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余婶回老家的时候，正是英东北路7号院的人赶着上班上学的点，人们看见身材矮瘦的余师傅，把两个拴在一起的大尼龙袋子，一前一后搭到余婶肩上，顺手往下拽拽。余婶还不放心，叮嘱说：弄结实点。

余师傅说：太鼓囊了，路上转身的时候，小心点，别碰着人呀车的。

余婶说：都是衣裳，碰着也不疼。余师傅扯着嘴角说：那要是车碰着你呢，刮一下子，就不轻快。余婶看他一副疼的模样，也皱了眉，扯了嘴角问：你腿还疼？余婶说着，抬头看了看天。

余师傅去年在卖废品的路上，被车撞断了小腿，大半年一直腿疼，尤其是变天的时候。刚被撞的时候，余师傅唉声叹气，后来知道保险公司能赔他两万五千块钱时，默算了半天，发现能顶他干将近三年的，反倒觉得有些赚了。他把那笔钱带回老家，单独存了定期，想等孙女上大学的时候，再提出来。他觉得只有那样，那笔钱才花得值。

余师傅给余婶肩膀上绳子底下塞进块破布说：立秋后好一些了。

余婶到家后，余师傅在扫地整理垃圾时，嘴角总带着笑，那两尼龙袋子的旧衣裳让他的两个小孙女高兴得又蹦又跳又打又闹。那两个丫头，嘴甜着唻，高了兴，能蹦起来挂你脖子上，在腮帮子上吧嗒吧嗒地亲。那些成人的衣裳，也够儿和儿媳穿一阵。余师傅回收嘴角的时候，又想到等老伴回来时背回来的煎饼。虽然来省城二十一年了，最喜欢吃的还是煎饼。抹上酱，卷上葱，再不新鲜的饭菜也能咽得顺溜。

家委会田会长站在传达室的门口，朝正整理垃圾桶的余师傅喊：有电话。

余师傅在衣服上蹭着手，走到传达室门外的桌子旁抓了抹布再擦下手，方从开着的窗户里抓起话筒。

喂——，你赶紧回家来，余伟住院了！

咋住院了？昨天打电话不好好的么？！什么病？

什么脑干出血。

余师傅腿一软，人像被泡进了浑水里。呆呆地抓着滴滴响的电话。脑干是个啥，他不知道。脑干出血这个病，危不危险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她的声变了。那个三岁丧父十岁丧母，十七岁跟他结婚的女人，天塌了都不怕的女人，声变了。

余婶的话，田会长听得清楚，她在手机百度里搜脑干出血。极凶险的病。出血20毫升就能死亡，即使抢救回来也是植物人。她琢磨着20毫升的量，一小口，那么点儿。抬头看余师傅蜡黄着脸发呆，她装着没听见，问：咋了？

儿子脑干出血，让我回家去。余师傅放了话筒，捏下裤鼻上挂着的钥匙说：这突然的，上哪里找人帮忙啊。

田会长说：你赶紧回去，先把钥匙给我。

余师傅忙不迭地说着谢谢，抬腿就往外跑。田会长从窗户里伸手拿了他的塑料水杯，喊他：四五个小时的路，你不带上杯水。余师傅回头拿杯子，才想起来拿路费。哦，还有去年赔偿他腿的钱。儿子肯定要花很多钱。他又进了屋，在床板下摸到用胶带纸粘住的信封，撕下来。里面是那个定期存折。

英东北路7号院的传达室锁门了。没了余师傅老夫妻俩的身影和笑容，整个院子都空荡了。

从这个院子建成，余师傅就在这里。他老家的亲戚跟这个局里当年的办公室主任熟悉，知道他们想找个看大门打扫卫生的，就荐了他来。钱虽不多，余师傅却干得认真，起劲。三栋楼的院子，一百零八户人家，虽不大，但一个人干还是很忙碌。看大门，收发报刊，打扫院子，浇花拔草，清理垃圾，后来又兴了快递，每天进进出出不止百件，只得把余婶也叫了来。好在，门卫南边还有一间几平米的小屋，可以做饭。局里人活得讲究，衣服旧了不时髦了，粮食陈了，食物药品过期了，或蔬菜不新鲜，都扔。余师傅都捡着。吃还花点钱，穿就一分也花不着。捡的纸壳酒瓶子啥的，也能卖些钱。

一直到去年，新选的家委会想引进正规的物业管理，辞退了余师傅。但那三班倒，每班两个人，每人月工资两千五百元的物业，只试行了一个星期。谁家也不愿多花钱。当家委会再叫回余师傅的时候，也把余婶聘用了。两个人干六个人的活，另外加了打扫楼梯。工资由原来的七百五十元，长到两千。余师傅和余婶欢喜异常。

三天，垃圾桶就满得四处漾。讲究的人，路过时要捏鼻子。传达室门口的桌子上也堆满了各种信件报刊和快递。人们相互打听，都知道了余师傅儿子脑干出血的事。

三号楼的老魏从去年得知门卫涨了工资，就心下乱活动。他的亲戚常有找他安排活的。尤其中美贸易战以来，经济不景气，原本在城里有活干的，都回了老家。正巧，前些天去局里开会，副局长跟他打听老余两口子，说被老两口找烦了：多少年的旧账，前几任的事了，咋给他解决？在什么条目里列支？谁来签字担责？让人头疼。老魏听了，心下窃喜，想等机会来个一石两鸟。应该是三鸟。一来给领导解决了难题，领导必定对他另眼相看；再就是能把两个亲戚安排进来；三么，也能监视某些人。尽管住在这院子里的某些人已越来越少。

提起某些人，老魏就有点别人吃瓜子他吃皮的不爽。如果不是某些人，他老魏也是某些人，早就是啦。

想当年，老魏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在同学和家乡父老的眼里荣光了很长一段时间。同学的羡慕和父老乡亲的赞美，尤其是父母脸上那笑容，组合成他脚底板看不见的风火轮。无论是清扫厕所还是干本职工作，他都抢在前头。一时间，他成了所里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好青年。

就在老魏，不，那时的他还是小魏，就在小魏渴望更大的进步和成功时，他看见了拿着厚厚一叠材料哭丧着脸的人。同办公室的人，一个端了水杯去水房，一个捂着肚子去了厕所。只留他，面对那个人和那叠材料。他认真地翻看。详实。完整。控诉有理。尤其是上面满满的好几张纸的红手指印子，每一个都让他心生豪情——他要把这个案子办了，办漂亮！他要让全所，不，全局的人，看到他的能力。让那些使劲向下按的红指头，提起他来就竖大拇指。怕同事们参与进来争功，他赶忙收下材料，紧紧地握了握“哭丧脸”的手，让他放心等消息。

小魏开始了单兵深入的调查，材料记录了半尺厚，一切都明了显白，让那张哭丧脸笑起来的愿望即将实现！让那些红指印为他竖起拇指即将实现！他捧着自己两个月的辛苦成果，微颤着双手，来到所长面前。出乎他预料的是，所长没有欣喜，没有夸赞，只是把脸上的零部件动了又动。良久，所长叹口气，咂下嘴说：你直接给局长吧。

好！小魏心里暗叫一声。直接让局长看见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把材料装在书包里，斜挎着，为了让自行车跑得更迅速，他的屁股屡屡从车座上抬起，把全身力量都压到脚底的车镫子上。寒风，吹起他的头发，他感觉自己就是快马驰骋疆场的勇士。即将拔得头筹。一个小时后，他赶到局里。尽管蹬了二十多公里起起伏伏的路，他脚底的风火轮还能让他身轻如燕，嗖嗖嗖地就奔上三楼。

突然，他闻见棉袄里窜出的热气，酸臭味的。他赶紧止了脚步，到走廊的窗户前吹风。两个多月了，他为了节省时间没进过一次浴池，只是每周在宿舍里烧一壶热水，洗个头。他站在离局长室九米远的窗前，愉悦地想到该去泡个热水澡了。请个搓澡工从头到脚来一遍。有点奢侈。但做了这么大的努力，不该奖赏一下自己么。或许，他还应该请“哭丧脸”去泡个热水澡，他身上的味儿比他还重得多。

请他？！

如果得了局长的表扬甚至提拔，那就该请。毕竟，是人家提供的机会。他这么畅想着。等脸上的汗吹干，后背上一片湿冷时，他扯起秋衣领，使劲低头闻了闻，酸臭味隐身了，他系好脖颈下的棉袄扣子，敲响局长的门。

出乎他所有的想象，局长只斜瞅了他一眼，连他叫什么名哪个所的为啥事来都没问，只用下巴颏指了指沙发前的茶几，说了三个字：放那吧。

一放，再无下文。开始小魏还多方打听。被他询问的人，不管是微笑摇头还是面无表情，都回答说不清楚。小魏大着胆子想亲自去问问局长，还没进大门，就被门卫拦下，说局长不在。偶尔的，全局大会，他也被留在所里值班。

小魏的澡一直没洗。他没心思洗。“哭丧脸”一次次去所里找他要回复，他开始还给他鼓劲，让他耐心等。后来，他只得躲。但他最终在下班回宿舍的路上，被捉住。“哭丧脸”把他拉进酒馆，又拉进澡堂。他趴在搓澡的小床上，任由汗水和泪水同泥灰柱柱，一起掉落。

从此，小魏，也像那叠材料一样，被放在了所里。一个又一个所，一个比一个偏远的所，一放，就是小三十年。同事换了一茬又一茬。所长换了一茬又一茬。局长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他父母脸上的期待没换。每次回家，父母都用期盼的话语和眼神问他的进步。逐渐的，话语删去，只用眼神。他不接他们的目光，只是一样样掏各种补品出来。父母，尤其是父亲，也不接他这种逃避。父亲不屑地说：乱花钱，吃了顶啥用？！还不是变成屎拉出来！又不能贴脸上！

小魏逐渐变成老魏。意气风发的胸膛也逐渐被臃肿的脂肪和郁闷淤堵起来。

直到五年前，原来的局长被别的案件牵扯进了局子里，才有人告诉老魏当年他单兵深入调查的案子，背后真正的主角是局长的老婆。

当年，除了你，所有人都知道。说话的人，哈哈一笑。像笑一件很可笑的事。

老魏怔在那里，五十多岁的脑袋里一阵电闪雷鸣。所有人都知道！三十年！老魏顿觉周身如浸冰窖。

害了几天冷的老魏，胸膛里越来越热，热成了炸药包。他咬着牙，紧闭着嘴，目不斜视地穿行在局大楼里。他要找到书记再张口，他很清楚“所有人”的目光都是点炸他的火焰。但他不能乱炸。炸了，他就成为更大的笑话。他只能炸在书记那里，为自己伸冤性的炸。

他跷着腿坐在沙发上等待被接见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前三十年是因为不了解内幕造成的，不能再来个后三十年。谁知道眼前的人，会不会拐几个弯就拐到了旧人那里。他冷静下来，委屈起来，把腿放下，摩挲自己的膝盖。

书记出现的时候，他一阵鼻塞眼涨。他哭了。很久。也止不住。

他被提拔为所长。

所有人都认为是安抚。他自己认为是补偿。

可是，补得过来吗？！他回家给父母上坟，想把这个喜讯告诉他们，却发现更大的委屈梗阻着喉咙，他默默地坐在坟前，看着生死轮回的野草黄绿相间，把手边的黄土块捏碎，成粉，一遍又一遍。

好在，这三十年里，他也有他的膏药。他早就意识到他的工作本身和局的大名都能让他在局外人面前挺着腰杆。就像旧时代穷人无法更换的假棉袄，里面装着芦絮，就格外在意外皮的完整。有时，跟不相干的人坐一起，啥都说不上时，他会问人家住在哪里，然后说离自己住处不远或比较远。当别人听到他的住所名字时，看他的眼神都会有些微的变化。人家眼角的这点点改变，像小手指甲尖挑起的一点点清凉油，抹在他的淤堵上。

不曾想，好好的，国家竟然就允许单位宿舍自由买卖了。这一改革不要紧，先是官大的都卖了房住到别处，紧接着中层们也卖的卖，走的走。老魏心里琢磨，他们是怕迎来送往被本局的职工知道。毕竟现在对当官的管得紧了，如若被举报了，乌纱帽不掉也得破个洞。但是，搬出这个小区，别人就不知道了？除非搬出国，搬出地球去！

老魏的房子是三号楼最顶层且把头，冬不暖夏不凉，但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当瞭望哨。每到逢年过节，他最按捺不住的就是站窗帘后。但他只能看见对面二号楼的情况，三号楼的他要抻着脖子斜着眼，使劲地看。一号楼就完全白搭了，只能看见人或车往那去，详细的，要靠想象。尤其是他当了所长后，根据自己受到的尊崇情况，类推出去，也就更有了想象甚至弄清的欲望。

没想到，机会还真就来了。如若，门卫是自己的亲戚，那一切都将了如指掌。

老魏在窗子前侧扭着脖子留意田会长的动静，看见她牵着外甥女走来，就装着下楼扔垃圾。这个田会长，也是允许单位宿舍买卖的受益者，要不，她能住进局里的宿舍来？听说只是个买断工龄的内部退休工人。她肯定是发现了局宿舍的好处，没两三年，就张罗五六户亲戚都来买了房。听说，街道要求成立家委会的时候，局里人都怕操心，她竟然毛遂自荐。唉，英东北路7号，再也不是当年的英东北路7号了。

老魏叼着烟卷，沓沓地走下楼，目不斜视地从田会长身边走过，将手里的垃圾袋子隔着七八米扔进垃圾桶，转过身，用突然想起的口吻跟田会长说：唉，听说余师傅儿子出事了，从遗传学上来说，他老婆和他儿同质同材，她那么胖，血压肯定也低不了，她要是和她儿一样，哪天也来个脑干出血啥的，那责任可是咱全小区的。如果你们家委会不换他们，真出了事，谁来打这官司？我家可一分也不负担！告诉你，局里的这些人，哪个都不是好糊弄的！

田会长说：每个月90元的卫生清理费，你家也一直没交过。

老魏说：没交的又不只我一家，我住局里的房，你找局里要去。

田会长说：局里五年前就没这块费用了，都是个人交。老余夫妻俩的工资、路灯、花草的维护，清扫工具，什么都指着这点钱……

老魏打断她的话，瞪眼问：局里的钱，都弄哪去了？！

田会长冷笑一声说：你这局里的人都不清楚，我这局外的人咋知道。说完，牵了小外甥女的手就走。

不知道是不是老魏串通的，二号楼一单元的老张媳妇和三单元的老赵媳妇也去找田会长，说：余师傅儿子肯定好不了，老年丧子哪能受得了，要是也跟着倒下，咱们全体可是要负责任的呢。老张媳妇说的时候，伸出手指把三栋楼指点了一遍。老赵媳妇跟着频频点头。

田会长不忍心趁人之危，但也觉得还是要先给老余夫妇打个预防针，别哪天真辞退时，怪罪到她个人头上。

重症监护室门口不准留人，家属们只能在走廊的两端或楼梯上，贴边站着，远远地盯着监护室的门口。即使这样，也时不时地有护士来撵。余婶从眼见儿子倒下后，她全身的筋骨仿佛就被砍断了，起坐都需要人搀扶。余师傅还能拖拉着腿走路，每隔三五分钟，他就去监护室门口，趴门缝和窗户上瞅。什么也看不见。可他觉得往门窗上那么一靠，离儿子就近一下，心里就好像能冒出双手来，托举托举儿子。

等他回来，余婶就拿眼问他：儿子怎样了？

他摇下头叹口气：严严实实的，看不见。余婶就想自己去看。这个家里的事，别人不能的，一直都是她能。

余师傅并不接余婶伸出的手。他说：等能看见的时候，你再去。余婶的那个位置可不是轻易能得到的，走廊最尽头的角落，面对着厕所，挨着垃圾桶，当走廊里所有的人都被撵的时候，也能缩在那里，屁股底下还能垫块纸板坐着。一离开，就被人占了。没了这个位置，万一俩人都被撵到楼外面，那儿子可就太孤单了。

余师傅的手机响了。余师傅自己没听见，是别人告诉他的。他慌慌地在裤兜里摸手机。手机壳上的胶带纸已经不粘了，翘起来，在余师傅的呼吸里哆嗦。余师傅一下没听出是田会长的声音。只听对方问：你儿子怎么样了？

他刚想说儿子的情况，对方又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余师傅茫然地问：回哪里？

对方说：如果你们一时半刻回不来，我们就考虑临时雇人，院里垃圾都堆得妨碍走路过车了，住户们有意见。余师傅这才恍然大悟，愧疚着连连道歉。

他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眼巴巴地看着余婶说：院里垃圾满了。

余婶伸手接了电话，鼻子骤然酸了，像是久困孤岛的人听见亲友的呼唤，憋了三天的泪从她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浑浊地涌出。

田会长听她的动静，就知她儿子情况不妙。田会长说：这时候，本不该……唉，我也是为公……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住户反映，怕你孩子生病这事影响到你和老余的健康。你们也多理解，人么，都怕担责任……毕竟，现在局里不管了，雇主属于住户了……本来他们就担心你身体胖，血压高……他们建议换人……你放心，只要你和老余身体好好的……

田会长磕磕绊绊地把想说的话说完，就挂了电话，长舒一口气。总算给他们打了预防针。也总算既问候了他们，又没让他们把儿子的情况说出来。

余婶反复琢磨田会长的话，眼里的泪就止了。把手机递给余师傅，一手抓窗台一手抓垃圾桶，想把自己拉起来。余师傅迈过另一人的腿，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拽起来。余婶说：以后儿家得靠咱俩了，说啥也不能把英东北路的活丢了，你现在就赶回去。

余师傅说：儿这样，我咋回得去？！

余婶说：回！不回，那事也就更没指望了。余婶顿了顿，迟迟疑疑地说：儿一病，那事，就更要紧了。

余师傅知道余婶说的那事。去年被辞退再返聘时，才听人说他每个月750块的工资，远远低于有关部门规定的城市最低工资。人家规定一千五呢，还有休班。更惊讶的是，人家还规定必须给交养老金啥的呢。他统统没有，余婶更没有。两人，从去年就幻想：如果局里能把工资给补得向“最低工资”看齐，能给补交上养老保险……

他们去局里十多趟，屡屡被各种理由和借口打发出来。但只要局还在，他们俩还干着原来的活，就应该还有希望。

一号楼去年新搬来的小李，是个律师，曾跟他俩说，这种情况，可以起诉，他可以帮忙。当时，他俩就吓得一齐摆手。告人家局里，咋行？！得罪了人家，人家还给咱解决问题？再说了，人家可能也不是故意的么。

余婶想了想，让旁边的小伙子帮忙把刚接的电话调出来，拨回去。她抓着窗台，看着外面的天，等待着。从儿子在她面前昏倒，她就常这样看天。在心里祈祷老天睁眼，照看照看她的儿。

手机里传来田会长警惕而短促的喂，余婶声音干干地说：田会长，老余明天就回去打扫卫生。您放心，我血压一点没问题！

余婶话音刚落，监护室的门就开了，所有的人一起扭头看着出来的护士。护士喊：余伟的家属。余婶惊得手脚瘫软，手机啪地掉地上。余师傅奔向护士，连连说：我是我是。

病人情况有好转，进来看看吧，注意安静。护士给了余师傅一个一次性口罩。余师傅回头看余婶。余婶一听儿子有了好转，全身像通上了电，活起来。她接过别人帮忙捡起的手机。田会长还在电话里喂喂。余婶重新放到耳边，响亮亮地说：我儿好转了！我儿好转了！

她跑过去，余师傅把口罩递给她。护士看看余婶，对余师傅说：只能一个人进，还是你进。说着又递给他一双鞋套。

余婶扒着门说：也让我看看吧，就看一眼，我是他娘啊。

护士说：有规定，只能一个人进。

护士开始关门。余婶在门即将关上的时候，朝里喊：余伟，娘一直在门口守着你呢！护士皱眉说：不能喧哗。

门关上了。余婶抓着门把手，侧耳听着监护室的动静。或许，儿子能回应她一声呢。监护室里静悄悄的，偶尔听见嘀嘀的响声。有时，好不容易听见有人低声说话，却听不见说啥。

终于，余师傅木呆呆地出来了。那些同病相怜的人都围过来。余婶审读着他的脸色问：儿子跟你说啥了？他没说头还疼不疼？

余师傅嘴巴张了几张，半天说不出一个字。余婶说：你要急死我啊，儿到底咋着个情况？

余师傅低了头绞着手指头说：挠挠脚心，左腿能动一下，挠手心，左手二拇指头会动动。

余婶刚通上的那点电，被余师傅一句话耗光了。多亏旁边有人，及时扶住了她。走廊尽头，占了她座位的人看见这情况，赶紧让出来。人们扶着余婶坐回垃圾桶旁。

余师傅扶着垃圾桶站着，回想了半天，又补充说：儿子眼角这里有一滴泪，好像是。余师傅忍着，不让儿子浑身插满管子那句话跑出来。

余婶一听，眼泪就如河决了口子。她坚信儿子那滴泪，是因为听见了她的声音。

儿跟娘亲。一点也不假。余伟都小四十的人了，看见娘回家，还欢喜得跟个孩子似的。把她背回来的衣裳试了好几件，又忙不迭地去买肉包饺子。饺子出锅，他也跟小时候一样，直接用手捏起来，笑嘻嘻地往嘴里填。直着脖子，连填进去三个，把腮帮子撑得鼓囊囊的。从小，就爱吃娘包的饺子。从小就是先填几个进嘴，过了瘾，才坐下来稳当当地吃。

吃完饺子没一会儿，余伟就说头疼。

余婶说：累着了，睡一觉就好了。

哪成想，儿子这次头疼不同于她一辈子感受过的头疼。一疼，就把活蹦乱跳个大男人给疼昏了。

余伟没有更多的希望给父母和妻女。那滴似是而非的泪和微微动了动的左腿和左手食指，成了他和亲人最后的告别。当晚，余婶和余师傅合披着一床被在垃圾桶旁守候时，他们的儿子就被一床白旧的床单遮盖了。

安葬了儿子的次日，余师傅就回了省城。临行，在急救室挂吊瓶的余婶反复叮嘱他：记着泪往肚子里咽……实在憋不住了，就说迷了眼。除了田会长，别人要是问，就说咱儿在一天天好转……唉，说瞎话对不住那些平日里照顾咱的人，可咱也不知道是谁在告咱……我给儿子过了头七就回去。

余师傅到达英东北路7号的时候，田会长已等在传达室门口，远远地看见他，放下钥匙说自己家里炉灶上正煮着菜，就走了。

余师傅埋头苦干了两天，院子里才恢复了以往的洁净。闲下来的时候，余师傅就坐在传达室外的桌子旁。这是家委会的规定——不清扫的时候，人要在门口，从早晨7点到晚上9点（夏天到10点）。没人的时候，他就呆呆地出神。有人的时候，他就赶忙咧嘴，堆笑。当人问起他儿子时，他的笑就变大变硬，说：我儿在一天天好转呢！

人们再问具体情况，他就说：开头啥也不知道了，慢慢的，会动手指头，会动腿，会说话，会吃东西，医生说，很快就能好起来！

每每，余师傅说到会动腿的时候，就低下眼，整理手边的东西。手边若没东西，就抠黑黑的指甲。说到最后，那声音就突地高上去。

人们总觉得他有点异样，尽管他还穿着走之前的那套衣服。老张媳妇眼尖，她发现余师傅那张脸和一周前不一样了，跟熟鸡蛋受了磕打似的，横竖的都是裂纹。田会长说：唉，白发人伺候黑发人，那心里能不消耗么。

余师傅一直想跟田会长单独说一说儿子去世的事，但每当他开口，刚说出我儿，田会长就说：一天天好转就是最好的，别着急，病去如抽丝么。田会长这么说着，就转头跟远处的人招呼，或掏了手机打电话。无法跟田会长说清楚，让余师傅很是愧疚，只能在田会长四岁的外孙女从幼儿园回来时，隔老远就笑着招呼那个头顶的小黄毛辫没一棵麦苗粗的娃娃。

半个月后，余婶也回来了。看见余婶的人都惊讶余婶的瘦。二十天不见，瘦了将近一半去。也还是走之前的那身衣服，原本紧绷绷的裹在身上，此时竟有了飘荡之感。暴瘦的余婶，比以前笑得更多了。

见谁都笑。

那动用了身心的双重努力才完成的笑，在窄缩了一半的地盘上呈现时，格外醒目和陌生。

当人们问起她的儿子，她就笑着说：我儿在一天天好转呢！

一句话总不能满足询问者的疑惑，她就继续解释：开始，啥也不知道，慢慢的，会动手指头，会动腿，会说话，会吃东西，我来的时候，人扶着能坐了，大夫说很快就能下地了！余婶说到这里，声音和笑容都格外大。人们听完了他儿的情况，也总要感叹一下她的瘦。余婶再仰脸笑着说：瘦瘦，健康，干活利索。

没人的时候，或者看见胖壮的中年男子时，余婶就特别容易被“迷了眼”。她不允许眼泪流下来，总及时地用块柿子红的旧秋裤布，擦眼。擦得里外一个颜色。

老张媳妇研究了一段时间余婶的笑，找田会长反映说：我总觉得她那笑有点瘆人，好像不是她儿病了，而是捡了个儿一样欢喜。她瘦得那么厉害，别是也得了什么不好的病吧？老张媳妇说着，脸上就罩上了阴沉的忧虑。

余婶和余师傅觉得瞒谁也不能瞒田会长，毕竟工资从七百五十长到两千，有她的功劳。虽然是她张罗着引进正规的物业，把他们老两口炒了一回鱿鱼，但结果却是好的。再说，田会长是家委会会长，是领导。哪能瞒领导。

余婶终于在儿子五七坟的前天，跟田会长告假时，直接说了出来。田会长愣了下，说了几句安慰的话，然后再三强调：你就当没跟我说过，也别跟别人说，好几个人来我这里吵吵，要换你俩呢。唉，你也瘦得忒厉害了，还是要多保重身体。

一句话暖得余婶的泪瞬间填满了面颊上的沟坎。她拿手去抹，它们又把她手上那些黑红相间的皲裂纹填满，她摸不到擦眼的秋裤布，把手在衣襟上蹭干，再去脸上抹。她说：要不是想到老余可怜，两个孙女还小，真想跟着儿去。

余婶一再在电话里嘱咐儿媳：余伟的“五七”尽力办好，把他在那边的家当置办好，穿的，用的，全套的，兴什么扎什么。余婶知道儿媳心疼钱，再三强调：钱，我出。

上坟那天，余婶发现儿媳并未照她的话办，扎彩很是糊弄，连件棉衣也没有。余婶决心自己给儿子扎棉衣。儿子，身体胖，又不舍得花钱买衣服，一辈子的衣服都穿得糊弄。到那边去了，再不给件合身的衣服，怎么行。余婶买了上好的彩纸和棉花，从老家背回省城。

夜深人静时，余婶就在传达室的床上，拉严床前的帐子，就着床头灯的光，缝制余伟的寒衣。偶尔有深夜回来的人或车，余婶听到动静就从帐子里伸头辨认，确定是院里的人，就按下电动门的开关。

寒衣节前夜，余伟的寒衣到了最后的工序，上领子，缝纽扣。纸的衣服，比布的难缝，稍不注意就会坏。最近，余婶的眼花得厉害，为了找准下针的地方，要远远近近地眯了眼瞅好几遍，才扎一针。不争气的眼泪，每到晚上拿起针线，就跟水管子坏了龙头似的，一个劲地淌。脑子里净是儿子吃水饺的情景。也许，不吃那顿水饺，就没事了。余婶这么想着，后悔着。曾听老辈人说，人一生吃的饭有定数。如果余伟不吃饺子，永远不吃，也就可能永远活着吧……

突然，窗子咚咚地响。余婶伸头看见是陌生的青年，拉开窗玻璃，隔着防盗窗问他找谁。青年人说：我给三号楼601的魏所长送东西。

余婶说：这都十一点多了，估计他休息了。

青年说：没有，刚打电话了，说让放门卫，他一会儿从外边回来拿。

余婶按开电动门，等她走出来，青年把一大袋子四塑料盒水饺塞到她手里说：魏所长就喜欢我们店里的水饺，他要明天早晨吃，所以赶着做了送过来。

就着传达室屋檐上的惨白灯光，余婶望见了水饺。那形状酷似她包的，余伟吃下的。一排排，一行行。余婶登时天旋地转，头疼欲裂，伸手慌乱地抓依靠。

魏所长的水饺掉在了地上。

余婶的胃突地翻了底，随着眼前一黑，积攒了一个多月的苦水喷了出来。人也跌坐下去。

已经骑上电动车的青年，听见动静，折返回来问余婶：你咋了？要不要打120？

余婶定醒了片刻，努力睁下眼说：没事，可能是刚才起猛了，头晕。

余婶听见青年踢了踢塑料袋。等她眼前清楚些的时候，发现自己吐出的东西全喷在了塑料袋子上。余婶慌慌地抬手往旁边桌子上摸抹布。

青年掩了口鼻说：别擦了，魏所长不可能要了。

余婶仰脸说：真对不住！多少钱，我买下来。

青年边按手机边说：扔了吧，我跟魏所长说一声，改天再给他送。

青年刚离去，就见一辆车驶来停下，铮亮的远光，探照灯一样照着坐在地上擦塑料袋的余婶。魏所长出现了。魏所长皱着眉，喷着浊臭的酒气，瞅瞅地上的水饺和余婶的呕吐物，仰着脖子说：你病得不轻快啊！你都这样了，还赖在这里，等着我们局里这些人拿钱给你治病？还是等着最后讹上一把？想得美！赶紧打包走人。要是不走，我就找家委会！找局里！好好的早饭，被你糟蹋了！晦气！

眼见委曲求全咽泪装欢想保住的工作就要丢了，余婶心里登时喷出一股鱼死网破的火气，她朝着老魏的背影喊：那些交了卫生清理费的人，才有权让我离开，独独你这样的，没有！五年了你家一分都没交，我已经免费给你服务五年了！你就是找谁我也不怕！找谁我都奉陪！找局里，最好不过了，我正愁着找不到局里的人解决我的事呢！

老魏停住脚，转回身，用左手食指点着余婶，冷笑着说：你有种！咱走着瞧，我让你看看，我到底有没有权力让你走！

在北边小屋里睡地铺的余师傅，被吵醒，出来埋怨余婶说：你得罪谁不好，单单得罪他。

余婶慢慢站起身，拢拢头发，进到传达室说：儿的寒衣还差一个扣子就做好了，一会儿咱俩到大路口给他送去。明天不回去上坟了，找一号楼小李帮着写状子！

余师傅提了塑料袋子放到桌子上。余婶皱眉说：拿远点，别让我看见。

余师傅把水饺放到屋后的三轮车里，进来说：你消停消停吧，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咱在人家眼里，连个小拇指都算不上。

余婶唰地拉开床前的帐子，拿了针线，缝着扣子说：只要没废，小拇指也能戳戳。

戳！戳！戳！一辈子了，你脾气还是这么刚，戳断了手指头咋办？！

余婶说：不戳咋办？你没听见么，咱都被人家说成想讹大家伙了。一辈子没干过亏心事，我可不允许人家往头上扣屎盆子。我宁愿要饭去，也不在这里顶屎盆子！

余师傅长长地叹口气，在门口蹲下去，茫然地看着他打扫了二十一年的院子。他多么稀罕这个院子和这个院子里的人啊。大人，他从年轻看着变老。孩子，从幼小看到成人，尽管他们从未和他坐下来拉过呱聊过天，最多匆匆一声爷爷或大爷，他的眼就热热地追着他们的背影。他知道他们哪个从小乖巧，哪个学习好，哪个淘气……这个院子，他哪天不走上个十遍八遍呀，脚印子垒摞起来，恐怕比他人还高呢。角角落落，每棵花草树木，都是他侍弄大的，就像他的孩子。想到孩子，余师傅的肩塌下去，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干缩。

余婶剪断纽扣上的线，把余伟的棉衣提溜起来，左右前后地看了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叠起，抱在胸前，拿了大门的遥控器和打火机，跟余师傅说：找个木棍儿，给儿送棉衣去。

夜深人静，夫妻俩的脚步刺啦刺啦地摩擦着地面，疲惫而沉重。

来到路口，余师傅问：哪里？

余婶说：哪里都行。

余师傅蹲下身，打算用木棍画圈的时候，余婶又说：那边吧，石凳那里。余师傅站起身，往前边走。

余婶解释说：儿子每次来，就愿意坐那石凳上抽烟，看人，说越看越有意思呢。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看出来的那个意思是个啥。

余师傅走到石凳前，蹲下，画圈，突然想起头顶的电线杆上就是监控摄像头，停了手说：监控正对着呢，换个地儿吧。

余婶固执地说：又不是杀人放火，怕个监控干啥？余婶说着，弯下腰，吹石凳上的灰尘，又用手扑扫一遍，在裤腿上把手擦净，方把余伟的纸棉袄放上，轻轻展开，低声对余伟说：儿啊，你看看娘给你做的这棉袄，三表新，棉花厚厚的，保准暖和，赶紧来穿上。边说边用袖子拭泪，生怕滴到余伟的棉袄上。

余师傅在地上画了个开口朝向老家的圈，余婶提着棉袄的两肩，放进圈里。余师傅按下打火机，用手拢着，慢慢地让火苗挨上纸棉袄的衣角，说：余伟，来收棉袄啊，余伟……

灿烂残酷的火苗，快速地生发，瞬间就蒸腾着黑烟窜到纸棉袄的脖颈处，烤着余婶的手和瘦了一半的脸，她坚持提着，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她的儿看清棉袄的样子，才能喜欢穿它。仿佛只有这样，她和老伴发向另一个世界的包裹才能完整结实，顺利抵达。不得不放手了，余婶将棉袄袖子折向前，余师傅用木棍接住，仔细地挑着，让棉袄充分燃烧。

余婶蹲下来，从余师傅手里接过木棍儿，继续翻挑着说：这是浮来村余伟的棉袄，谁都不许抢他的，也不许欺负他，否则我和他爸可是跟你们不客气呢！余婶的话说得坚决霸气，仿佛她真就能对付鬼似的。

火焰越来越小，最终成火星。肥大厚实的纸棉袄在苍白的未合口的圆圈里，变成一堆苍白的颤抖的灰烬。就在这时，有飒飒的声音响起，十几米处平地里旋出一个盆大的旋风，一路旋来，卷了纸棉袄的灰烬，漫过他们而去。老夫妻俩都愣在原地，被风扑了满身满脸的灰也没感觉。余婶先顿过神来，朝着远去的旋风哭喊：余伟！余伟！

余师傅抹把脸上的泪和灰，说：回去吧，别让人家来逮着。他说着仰头看眼摄像头，又赶紧垂下，催促余婶：走了走了。

余婶叹着气，一步一回头，看早已消失不见的风，心里对余伟说：娘知道你来了，你跟娘回屋去，这大冷的天，黑灯瞎火的别着急往回赶。

英东北路7号院的传达室里，余婶真切地感觉余伟就在跟前，只是阴阳两隔看不见他。想儿子三百多公里跑了来，她抻平了被子，让他躺下休息。自己坐在椅子上，絮絮地把他生病住院以来的事说给他。包括他打工的单位里给的丧葬费，借他钱的人头七那天上门还钱，亲戚们随的人情钱，他爹断腿挣的钱，都一一说给他：加起来，差一千一百四十，就够十万了，我和你爸全交到你媳妇手里了，够她们娘仨花两年了……

临天亮前，疲乏至极的余婶打了个梦盹。看见余伟穿着她做的新棉袄，满脸堆着憨笑，大声说：以后就靠娘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向一片眼望不见边的荒野。余婶伸手去拽，着急地说：这说的啥话，明明是娘的将来要靠你啊！

手里空空的。微露的晨曦里，余婶怅然地看着一双空拳。

余师傅的扫把又开始唰唰地响。余婶按下电动门的开关。英东北路7号院的人迎来了新的一天。余婶在传达室门口等着一号楼的小李。这个小区里最和善的人。三十露头的年纪，进进出出都笑眯眯地和余婶老两口打招呼。

小李骑着电动自行车，棉衣领口处露着雪白的衬衣领和藏蓝色的领带结。余婶不等他问好，就摆手让他下车，悄声说：婶想问问，你去年说的……

电话急促响起，余婶跟小李说：我先接下电话。

电话里她的小孙女哭哭啼啼：奶奶，我和姐姐只能吃咸菜喝水！

余婶莫名其妙地问：咋只能吃咸菜喝水呢？让妈妈做饭吃呀。

小孙女说：妈妈说，我们家没有钱了，奶奶你要是不给钱，我和姐姐以后，就只能天天吃咸菜，喝水。

是喝凉水！妈妈说没有钱，煤气都点不着火！大孙女在旁边提醒妹妹。

余婶说：你妈怎么会没钱了呢？！余婶夜里跟儿子念叨过的账目，又涌到嘴边，她叹口气把到嘴的话，吹散。

小孙女不耐烦地说：我咋知道！反正我妈说没钱！大孙女插进来说：我妈说奶奶要是不给钱，我和妹妹学也上不起，大学更没门儿了。小孙女说：我妈说奶奶有的是钱，奶奶的钱不给我们就会给别人。

放屁！儿媳妇的呵斥声，拍打皮肉声，小孙女的哭喊声，混合着梦里余伟的话，一起冲进余婶的耳朵，把她积攒了一夜的那点刚气戳散了。她放下电话，苦苦地对小李一笑说：你赶紧上班去吧，婶儿没啥事了。

看着小李的背影，余婶艰涩地咽着唾沫，压着心口里的难过。她知道，以后，胸膛里不管堵着啥，都要硬咽下去了。她要努力守在这里，为了每个月的两千块。她要用这些钱，养她的孙女。

把她们都养成小李那样的人。余婶想着，拿起了扫把，到三号楼前开始每天的清扫。

【东紫，本名戚慧贞。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一级作家。出版长篇《好日子就要来了》《隐形的父亲》，中短篇小说集《天涯近》《被复习的爱情》《白猫》《在楼群中歌唱》《红领巾》《穿堂风》《珍珠树上》等。作品曾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国原创小说年度排行榜。曾获茅台杯人民文学奖、鄂尔多斯杯中国作家奖、山东文学奖（2006年-2010年）、山东省泰山文艺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