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期，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新时代文艺评论健康发展确立了基调、指明了方向。《意见》指出要“严肃客观评价作品，坚持从作品出发，提高文艺评论的专业性和说服力，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抵制阿谀奉承、庸俗吹捧的评论，反对刷分控评等不良现象。”当下许多貌似文艺评论的文章,一旦进入严肃读者视线和专业评论家视野，其深层用意和潜在动机立刻昭然若揭：原来这些煞有介事的评论是在给“三俗”文艺作品大作广告。很多传播平台操盘手，为了经济利益早已与文化单位（出版社、影视剧制作中心、戏曲演出院团等）“达成默契”——高薪邀请文艺评论写作者事先介入文艺作品的策划环节，适时大肆鼓噪和用力炒作，于是那些善于吸引读者眼球和博得大众视听的评论文字，短时间内铺天盖地出现在各类传统和现代媒体上，不仅忽悠得普通读者、观众、听众眼花缭乱，而且鼓动得凡夫俗子难辨真伪。这种无原则的夸耀和无底线的吹捧，已经成为我国文艺评论界的一大奇景和公害，对文学艺术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真正的文艺评论应是对文艺作品本身所作的学理解读和价值阐释，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种价值判断和文化导向。换言之，文艺评论是深刻揭示文艺作品的主旨意蕴和表现手法，这种提供价值判断和文化导向的文艺评论写作者，对于原作作者和出品单位来说，无疑是难得的诤友。当然，文艺评论也有宣传与推介的职能，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推出后需要进行相应的宣传，而文艺评论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宣传手段，能够引发业内的反响和读者观众的关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文艺作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而当下文艺评论之所以“堕落”和“沉沦”，之所以出现隐忧和陷入尴尬的境地，是由于很多文艺评论要么是些驾驭舆论的控评，要么是为了“积累象征资本”的酷评，而无论是控评还是酷评，不仅会对文艺构成一种亵渎和不敬，而且还会降低读者观众听众的欣赏兴致，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文艺判断“失真”和文艺取向“失准”。《意见》指出要“用好网络新媒体评论平台，推出更多文艺微评、短评、快评和全媒体评论产品，推动专业评论和大众评论有效互动”。作为大众媒介出现的报刊和网络，其所设置的文艺评论栏目和频道，理应成为欣赏者、作者和文化单位三者间相互沟通和互相交流的平台和桥梁，而不能成为某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长期把持的领地，更不能成为这些专家学者卖弄学识、炫耀“文采”的场所。大众传媒应当秉持以品位至上、唯质量是尊的原则，多组织一些对普通读者观众听众有益的文艺评论，多刊发一些有分析有评介有情感的解读文章，即便有些文艺评论可能还显得粗拙和幼稚，但只要是论者的真情表达和实感流露，只要能够打动和感染读者，就应当给予一定的纸质版面和网络空间。

好的批评生态应该是这样：评论相对而言比较客观和理性，哗众取宠和“过度阐释”的成分相对较少。比如影响甚巨的《东方学》的作者、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就以匿名方式在报刊上为自己的文学专著做宣传。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时微笑着指出，做宣传意味着为自己作品进行推介和促销，这种行为可谓是一种生存之道，但宣传不应是对读者的诱导和欺骗。曾经享誉世界的《纽约时报书评》刊发的文艺评论是极具睿智的洞见和富于远见的判断。当然登上《纽约时报书评》排行榜的书籍是经过严格遴选的，很多普通文学作品是无法进入其视野的。也正因如此，《纽约时报书评》在美国文学界和读书界始终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以绝对权威的姿态引领读者眼光向高精深方向聚焦。但我们不能否认，无论任何时候读者需要的都是简洁意见和明确结论，而绝不是一些艰深晦涩理论名词的堆砌和纠缠，《纽约时报书评》过分的学术性使得很多年轻读者逐渐对其敬而远之。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文学艺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个性化欣赏常常会被时代潮流与大众时尚所遮蔽所裹挟，尤其是当今时代是一个快餐文化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快捷而迅疾，大部分人对于文学艺术的渴求只剩下类同对一杯橘子汁的需要，痛快利落地喝掉后立刻抹嘴走人；而笔调深僻的文艺评论如同一杯手工磨制的浓郁咖啡，需要午后闲暇的时光和舒缓的心情去品味和消受。但无论是代表“阳春白雪”还是表征“下里巴人”，文艺评论必须以客观态度、敏锐眼光、深刻见解和理性精神去引领“阅读风向”，正如《纽约时报书评》前主编约翰·格罗斯提出的理想的文艺评论模式是：“新的不为人熟悉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让人分析之前必须有所描述，与极尽吹捧之能事相比，作出令人信服的描绘，也很可能成为引起读者兴趣的最有效的方式。避开判断是不可能的，但除了判断一无所有的批评也令人沮丧。去激励去辩论去庆祝去布道去解释去逗乐，去宣扬新的思想和让对话继续进行。”但愿格罗斯此番描述和界定，对我国当下文艺评论界摆脱隐忧走出尴尬有所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