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马拉，1978年生，职业作家。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入选国内多种重要选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余零图残卷》《思南》《金芝》《东柯三录》《未完成的肖像》，中短篇小说集《生与十二月》《葬礼上的陌生人》，诗集《安静的先生》。

何似在人间

马 拉

和谭老师认识时，我二十多岁，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龄。直到如今，愁滋味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谜，到底要怎样才能算得上愁？我似乎没有刻骨的焦虑，一路生活即使说不上顺风顺水，大抵也是平坦。诗人魔头贝贝有首《相见欢》我很喜欢。句子简单清澈，短短几行：“已经很久没有听见/清晨的鸟叫/光照到脸上/仿佛喜欢的人/来到身边”。这首诗算是我最爱的诗之一了。我的生活如同清晨的鸟叫，每天早晨，我总是听到它。有时，像是有大鸟，声音粗糙一些，带有夏天特有的草莽气。大榕树总是绿着叶子，垂下孩子们喜欢的气根，它也不焦虑。榕树上的鸟窝在雷雨中荡漾，鸟儿可曾焦虑？那是一个特别大的鸟窝。据楼上的摄影家说，那里住着一对喜鹊夫妻，它们的幼崽被别的鸟儿推出了鸟巢。这真让人悲伤。谭老师性格开朗，有趣得很。刚认识他时，只知道他在民政局上班。后来知道，是在民政局下属的殡仪馆。那时年少轻狂，有几次深夜，我和朋友喝多了酒，跑到谭老师单位，趴在礼宾部的窗户往里看，里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还有一次，我有两个朋友在谭老师单位门口打了起来，打得昏天黑地，雨一直下。等他们打完，雨也停了。我们坐在马路边上抽烟，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他们为什么打起来？打完之后又亲如兄弟，这让我费解，只有年轻能够解释。那些当年的年轻人，如今都不再年轻，有些信了佛，有些早已从人间消失。我写过一首诗送给谭老师，结尾写着“而我们把炉火点燃/以便清理人类”。我为这个句子得意过。现在再看，这得有多轻佻，才会写出这样的句子。想起太宰治说的“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更是让人羞愧不已。我知道我终究会和谭老师发生关系，到来的那一天还是让我有些猝不及防。

我的岳父，一个朴实的乡村教师。晚年，他得了肺癌，据说是抽了太多的烟。他确实抽了太多的烟。每次陪妻子回家，他手里的烟一直燃着。每次回去，他总是坐在固定的位置，客厅外侧的椅子上，腿盘起来，笑眯眯的，一头白发光亮闪烁。岳父在当地客家人中具有崇高的声望，他的知识和人品让人信赖。他业余做着一份有益百姓却得罪权贵的闲事，帮人写状词。过年过节，来看他的人络绎不绝，手里提着水果和点心，和他闲扯几句，抽根烟即走，从不多加打扰。岳父的退休生活忙碌又充实，直到他进医院。进医院时，他没有打扰我。岳父住在镇上，从镇上转到市里，医院床位紧张。舅哥打电话给妻子，说医院没有床位，岳父只能住在走廊。他们问过医生，什么时候有床位还说不好，得等。舅哥说，你问问阿勇，看他能不能帮忙想点办法。在他们的眼里，我可能是个有本事的人，读过点书，也认识些人。舅哥本就不善言辞，再加上他们平时都说客家话，我听不懂，平时我们交流极少。即使有事，也是妻子从中辗转。妻子和我说时，带着哭腔，自然是因为心疼。妻子是岳父的养女，也是岳父五个孩子中唯一读过大学的。每次回娘家，妻子都会在岳父面前撒娇，没大没小，像个孩子。那一刻，她确实也仅仅只是女儿，而不是妻子和母亲。第二天，我和妻子去医院看岳父。医院里弥漫着惯常的气味，让人紧张不安。整个医院像是一个不健康的肌体，穿着白色大褂的医生和蓝色病服的病人再次强调了这种不安。岳父躺在走廊边的病床上，挂着药水瓶。他本就瘦，这会儿瘦得更厉害了。见我们来，岳父笑了起来，他的精神还不错。他对妻子说，你们搞得太紧张了，现在好了，睡走廊上了。妻子说，你要是不生病，哪里要睡走廊，都叫不要抽那么多烟，还一天三包，谁说也不听。岳父摸了摸全白的脑袋，有点不好意思，不抽了，我已经不抽了。又对我说，又要麻烦你。岳父对我总是客气，有时想和我说话，又怕我听不懂。他以为他普通话不错，毕竟做过老师的。其实，他的普通话糟糕极了，夹杂着客家话更让人听不懂。他说，做完检查就回去，不要搞得这么麻烦。床位我已经联系好了，不过要到下午才能转到病房。妻子坐在岳父身边，我听着他们聊天，岳父还很乐观，以为不过是点小事。

过了几天，拿到检查结果，妻姐在医院楼道放声大哭，妻子吓得脸色都变了。等哭过了，一家人努力把表情调整到正常状态。走进病房，岳父望着妻姐问，检查结果拿到了？妻姐挤出一点笑说，还好。岳父扭过头，望着窗外，又扭过头，看着妻姐说，说吧，这么久才进来，怎么会好呢？妻姐哭了出来。岳父抹了一下脸说，你们别哭了，我知道了。岳父坚持要出院。他说，我们回家。岳父还是个不错的中医，这也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给我调制过治疗皮肤病的药酒，效果比医院的好。回到家，岳父开始了往常一样的生活，只是衰弱的肺部，让他呼吸越来越困难。他给自己配制了各种中药，聊以维持。

有天傍晚，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我挂掉了。隔了一会儿，电话又打了过来，我接了。里面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阿勇，是我。我听出了岳父的声音。这让我有些惊慌，岳父从来没有打过我的电话，我的电话号码应该是他找妻子或者妻姐要的。我赶紧说，爸，怎么了，有什么事吗？他说，阿勇，我拜托你一件事。在电话里，他艰难地把事情讲了一遍。他的两个孙子，我的内侄，由于某些问题，读不了初中。他说，你认识的人多，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这么小的孩子，要是不读书，他们能干什么。挂掉电话，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像是听到他的遗言一般。问过妻子，大约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时间已经太晚了，八月份了，九月初中就要开学，学位早已派定，几乎不可能有调整的空间。尽管如此，我还是托了朋友，找了一大圈人。所有的人都告诉我，太晚了，读书的事情，至少要提前一年办。这会儿，神仙皇帝都没有办法。我不敢和岳父说这句话，把情况告诉妻子，让她告诉她的哥哥。再去岳父家，愧疚让我不敢面对岳父。他从来没有要我办过任何事，这可能是他临走前唯一放不下的，然而，我办不到。还是岳父对妻子说，你告诉阿勇，不要放心上，我打电话给他，也只是想试试看。岳父去世前一天，我和妻子去看他。他瘦得让人不敢看。我打过招呼，赶紧去了客厅，人怎么可以瘦得那么厉害。过了一会儿，妻子从岳父房间出来说，我爸说气透不过来。那样子，我有点害怕，不敢看。尽管如此，我们都以为这不会是岳父的最后一天，他已经坚持了快两年，比医生说的时间多出了一年多。看过岳父，我和妻子去了朋友家。大约晚上十点，妻子接到了岳父过世的电话。我们匆匆赶回岳父家。他躺在床上，终于安静下来，不再发出艰难的喘息。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在为孩子们操心。他说，凡事不要过于强求。这是他在人间说的最后几句话。

岳父出殡，客家人相信好时辰。我打了电话给谭老师，请他帮忙安排。那是我为岳父做的唯一一件事情，他在理想的时间出门。一副轻薄的棺材，遮盖住了他，也写尽了他的一生。火化时，我站在外面，百感交集。长期的病痛，让我们对岳父的过世并不那么悲伤，这是可以预期的、早晚要到来的一天。两年时间，所有人心里早已做好了准备。这个一生勤勉的人，化作一坛灰色的白骨。当年，他还年轻，带着全家从河源紫金到了中山。他抚养了我没有人疼惜的妻子，给了她爱。站在殡仪馆，我来过多次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送走我的亲人。它瞬间变得有些不一样，它从纯粹的人间变成通往天堂的路口。哀乐和香烛从普通的物件，变成抚慰人心的利器。谭老师陪我说了一会儿话，抽了根烟。他没有安抚我，也没有说客套话，我的悲伤显然还不需要抚慰。我和他聊了一会儿生死和人间。在这个地方，他的感受自然比我的深刻，却也不愿意多说。陶潜写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不如如此罢了。

尽管生死不宜讨论，好奇总是有的。妻子在医院上班，中山最好的妇幼医院，每天都有不少孩子在这里出生。我的女儿和儿子都在这里出生。医院离我家很近，隔着一条马路，从我家到妻子的办公室直线距离不过三五百米。医院对面是孙文纪念公园，中山的地标性建筑，只要天气好，总能看到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嬉戏。沿着医院往西——几乎就在医院隔壁——便是谭老师单位所在，中山市殡仪馆。这两个地方连接在一起，像是巨大的象征。每天，孩子们在医院出生；每天，死去的人在殡仪馆往生。这生死之地离我那么近，让我不得不去想它。我和谭老师讲过几次，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到你们那里深入了解一下。说过几次，谭老师说，我和我们馆长讲一下，看能不能让你来看看。我说，不是看看，我想像上班一样待一两个月。馆长同意了。

那一个多月，每天早上，我从家里出发去殡仪馆。我甚至不敢告诉我的父母，我到底在干什么。他们会紧张，忌讳。事后，我和他们说起，他们说，要是当时我们知道，我们肯定不让你去的，你胆子也是真大。不光我的父母，知道这件事的朋友几乎都这么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每天早上，我从家里出发，经过酒店，过马路。一过马路，就到了妻子工作的医院门口，石头上刻着“中山市妇幼保健院”几个红色的大字。我喜欢石头边上的一棵大树，它有着和紫荆花树近似的树叶，结的果实像一条条长长的丝瓜。问过朋友，又拍了图，才知道那叫吊瓜树或者吊灯树。这名字真是贴切。每次路过，我都忍不住抬头看看。再往前走几步，孙中山雕像的背影清晰地呈现出来，公园里的树木和草地充满生机。道路两旁的芒果都成熟了，散发出迷人的果香味，有的掉落下来，砸在地上，露出深黄的果肉。走到这条路尽头的拐弯处，往左，就到了谭老师所在的单位。这是个好地方。路旁的树木、弯折的小路将殡仪馆藏在半山腰，路人经过，并不会看到它的所在。进到里面，两边都是停车场，再往里走，便会看到“蓬莱仙境”四个字，那才是殡仪馆门岗之所在。除开时时响起的哀乐，香烛，这里和其他单位没有太大的区别。大约是和谭老师太熟，太多次到他办公室闲坐喝茶，我对这里的环境早已非常熟悉，早已没有紧张和恐惧。

具体的工作细节没什么好描述的，我想谈谈让我记忆深刻的场景。某天，我跟车去人民医院接一位死者。车到医院，太平间的工作人员还没有来，我和工友们站在外面聊天。天气很好，雨后初晴，难得的舒服的日子。站在我们旁边的还有另外三个男人，他们也在抽烟，悠闲地聊天，看上去不过是来探望病人的家属。过了一会儿，医院的工作人员来了，他们也跟了过来。我们这才知道，他们是死者家属。病人癌症，显然做过化疗，头发几乎掉光，从太平间搬出来时，遗体略有点腐败了，嘴里流出黑褐色的液体。几乎不用分辨，那三个男人，一个是死者的丈夫，一个是死者的儿子，另外一个则是他们的亲戚。整个交接过程中，死者的丈夫神态轻松，没有一点悲伤的表情，死者的儿子同样如此。他们像是在料理着一个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甚至，他们看上去比我更加轻松。如果说得再直接一点，我能感觉到他们有种解脱之后的愉悦感。这让我意外。我并不是想说人性之冷漠，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我知道。在漫长而痛苦的照料过程中，他们可能早已耗尽了耐心，也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他们的表情和反应，应该是他们内心最真实的表现。作为一个外人，我却依然有些不满，我甚至认为，就算是装，他们也应该表现出悲伤。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没有深刻地理解他们，这种误解，才是人性中最残忍的部分。没有人有任何权力要求他们悲伤，而他们的悲伤也无法和任何人分享。写到这儿，我想到另一件事。有位诗人的儿子死了，很快，他给儿子写了一批悼亡诗。那些诗在微信上发了出来，不少公众号还做了专题。正是这些悼亡诗引起了朋友圈极大的争议，好多人在骂诗人，骂他没心没肺。儿子死了，你怎么还有心情写悼亡诗？而且那么快，你为什么不悲伤，为什么不痛苦？我得羞愧地承认，我也是其中一人。即使我没有说出来，我心里也在这么想。直到，一个朋友在朋友圈发了一句“一个诗人，因为写了悼亡诗，几乎快被骂死了”。他没有说得太直接，态度却是清晰的。这个句子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意识到我不光没有理解他人的痛苦，甚至，我还充当了作恶的人，给了一个刚刚失去儿子的父亲别的痛苦。这种恶，用人性的外衣来包裹，却更加残忍。面对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你在意的为什么是他的悼亡诗？只是因为他没有表演你认为理所当然的痛苦？太邪恶了，我为我潜藏的邪恶感到巨大的羞耻。很长一段时间，我害怕在朋友圈看到这个诗人的名字，我知道我曾经对他作下了恶。直到今天，我也不敢说一声“对不起”。因为，我不配获得谅解。

还有另外一个早晨，我从殡仪馆去镇区。那天，天气很好，即使在中山，也难得有那么好的天气。老人去得安详，九十高龄，算是喜丧。丧葬的礼仪按流程走完，该送老人上车了。天还是蓝着，就在老人出门那一刻，密集的雨点骤然而至。更让人惊奇的是，雨点只落在老人家里到殡仪馆公务车的那段距离，全长不过一百来米。公务车停在村里的篮球场上，那雨点，甚至没有覆盖整个篮球场，仅仅落在公务车的周围。这当然是自然现象，一个意外的巧合。回殡仪馆的路上，我仔细观察了路面，这一带没有下雨，地面灰白，天空有着透明的蓝。那一刻，我有点信神，我也愿意信神。这种巧合即使成为谈资，那也凝结着善的因子。我相信这位老人有着圆满的福报，她过了多么好的一生。这只是美好的心愿，她的一生我无从知晓。到了馆里，我翻看了一下派单卡，老人的死因一栏写着“自然死亡”。这四个字如此美好，像是给人类送上祝福。和谭老师说起这件事，他说，这种情况确实少见，不过，南方雨水多，也是恰合。我们谈到了灵魂，来世，这些无法证实的事物。如果说人间还有不可解的难题，那么，灵魂和死亡一定在其中。从来没有一个死者重新回到人间，告诉我们死亡的秘密。所有对死亡的猜测，都不可能经过证实。至于灵魂，可能是因为敬畏。谭老师说，即使在殡仪馆工作了这么多年，如果晚上一个人值班，他依然不敢随意到处走动，多数时间，他待在办公室。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他从来没有见过鬼魂，也没有遇到过灵异事件。他见过成千上万的遗体，没有一具比其他的更特别，都是普通的人类。理智也告诉他，这世界没有神灵。即便如此，他内心依然抱有深沉的敬畏，那是生命给他的，作为同类的本能。这可能是对灵魂的，最合理的解释。

我还见过一个非常美丽的死者，一个女孩，她的年龄定格在二十二岁。我去防腐化妆部时，入殓师正在给她化妆。入殓师和她一样年轻，也是个美丽的女孩。女孩闭着眼睛，躺在棺木里，在她的周围铺满了紫红色的玫瑰，只露出她漂亮的头和脖子。那真是一个漂亮的女孩，生前一定有很多男孩子喜欢她，给她写信，给她送花，陪她一起吃她喜欢的食物。现在，她不再需要世间的一切。和别的死者不一样，入殓师给她化妆时，用的是她的家人提供的化妆品。她生前一定很爱美。我站在旁边，看着入殓师给她化妆，所有人的呼吸又轻又静，像是怕打扰她的睡眠。给她化完妆，她的亲人将在礼宾厅和她做最后的告别。我特意去了礼宾厅。那是殡仪馆最大的礼宾厅，装饰得比平常更加漂亮，如果不是花圈和挽联，会让人产生一种即将在这里举办的将是一场盛大婚礼的幻觉。没有呼天抢地的哀号，音乐也轻柔温暖。我甚至无法猜测她的父母是谁，也许没有来。挽联上的称呼让人悲伤，落款的是她的长辈和友人。还没有等到告别仪式结束，我逃跑一样离开了礼宾厅。我有一个十来岁的女儿，我害怕看到这个场景。那天，我女儿夏令营结束，我要去接她。和妻子会合后，我们开车去学校，一路上，我的话很少，一直想着那个女孩的样子。车到学校，我们来得有点晚，很多孩子都走了。我打电话给女儿，告诉她，我们到了。我们站在操场上，看着女儿拖着行李箱，从宿舍楼的阴影中走出来，走到阳光下，身边是她的小伙伴。我亲爱的女儿，她一直偏瘦，她拖着行李箱的样子健康，充满活力，她远远地向我走过来。向她迎过去时，我减慢了步子，我想就这样看着她，看着她兴奋地向我走过来，带着热望和激情。天很热，我的热泪和汗水一起流了下来。接过女儿那么多次，唯有这次让我热泪盈眶，只因为我刚刚见过一个年轻的死者。我亲爱的女儿，我没有办法更爱你，我希望你健康，有你热爱的悠长生命。夏令营的阳光让她黑了一点，脸上的雀斑更加清晰，她的鼻子也更挺拔。这些，都是我爱的，我想要的。这个活泼的小生命是我的女儿，这让我迷恋人间。

妻子曾在凌晨把我叫醒，给我讲她刚刚做过的梦。由于恐惧，她的嗓音发抖，像一只惊慌的母兽。她给我讲，她梦到了女儿和儿子。这两个小东西，老是喜欢吵架，打闹，只要在一起，过不了多久就会吵起来。妻子说，她梦到女儿和儿子吵架，吵得很厉害，女儿非常生气，等弟弟睡着了，她偷偷在弟弟的水瓶中放了毒药。妻子还没有说完，我打断了她的话。我搂着妻子，拍着她的肩膀告诉她，这不过是一个梦，其实姐姐很疼弟弟，她都愿意花一百多块零花钱给弟弟买他喜欢的奥特曼卡片和玩具。弟弟也很爱姐姐，每次幼儿园发了零食，他都要留回家和姐姐分享。他们之间的打闹，不过是小朋友的游戏。妻子说，我知道，我只是害怕，我都吓哭了。类似的梦，我何尝没有做过，何尝不是吓得一身冷汗。吓醒之后，感到深深的庆幸，这不过是一个梦。对孩子的爱，让我们紧张。以前，在我没有孩子时，我并不相信人间有这样纯粹的爱。很多年前，我有个朋友也不相信。那时，他结婚了，但没有孩子。我们另外一个朋友有了孩子。有天，他谈起这种爱，说那是一种可以为之赴死的爱。朋友不相信，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想象和夸饰，他断定没有一种爱可以跨越生死。等他有了孩子，他谈起这种爱。另一个朋友在笑他，我也在笑他。另一个朋友笑是因为“你终于明白了”的欣慰，我笑则是认为他在夸饰。今天，当我说起这种爱，我一点也不在乎有没有人认为这是在夸饰，我知道它是真的，比我的生命还要真实。

我比普通人见过更多的死者。从不到一岁的孩童，到二三十岁年轻的生命，再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人世，愿他们安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边的朋友也开始凋零，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如果说一代代的人就像一道道防风林，我已经到了快要站到最前排的年龄。这是生命的原则，我欣然接受，即使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和老谭一起上班的那一个多月，我消除了对死者的恐惧，有了更多的敬畏。歌颂生命这个词，和活着本身比起来显得过于轻巧。我将以什么样的姿态活在世上，我不知道。太多我想要不想要的东西，时间会将它们推到我面前，让我选择。怎么选择，我也不知道。我可以确信的是，在我的父母死去之前，无论多么艰难、屈辱，我都会努力活着；而在我死去之前，我的孩子必须在这世间。如果这算是请求，我愿意跪下，哪怕我认为我是全天下最骄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