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湖北文学评论在2020年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湖北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众多批评家对疫情文学和贫困书写给予了高度关心，对湖北地方的散文、小说、诗歌等各类文学体裁作品给予了强烈关注，同时，对历史小说和旧体诗词，以及湖北的民族文学也给予了重视。

一、

疫情与贫困：对现实的关心

在2020年的湖北抗疫文学中，首先要提的是刘诗伟和蔡家园的《生命之证》，这是一部全景式反映湖北抗疫的报告文学，刊发于《中国作家》2020年第10期。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之后，引发了众多批评家的关注，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周新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生命之证〉：全景式地展现战疫进程》。该文认为，《生命之证》表现了全社会对疫情的认识逐步加深的历史过程，同时也表现了抗击疫情的措施、方式日渐步入合理和科学的历史过程。对病毒的认知和对疫情的防控，受到认知能力、检测能力、上报路径、研判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它其实体现了人类社会面对自然时的一个正常反应。从这一点来看，抗疫文学不再是简单的灾难文学，其实是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体现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有些描写疫情的作品，一味地强调一些不愿意看到的社会现象，却忽视了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科学认知限制。在认识出现偏差情况下，一些抗疫文学就会把目光聚焦在“灾难”的宣泄和叙述上。这样来处理疫情叙事，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周新民认为，“《生命之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回归科学理性，对疫情作出科学评判和叙述。”全景式也是《生命之证》的一个重要关键词，生命共同体的建构是《生命之证》最终旨归，同时还书写了全球性共同抗疫情况。武汉大学文学院叶李副教授也对《生命之证》进行深刻的分析，她认为，“《生命之证》的写作具有文学行动的意味。基于求证、求真的精神和写作立场，作家在写作中尽量捋清事件的动线，尽可能地依据亲历性的体验、多方面采访的记录还原武汉经历的这场生死大劫的来龙去脉，与制造喧嚣的不实传闻形成强有力的对峙。作品开头就讲‘一切只能建立在真实与诚实的基础之上’。奠基于‘诚’与‘真’之上的纪实性写作虽然不能从客观上改变灾难本身，但却能激浊扬清，以诚探真，恪守文学的伦理，赋予事实尊严，令人重新认识暗夜中的人性辉光，再次擦亮团结、互助、奉献、忘我、爱这些词语，从而抚慰伤痛。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之证》式的写作其实具备了文学治疗功能。”

此外，还有一些年轻学者也对抗疫文学，特别是抗疫诗歌给予了关注。例如许懿发表了《“城之静”与“人之静”——读抗疫诗歌有感》，认为2020年的新冠肺炎让人们普遍受难,每个人都处于疫情的影响之下，切身体会着这场灾难给我们带来的恐惧、悲哀与绝望。“面对巨大的创痛,诗歌成为人们情绪宣泄、情感抒发的一个重要出口，纷繁复杂的众生百态在诗歌中沉淀下来，诗人们将难以言明的情绪与感受注入诗行，书写出一个寂静的春天。”黄吴悠发表了《从生活经验到诗的经验——抗疫诗歌阅读印象》，认为新冠肺炎这场疫病在世界蔓延，如一把巨大的死神镰刀，不论地域、人种、阶级、贫富的差异，轻而易举地带走一个个脆弱的生命。“从当下诗歌语言与被更新的经验之间的矛盾这一层面来解读，人类遭遇的巨大的灾难成为一种极其独特的经验”。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李莉在《文艺报》发表文章《文艺的速度、温度、深度和厚度——2020年抗疫文艺掠影》，认为在抗疫斗争中，“中国作家并没有失语，抗疫文艺并没有缺席”。但是，要给世人留下有深度、有厚度、有广度的杰作，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2020年是扶贫攻艰的关键之年，在火热的扶贫生活中，涌现了大量反映乡村脱贫生活的作品，而湖北文学评论家们也对此给予了很大的关注。《百里洲纪事》是一本反映扶贫的报告文学，该书以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百里洲镇脱贫攻坚为背景，精选了12个精准扶贫的实例，真实地记录当地的鳏寡孤独、贫困独居者、留守儿童、困难户、五保户、孤儿、有基础疾病者当下的生活现状。该书出版后，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贞以《〈百里洲纪事〉的文学与现实》为主题，在《长江丛刊》上主持发表了一组评论文章，其中包括武汉大学文学院叶李的《承担共同命运的写作》、湖北大学文学院刘波的《贫困、尊严与精神审视》、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李雪梅的《故乡、时代与人民》、湖北省作家协会刘天琪的《深情凝望“百里洲”》等文章。张贞教授认为，“近年来非虚构写作以鲜活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重新唤起并加深了人们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思考，从这一文学视域来看，朱朝敏的《百里洲纪事》把脱贫攻坚的国家政策、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和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揉合在一起，在反映时代文化心理和探寻精神救赎方面进行了深入挖掘，建构了丰富的现实主义审美意蕴。”而叶李、刘波、李雪梅、刘天琪四位评论家从不同侧面剖析了这一意蕴的具体表现，与此同时，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思理之妙和珠玉美文,也使四篇评论呈现出鲜明的批评文体意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国和对近年来农村中的“新人”形象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近十年来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日益加速，从 “乡土中国”转向 “城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依然是乡村现代化的时代主潮。“创造能够表达时代要求、与时代同构的人物形象是当代文学书写中国经验的重要内容。一些具有艺术抱负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在进城者、返乡者以及乡村干部（包括扶贫干部）等三个维度上成功地塑造了众多农村新人形象，为新时代中国经验书写做出可贵的艺术探索。”

二、

历史与文体：对传统的关怀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现代诗歌史大多将“五四”以来的诗歌发展史称为新诗史，认为是新诗“打倒”了旧体诗并确立自身合法地位。但是，新世纪以来，不断有人对这一现状和结论进行质疑，并提出重写文学史，恢复旧体诗被遮蔽或切割的发展历程。2020年，湖北众多文学评论家对旧体诗的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李遇春教授是旧体诗研究专家，近年来一直在从事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研究，著有《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中国文学传统的涅盘》等十部学术著作和文学评论集。2020年，他与博士生鲁微合作发表了《众声喧哗与异质同构———“五四”时期中国诗歌的新旧之争》，他们认为，“五四”时期中国诗歌的新旧之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旧诗群体内部的新旧之争，以同光体( 宋诗派) 、汉魏六朝诗派和中晚唐诗派为代表的保守派，与以诗界革命派、南社、学衡派为代表的革新派之间在思想和艺术追求上存在明显分歧。二是在新诗群体与旧诗群体之间的新旧论争。三是新诗群体一致“破旧”的同时，对于如何“立新”也产生了内部分歧。“正是在三种复杂的新旧之争中，中国诗歌呈现出新旧过渡时代的丰富性与异质性。”此外，李遇春与鲁微还发表了《自由与格律：五四时期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他们认为，“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展开的论争，实则体现了现代中国诗歌标准的分歧。而如何在自由与格律的冲突中不断寻找调适与和解的可能性，则是这场百年前的新旧诗体之争给当下中国诗歌的发展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以及留下的宝贵经验。”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彭松乔教授则对新世纪以来的旧体诗词写作给予了关注，发表了《抒写新时代，传承雅基因——新世纪旧体诗词群众性创作探析》，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词文化基因深深植根于民族审美的灵魂，诗词创作始终是人民群众抒情言志的重要方式。然而，20 世纪初一场拯救民族危亡的五四白话文运动却将之当作“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连同文言文一起差点被革命掉了。他认为，“旧体诗词的命运，虽然并未完全扼杀，却也只能游离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夹缝求生，但这并不意味着诗词创作从此就湮没无闻了”，相反，如果将那些散布于民间浩如烟海的网站、博客、微博、微信、QQ空间、论坛等媒介中发表的旧体诗词和纸媒诗词文集所发表的全部囊括进来，恐怕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莫言是中国当代著小说家，但他也偶尔写作旧体诗词，《京都红叶歌》就是其作品之一。吴平安在《人民文学》2020年3期发表了《浏漓顿挫，豪荡感激——莫言七古〈京都红叶歌〉赏析》，认为莫言选择七言古风为扶桑之行存留一份记忆是明智之举，因为莫言文风汪洋恣肆不拘一格，很难去俯就平仄一类的清规戒律。“七古这种体式，正在于不拘格律，用韵自由，于端正浑厚中见跌宕纵横，且篇长体大，记叙抒情两相宜。”吴平安认为，许多不谙声律的人，以为古体易于近体，这也是错误的，以七古论，要在气韵流贯，用明代诗论家胡应麟的话说，“七言长歌，非博大雄深、横逸浩翰之才，鲜克办此。”此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孙正国、李皓也曾评论邹惟山的“拟寒山体”诗歌创作，认为“邹惟山热爱自然山水，遍游山川大地，其诗文既有清新自然、情感充沛、意境开阔、想象丰富的艺术特质，又饱含浓郁的巴楚风情。”

同时，湖北文学评论家对历史小说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湖北女作家尔容历时3年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伍子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好评，江汉大学人文学院陈澜博士在《社会科学动态》2020年第3期发表了《尔容长篇小说作品研讨会综述》，介绍了众多学者对尔容长篇小说，特别是长篇历史小说《伍子胥》的评论。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刘保昌认为，“尔容《伍子胥》对先祖隐密历史的揭示及其根源于家族血脉生发的巨大同情，无不说明创作者的历史观念、文化环境、时代背景、艺术素养之于创作对象具有重要意义”。历史总是阐释不尽的丰富资源，题材选择上的”重复”，正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历史资源期待着作家们做出崭新的阐释。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庄桂成认为，“尔容的长篇历史小说《伍子胥》以生动的文笔，描写了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塑造了著名的军事家伍子胥这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小说不仅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更为关键的是，它以审美的方式帮助我们反思历史，为我们的当代生活和社会发展提供某种启示，而尔容的《伍子胥》正是这样的一部优秀之作。此外，武汉大学文学院唐丽平发表文章《历史文学的回归之路》，评论刘保昌的长篇历史小说《楚武王》，认为《楚武王》“让我们看到了一段不一样的春秋史，它以历史小说的方式填补了楚地在春秋史书上的空白”。

三、

楚地与汉味：对地方的关照

湖北文学评论家们对湖北本地的文学创作，一直保持有很高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在2020年里，很多的学者都对湖北本地作家李修文、刘醒龙、刘诗伟等人的作品进行了评析。

李修文是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他以小说成名，曾著有《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多部小说，近年来出版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等散文集，受到湖北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和好评。湖北省文联评论家蔡家园在其文学评论著作《怎样讲述中国故事》中认为，李修文的《山河袈裟》这部散文集聚焦“人民与美”，“记录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复杂形态、人性挣扎和命运的多变”，认为李修文的散文语言充分风格化，典雅、干净而隽永，富有穿透力与重量感，张扬了现代汉语之美。江汉大学人文学院陈澜认为，李修文的散文创作，以谦和、慈悲的同理心深入生活，调动自身的真情实感，同时在语言层面和表现形式上进行创新，将情感的真实与艺术手法的多元相结合，最终呈现出的作品，兼具强烈的感染力、突出的创新力和独特的审美张力，可读、可思、可感、可于文体交错的关节上拓展出全新的生长空间。“《致江东父老》不仅仅是作家奉献给读者的阅读盛宴，也是作家为拓展散文创作边界而做出的成功实践。”刘天琪认为，李修文在其两部散文集中，试图从相遇视角出发，转变“人民”与“我”的主体关系，于世俗生活的言说中实现二者的融合，从而建构新的“人民”书写。李修文从“青春写作”到“人民”书写的转型, “不仅带有他个人对待自我实现以及处世观念的真切思索，更打上了70后作家群体面对历史转型期现实问题的琢磨与考量的思想印记,亦不失为中国文学在新世纪的深层次探索路向。”

刘醒龙近年来出版了小说《黄冈秘卷》、散文集《上上长江》等作品，这些作品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好评和评论界的关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保昌认为，刘醒龙执著于“表现小地方的大历史”，通过对黄冈地域文化经验的不断探索与书写，成就了“文学意义上的刘醒龙”。刘醒龙的小说“不仅以真实细腻的生活细节、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无限贴近民间大地的书写造成声势浩大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而且以小镇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呈现接续上了悠久的楚文化精神传统,开拓了广阔的艺术空间,建构了一个惊采绝艳的审美世界”。此外，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刘早也表文章《在谱志立传中追寻文学真相——刘醒龙近期创作评述》，认为“刘醒龙在向世界展示一种可能——即如何从乡土和传统中汲取养分，佐以时代和进步的力量，以浪漫的手法反哺现实，以传承的理念回馈当代文明”，认为刘醒龙对中国乡土自然的书写，显现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刘诗伟的长篇小说《南方的秘密》甫一出版，便受到国内评论界的强烈关注，各类报刊、杂志共发表评论文章30多篇，后来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南方的秘密》作品研讨会，并结集出版了《江汉叙事与社会隐喻——刘诗伟长篇小说〈南方的秘密〉研究文集》。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李雪梅发表文章，专门论述了刘诗伟长篇小说的形式美学问题，认为讲述中国故事作为当下的文学热潮，不仅在题材内容上总结中国经验，凝聚中国人的情感，同时也在形式上建构相应的小说美学，尤其是面对当下中国的庞杂现实，亟需寻找合适的方法处理切近而复杂的当下经验。李雪梅认为，“刘诗伟的小说在多重对话中开掘人物的心灵时空，透过表象抵达历史和现实的深层”，将有意义的内容和有意味的形式融合在一起，为观察和理解当下中国提供了重要视角，也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当下的现实主义写作。

湖北评论界一般把那些描写武汉这座城市的人和事，具有浓厚武汉地方特色的小说称为“汉味小说”，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李汉桥于2020年发表文章，对汉味小说中的市民生存伦理进行了论述。他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汉味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城市生存状态的特殊书写，“其中一些作品善于从家庭主题切入城市市民生活状态的描绘，并且作品中透露出一种黑色荒诞主义的风格”。他以《风景》、《出门寻死》和《落日》为研究对象，从这几部代表作中提炼出“汉味小说”中市民的生存伦理：生存竞争法则、个人利益至上和人性异化现象，并且揭示了生存伦理背后存在的利己主义思想，以此来研究“汉味小说”中城市生存的“另类”极端状态。

此外，湖北本地诗歌创作也是湖北评论家们研究的重点，张执浩是近年来湖北诗坛创作较为突出的诗人，其诗集《高原上的野花》获得鲁迅文学奖，其诗作也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璐写有《张执浩诗歌的对称形式与诗意构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彭仙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张执浩诗歌艺术研究》，武汉大学文学院龙子珮写有《非常时期”的守“常”之道——读张执浩、黍不语、熊曼的诗》等。十堰市作家协会的曹克斌出版了评论集《文学场景与艺术表达》，对湖北诗人刘焱清的长诗《母亲》、张泽雄的诗歌、王清玉的诗集《旅者》、周书安的诗集《淡痕》等都进行了评论。

当然，除湖北本地作家、诗人外，全国一些有影响的作家、诗人和作品，也受到了湖北评论家们的关注，写出了一些优秀的评论文章，如樊星的《漫谈莫言笔下的农民形象》、叶立文的《中国故事的三种讲法——兼谈贺享雍的“乡村志”系列小说》、李遇春的《“海洋”与迟子建的长篇小说文体美学》、周新民的《关仁山小说中农村“新人”形象流变论》、汪树东的《超越残疾与苦难——论史铁生的反现代性书写》、杨晓帆和谭复的《从现实哀歌到时代寓言—论〈天堂蒜薹之歌〉的版本变迁与民间面向》、荣光启的《今时代何为诗人、诗意？——读田湘〈练习册〉所感》、刘川鄂的《启蒙文学的旗帜与唯美文学的标高——鲁迅、张爱玲比较论》等，都对中国当代文坛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评析。

四、

海外与民间：对民族的关注

2020年，湖北的评论家们还表现出对“民族文学”的关注。这个“民族文学”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从全球视野来看，它是指中华民族文学，特别是指海外华文文学；二是从国内视野来看，它是指国内各地少数民族文学。湖北评论界对这两个不同视角的“民族文学”都持有浓厚的兴趣。

首先来看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民族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龚举善教授在《河北学刊》发表文章《空间正义视域下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价值向度》，认为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空间正义，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课题。“中华民族文学史的述史观不能只考量线性时间维度，也不宜仅仅徘徊于族属和地理空间层面的表象性强调，还须正视并重视新的述史可能性。”他认为，空间正义视域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新的述史可能主要指向三大向度：一是叙事视野公平，二是媒介形态公正，三是文本空间公允。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胡德才发表了《楚文化与聂华苓的文学创作》，认为作为楚人后裔，聂华苓的文学创作与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聂华苓笔下的苓子和桑青（桃红）是华文文学世界里的“楚人”后裔，是“不服周”的“楚魂”再现。“聂华苓对 20 世纪华人漂泊者的书写是对楚文学放逐母题的传承与拓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罗晓静发表了《自由与超脱的进境——严歌苓小说创作比较谈》，以严歌苓分别在国内和国外创作的中国题材小说为主要观照对象，探究其国内外小说创作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认为“严歌苓出国后小说创作最重要的变化是自由与超脱”。此外，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陈桃霞发表了《中国文学的南洋书写：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认为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南洋向来是一个不被注意的场域，但它却与20世纪的国人发生了难以计数的交集。“南洋书写记述了中国知识分子走向世界的历程，揭示了他们与南洋交集中所具有的历史命运和民族心理，呈现出多种样态的文学价值。”她认为，欲了解20 世纪中国作家域外写作的全貌，不能仅仅局限于西洋书写和东洋书写，而未引起国人高度重视南洋书写恰恰是中国文学域外书写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湖北省的西南部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近年来民族文学繁荣发展，先后产生了长篇散文《清江那条河》、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等优秀作品，因此，对民族文学的评论也是湖北评论界的重要一页。恩施作家徐晓华的散文《那条叫清江的河》获得了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后，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杨彬发表了文章《以子女的情怀书写土家族的母亲河》，认为这是一部包含着历史、文化、家国情怀、民族特色的长篇文化散文，是作者写给土家族母亲河——清江的深情歌唱。她认为作者徐晓华“以儿子的情怀描写清江，将土家儿女与清江的关系描写得深刻而丰厚。作品展示了清江的壮怀激烈和历史悠久，描写了生活在清江边的土家儿女向死而生、长歌当哭的生死观，天人合一、举重若轻的天地观，尊重自然、人和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生态观”。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刘月新教授发表文章评论王玲儿的《龙船调》，认为《龙船调》具有丰厚的文化蕴涵与浓郁的诗性气质。作者历时近十年，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以一位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和细腻，经过艰苦扎实的田野调查、耐心细致的资料梳理与呕心沥血的艺术构思，从众多的资料碎片中还原了《龙船调》这一首歌的前世今生。刘月新认为，“作品以这首民歌的发育、成长与变化为线索，将其置于民族、文化、历史与现实相叠合的多重语境中，对文化与民族、文化与民间、文化与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表达了忧思深广的人文情怀。”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何联华在武汉文史资料2020年第10期发表文章《我曾为民族文学鼓与呼》，回忆编写民族文学新教材、宣扬民族文学、讴歌民族文学新腾飞等往事。

此外，还有华中师范大学张玉能教授的《文学价值论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论》，从理论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论体系中的“真善美统一论”等进行了阐述，还有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汤天勇、武汉大学文学院李保森等对非虚构写作进行了阐释。总之，在2020年里，湖北文学评论界在现实、传统、地方、民族等维度上，都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2020年的湖北文学评论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忽视了当代文学发展的某些重要领域，或者说关注不够。例如，网络文学发展如火如荼，湖北网络文学的发展在全国文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湖北评论界对网络文学的评论较少。此外，湖北文学评论界对科幻文学的关注不够，对科技与文学的关系分析也不多，对当代文坛的新锐作家的分析和评论也较少。另外，湖北评论家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较多，对理论建构却不够，没有形成在当代文坛产生一定影响理论建树，这些都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改进或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