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
当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族文学中普遍表现出民族认同的现象，这牵涉到民族文学的各种文体如小说、诗歌和散文等，其中尤以在少数民族小说中体现得最为显著，从长篇小说如《心灵史》《尘埃落定》等到大量的中短篇小说莫不如此。这种民族文学中的民族认同现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态多样；不仅有外显的表征，也有内隐的征候；所涉及到的不仅有一流的名家名作，也有一般的作家作品。
当代民族文学中这一普遍而特异的现象引起了民族文学研究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立场、视角和方法切入，对之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探讨，并从理论上概括和归纳出民族文学具有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大体而言，民族文学研究界对民族文学民族认同建构功能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早期的相关研究虽没有明确提出民族文学的这一功能并对之作出理论的阐述，但在其具体研究中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对此功能的觉察。如关纪新和朝戈金于1995年合著出版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就较早和较为明显地体现了对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的认识。此后，研究者们对这一功能的认识逐渐清晰，并展开了对此功能的阐释和演绎，相关的研究基本上以论文的形式出现，主要从四个维度展开：1.研究单一作家或作品的民族认同，如刘洪涛《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等。2.研究群体作家或多篇（部）作品的民族认同，如杨继国《认同与超越——回族长篇小说发展论》等。3.研究语言、文体等文学性要素和民族认同的关系，即考察作品的语言、文体等如何建构民族认同，如高梅《语言与民族认同》等。4.从理论上阐述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如刘俐俐《走进人道精神的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身份意识》等。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樊义红的博士毕业论文《文学的民族认同特性及其文学性生成——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为中心》（2012年完成，后于2016年以同名出版）明确提出民族文学“具有建构民族（身份）认同的功能，可以充当建构民族认同的手段”，并且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对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作了专门和系统地研究，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推进到新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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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对此研究者们认识不一。笔者发现，当代民族文学中存在着丰富而复杂的民族认同现象，把这一现象与汉族（作家）文学相比显得尤其突出。从这一民族文学现象中，笔者概括出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一般来说，“民族”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二是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族群意义上的民族。民族认同建构功能概念里的“民族”兼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但又以后者为主。也就是说，所谓民族认同建构功能，是对本民族（族群）认同和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双重建构，但又以前者为主。必须说明的是，这里为何不直接说民族认同功能而要说民族认同建构功能呢？这是因为，民族文学作为民族文学作家的创造物，并不具有某种主体性，直接说其具有民族认同功能从逻辑上说不通。不过，民族文学却可以成为建构民族认同的手段，从而具有民族认同建构功能。对认同和民族认同理论的参照也可为这种提法提供理论上的依据。认同理论经历了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的嬗变历史，建构的认同论认为，认同包括民族认同是一种建构的产物而非对某种本质之物的机械归附。另外，本文中的民族文学单指民族作家文学，不包括民族民间文学。
具体而言，民族认同建构功能在民族文学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本民族身份的指认；对本民族文化特质的把握；对本民族感情的归属。这三个方面之间呈现为有机统一的关系：对本民族身份的指认是民族认同建构之前提，一般情况下，只有从属于某民族才会出现对此民族的认同建构。对本民族文化特质的把握是民族认同建构之关键，民族认同建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等同于民族文化认同建构。对本民族感情的归属是民族认同建构之伴生性特点，对某民族的认同建构往往会与此同时产生对此民族的感情归属感。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体现在两个层次：显性的层次和隐性的层次。显性的层次体现在文学文本的故事情节和思想主题等方面。隐性的层次体现在文学文本的语言、文体、叙事、和文学形象等方面。显性的层次和隐性的层次有机相连，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基础，后者使前者获得了更为有力的支撑。历史地看，当代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呈现为从显性层次的建构逐渐转向隐性层次的建构之势。民族文学在建构民族认同时往往表现出特有的建构策略、机制、意义和限度等，可以说情形相当复杂，值得深入探讨。
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生成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如何？民族文学作家的民族身份具有双重性，从大的方面看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从小的方面看他们有自己所属的民族（族群）。特别是作为本民族的文化精英和代言人，他们本就有着与生俱来的对于本民族的深厚感情，在中华各民族历史迈入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他们更加敏感而深刻地感受到了本民族认同的危机，具体表现为民族身份纯粹性的消解、民族文化的流失、变质甚至消亡、民族自信心的淡薄、民族感情的淡化等。这种危机的后果不言而喻，它关系着一个民族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它的出现与多种因素有关，比如汉族文化的压力、现代性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挑战、全球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同质化威胁等。这种危机造成了民族文学作家们普遍而强烈的民族认同焦虑。为了缓解这种精神焦虑，更是为了拯救本民族认同的发展困境，民族文学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学来建构民族认同。而文学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其可以成为建构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并且相对于其它建构手段比如仪式、场所等，文学建构民族认同自有其特点（如虚构性、个性化等）和优势（如丰富性、形象性、生动性等）。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不仅体现了民族文学作家的民族认同表达，更体现在借助种种建构民族认同的文本策略，使作家和同族的读者之间产生精神和感情上的共鸣，从而构成一种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由此，民族文学作家和同族读者的民族认同得到强化，民族文化也因此得到宣扬、保存和交流等。而当文学文本指向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时，这种民族认同建构功能就超出了单一民族的范畴，体现出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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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的功能，一般认为有审美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等，其中审美功能是文学的基本功能，这些特点对于民族文学来说当然也同样适用。但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相比在具有一致性的同时也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甚至表现在其功能属性上。因此如果说审美功能是民族文学的基本功能的话，民族认同建构功能可看作民族文学的特殊功能。众所周知，“民族性”是民族文学的基本性质之一，那么，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和民族性有何区别？何谓“民族性”？“文学中的民族性是指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诸方面体现出的民族特征。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是对文学的性质认定，指民族文学中的民族特质，不同民族的文学因为这种民族特质而彼此区别。民族性表现在文学文本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而民族认同建构功能是对文学的功能认定，与作品所体现的民族文学作家对本民族的文化身份指认、文化特质把握和民族感情归属有关。由此可见，二者在概念的属性和内涵这两个方面都不相同。不过二者也有相似之处，比如都强调了民族的独特性，但民族认同建构功能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强调独特性，而民族性从根本上说是从审美的角度强调独特性。这实际上也构成了第三个方面的区别，即民族认同建构功能偏重于文化性，而民族性则偏重于审美性。
历史地看，民族文学民族认同建构功能的生成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开始为起点。这不仅是因为，大多数少数民族只有在进入当代以后才开始出现本民族的作家文学，也才有可能谈论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问题。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的生成实际上与民族认同的危机密切相关。确切地说，只有出现民族认同的危机，民族文学才会真正致力于对民族认同的建构，从而使民族文学获得民族认同建构功能。在当代以前，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危机虽也存在，但并不普遍和突出。只有在历史进入当代以后，这种民族认同的危机才普遍地凸显，并在民族文学文本中得到大量反映。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开始至今，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经历了一个发生和嬗变的历程，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文革结束，这一时期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特点为局部性、含蓄性和自发性。第二阶段从文革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特点为在意识上逐渐自觉，数量上逐渐增多，表现上较为外显。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特点为普遍性、明朗化和深层化。以上对民族文学民族认同建构功能的动态概括其实是在族群的意义上把握民族的含义，如果把国族的意义也包括在内进行考量就会发现，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同时体现了对族群的建构和对国族（中华民族）的建构两个方面。具体而言，从时间的维度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可能更偏向表现民族特质，而在这之前特别是‘十七年’间的少数民族文学可能更偏向于表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认同。”从空间的维度看，饶有意味的是，民族文学作家往往在我们国家范围之内强调族群认同建构，而在国家范围之外则强调国族认同建构。这也使得民族文学具有了相应的特点，即在本国之内往往凸显族群认同建构功能，在本国之外则往往凸显国族认同建构功能。
按照建构的认同论观点，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并非已经完成的事实，而是永无完结，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近年来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出现了新的特点，即一方面对族群认同的建构继续扩展和深化，另一方面对国族认同的建构也开始出现强化的趋势，二者并行不悖但又相互角力。笔者以为这将会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民族文学民族认同建构功能新的呈现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