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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粤港澳文学植根于共同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以语言、血缘、文缘为纽带而建构的共同体一方面紧密联结着民族国家的现代叙事，又在各自差异化的时空领域里形成了不同的议题。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大湾区文学将成为承载、丰富“人文湾区”的重要内容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作为一种由文化交流与文学互动延伸出来的文学想象，大湾区文学必须在植根传统、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开放视野中思考历史文化与区域生活的演变，结合经济要素重新配置丰富区域文学内涵与边界扩展的理解，积极探索文学见证时代、参与时代的书写可能。

关键词：大湾区文学；文化区；地域传统；人文湾区；都市文化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大湾区文学”作为一个富于文化意味与想象空间的表述，不仅为粤港澳文学互动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使区域文学植根传统、立足当下、面向未来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现实而迫切，因为文学需要回应历史文化与区域生活的演变，以创作实践丰富区域文学的内涵与边界扩张，从而探索文学见证时代、参与时代的书写可能。从文化区的角度重新理解粤港澳文学的共同属性与多元景观，对文学创作与研究或许会起到意料不到的刺激作用。

虽然美国人类学家奥蒂斯·梅森在1895年便使用“文化区”这一术语以确认不同类型的美洲印第安环境，但是有关“文化区”的认知与讨论主要在20世纪展开。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1870-1947）认为文化区的理想情况呈同心、圆形分布，但在实际运行中，逐渐形成以地域特征为主导的文化中心与边缘区域。20世纪60年代中期，米尼格将基督复兴教徒按数量分布划分核心带、主权带、领域带、外围带，进一步发展出文化区空间结构的模型。[1]“文化区”成为人文地理学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通常用来描述文化的历史区域分布和动态发展，由此也可以大致看出，文化区首先是一个基于地缘因素形成的文化空间，其中既有主导文化，也有构成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元素，各文化元素之间互相交流、融合，不断生长，形成更大的文化圈。共同的语言体系与生活惯习，则是促成文化区的前提条件。

粤港澳作为以岭南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区，其文化特征受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影响。众所周知，岭南文化是一种面向自然生活、日常感性的原生型文化，同时又拥有多民族迁徙中形成的宽厚包容的品格；因为有近海之便，相对于建立在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中原文化更具开放灵活性，在眺望、体验、参与世界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开拓进取的探索精神；此外，岭南地区远离传统政治文化中心，慢慢发展出一套以市民社会和日常生活为价值主导的世俗文化。

因为同根同源的文化基因和紧密相连的地理位置，粤港澳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又在各自不一样的政治文化空间中吸纳外来文化元素，分别形成各具主体性的文化风格，并彼此参照和影响。如果说所有充满活力的文化具有某种共同的品质，首要提及的无疑是吸纳他者文化的能力，反过来也同样如此，越是具有吸纳异质元素补充自我的文化，越是充满生命的强力，越能在诸种文化的竞争中长盛不衰。威斯勒说：“正是文化的积累特性及其明显的顽强生命力才需要迅速地移植和传播，或用一个更好的术语说，就是对启示的敏感性。”[2]传统意义上的岭南文化以广州为中心，自19世纪中期香港开埠以降，岭南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发展为风味独特的都市文化，这种不同于上海、北京、台北的“港味”文化又在粤港澳交流互动中不断溢出本土界域，成为标志时尚的文化潮流。

正如所有异质文化进入传统认知领域时必然遭遇误解一样，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香港就被个别内地文人称为“文化沙漠”，又在后续的他者叙述中延伸到整个岭南地区，并一度成为粤港澳确证文化主体性的焦虑来源。如果说域外他者的言说姿态植根于某种“正统”的文化结构，则显然忽视了文化对于现实的积极参与功能。正如香港资深报人、文化学者罗孚（1921-2014）所说，香港衣食住行的文化相当丰富，出版自由，资讯发达，影视艺术空前繁荣，这些来自“文化沙漠”的文化产品，你尽可以说它是“次文化”，却不能说它是“非文化”。[3]

尽管港澳新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省港、省澳的结构化现象，但并非某种单一化的主导/依附模式。例如，由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建构的中国新文学版图，在长期以来的历史叙述中，澳门文学通常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然而随着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有学者从西学东渐、中西交汇的源头梳理，提出中国文学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应从澳门讲起：“中国的近代化和中国文学的近代化，中国被动地向西方开放的近代史，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从澳门说起。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记忆，澳门文学无论多简陋、粗糙，都将这样的历史以生动的形态记录下来，以丰满的精神状态得以保鲜。包括早期诗僧结社及其相应的创作，包括清代一些隐居澳门的官员感时忧世之作，澳门文学最早传达出近代化的强烈信息，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注入了最初的活力与资源。”[4]事实上，在中国走向世界尤其是近代以来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粤港澳就扮演过不同寻常的先导与中介作用，然而在强调中国内部生产力/生产关系冲突与变革的历史叙述结构中，外来的影响已被明显削弱，或者只将其视为装饰宏大历史的一段小插曲。我们固然承认历史的车轮由强大的集体力量所推动，却也不能忽略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因素对历史产生的刺激与启迪。

正如梁启超所述，岭南地区背岭面海、连接中原的地理格局便于交通海外，“故其人颇有独立之想，有进取之志；两面濒海，为五洲交通孔道，故稍习于外事。”[5]因地理之便，西方文化得以继续不断输入，“粤人遂为这种新文化的先锋队，广东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6]尽管一个区域的文学往往由伟大的作品来表征，然而阐发、引领时代风气的开创价值，经常需要借助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激发，而文学观念的变革又会加速社会的发展。于是，我们看到近代以来岭南地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爆发，“二高一陈”的“岭南画派”的兴起，“中国油画第一人”李铁夫的探索，中国现代电影创始人蔡楚生、司徒慧敏、黎民伟的三足鼎立，等等，背后都能梳理出地理因素对思想文化艺术的刺激作用。

以近代印刷术和出版业的兴起为例，澳门、香港、广州之所以扮演极为关键的作用，跟三地开放、相互毗邻密切相关。1815-1830年前后，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香港、广州尝试以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书籍，在澳门成立“马家英式印刷所”，后又将石印机搬移到广州十三行，逐渐开启中国出版的现代之门。[7]伍廷芳筹办的《中外新闻》1858年创刊，中国迈入自主创办中文报纸的历史新阶段，现代报刊的兴起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环节。维新派先驱王韬与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结缘（1848），他在从事编校工作期间结识了一大批传教士，对西式印刷有深切了解，[8]这二者对于王韬后来投身出版产生了巨大影响。游历欧洲之后回到香港，集资购买英华书院印刷设备，成立中华印务总局（1873），次年创办《循环日报》。王韬打造传播现代思想的媒体平台，目的在于“发幽光于潜德，开悔悟于愚民”[9]。而体现他国际化视野的政论文章大半在《循环日报》发表，自由畅达、直抒胸臆、不拘一格的文风奠定其在近代散文史的地位，其标举文学革新的主张对黄遵宪、梁启超等形成直接的启示。突飞猛进的报刊业有力地促进了香港文化的繁荣，据统计，从1864年《华字日报》创刊到1934年的70年里，香港停办的报纸有58家，存续的11家，报纸副刊与杂志对文学作品的大量需求，为粤港澳培养出一大批作家，也建构了一个基于现代媒体的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的都市文化空间。

可见，粤港澳凭借得天独厚的舆地条件，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方面发挥着一种独特的整体性作用。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受惠于港澳自由出入境的便利政策，不仅粤港澳之间的文人往来、文学互动成为常态，而且与内地文坛保持着密切交流。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蔡元培、茅盾、夏衍、郁达夫、于伶、萧红、骆宾基、端木蕻良、陶行知、欧阳予倩、戴望舒、穆时英、陈衡哲、萨空了、冰心、郑振铎、萧乾、许地山、叶恭绰、巴金、温源宁、施蛰存、林语堂、胡风等大批文人南下，港澳文学艺术迎来前所未有的活力。仅1937年至1939年间，香港即组建了华南戏剧研究社、香港中华艺术协进会、香港戏剧协会、中华艺术剧团、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儿童戏剧协会、中美文化协进会、中英文化协进会、中华文艺协进会粤剧救亡服务团等大批文艺社团，先后举行“香港文化界座谈会”、港澳马文化界致电国际和平会、“抗敌画展”“香港诗歌工作者座谈会”“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现代中国漫画展、通俗文艺座谈会等系列文艺活动，除大量创办刊物以外，还推动《申报》《大公报》《学生杂志》《中国诗坛》等报刊在香港复刊，生活书店设立香港分店……以著名诗人戴望舒为例，可以大致看出南下文人对香港文学的贡献。除了负责《星岛日报》文学副刊编辑，他还参与《星岛周报》（1939）、《顶点》（1939）、《中国作家》（1939）、《耕耘》（1940）等报刊的编辑出版，而在主持《星座》期间，刊发了大量名家作品，后来他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10]。澳门以战时中立地位吸引李供林、陈洵、朱希祖、黄节、詹安泰、章士钊、叶恭绰、廖平子、陈蝶衣、陈融、郑春霆、高剑父等大批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前来躲避战火，他们发起成立“四界救灾会”、文化协会、前锋剧社、晓钟剧社、起来剧社、绿光剧社、呐喊文学研究社、怒吼社、淘声社、晓社读书会、前哨读书会、暴风剧社、中艺剧团等文艺社团，爱国华人社团则纷纷捐资创办劳工子弟学校、银业公会小学、菜农子弟学校、水电工人子弟学校、粮食公会小学、鲜鱼子弟学校、航业公会小学、猪腊工会子弟学校等子弟学校，在华人社会普及发展初级教育、中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正因为诸种因缘际会，穗港澳迅速成为南方的“新文化中心”[11]。

所以，尽管类似陈残云、黄谷柳、舒巷城、秦牧等作家经常被当成书写岭南本土文学的标杆，粤港澳作为彰显地方特色的文学空间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实际上远远超过了一般区域文学的作用。如果粗疏罗列一份大体反映1950-80年代港澳文学状况的作家名单——马朗、徐訏、徐速、叶灵凤、侣伦、昆南、黄思骋、李辉英、林以亮、夏果、曹聚仁、司马长风、张爱玲、姚拓、何紫、倪匡、阮朗、舒巷城、戴天、刘以鬯、金庸、梁羽生、东瑞、白洛、施叔青、余光中、郑树森、钟玲、董桥、张晓风、西西、也斯、李碧华、罗孚、亦舒、陈浩泉、颜纯钩、金东方、穆凡中、陶里、韩牧、云力、鲁茂、周桐、谢雨凝等，就不难发现这些来自港澳本土、广东、内地、台湾和海外的作家集聚港澳而产生的文学史意义，他们利用自由港的便利条件，先后创办《诗朵》《文艺世纪》《南洋文艺》《海光文艺》《文艺新潮》《伴侣》《文艺伴侣》《新思潮》《好望角》《盘古》《红豆》《诗风》《四季》《中国学生周报》《大拇指》《澳门学生》等大批文艺刊物，文学空间的开辟既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都市通俗文学的延续与进一步实践提供了丰富多元的生存土壤，又为身居东南亚、北美等海外地区的华人作家打通了相对畅通的交流渠道。即便1949年构成了某种文化政治的区隔，港澳文学不仅仍然承担着有关国家叙事的想象，而且继续保持着与内地文学一种更深层次的互动，以不同的方式及时呼应民族国家与时代命运的重大课题。粤港澳文学从1970年代末重新拉开互动的序幕，曾敏之、刘以鬯、金庸、饶芃子、潘亚暾、陶然、潘耀明、许翼心、傅天虹等作为重要的推动者，除了验证“地域内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要比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的交互作用频繁、深刻得多”[12]，也说明文学与文化的关联总是从具体的主体开始，而由地缘、文化甚至血缘所塑造的情感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区内在的凝聚力量，并强化为一种建立在“交往”基础之上的“地域共同传统”（area co-tradition）。

如果试图描述近40年来岭南文化区发生的新变，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在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重构的过程中，珠三角成为极具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板块，涌现了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珠海等一批制造业发达和贸易实力雄厚的城市，空前活跃的流动性带来了文化的活力，彻底改变了以往由广州作为单引擎驱动的文化面貌；其次则是迎来了香港和澳门的相继回归，港澳实现了特别行政区的文化政治身份转变，广东除了获得传统意义上的窗口毗邻优势之外，还为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承担着引桥的作用，粤港澳朝互鉴互动互补的局面推进；再次就是国家战略层面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启动实施，“大湾区”是受全球视野启示形成、基于地域之间协同发展设置的政治经济框架，正如不同历史年代持续呈现的那样，粤港澳的共同地域传统对文化共同体的想象与操作，本身就是以语言为根基，以血缘、文缘为纽带，紧密联结着民族国家的现代叙事。“人文湾区”体现出对既有行政区域划分的超越，回到文化源流，为人们重新审视本区域的文化、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

正如谢有顺所说，粤港澳大湾区原本是一个地理概念。之所以要把它变成文学概念，说明在技术空间、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以外，我们必须假定有一个文学空间、审美空间和艺术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提法，就是开创这种审美和艺术的空间，开创想象的空间，这是超越了物理学、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如果我们把粤港澳大湾区当作一个文学的、审美的、想象的空间，就要意识到在这个空间里，不仅有敞开的东西，比如说借此认识到很多新的人群、新的经验、新的生活，也有很多被遮蔽的东西，那些不被辨识的、无名的经验，而这更应成为被书写的主题。”[13]所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理应强调对未来的关注，顺应文学主题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历史趋势，共时呈现湾区城市居民在信息时代工作与栖居的现代生活状态，具备现代性的意义，既书写一代人的理想与追求，也抒发寻梦者在生命途中的悲欢与困境，从而创造出反映新时代、立足大湾区的创业史与抒情史。

从这个意义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应该着眼于岭南文化区地域共同传统的接续打造，历史翻开新的一页，需要从多元化角度出发，丰富“一个地区长时间互相关联的诸文化钩连而构成历史的整体单位”的内涵。[14]只需假以时日，大湾区文学将在当代中国的都市文化和地域书写领域展示全新的内涵，因为“大湾区”是新的，生活的经验转化为文学的经验必然也是新的。

注释

[1] 参见《文化区》，况光贤译，《地理译报》1987年第3期。

[2] ［美］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钱岗南、傅志强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2页。

[3] 罗孚：《香港文化漫游》，香港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页。

[4] 朱寿桐：《从澳门学到澳门文学》，《光明日报》2015年12月21日。

[5]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新民丛民》第8号，光绪28年4月15日，第50页。

[6] 陈序经：《广东与中国》，《东方杂志》1939年第36卷第2号，第42页。

[7] 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6-13页。

[8] 王韬记录印书的情景：“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牗，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乱分毫。”《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9页。

[9] 王韬：《本馆日报略论》，《循环日报》册装周刊本，同治12年12月18日。[10]戴望舒：《十年前的星岛和星座》，见《星岛日报·星座》，1948年8月1日增刊第10版。

[11]胡适1935年1月6日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演讲，反对读经，提出要使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后来登在《大光报》的内容有所出入，误为只是让香港成为南方的新文化中心，引起广州文化界人士不满。（详情见胡适：《南游杂忆》，载《香港的忧郁——文人笔下的香港（1925-1941）》，卢玮銮编，香港华风书局1983年版，第60页）而“南方文化中心”的提法也由此产生。

[12][14]张光直：《青铜挥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第221页。

[13]谢有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现在和未来》，《光明日报》2019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