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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章的最新长篇小说《谁在敲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版），给人的第一印象莫过于其厚重的体量。63万字，近700页，密密麻麻的文字你追我赶，共同走向这个浮躁时代的反面。正如罗伟章在新书推荐词中所说：“时间太快，太匆忙。我要让它慢下来，还原我们本来应该拥有的舒缓和宽阔。在热闹喧嚣当中，我们主动地、被动地丢弃了太多的东西。……那些东西用触目惊心的方式，让我们重新发现、捡拾、擦亮，让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重新归于完整。”那么这本致力于恢复舒缓与宽阔的“慢小说”，到底发现、捡拾和擦亮了哪些东西呢？

“真正惊心的，都很普通和日常”（591页），小说接近尾声时抛出的这句话道出了基调与关切所在。全书共分七章，书写的都是最日常不过却又惊心动魄的内容：许家老父亲生日（一、二章），父亲生病住院（第三章），父亲葬礼（第四、五章），葬礼后亲友远离故土的人生走向（六、七章）。生老病死，聚散凋零，故事的展开行云流水，仿若暗合自然节律，几无斧凿痕迹。这印证了作者后记中的自述，他的写作不靠提纲，而是下一句踩着上一句的尾巴，自然流淌而成。其实小说的语言是非常精细的，多用短句，虽有方言的生动却毫不俗气，时有原创性的表达却又不显造作，这些无疑都离不开精雕细磨的功夫。而这种精致感与自然感并行不悖的奥妙，源自作者对实际生活的精准观察，也来自他对自身经验的高度重视。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罗伟章为何选择以第一人称“我”，亦即许家三子的视角展开叙述。因为第一人称方便他更直接地传递个人经验，更彻底地掏出内心的纠结。回顾他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涯，对第一人称的偏好始终未变。这与他的写作高度依赖生活经验是很有关系的，在2019年的一篇访谈中，他坦言“我本身就构成现实”。比如号称本书前传的《饥饿百年》便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而《磨尖掐尖》等反映教育问题的作品则与他做中学教师的经历相关。当然，这种相关性不是透明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需要不断磨炼写作技巧来实现。具体到这本小说来说，写下第一行字的契机来自作者下派川西芦山期间，而写下去的动力，源自一首少数民族民歌搅动的情愫——“我心里或许就响起过那种寂寥的欢歌”，“最深的寂寥，是故乡或者说老家给我的”（670页）。“我心中的寂寥的欢歌”，需要第一人称来承担，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以“局内人”的视角表达与故乡、与传统、与时代的复杂关联。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里提出一个著名的概念“差序结构”，亦即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的水波纹结构，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用在此处，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由第一人称所“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关系的一群人的故事。

同样延续了罗伟章创作的一贯特点，小说中的“我”仍是出生于乡村的知识分子。“我”是在省城画报社工作的编辑兼诗人。因此“我”的返乡，串联起省、市、县、镇、村等多个层级，牵扯出城乡互动时的碰撞。与鲁迅百年前所作的《故乡》不同，小说中的“我”非但做不了启蒙者，反倒是无力回馈故土的无能者。因为知识、尤其是他的诗句，并不能带给故乡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小说里直白地写道：“自己没能力给故乡一丁点儿实实在在的好处，便颓然知晓，我是连乡愁的资格也没有的。”（508页）小说中二哥的书，甚至被二嫂拿去烧菜，给二哥烙下了一辈子的疮疤。知识的无力感、乡愁的合法性、“爱乡”与“怯乡”的纠结，这些都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离土离乡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结构。如果说高晓声笔下的“上城”被演绎为一出喜剧，路遥笔下的进城故事被视为励志的正剧，那么罗伟章笔下的返乡叙事，则更接近于一曲目睹故乡渐渐消逝的挽歌。因此小说中展开的讲述，就不可能是高高在上的，反而带有浓浓的无力感甚至怯懦感，以及时时跃上纸面的自省意识。

与“我”的无用相对照，小说中陆续登场的50余位人物中，最具血肉与华彩的并不是他们许家人，而是大姐夫李光文。光文是李家岩的村支书，也是众人信服的能人。他深谙打通关系的学问，不仅与上级领导亲近非常，也跟三教九流来往密切。小说描绘了大姐夫的众多高光时刻，尤其是面对天然气公司高经理的“演讲”（105—106页）以及村里偷情猝死事件的“断案”过程（211—214页），都极为精彩，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大姐夫驾驭人性、熨帖人心的高超手段。借着对大姐夫的描写，基层乡村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运转逻辑也昭然若揭。而大姐夫的时代也终将过去。终章开篇，县里为推行全域旅游，准备开展“红灯笼计划”。“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人生八德倘若俱在，就在家门上挂盏红灯笼，而这也是吸引游客上门消费的招牌，只有百分之五的家庭可以“获此殊荣”。大姐夫为此十分为难，因为许多人事难以简单划定为道德，或是不道德。他之前处理村里的疑难事件，多是凭借自己的个人威信，从中协调斡旋，疏通情理，最终大家各退一步，达成和解。但此时伦理的逻辑要被置换为数字的逻辑、治理的逻辑。正如郏县长在传达“红灯笼计划”时所说：“如果要给政治归类，应归入数学，……数学作为最‘忠诚’的科学，无意中描述了政治的全部奥秘。”（569页）而与“红灯笼计划”接踵而来的是“选贫困户”。贫困户能收获补贴，红灯笼家庭能收获游客，二者并行，矛盾丛生。行政命令、数据统计，无端搅动了暂时平衡的人际关系，激发了逐利与计算的一面。最终，大姐夫为人构陷，锒铛入狱，这象征着乡绅式治理方式的结束，传统乡村自在运行的逻辑终将会被更加“行政化”“离地化”甚至“数字化”的方式所穿透、管辖。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比如对大姐和兄弟的着墨也比较多，很典型地塑造了大家庭中“长女”与“末子”的性格特征。没有担当的大哥、冷漠的二哥，他们的形象也相对丰满。这样的“家庭配置”，极具“中国特色”，应当会引起许多读者的代入和共鸣。比起“我”这一代，作者对第三代、第四代的描绘就显得单薄一些，尤其是对精神与情感的层面展现较少，这对于经验型的写作者来说也是难以避免的。小说中的这些孩子们大多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而是早早进城务工，早早结婚生子。长孙四喜非但没有成为新一代的领军，如同以往世代的“长子”那样，反倒因为传销把众多亲戚拖下水，满嘴谎话连篇，仿佛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疫。这如同一个大家族崩解的信号，类似“长兄如父”的传统训诫近乎讽刺，子孙一代四处流散，故乡沦为没有灵魂的空壳。

除去人物，小说的叙事节奏也很值得玩味，由极慢而极快，令读者也卷入巨变的洪流中。前五章的节奏非常缓慢，在主线之外，拥有众多人物的辅助线，信息浓度很高，逼得读者睁开眼睛去留意那些极易流失的细节，仅仅是几下敲门声，都别有洞天——“有时候，敲门声是人的脸，也是人的心，哪种人敲出哪种声音，就跟哪种人会说出哪种梦话一样。当这个声音响起时，已去胸腔里荡过一下，夹带着气恼、自大和经过掩饰的逆来顺受，传到指骨，传到门，然后才传进屋子，大姐就知道，是兄弟来了。”（1页）这是全书的开篇，敲门的动作、声波都被分解与延宕，足见作者的细描功力。小说中甚至直接出现了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可知作者对人类学式的“深描”并不陌生。而他对于生活细节精致、准确的描摹，也构成了一直以来的创作优势。不过，开篇这句话之所以令人难忘，倒不完全依赖写作技法的加持，而主要是源于对生活的冷静解剖，说出了大家隐而未发的共识。大姐一家生活在回龙镇，这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人们仿佛都有穿墙破壁的透视能力，门外的声音都拥有专属的面貌与人格。寥寥数笔，大姐与兄弟的关系、兄弟在家庭中的地位，一下子鲜活起来。

小说中慢镜头般的描写俯拾皆是，甚至包括物件、动物、风景在内，堪称一种写作上的“齐物论”。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的野心，如此精致准确、叠床架屋的描写，不只是为了写父亲的故事、家族的故事、地域的故事，更是为了留存一种农业文明的样态。在语言表达上，经常出现“经验描写+哲学升华”的结构。在极其细腻的描绘之后，作者试图对农业文明以及其中孕育的人生百态，作出穷根究底的总结。不过，值得继续探究的是，如此缓慢的叙述，是否有点过于平均用力，进而导致重点的淹没呢？对于细节的珍惜，是否存在一个上限，进而能保证精细化与力量感之间的平衡呢？但如果将小说所要面对的文化语境也纳入观察之中，那么这种缓慢的叙事，何尝不是一种“文学的抵抗”？面对狂轰滥炸的快餐式文化消费，慢的意义是值得被高度肯定的。

老父亲过生日，本就是一两天的事，却足足写满两章。“父亲是离世界远了，他生日的全部意义，就是提供一个机会，让儿孙团聚。能聚的人越来越少，表面的理由万万千千，最深层的，是父亲正在远离。”（111页）所以我们看到，因着父亲到大姐家过生日，门里门外，许家四代悉数登场，各自的生命故事也摇摇曳曳地展开，彼此间的关系也被一一交代。那种亲人之间才懂的动作、语调、敏感词，被恰如其分地拿捏。亲人间远不止温情脉脉的一面，而且更了解彼此的不堪和隐忧，更容易被索取与依赖，因而亲人的聚会也不啻于“高危地带”了。席间往往暗流涌动，亲与疏，责任与义务，推杯换盏间演绎的是一出出“人生如戏”。出生于1967年的罗伟章，所代表的正是姐妹众多的一代人，对兄弟姐妹间的复杂关系，应当有深入骨髓的了解。而这份经验也被投射进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中。

生日之后便迎来死亡，生死不过门里门外的一线之隔。小说中最抓心挠肺的设置在于，对于父亲的脑出血，大夫闪烁其词，不能给出明确的结果。这就在子女间产生了分歧，也照见了各人的心思，大哥二哥主张把父亲尽早接回家，而“我”和兄弟则想继续为父亲治疗，穷尽最后一点希望。“我”的心态也很微妙，虽然早已无法与父亲单独相处，充满了疏离感，但最后花钱尽孝心的机会，还是不愿轻易放弃。可在众人的压力下，“我”选择了妥协，同意把父亲提前送回家中，也就相当于掐断了生的希望。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篇现实主义的基调下，护士程芳兵是一个幻梦般的另类存在。她漂亮、尽责，甚至与“我”达成了某种默契，令我十分依赖。但“我”离开医院时想与她告别，结果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这个人的存在。也许这可以理解为“我”在压力之下应激想象出的人物，从中获取有限的安慰。尽职尽责的程护士只要还在忙碌，父亲就还有一线生机。而程护士这个幻梦的破灭，也象征着父亲与医院、与生命的告别。

关于葬礼，同样写满了两章篇幅，展示了敬鬼神、重生死的“乡村知识系统”。阴阳刘显文根据八卦和命理推定出破土下葬的黄道吉日，算起来父亲要在家中待九天。而这九天中有许多事项需要完成：建灵塔、搭灵棚、抬冰棺、绕棺、做法事、哭唱祭文、孝子哭丧、拜塔、发丧下葬等等。这些事项（比如大姐哭丧的全过程）都被详细刻画，见证了死者最后的热闹。热闹到极点，便是分离的开始：“多少家庭的结，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地囥着，往往在父母的丧事期间，就爆发出来。”（293页）而小说中对于如何分礼金的描写（233页），露骨而接地气，让人愈发看清了大家族“分家”的脉络。葬礼之后的六、七章突然加速，一泻千里，交代了众多人物的走向。子孙一代四散各地，“我”这一代也因为拆迁，被动搬离故乡。全书的精华更多地集中于缓慢的前五章，节奏加快的后两章更多地充满了宿命感，更多地抒发了在历史进步的必然性面前的情绪体验，因而较之前五章显得单薄一些。

不难看出，罗伟章是自觉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大历史背景中展开写作的。书名“谁在敲门”，可以被理解为外部世界的闯入，而门内之人必须承受突然降临的命运。这意味着变化，宣告着下一个阶段的到来。罗伟章把如此宏大的命题聚焦再聚焦，落到父辈生命的退场，细细推演故乡的当代命运，由此来理解这场不可逆的文明巨变。他的写作充满了地域色彩，甚至于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河之舞》便直接书写了古代巴人的传奇故事。《谁在敲门》中不乏对于大巴山脉、清溪河、古代巴人习俗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描绘，即便某些段落在行文中还不是那么圆融，也无疑为整部小说奠定了历史厚度与文明视野。他在后记中坦言，“《饥饿百年》是山的文明，《谁在敲门》是河的文明。山河这个词，说的正是它们的骨肉联系——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骨肉联系。”（671页）“每个时代下的人们，骨髓里都敲打着古歌。”（672页）可见，他是从文明演进的长时段眼光里来审视与记录故乡的。在此意义上，我们无法用类似“四川作家”“大巴山作家”或是“底层写作”这样的标签来框定罗伟章的写作。他的写作固然扎根于最熟悉的故乡，具有不容忽视的地域色彩。但其内里的创作冲动，是靠对时代命运的关注来驱动的。正是在时代滚滚向前的必然性面前，小说中孱弱的、被忽视的“文化”，那些不被珍视的“诗句”，反倒借由小说的行进，柔弱地申张着自身的意义。这里的意义并非妄图抵挡必然性的铁轮，而是将文学作为同路人，分担自己的命运。那些准确细腻而又缓慢的语言文字，就是意义本身。把时间变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文明巨变中的个人才显得那样鲜活饱满，那样有尊严与有价值。令人欣慰的是，《谁在敲门》为我们赢得了这样的机会。

作者李静，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化现象，已出版专著《更新自我：当代文化现象中的个体话语》，并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杂志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