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立文:圈层破解的必要与可能 ——读湖北儿童文学新作有感
今天在这里讨论儿童文学,我感到很惶恐。主要原因是对儿童文学不够了解,尤其是在讨论当代文学整体性的观念、对象、问题与方法时,我和很多研究者一样,都会对儿童文学重视不够。这当然是一种不严谨的治学态度,因为“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儿童文学在内。基于这样一种原因,所以当我在阅读作品时,考虑的就不止是作品本身的思想风貌和美学旨趣问题,我更愿思考的是,儿童文学,究竟有没有可能修正我们对于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换句话说,当我们讨论启蒙文学、先锋文学、网络文学这些对象,并试图借此去描述当代文学的思想体系、话语方式和美学建构时,儿童文学有没有可能改变我们对于当代文学的既定认识?可以说这就是我读几位湖北儿童文学作家新作的一个问题意识。在这个问题意识里,作品本身的文学史价值可能比它的文学价值更加重要。
另外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在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同时也在读自己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今年要毕业的两位同学,其中有一位的论文选题是“新媒体文学中的青年想象”,主要研究对象是网络小说。它和儿童文学当然是两个场域,或者说两个圈层。在这位博士生的研究中,新媒体文学把当代青年设定为叛逆青年、小时代青年、热血青年和佛系青年几个类型。虽然类型学的研究方法难免会挂一漏万,但这篇文章还是从整体上说清楚了新媒体文学的青年想象问题。既然同时在读两个圈层的东西,我就难免会有比较的想法。特别是读《逐光的孩子》这部作品时,我会想苏老师这样的青年民办教师,究竟和新媒体文学中的青年形象有哪些不同?不说别的,单说舒辉波这种由诗性叙述所建构起来的、具有传统美学韵味的青年形象,到底能不能补充当代文学的青年形象谱系?
如果我们把传统媒介和新媒介视为两个圈层的话,那么在传统媒介里的纯文学,从五四至今通过青年群像的塑造,已经建构起了一个青年形象谱系。在这当中,既有深具家国情怀的新青年和革命青年,也有因为体察到异化困境而无地彷徨的零余者,当然更有以独特个性去反抗权威的叛逆者形象。而新媒体时代因为社会语境的变化,青年形象的建构开始脱离纯文学谱系,但这种脱离并不是决然的割裂,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就像佛系青年对顽主形象的改写,二次元世界里热血青年对新青年形象的戏仿等等,两者的关系十分微妙。但或许是基于一种天然的秩序观念,学术界似乎更强调两个圈层的分离。即便是近年来的网络文学研究,由于过度强调网络文学的主流价值和纯文学要素,反而有种以主流文学去“招安”网络小说的意味。只不过网络小说一旦主流化,它也就丧失了作为新媒体文学的一些根本特质。从在这个角度说,只要有这种秩序等级观念存在,那么圈层之间的界限就很难打破。
话题回到儿童文学上来。如果以圈层而论,儿童文学在纯文学里也是自成一格,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这种圈层化都十分明显。但《逐光的孩子》《追寻》等作品却有“出圈”的趋势。因为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界限,而且也凭借着补充新媒介文学青年想象的功能,破解了主流文学和亚文学的天然隔阂。那么这里就有两类圈层破解。
先说说第一个圈层破解。《逐光的孩子》以支教青年的视角展开叙述,由于涉及到失学、贫困等现实问题,因此就具备了一种严峻的现实主义品格。但舒辉波的叙述腔调却是浪漫诗性的,再加上意蕴深长的博物叙写,因此这部作品就在对象与腔调上形成了一种反差,它能够让读者体会到乡村世界的美丽与残酷。换言之,这部作品书写美好的人性与严峻的现实,涉及道义和责任、理想与奋斗,单从内容来说,就已经破解了儿童文学和主流文学之间的思想界限。
不过我这么说也很危险,因为它很容易被理解成这么一种状况:似乎我在用主流文学的标准去衡量舒辉波小说,隐含其中的,仍然是基于主流文学话语霸权的等级意识。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学圈层的各种思想体系和话语方式其实都是后天的,是学术界与作家圈重复共谋的结果。在文学史上,有一个“正典”的概念,它把文学理解成我们对未知存在领域的勘察,是人类想象生命可能性的一种方式。这个听起来很玄,但其实也好理解,就像这部作品,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的一点,就是人的道德勇气和理想光辉,竟能冲破自我认同的认知边界,具有无法想象的力量。那些乡村民办教师和儿童所展现的人性之美,无疑是文学正典的书写对象。因此我很认同姚苏平所说的一点,即《逐光的孩子》穿透了我们对于儿童文学的刻板印象。
再来说说第二个圈层破解。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个新媒体时代,网络小说、二次元的动漫游戏,几乎给青少年提供了另一种现实。他们浸淫其中,乐而忘返。甚至可以说,网络文化正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当代的少年儿童。虽然我并不想对这一现象做什么价值评判,但事实上在叛逆青年、佛系青年等等青年形象之外,还有儿童文学作家所提供的青年形象谱系。他是正能量的,充满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光芒。问题就是从九十年代以来,这类人物形象已经趋于边缘。人们更愿相信,随着社会现实的日益复杂,单纯的道德理想已无容身之地。但这样的想象并不符合现实,因为这些作品告诉我们,在那个尚未被新媒体时代同质化的乡村世界,人民仍然保有淳朴的道德理想。从这个角度看,舒辉波对民办教师的书写,完全有修正我们青年想象的可能。所以说像《逐光的孩子》这样的作品,至少具有融合圈层界限的文学史价值。
接下来我想从圈层破解的可能性角度来简单分析一下《逐光吧孩子》这部作品,看它是如何破解儿童文学与新媒体文学的圈层界限的,以及这种破解方式给儿童文学带来了怎样的启迪。
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印象,有不少儿童文学作品都在讲正能量,但是否受青少年读者的欢迎却颇可怀疑。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类作品过度偏向理念化写作和教育式腔调,文学作品的宣传性大于文学性。但舒辉波的小说却很不同,它有诗意的语言和撩动人心的情愫,以及隐秘幽微的生命体验,凡此种种,因为契合了青少年的存在感觉,故而会引起青少年读者的共鸣。总之对新媒体时代下长大的青少年读者而言,舒辉波的作品几乎和他们所喜爱的网络小说一样受人追捧。我想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作品的叙述腔调问题,正是因为腔调不再矫情、刻板和说教,所以才能触动青少年读者隐秘的内心。
小说的腔调如人发声,常因音声韵味之变而有所不同。如我们熟知的方言写作是一种腔调,口号标语式写作也是一种腔调,至于宏大叙事惯用的庄严语调,或是戏仿游戏擅长的滑稽言辞,都算得上是小说腔调之一种,因此腔调往往由取材与修辞所决定。就儿童文学来说,因为受众群体的低龄化特质,有不少儿童文学作家在腔调上都有模仿少儿说话的腔调,又或者基于文艺宣传的需求,腔调也会过于庄重。这种儿童文学的腔调一旦定型,便少有改弦更张、易腔变调之举,但舒辉波却能在“本格”之外发出不同的腔调,他是温情浪漫的,时而奔放又时而节制,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育腔调,而是唯美灵动的温婉,冷静理性的反思。更准确地说,它有青春文学的腔调,但哀而不怨、怒而不伤,因此它抚摸疼痛、触及灵魂。这种青春文学的叙述腔调很耐人寻味。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向网络小说学习,试图在书写对象、修辞风格上出圈,比如写二次元世界,耽于虚拟世界的亚文化群落,写着写着就走向了玄幻与穿越。而舒辉波却用文学正典的纯粹性,在补写青少年形象谱系的过程中,从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圈层界限。这当然是一种可资借鉴的写作经验。他给我们的启迪是,要想突破各种文学圈层,儿童文学还是应当植根于正典传统,在书写存在经验、调整叙述腔调上做文章。
以这样的眼光看其它几部作品,我觉得都有圈层破解的可能。比如彭绪洛的探险小说,既有荷尔蒙爆棚的激情,也有对人挑战自我存在险境的勇气。这里不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