流拐弯处，水深齐脖子，正好。脱光游狗刨，把水里的月亮弄碎。没人，自在。尚玉班长对我不说好话，说我那东西小，那东西小，人胆小，力气小。说哪天捉条蛇给我吃，吃了蛇，会变大，力大胆大。他后来真捉了一条大五步蛇，杀了让我吃蛇血蛇胆。我怕蛇，蛇那怪相，见了就怕，怎么吃。他说你闭上眼睛，就当喝口凉水。我就这样生吃蛇血蛇胆。蛇剥了皮，烧着吃。像吃烤羊肉的味道。当地人不吃蛇，怕长麻风病。人长了麻风病，一截一截地烂掉。没几天，我小腿生疮，奇痒。我想是长麻风病了，等着一截一截地烂掉吧。那些夜晚，我找出指导员给我的纸和笔，不停地写，写我们连队的那些事，大事小事都写。也没什么大事。那些小事，边想边写，边写边想，也真成了大事。一筐一筐地挑土，就会挑出一条便道。有了便道，就会有铁路，有了铁路就有大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搞好了，国家就好了，没人敢打我们。我没写做梦到女子班那个事。我写了很多，差不多能出十期二十期黑板报。我对尚玉班长说：“你聪明，就是不爱看书写字。你照着我写的抄，以后出黑板报。”我让他看我小腿上的疮，我说我长了麻风病，要死了。他看了我的疮，说不像麻风病，是高脚蜈蚣撒尿长疮。他扯了一把薄荷叶，给我擦了几次，疮好了。

疮好了，胆子大了，力气也大了，全身上下都长大了。到青天坪去挑修铁路的物资，上两道坡下两道坡，翻两座山，走两条河，来回六十多里。天不亮出发，到青天坪已是当午。领修铁路的物资。炸药包和高压线瓷葫芦。炸药包个大，看起来重。瓷葫芦个小，看起来轻。别人选了炸药包，说我年纪小，挑瓷葫芦。瓷包铁，当然重。我挑了十个瓷葫芦，一头五个。吃完午饭往回赶路，越挑越重，越来越跟不上挑运队伍。天黑了，我还没爬过最后一座山，回到连队，已经熄灯。指导员接了五六里路，说我的担子比别人重二十公斤，一个瓷葫芦有七八公斤呢。尚玉班长对我讲，还是吃了蛇血蛇胆力气大。我说，把重的看轻，力气就大了。指导员哼了一声，黑板报不傻。

我们老火连，光荣的连队，最先完成了施工路段，上了团里光荣榜，便道全线通车，我们要转战古丈牛角山，修铁路，我们就是真正的铁道民兵了。没见过火车，没见过铁路，要亲自修铁路，我们很兴奋。比我们更高兴的是女子班，姑娘们开始唱歌：

红岩上

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

……

声音好听，她们本来是会歌唱的。

收拾好行李，姑娘们坐卡车，我们步行。姑娘们上了卡车，指导员向华巨告诉她们，回家。男民兵留下，转战铁路工地。姑娘们从车上跳下来，说也要留下修铁路。指导员对她们讲，回家多种粮食，多养肥猪，也是支援三线建设。连长老田喊：女子班都是好战士，一切行动听指挥。

花子挨到我身边，想说什么，没开口。我想她是怕我不会洗衣服，我告诉她，洗衣服先用热水泡发，然后下河洗，干净。她点了点头，对我说：“黑板报，你们留下来，以后就是铁路工人了，管火车啦。要记得我们女子班，坐火车不要我们的钱。”我好像真管火车似的，我说：“你们喜欢坐到哪里就坐到哪里，坐到天边也不要钱！”

香子弯腰呕吐，她十几天前就这样，吃不下饭，分给她的肉，她分我一多半，她只吃几片瘦肉。我十八岁，正长个，吃得多，吃长饭。香子有回对我讲：“你和尚玉班长好，给他带个话，他要没良心，就把我害了。”我带话给尚玉班长，又问他：“你是不是夜里去女子班了？”他没说什么。我说：“你不说，就是认了，你摸她了？”尚玉班长经不住问，认了，他说他喜欢香子。他要我不准告诉别人，不准告诉连长指导员。不要当王连举。我恨他，但我不当叛徒，我是黑板报，不是王连举。

花子、香子她们又上了卡车。尘土飞扬。卡车很快隐在山那边，留下蜿蜒的便道，那是我们修的路。

我们去修另一条路，铁路，火车的路。

转战牛角山，步行二百来华里。一路上很沉闷，比人高的巴茅，热气直往身上扑，像罩个蒸笼。我边走边想，花子香子她们到了哪里，为什么不把女子班留下修铁路？有些事，不是女人干的。她们种苞谷黄豆，洗衣做饭，她们不能伐木，放木排。她们修路，不能修铁路，她们根本不要来修路。

到了牛角山铁路工地，才知道，只有男人才能修铁路。一位老铁路工人告诉我，从有铁路以来，就是男人修铁路。两条钢轨是公的，每一根枕木也是公的，铁锹，铁铲，风钻，全是公的。铁路的性格是钢铁，它的坏毛病就是性别歧视。我的第一位铁路工人朋友叫余呵呵，总是笑呵呵的，小个子贵州人。我叫余呵呵。我叫黑板报。两个人密码一对上，就成了朋友。我认识的第二位朋友，是位铁路工程师，姓张或是姓章，我想他是姓詹，詹天佑那个詹。出黑板报，转战牛角山的第一期。我不知怎样描述牛角山。工程师正好经过，一看就是个有学问的人。我问，他答。牛角山，武陵山系。海拔四百五十二米。北纬29度，东经109度。牛角山隧道全长四千五百米。枝柳铁路最长的隧道。控制工程。他停了停又告诉我，整个枝柳铁路有多少隧道，多少座桥。平均三公里一个洞，五公里一座桥。全线在山区。

他这叫学问。我那点儿，叫文化。真不好意思。

他说他住三号工棚，有不清楚的问他。

我们每人一套工作服，帆布的。雨衣，胶靴，柳条帽，还有口罩。我们只穿过袜子，没戴过口罩。口罩是医生戴的。两双手套，也是帆布的。每个月还是三块钱，后来又加了一块钱。好事一个班，一齐来了。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好东西，每一件都是宝贝。

我们修牛角山隧道的耳洞，主洞是铁路工人。我们每个班组配一名铁路工人，作技术指导。我们班组的技术指导是余呵呵。我们叫他余呵呵，不叫他师傅。

打洞用风钻，钻头是钨钢。那么一点钨钢钻头，比金子贵重。修便道时，我们用钢钎铁锤，这风钻是太厉害了。风钻，直往大山心里钻。打好洞，填上炸药，再装上雷管导火线，人躲在洞外。点火，轰然炸响，山石崩落。鼓风机吹散硝烟，我们再进洞把石块扒出来。打洞二十来天，一天一米多的进度，打进二十多米深。每进一段，架上松木排架，铺上铁轨，用斗车往外运石块。指导员向华巨在洛塔煤矿挖过煤，他说打洞和挖煤差不多。我们老火连的人很行，每个班组下来，打洞两米。从洞里出来，人是黑的，口罩是黄的。黑痰，有硝烟味。在洞里，认不清人脸，只见眼珠子转。我写了篇黑板报稿，叫隧道里的眼珠子。指导员说写得好，传神。铁路广播还播了这篇稿子。指导员给了我一块钱。我收下。先帮他存着，等牛角山隧道打通，给指导员买酒喝。

星期天，初冬的阳光，牛角山洒满金光，像一座金山。洞外，是有阳光的。这天休息，战友们说去古丈县城玩。牛角山离古丈县城不远，十几公里。我们穿好洗干净的帆布工作服，那是我们最好的衣服。走了一个多小时，过了一条小街，再往前走，还不见县城。问人家，才知道经过的那条小街就是古丈县城。我们又往回走，县城也实在小。难怪说学生操练，一不小心就跑进街头的菜园子。县城的米粉好吃。一大碗，加一瓢肉臊子，送两块酸萝卜片。小县城大方。街上有家书店，我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一本《进化论》。《共产党宣言》不贵，才两角八分，我买了。看那本《进化论》，要一元二角，太贵。我还要买一条裤腰带，出工时，裤腰带弄断了。没裤带等于没裤子，裤腰带太重要了。最后还是买了那本《进化论》，去买了几尺鸡肠带当裤腰带。

这两本书，也是我的宝贝。书上的话真好，会说那样的话，就能写好文章。我把那两本书当文学书读。《进化论》让我知道，三叶虫怎么变成了鱼，又变成了猴子和人。猴子变人。我还是认为，人是妈生的。不管怎样，牛角山的岁月，也是我读书的岁月。

尚玉班长见我有空就读书，问我：“好看吗？”我说：“好看。”他要我讲给他听。我给他讲了金色鱼钩的故事。讲红军过草地，炊事班长用缝衣针做鱼钩，捉鱼给伤员吃。他听了，把我从被窝里拖出来，爬到牛角山半山腰，那里有稻田，田里有稻花鱼。月夜，真好捉鱼。我俩捉了五条半斤大的鱼，生上火，烤着吃，比在梧楠溪吃烤蛇好吃多了。吃完了，我说这是老百姓养的鱼，我们是铁路民兵，民兵也是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尚玉班长说：“吃下肚你才讲大道理，屙出来赔人家啊？”后来，我还是赔了。我带的那把锄头，一把好锄头，有铁匠陈一山的火印。父亲舍不得我带走，三线建设比种苞谷黄豆重要，让我带上修路工地。便道修完，牛角山打洞，用不上它了。我把那把锄头悄悄放在那一家人的农具堆里，算是赔鱼钱。他们卖了鱼，也是要买农具的。

牛角山隧道快打通了，我们这边能听见那边放炮的声音。余呵呵说不到十米，两边隧道就接通了。最后这一排炮，就是通天炮。填好炸药，装好雷管导火线，让连长和指导员点头。我们开始撤出洞外。一块石头从顶上坠落，掉在余呵呵的柳条帽上，顶上的石头纷纷坠落，余呵呵喊：“大家快撤，冒顶了！”冒顶，就是洞中坍塌，修隧道常见的灾难。余呵呵指挥大家往洞外跑，血从他头上流下来，然后他慢慢倒在石头堆里。我没跑，冲过去抱起他，吃力地往洞外挪。然后，周围黑下来，静下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工地医院，几个人站在我的病床边。不见指导员向华巨，不见尚玉班长，连长老田头上缠着白纱布，他旁边还站着一个人。个子不大，短发，黑红的脸，穿中山装，像个公社干部。那个人过来，握着我的一只手，摸了摸我的头。他说：“我是彭德怀。”我坐起身，哪个彭德怀？那个身经百战的彭大将军？连长告诉我：“这位首长就是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元帅。”我半坐着，举起右手，敬了个修枝柳铁路以来第一个最标准的军礼。我说：“首长，我是黑板报！”元帅嘿嘿笑，说黑板报这名字好，三线建设最大板。

多少年以后。我还记得元帅那副公社干部的样子，看不出他是个有阅历的人。

枝柳铁路，贯通大西南。我出了最后一期黑板报。通栏标题：

好人好马上三线。

我要告诉后来的人，什么叫三线。简单地说，就是第三道国防线。火车开进大西南，绿皮火车。青春的颜色。

牛角山，金色的山。金子的岁月。

山林一处，松树，柏树，枫树。指导员向华巨，尚玉班长，余呵呵，他们的墓碑列成一排，我把一瓶湘泉酒洒在墓前的绿草上。我在一块石头上坐着，给尚玉班长讲金色鱼钩的故事。

我第一次坐上绿皮火车，从枝城到柳州，车过牛角山，我想火车停一下，它果然在牛角山小站停下来，月台上好多人，坐火车和看火车的人。我想，女子班的人会不会在人群里？火车开动，人们散去，月台上站着两个人，是花子和香子，香子抱着一个小孩。后来，花子告诉我，香子抱的孩子是尚玉班长的儿子。那孩子取名叫尚大道，后来读铁道学院。

我没当铁路工人。回家，母亲给我那只青花碗，完好无损。父亲说得对，出门不要带筷子，会丢。父亲说我不该把锄头也丢了。老铁匠陈一山的手艺，好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