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文学扩张了文学边界
非虚构文学的出现激活了自现代文学诞生以来的内在传统，即其“社会性”和“公共性”的一面，它把这两者重又带回到文学之中。非虚构的跨学科书写，不单单是学科之间的工具化使用， 而且让知识还原其情感的一面，关注现实场景中的“个人性”和“情感性”，最终形成一种更加宽阔的、融会贯通的认知体系和文学审美特征。非虚构的写作主体并不全然掌握主动权，它和写作对象互相监督，互为主体，从而形成一种主体间性，写作主体—写作对象—世界三个维度互相依赖，也互相生成。非虚构写作的“真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完成的，它是几方在不断博弈中形成的理解“活生生的生活和个人”的通道，不是一劳永逸的确定。在此意义上，非虚构文学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类型和写作精神。
非虚构文学的审美特征和主体间性
自2010年始兴起的“非虚构文学”思潮，最有意味的地方在于，这一概念的兴起是由“文学内部”发生，其结果却是，“文学内部”在大部分时候给予此相当严厉的批评、挑剔甚至否定，在“文学外部”，它却如火如荼，渐呈蔓延之势。我们看到，不管是大众传播层面的新媒介栏目、新闻特稿报道等，还是其他专业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等都在进行非虚构写作实践，探讨“非虚构”的意义、方法，并试图从中寻求自身学科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这不禁让人追问：“非虚构文学”究竟具有怎样的特质，而形成几乎类似于一场全民写作的运动，它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何在？进一步来说，“非虚构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只是某一时期的昙花一现，还是它真的具备一种文学力量，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学类型，既区别于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也区别于新闻、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最后，与既往的文学写作相比，“非虚构写作”究竟有无真正的异质性，“比如一个非虚构作家的主体，他在世界上的位置与小说家有何不同？他们同样是叙事，同样是‘讲故事’，非虚构的叙事和讲故事中是否包含着对人和世界的不同的认知视野？” 如果真的有所不同，那么，这些不同能否确证非虚构文学的合法性，进而确证非虚构文学使当代文学得到真正的扩张，从而为未来的文学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不妨回到白话文运动发生之初重新进行溯源。
01
白话文运动兴起的本质是现代思想发生了变化，它既是追求平等自由和大众普及的时代要求，也是文学文体产生根本性变化的契机。胡适在谈到白话文运动中文学革命的兴起时曾说道：“这场文学运动本身就是对解放文学形式的需求，尤其是对采用白话文作为现代文学各分支的唯一合用媒介的自觉需求。但这场运动所包含的各种交叉问题，使它变得不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我前面提到‘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文学素材领域的拓展，那么这种拓展和丰富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包括新的视野、新的愿望、新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思想，以及新的首先标准，诸如与现代文明的接触、个人的发现、妇女地位的提升，还有过去十年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化等——它们带来了社会思潮的激荡。” “解放文学形式”和“新的视野和愿望”，胡适所提出的“文学改良刍议”，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无一不是从这两个角度进行阐释的。“现代文学”的发生一开始就与 “社会”之间血肉相连，并且，这里的“社会”并非单指客观之社会现象，它包含人的精神和思想情感。
为了应对当时汹汹之批评，即白话文学的粗糙和对文言的抛弃，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不仅以创作实践来证明白话文学同样可以拥有审美之特质，同时纷纷给出理论阐释。胡适提出“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意在让白话文学同样成为一种审美化的语言。周作人也提出，“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且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这种理想的言语尚若成就，我想凡受过义务教育的人民都不难了解，可以当作普通的国语使用。”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白话文学”既要拥有“文章之美”，也要满足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即面向大众。
回顾百年以来的文学史，几次大的争论无不是围绕着“文学”与“大众化”、“公共性”进行。陈平原在一次文学对话中发出疑问：“进入新世纪以 来，我们一直在追问：文学到底还有没有力量，也包括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专家，是否愿意或者能够继承鲁迅的传统？” “鲁迅的传统”，即中国知识分子所言的“社会关怀”的那一部分，其实，这一问题自1990年代以来就被不断提起。大部分论者会将其归结为社会的资本化和功利化导致了文学边缘化，其实， 它更来自创作者对“文学究竟何为”的焦虑。当社会发生剧烈变动之时，文学内核的某种苍白被凸显出来，一段时间内凝结而成的“文学”概念无法承载扑面而来的时代和现实，那么，变化是必然的。
非虚构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动态链上产生的。这是一次文学的自我暴动，是自1990年代以来文学焦虑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的质变，不只是内容方面的“底层写 作”“现实主义”或“大众化”等思潮的变体，它还试图在文体上赋予文学新的特质，指向更为宽阔的可能。它试图接续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之初的任务：以文学作为媒介，展示社会内部“新的视野和愿望”，并最终“解放文学形式”。
2010年和此后几年间陆续出现的一系列非虚构文学作品，如《中国在梁庄》 《中国，少了一味药》《冬牧场》《拆楼记》《瞻对》《出梁庄记》等，以作者自身的“介入”，以“个人经验”为起点，进入中国生活内部，书写真实的人生和历史事件，这些作品最为显著的共性特性便是，它们都致力于展示社会内部 “新的视野和愿望”，而读者的热烈反响及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广泛讨论也说明它们具备了某种真正的公共性。可以说，非虚构文学的出现激活了文学的内在传统，即其“社会性”的一面，文学重新与社会、时代和现实世界之间发生联系，它把封闭在现有文学形式内部的社会现实和公共价值重新打开，和读者在情感上形成直接的呼应，最终也实现了审美方式的转换。
复旦大学教授金理在一次会议上说，“即使在虚构中，非虚构也似乎成为了对‘文学’、‘文学气质’的克服”，这里的“文学气质”一词特别值得推敲。身为文学中人，对“文学气质”都隐隐可感：“审美”“修辞”“自我”“边界感”“某种感伤气质”等，所谓“克服”，不是对这些名词所代表的 “文学属性”进行否定，而是非虚构文学让这些“文学属性”重新处于“未确定状态”，进而探索新的边界和新的概念。
在非虚构写作的发酵和传播过程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普通写作者的加入。这些普通写作者的非虚构作品也许文学性不够高，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写作起到了 “大众化”的作用。文学不再只是少数人可以做的事情，它超越阶层、专业和圈 子，让想表达和想说话的人找到可以表达的方式。
在这样全民写作的热潮中，我们隐约可以感觉到“白话文学”和“白话文教育”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活力，它们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即重新打开文学，使文学走向普罗大众。那些普通的、无名的、不被人关注的人生也可以变为有名，被人关注到，那些从来不曾有过观众的人因其故事而被另一个陌生人看到，从而使得自我的某一部分得到彰显。这样一种全民写作非虚构的现象似乎在提醒大家关注一个问题：平民能不能分享文学？或者，平民有没有权利通过文学的手段来实现自我，从而形成一个公共空间，进而参与到时代精神的生成过程中？
可以肯定，这些作品或许无一能够进入未来的文学史中，但是，在此时此刻的历史进程中，却像胡适当年的“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一样，成为通往某种解放之途的桥梁，成为无数次文学嬗变最基本的变动力量。
02
2021年5月23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探索与争鸣》杂志举办主题为 “非虚构写作与中国问题”的会议，邀请了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和文学学科的学者，笔者也有幸被邀请参加。在去之前，笔者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甚至写好一篇文章，列举“非虚构文学”之好，以对应可能到来的批评。
可是，在整整一天的会议中，笔者感受到的是其他学科学者对“非虚构文学”的敬意和认同，这一认同并不是说他们全盘接受非虚构文学的种种特质和方向，而是，他们认为，“非虚构文学”为他们学科带来非常多的反思空间和可借鉴之处，譬如学术规范和学科话语方式对学科的桎梏，譬如在“田野调查”中如何面对“个人”，在书写时如何处理“情感”，等等。由此，我意识到，关于 “非虚构文学”的讨论并不只是文学和文学内部的事情，它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及其所拥有的能量远非我们所能想象的。
或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思路重新思考“非虚构文学”的内在特质及由此产生新的启发性。问题的焦点不在于非虚构文学溢出其他学科是否“对／ 错” ，而在于，当想到非虚构文学给不同学科带来新的空间时，激荡着我们的是非虚构文学的哪一种精神特质，而这一特质可能是虚构文学或之前的文学写作所不具备的。
在那次会议上，不同学科的学者致力于探讨的是，当我们面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场景时，我们该如何把“个体”提请出来，让个人特质显现出来，同时又不放弃其社会特性和逻辑特性。
就文学而言，它具体指的是，你是否真的看到生活内部的异质性，而这一异质性有可能冲破某种固定的、已然为我们所熟悉的话语模式和认知模式？在这 里，田野调查只是前提和必要条件，在庞杂、琐碎的生活表象背后，触摸到个体存在更为复杂的面向才是基本任务。
换言之，一个专业的非虚构文学写作者写的并不是“生活的表象”，不只是讲好“一个故事”，而是要尽最大努力发掘，在那样的“现场”和“故事”中， “个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这个“个人”不是抽象的、更高真实的个人，而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
非虚构文学所面对的是“现实生活”和“活生生的人”，这是它的基本逻辑起点，它是非虚构文学的最根本特质，也是能够激荡写作者内心灵魂的基本点。并不是所有写作都能如此激活一个写作者的身份意识，写作者和时代、社会正面相逢，你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不能拿“文学回到语言自身”来安慰自己， 你必须正面直视你面前的活生生的生活和人，你面对的不是柏拉图洞穴里的“影 子”，而是“人”自身，词与物之间，你必须找到最恰当的话语来对应。
对于文学而言，这是一个新的挑战。写作者多了一项之前的同行未曾遭遇过的道德要求，你要为这一“活生生的生活和个人”负责，“田野调查”“行动”“现实关怀”等不是写作者加诸自身的光环，而是你要描述“活生生的生活和个人”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
那天会议探讨的问题非常具体，甚至连社会学中所惯常使用的人物代称 “×××”也进行了一番辨析。其中，有一位学者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他说，有一次他们在进行“农村分家”的田野调查，那个家庭正吵得不可开交， 他突然想到，如果要进行论文写作，那么，“农村分家”中的情感因素一定会被弃之不用，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从经济、社会、人际关系等角度进行分析，但实际上，“情感”又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无法量化，而不能被进入社会学的书写。大家就此进行了一番非常有意味的探讨，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如果“农村分家”过程中的情感因素不被书写，那么，这样的调查是否是有缺陷的，甚至是违背真实生活逻辑的？从而，这样的社会学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
学科分野是现代知识的划分形式，它是所有学者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只要你想在学科内获得认同，就必须用某一套固定的话语系统来说话。所以，不同学科之间壁垒重重，界限分明。学者们既为之受苦，但同时，也形成某种类似于知识霸权的分野，要想进阶，必须掌握这些话语术。非虚构文学的写作冲破这一学科分野，对所有学科的知识类型都是“拿来主义”的态度，田野调查、口述历 史、场景还原、地方志视角等，都可以在文中出现。这些不单单是学科之间的工具化使用，而是一种新的激活，让知识还原其情感的一面，关注现实场景中的 “个人性”和“情感性”，最终形成一种更加宽阔的、融会贯通的认知体系和文学审美特征。它让人的心灵重新回到古典时代，在那时，所有的人类知识都是共有的，数学、诗歌、几何、物理，等等，都还没有被区隔出来，人在思考问题时，拥有一种天然的整体意识，心灵也处于百川共在的状态。它让写作者调动所有的知识谱系、情感经验去思考“活生生的”存在，其心灵是自由的，和对象之间能够坦诚相对。
非虚构文学的跨学科使用让不同学科的学者意识到“甄选”本身的问题所在，那些被社会学称为“边角料”的东西恰恰是最值得重视的，那些被民族志研究中称为“过于主观”的材料或许包含着对那一群体新的认知。
再回到文学上，非虚构文学为当代文学带来一种新的生产框架和认知模式。 它扩张了文学边界，人类学、社会学、口述历史、新闻调查，等等，不同学科的 形式在这里都可以得到新的使用，并最终构成新的文学结构和审美维度。这样的生产框架和认知模式拓宽了文学参与生活的维度，重新激活了“知识”与“生活”之间的深度联结。
这一点，看起来好像并无特殊之处，但是稍微回溯一下就会发现，当“知识”自成一体时，往往会被日渐成熟的话语系统包裹，最终，知识变为“词语” 或“修辞”本身，而与“事物”之间的关联反而有些疏远。这就好像“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概念，它们产生之初都是为了应对当时所出现的“词大于物”的现象，但最终，却也被“词语”吞噬。非虚构文学的田野性、个人性和现实性使得“词语”被迫直面“事物”——那些新鲜的、未知的、很难被命名的事物。在这里，“物”的丰富性和活跃度远远大于现成的“词”的含义，你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去寻找新的对应词语，最终，在不断涨破的“物”与使尽浑身解数迎接的“词”之间的博弈中，一种新的文学文体可能会呈现出来。
03
由于要直面“活生生的生活和个人”，非虚构文学写作者的“主体性”遭到严重质疑。其立场价值、家庭背景、知识视野、职业生活，等等，都变成必须考察的对象，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到你对“活生生的生活和个人”的观察。这是非虚构文学中的“非”，也是非虚构文学中的“虚”。因为这一个“非”字，“非虚构文学”被认为是表达了现实的客观世界，而同时，因为写作者主体的主观性，它又很难取得完全的信任。这几乎成了非虚构写作的原罪。
但是，这一“原罪”也恰恰构成了非虚构文学最为独特的地方，也是非虚构文学之所以不同于报告文学、新闻报告和纪实文学等文体的地方。作者不敢擅用自己的权力，他必须盘察并警醒自身的一切，必须调动自己全部的理智和感情，和自我博弈，最终和“活生生的生活和个人”形成对话。换句话说，你在观看和判断“活生生的生活和个人”，反过来，它们也在观看和判断你，不是因为你是写作主体就掌握了主动权，你的写作对象，甚至，你的读者，整个世界都拥有话语权和判断力。“个人经验”和“知识体系”不是你写作的依据和确定自己的支撑，而是需要不断克服的对象。写作主体并不全然是主动的一方，它和写作对象之间互相监督，彼此互生意义，从而形成一种主体间性，写作主体—写作对象— 世界三个维度互相依赖，也互相生成。
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完成的，它是几方在不断博弈中形成的理解“活生生的生活和个人”的通道，不是一劳永逸的确定。在此意义上，非虚构文学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类型和写作精神。
从写作的总体思想角度来看（不管分属哪一个学科），当写作主体尽力把自己化开、揉碎，和“活生生的生活和个人”一起迎接大的历史洪流时，文本所呈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总是谨慎和多向的，文本语言也是一种尊重的、不轻易判断的语言，并且因为这尊重，作者所观察的生活和个人变得平等、开放且有自我彰显的可能。
卡波特的《冷血》虽然被称为“非虚构小说”，但是，我们稍微思考一下， 作者历时几年，穷尽各方资料去调查、追溯一个罪犯的生活史，这本身就是一种尊重，这样一种尊重既赋予了文本本身的凝重气息，同时，也使所调查对象拥有了打开内部精神世界的可能性。譬如，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为什么具有更开放的空间，它恰恰来自作者对人类学家身份的质疑和对知识背后的价值立场的怀疑，这也使得《忧郁的热带》中那“遥远的部落”不那么遥远，多了“普遍人类”的情感，少了猎奇和奇观化的视野。再譬如前几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美国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的著作《扫地出门》，在字里行间里，你能充分感受到作者目光的注视和极为谨慎的判断，在文后的附录中，作者解释 了正文中时时出现的“朋友”就是作者自己，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因自己社会学家的身份而完全放弃对观察对象的情感描写，相反，他详细描写了一对母子在被迫不断搬迁过程中的快乐片刻、悲伤时刻，还有这些情感对人物的影响。
非虚构写作者在文本中的角色不是造物主的角色，这一点和小说家完全不同。非虚构写作主体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兼而具之，他既要迎接扑面而来的生活本身，要全部身心地浸润进去，去感受生活内部的空间和可能蕴含的精神，同时，还要提防自己过于“自大”，要摒弃过于主观的判断，时时警惕自己被以往知识视野遮蔽。它是一种全面自我批判和自我质疑的写作，其中包含着公共价值的呈现。这并不是否定非虚构写作主体的 “个人性”，相反，所有批判和质疑都经由“个人”产生，它所依据的是自己的所看所感，是非常直观且主观的。
这也是非虚构写作充满活力的原因。当写作主体不断质疑自己的时候，才有可能有新的理解和发现，也才有可能使写作本身获得更阔大的空间。以最近的 “庞麦郎事件”为例。我注意到，《人物》杂志在进行写作之前，几个记者坐在一起开会讨论，对以往“庞麦郎事件”的报道和书写进行总结检讨，以防止这一次报道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样的举动和思想意识，在非虚构写作中，堪称有里程碑意义。这几百字的内容不只是前言，而是这篇文章的一部分，它和本文一起， 构成一个纵深的时代背景和人物背景。它彰显了非虚构写作主体的自觉意识，即 写作者在面对“活生生的生活和人”时，必须有充分的反思意识和谨慎态度。
就非虚构写作的发展而言，文学家们并不超前，甚至显得落后、过于顾虑重重。自2010年《人民文学》倡导并逐渐掀起“非虚构写作”热潮以来，像李娟 《冬牧场》那样的优秀文章非常少，真正积极响应并持续出现成果的反而是在其他学界。最近几年，笔者一直参与评选由瑞士知名杂志Reportagen举办的“真实故事奖”，因此读到了相当一批国内一流记者所写的文章，笔者深深感到，很多文章远远超出了特稿和新闻层面，它们就是非常优秀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并且，他们的勇气、行动力和洞察力远远超过作家。文学界的“圈子化”以其固定的审美和趣味保护着作家们，一旦有一天这个“圈子”被打破，我们会看到自身的孱弱和封闭。
在这里，我并不想对非虚构文学和虚构文学进行某种比较，我的理解是，两者参与历史的方式不同，非虚构文学为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样式，这一新的样式或许能渗透到所有文学样式的写作中，这对于文学本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仍然有很多作家执拗于非虚构写作中的“真实”问题。最重要的两点，一是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虚构”，二是谁有权力认为自己所写的是“真实”。在这里，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每个人在谈论真实时，总是把“真实”看作 “客观真实”，既然如此，又何须文学来书写？但实际上，当人类开始试图说话描述这个世界时，就只能是“摹仿”，“语言”作为中介不可避免地会有错位、 错误，所以，“词与物”的对应从来都只是无限接近，而不是完全对等。在承认这一点的前提上，我们对非虚构文学中的“真实问题”才有探讨的可能。
非虚构文学触及了自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以来，或者说，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文学的一个困境：如何重新让文学再回到生活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的本质在于，文学无法表达越来越复杂和沉重的人类生活。纳博科夫坚决反对现实主义文学，反对流亡的俄国作家们书写自己的流亡经历，他不是反对现实主义文学本身，而是认为，当作家“把流亡当自己的写作资本”时，俄国的现实是无法呈现的。在他内心深处，仍然有无法面对现实的 “羞耻”之感，“当我阅读曼德尔施塔姆在那些残暴者可恶统治下写作的诗歌时，我感到一种无法抑制的羞耻……”这并非修辞意义的“羞耻”，而是实实在在的无能为力。
非虚构文学试图重建文学与现实、重建知识者和“人民大地”的关系，在另外意义上，也是在试图重建一种新的更加融会贯通的知识体系，当这一知识体系重新贯注到文学之中时，或者，文学会出现新的审美特质和结构方式。与此同时，当我们把“文学”看作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着的事物时（而不是一个已然完全成熟、封闭的概念），不管是哪一种文学类型的出现，都有可能是对现有概念的一种修正、充实或者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