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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李行于2021年8月19日去世，享年91岁

对如今成长起来的最新一代中国影迷来说，“李行”这个名字，应该是非常陌生的，即便知道，或许也只是中国电影史教科书上附属于“台湾电影”的一部分，被作为置身“健康写实主义”背景下的一个具体代表人物进行打量。所有的电影人物，若跳出这样的框框，以他们自己生命的燃烧轨迹来看，都会令人有“复活”的感觉。对刚刚去世的李行导演来说，也是这样，甚至，基于他与海峡两岸70年来的具体历史进程的密切关系，他在两岸之间所做的电影交流努力，也因此成为难以复制的佳话。

李行生于91年前的上海，在上世纪40年代末随父亲移居台湾前，就已经迷上影剧并立志献身于此，因而在台湾念大学期间便已深度参与话剧表演与导演工作，为其日后进入电影业奠定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初，在经历了数年由兼职到全职、自话剧向电影的表演生涯后，李行追随导演唐绍华，逐渐从表演转向身兼副导演。在此期间，他以副导演身份拍摄了《追凶记》《水摆夷之恋》《血战》等片，终于在1958年执导拍摄了闽南语电影《王哥柳哥游台湾》，开启“台式劳莱哈代”卖座片时代。这部电影非常卖座，但并未改变他申请进入“中央电影公司”担任演员和导演相继失败的事实。他也曾自组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置身当时的中国台湾电影市场，应该说是比较正常的商业世俗电影序列。

真正标志着李行电影创作步入成熟的是他自1963年起陆续拍摄的一系列颇有师法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美学成果意味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从“前健康写实”时代描摹小民群像的《街头巷尾》，初创“健康写实”、聚焦乡土建设的《蚵女》《养鸭人家》等，皆表现出基于传统中国伦理精神资源的沉稳风格。

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借助古装题材探讨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秋决》、琼瑶作品改编电影《海鸥飞处》，以及起用林凤娇、钟镇涛等本地、跨地演员的新青年故事《汪洋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都成功在银幕上组建起一个“李行宇宙”，令他成为这一时期台湾电影的几面旗帜之一。上世纪80年代，李行仍然秉持对传统中国精神价值的探讨，同时也逐渐转向幕后，担当为台湾电影发展献计献策、评选优秀电影的职责。

李行执导的电影一共斩获了七次金马奖最佳影片，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也难有来者的纪录，这其中固然有特定时代因素，但也证明了他的电影在发扬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聚焦当代人精神图谱方面的独特价值。纵观李行的导演生涯，很难用个性突出的“作者电影”框限，相反，在他将近30年的电影导演生涯中，始终不曾出现过分凸显导演个人风格标符，而是以非常扎实的故事片视听逻辑，聚焦一幕又一幕人间悲欢。

对个人风格的无意识隐匿及对中国人性格与价值的再三发问，令他成为对“导演身份”极为看重的今日世人眼中很容易被遗忘的历史人物。在电影导演生涯后期，李行在多位导演参与的拼盘电影《大轮回》执导的那段，最具传统叩问气息，意识形态也相对比较保守，与他参与电影公共活动时表现出来的敢做敢言性格，似乎产生了很鲜明的对比。从闽南语电影到国语片，到华语电影世界的新浪潮涌起时以《唐山过台湾》为自己的导演生涯作结，李行在电影行业的角色也在悄然转变。

从1990年首度率团赴北京参加中国电影家协会研讨，到此后积极推动大陆电影参加金马奖，及至多次赴大陆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长春电影节、金鸡百花电影节等节展，促成延续至今的两岸电影展映，2009年更创办了“两岸电影展”，疫情之前，李行导演三度出席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的个人作品展映交流活动，或在台湾现身支持参加两岸影展的大陆影人。李行导演30余年来不遗余力推动两岸电影交流，甚至将其拥有版权的22部电影素材交由中国电影资料馆永久保存，表达他对于心目中真正的“中国电影”的情念。

与谢晋、倪震、吴贻弓等电影人在两岸关系逐渐解冻时期产生真挚的交情，同时亦努力向下一个时代传递中国电影精神的同时，李行导演的电影生涯，也恰恰映照出百余年来中国电影在历史风云变幻中的承递脉络。比如他表演生涯一部比较重要的作品《翠岭长春》，导演吴文超正是早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已经活跃的演员兼导演，亦是近年来新发现的早期电影《盘丝洞》的主演。这种隐没的影史流脉，也见证了两岸电影至今仍未褪去的“乡愁”情愫。李行导演通过电影，讲了一生对“理想中国”的愿景，努力到生命的尽头，相信这也是一整代影人的缩影，值得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都同样容易得到与失去的今天被珍重、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