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文学经典化的参与力量及其价值分区
摘要：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多种力量参与的复杂历史过程。文学经典化包括经典地位建构和经典性阐释两大价值分区，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现代社会文学经典化的参与力量远较传统社会多元，各种力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有隐秘的对抗与角力，也有调和与妥协。现代社会文学经典化的参与力量包括有政治或社会诉求的学者、粉丝型学者、以文学研究为业的“零度介入”的专业批评家、一般读者群体等，其在价值分区和价值等级上也表现出差异。
关键词：文学经典化 现代社会 参与力量 价值分区 价值等级
关于文学经典化有“本质论”和“建构论”两种观点，前者强调经典本身包含经典属性，后者强调经典的建构特征。从诸多作家作品的经典化看，经典的生成是一个多种力量参与的复杂历史过程。如果认同本质论的观点，认为存在经典属性，那么这种属性在经典化过程开始之前也处于潜隐的状态。经典性阐释和经典地位建构，为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两大价值分区。立足于经典性尚未阐释、经典地位尚未建构的“元经典”，能够更加清楚地观照文学经典化过程的有效参与力量，这种观照有助于推进对经典本身的认知。
文学经典化过程是历史的，受具体社会形态制约。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在结构形式、运行机制、文化形态、文学创作与接受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现代社会中的文学经典化因之与传统社会十分不同：其参与力量远较传统社会多元，各种力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些参与力量潜藏着同另一些参与力量的对抗与角力、妥协与调和，这冲击着关于经典的传统认知，使其充满张力。本文聚焦现代社会中的文学经典化，考察其主要的参与力量以及它们在价值分区和价值等级上的差异，考察之依据除了现代精英文学的经典化，还有古典文学的现代经典化、通俗文学与网络文学的经典化等。
一、有政治或社会诉求的学者
在学者群体中，有些学者有着明确和强烈的政治或社会诉求，这些学者着眼于文学的社会功能，参与到文学经典化当中。
《红楼梦》《水浒传》等古白话小说的现代经典化即由一批有明确和强烈的社会诉求的学者开启。以《红楼梦》为例。清朝末期，《红楼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仍属禁书；在民间，“晦淫”是其主要标签，一般读者羞于公开阅读。但之后，在1922年北京高等师范学院的民意调查、 1923年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青年爱读书”社会调查中，《红楼梦》都名列榜首；1923年《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读书杂志》第7期刊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红楼梦》位列“文学史”部。从官方禁书、民间羞于公开阅读的书籍到国民“应读书”、青年“爱读书”，反映出《红楼梦》从“非经典”到“经典”的地位和属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始于胡适、刘半农等一批学者出于民族救亡、社会启蒙目的对其现代经典地位的建构。
胡适对《红楼梦》《水浒传》等古白话小说现代经典地位的建构，缘于其文学经典观念，其文学经典观念又服务于其社会改良主张。“五四”时期的舆论氛围为救亡、启蒙。许多学者探求救亡、启蒙的方法，社会改良是其中之一。在胡适的改良主张中，文章改良、文学改良进而缔造新文章、新文学为社会改良的必要构成。以社会改良为初始意图和最终目的，胡适提出新文章、新文学应有的形式特征与结构属性。在胡适的阐释中，这种形式特征与结构属性既为新文章、新文学所“当有”，又是优秀的新文章和新文学的形式特征与结构属性，具体为：在文字方面，运用白话；在内容方面，当言之有物、不做无病呻吟。《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因其运用的是古白话，被胡适引为白话文学是优秀文学的证明，其言道：“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基于白话文和言之有物、不做无病呻吟为优秀新文学当有之形式和属性，胡适视《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古白话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第一流的文学、真正的文学、创作者所应作之文学，《文学改良刍议》中说：“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由新文章、新文学进而新社会，这是胡适之于《红楼梦》《水浒传》等古白话小说现代经典地位建构的逻辑理路。从这种理路能看出，在逻辑位序上，基于社会改良的需要和目的建立的文学经典观念居于第一位；经典建构者是从基于社会改良需要和目的建立的文学经典观念出发，而不是从《红楼梦》《水浒传》等文学文本出发。
与胡适相类，刘半农亦是基于其源自社会改良诉求的文学经典观念而高度肯定《红楼梦》《水浒传》等古白话小说。为寻求社会进步，刘半农着眼于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小说“为社会教育之利器，有转移世道人心之能力”，将传统上不入流的“小说”置于经典文体地位。出于同样的意图与目的，刘半农在小说类型上，高度肯定真理小说和写实小说。在这样的经典观念框架中，《水浒传》被他阐释为真理小说：“小说家最大的本领有二：第一是根据真理立言，自造一理想世界。如施耐庵一部《水浒》，只说了‘做官的逼民为盗’一句话，是当时虽未有‘社会主义’的名目，他心中已有了个‘社会主义的世界’。”《红楼梦》被他阐释为“各就所见的世界，为绘一惟妙惟肖之小影”的写实小说。不只如此，刘半农还将曹雪芹与欧美写实小说名家并提：“吾国之曹雪芹、李伯元、吴趼人，英国之狄铿士、萨克雷、吉伯林、史梯文生，法国之龚枯尔兄弟与莫泊桑，美国之欧·亨利与马克·吐温，其心思之细密，观察力之周至，直能将此世界、此社会表面里面所具大小精粗一切事物，悉数吸至笔端，而造一人类的缩影，此是何等本领！”从文字表述看，在刘半农那里，《红楼梦》似乎优于《水浒传》，其实不然。由于肯定小说这种文体是为社会改良，刘半农认为真理小说更优于写实小说，故而，《红楼梦》在刘半农的评价中属“小说之正”，经典地位不如《水浒传》。
由于作为评判标准的文学经典观念根源于政治或社会诉求，致使有政治或社会诉求的学者在经典性阐释方面普遍存在观念先行的问题，其中不乏循环论证，以及阐释单薄、偏颇、视角单一乃至牵强附会。这类学者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化的开启者，与他们的政治或社会诉求符合当时的舆论氛围以及他们个人的影响力有重要关系，而最终促成力量是官方带有认同性质的话语与行为。官方话语与行为在社会中代表着主流、正统、合法，其在社会观念中的价值等级远高于个体话语和行为。1920 年初，北京政府接受刘半农等人提出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要求全国所有小学一、 二年级的教材从当年秋季开始改文言文为语体文，随后《红楼梦》《水浒传》等古白话小说入选中小学教材。官方话语和行为改变文言文为“国文”的传统，将白话文置于“国文”名位，《红楼梦》《水浒传》等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便由“白话文经典”变成了“国文经典”。“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国文经典之名位意味着这些古白话小说不再是一种语言方式的经典，而是一国、一族之经典。在“白话文即国文”已然成为无需特别申明和强调的现代语境中，《红楼梦》《水浒传》等作为国家、民族的经典继续存在着。官方对白话文的推行以及把《红楼梦》《水浒传》等古白话小说选入中小学教材的行为，认同了胡适、刘半农等对《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现代地位的认定，这种认定又被一般读者群体和其他学者、文化人接受，一直延续至今，胡适、刘半农等由此成为这些古典小说现代经典化过程的开启者。
有政治或社会诉求的学者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开启，还体现在“红色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如《红旗谱》。据梁实的文章回忆，周扬在1958年初曾向人推介《红旗谱》,1958年初，周扬在上海等地对《红旗谱》做了肯定性的发言，在国外也谈及此书。不久，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评介《红旗谱》。其后，《红旗谱》在经典视域中几经浮沉。如果梁实的回忆无误，那么是周扬的推介开启了《红旗谱》的经典化过程，而周扬是有明确政治立场的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参加了左翼文艺运动。但是，周扬成为《红旗谱》经典化过程的开启者与胡适、刘半农等不同，其身份使他开始就代表着官方主流意志。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其对《红旗谱》的推介在接受者那里带有导向作用，自然置身于经典化过程开启者的地位。
学者往往有一种“责任”意识，有政治或社会诉求的学者亦然，只是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这类学者的文学经典标准来源于和服务于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诉求，他们的经典性阐释多有所附会，难以成为经典地位建构恒久、有力的支撑。然而，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开启者意义重大。有政治或社会诉求的学者作为文学经典化过程的开启者，在经典地位建构价值分区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现象也表明，有效的经典地位建构和经典性阐释是可以分离的、不同时的和异主体的。
二、粉丝型学者
关于促成文学经典化过程开启的力量主体，从现代社会特有的粉丝文化产生出的“粉丝型学者”颇值得关注。“粉丝型学者”与“学者型粉丝”概念近似，需要辨析区分。单从主体身份论，两者都是一个主体兼具“学者”和“粉丝”双重身份。然而，在概念的使用者那里，它们指向不同的自我身份定位和强调。粉丝文化的研究者马特·希尔斯(Matthew Hills)称自己为fan-scholar，即“粉丝型学者”；另两位后起的粉丝文化研究者琳·朱贝尼斯(Lynn Zubernis)与凯瑟琳·拉尔森(Katherine Larsen)自称scholar-fans，即“学者型粉丝”。琳·朱贝尼斯与凯瑟琳·拉尔森之所以没有沿用马特·希尔斯的身份称呼，是因为她们认为马特·希尔斯不是真正的粉丝。由此看，“粉丝型学者”的身份定位为学者，粉丝是学者身份的限定语和说明语，借以与其他学者区分；“学者型粉丝”强调自我的粉丝身份，强调的是学者和粉丝两种身份在社会文化中的矛盾对立。基于两个概念所包含的身份定位，在群体归属上，粉丝型学者并未出离学者群体，学者型粉丝则试图融入或者已经融入了粉丝群体，而粉丝属于一般读者群体。学者与一般读者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功能作用。对于网络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可称粉丝文学）的经典化有着明确和强烈的开启意识、并付诸具有经典化效能行动的学者，不管其本身怎样强调自己的粉丝身份，其行动的主体归属都是学者，故此，本文皆称之为粉丝型学者。
粉丝型学者意欲开启的是新兴的网络文学的经典化，但他们采取的仍旧是传统的具有经典化效能的方式，如：以作家作品分析为主的对作家作品的推介、推动作品结集出版、推动作家作品进入文学评奖等。这些传统的方式被施之于网络文学，其效能发生了变化。以出版为例，在一般的观念中，出版需要资格，拥有这种资格意味着优秀、杰出，由此，出版成为经典的表征之一，出版社的等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经典的等级。粉丝型学者积极推动网络文学的出版，如国内比较活跃的粉丝型学者邵燕君编选了《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典文集／好文集》（漓江出版社，2019年）。然而，出版之于网络文学在经典征象方面意味复杂，其复杂意味根源于网络文学的创作实际和大众印象。网络作家供大众“杀时间”“爽”的创作意图，表明其努力打造的是纯粹娱乐的文学，而纯粹供大众娱乐的文学在传统上不是经典的来源。在大众观念中，这种存在于自由、开放的网络世界中的文学几乎没有创作门槛，作为其重要评判依据的点击率、阅读量被理解为该作家作品在网络文学中是否受欢迎。从网络文学作家到网络文学的追捧者，都将网络文学置于经典视域之外。从出版资格转义出的经典征象加之于网络文学，一方面，将网络文学带入经典视域，使得“经典”不再是网络文学思考和讨论中缺席的话语；另一方面，出版的经典化效能在网络文学经典化中作用微弱。
粉丝型学者之于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意识与行动使其在文学经典化中拥有了地位和价值，粉丝型学者对其身份的阐述，隐含着他们对于自身价值等级的估量。一些粉丝型学者认为，粉丝身份是粉丝文化研究的资格。如在克奈尔·桑德乌斯（Cornel Sandvoss）的观念中，“如果学者不能表明自己对粉丝文化和文本的适度了解，那么他们的研究就会被产生疑问。他列举了自己对大众文化的兴趣与当粉丝经历的各种事实，以证明自己具有研究粉丝文化的‘资格’”。与桑德乌斯观点相近，邵燕君提出：“就像‘博士’（或称‘窄士’）是进入学术门槛的敲门砖一样，在未来的流行文化研究中，‘粉丝’也是基本的入场资格。做一个在网文圈内有影响力的‘学者粉丝’，是网络时代引渡文学传统的有效路径。”以粉丝身份为粉丝文化研究的资格，隐含着粉丝型学者在粉丝文化研究中的价值等级高于非粉丝型学者的认定。
普遍认可和广泛奉行的学术研究规范要求学者“零度介入”，与研究对象保持适度的距离，以保证研究的专业和客观。粉丝型学者与这些规范严重不符，他们与对象靠得“过近”，以“粉丝心态”进行“介入分析”（intervention analysis）。“粉丝心态”与非粉丝心态的重要区别是其心中激荡着至为强烈的情感，行为由情感主导，缺乏必要的理性约束。有研究者溯源“粉丝”一词的英文原义：“在大众文化研究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前，‘粉丝’(fans) 在英语中是一个贬义词，具有社会等级身份的暗示。只有低级，没品位，不顾身份拥着明星兴奋大叫的人才叫粉丝。老一辈喜欢莎士比亚的人把自己称为‘Shakespearian’，可译为‘莎士比亚迷’或‘莎士比亚人’”。粉丝在英语文化中“低级”“没品位”等身份涵义，与他们以情感为主导的心态有重要关系。粉丝型学者与一般粉丝的粉丝心态没有不同，朱贝尼斯和凯瑟琳·拉尔森提到粉丝群和粉丝学者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羞耻感。邵燕君曾这样描述其心态变化：“我最早说自己是猫腻的粉丝时，也是指很喜欢他的作品。但随着阅读的加深，随着看他在小说内外的各种‘撕’，我确认我和老猫‘在一起’，和‘大撕’后仍愿意和他‘在一起’粉丝们，属于一个价值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共同体”感会使主体之间保持强烈的情感关系。
在普遍认可的学术研究规范中，情感被排除在外或者降到最低，以知性、理性为主导，主体与对象之间有清楚的界分，评价来自系统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以情感为主导、缺乏必要理性约束的粉丝心态，无法形成客观、公正的经典地位建构和经典性阐释。邵燕君曾宣称：“我明确以‘学者粉丝’的身份写作——方法是学术的，心态是粉丝的，语言是网文的。文章抵达了我最想交流的人群（猫腻的核心粉丝群）。”学术的方法无法抵消粉丝心态带来的关于研究是否客观、公正的怀疑。从邵燕君的研究进路看，她在研究中首选“主观公正”而不是普遍学术规范所要求的“客观公正”，其介绍《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分为“典文集”和“好文集”：“我们再一次实践学者粉丝的研究方式——《典文集》更偏重学者的视野和方法，《好文集》更偏重粉丝的情感和立场。或者简单地说，《典文集》是我们作为‘粉丝型学者’的网文史导读；《好文集》是我们作为‘学者型粉丝’的同好推广。与传统的研究方式不同，这个榜单不宣称‘客观公正’，而强调‘主观公正’。我们在亮明自己的身份、立场、趣味、原则的基础上，自主选择，自愿负责，以为记录，以期交流。”“经典”的涵义之一是被广泛认可的优秀作品。因此，粉丝心态与普遍认可的学术研究规范的不符，至少目前还不能使粉丝型学者在文学经典化中的价值等级与非粉丝型学者等齐。
就当下实际而言，粉丝型学者之于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意愿最强、用力最多，却并没有真正开启其经典化过程，他们只是把网络文学带入经典问题域，即使在网络文学经典化中，其价值等级也很有限。技术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文学，它依旧是语言的艺术，长久以来形成的经典标准以及相应相关的学术研究规范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网络文学仍旧属“文学”范畴，粉丝型学者意图兼顾和融合“粉丝”与“学者”两种身份的身份属性，至少在目前还没有显露出其在文学经典化中提升价值等级的势能。
三、一般读者群体
在文学经典化中，拥有地位和价值的不是某个或某些一般读者，而是他们的集合体，姑且称之为“一般读者群体”。在经典地位建构方面，一般读者群体的价值等级虽然不高，却不容忽视。
一般读者群体在不同类型的文学的经典地位建构中表现出不同的作用。依据是否出于消遣娱乐的目的进行阅读，一般读者群体视野中的文学可大致分为严肃文学和通俗娱乐文学。严肃文学诸如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唐诗宋词、海子的诗、莫言的小说等，这类文学在思想、审美、艺术技巧等方面占据文学的高地，往往内蕴着对人性、社会、历史、生存等的深刻思考，一般读者无法也不会将其作为纯粹消遣娱乐品；通俗娱乐文学诸如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和新兴的网络文学等，这类文学一般读者可以完全为了消遣娱乐去阅读。在严肃文学的经典地位建构方面，一般读者群体是权威力量经典建构的接受者、维系巩固者和传承者。随着大众文化的流行和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一般读者群体在严肃文学经典地位建构方面的作用也有所变化。基于各种原因，他们减少了对严肃文学经典的关心、降低了严肃文学经典的购买和阅读量，这使得他们接受、维系巩固、传承严肃文学经典地位的作用有所减弱。另外，一般读者群体以消遣的方式去阅读严肃文学经典，如工作或生活中断续收听严肃文学经典的音频——这些音频往往与流行音乐、流行剧集的音频混杂在一起，这种“阅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严肃文学的经典地位。
在通俗娱乐文学的经典地位建构中，一般读者群体的作用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威压”。威压可分为“现象威压”“话语威压”和“期待威压”。现象威压之表现，为一般读者大量购买和狂热阅读某些作品，虽然畅销不意味着经典，经典未必畅销，但是被广泛购买和阅读依旧为经典的表征之一。一般读者群体之于经典地位建构的“话语威压”表现为一般读者个体对全民热读的作家作品经典地位的询问，钱理群就曾记述学生向他询问金庸的文学史地位。“期待威压”主要来自粉丝群体之于网络文学经典地位的建构。期待威压有时会引起关于粉丝喜爱的作家作品优劣的辩论，这种辩论与话语威压的不同之处，在于话语威压中的个体发声者对于作家作品的经典地位仅仅是有此疑问，期待威压中的个体则是已经做出了肯定评价并且以绝不动摇的姿态坚持其肯定评价。
总之，大众文化的流行、网络文学的兴起、技术带来的文学接受方式的变化，使一般读者群体在文学经典地位建构方面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在严肃文学经典地位建构方面，他们不再仅仅是权威经典地位建构的被动接受者、维系巩固者和传承者，他们对于严肃文学接受方式的改变蕴藏着重新定义严肃文学经典地位的潜势；在通俗娱乐文学的经典地位建构方面，他们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建构威压，引发了是否应该进行经典地位建构的问题。
四、以文学研究为业的专业批评家
以文学研究为业、坚持“零度介入”的主体姿态和专业的研究方法的批评家是文学经典化中极特殊的参与力量。在经典地位建构和经典性阐释两大价值分区中，他们都是不可或缺者。
专业批评家是经典性阐释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经典性阐释为文学经典地位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在社会意识中，专业批评家的经典性阐释可信、可靠。专业的身份背景、“零度介入”的主体姿态、专业的方法与话语，是专业批评家的经典性阐释可信、可靠的保证。然而，在主体姿态方面，专业批评家固然不会“情感先行”、被情感主导，但是，“观念先行”“方法先行”是常有的现象，如：女性视角下的《红楼梦》经典性阐释，因缘于现代的女性观念；叙事学角度的《红旗谱》经典性阐释，因缘于叙事学的研究方法。自觉或不自觉地随顺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潮，在专业批评家的经典性阐释中也很常见。至于专业的话语和方法，与具有“真性”的经典性阐释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联。因此，专业批评家的经典性阐释形态各异、观点纷呈，其中不乏牵强附会乃至荒谬可笑者。在专业批评家的经典性阐释中，如果肯定性评价占据大多数、肯定性评价中具有“真性”的阐释占据大多数，就会缔造出一种“有差别的共识”。作品在“共识”中被认为具有或应当具有经典地位，“差别”则提供了充分、细致、细腻、广阔的经典性阐释。聚合在有差别的共识中的经典性阐释及其持续的聚合，使既有的经典地位建构得以坚实。
没有不涉及价值判断的阐释批评，专业批评家的经典性阐释往往包含着对阐释对象经典地位的判定，其中的肯定性评价具有经典地位建构的功能，但是，使专业批评家成为经典地位建构价值分区中不可或缺的存在的，不是那些肯定或带有肯定意味的评价，而是他们的肯定评价往往与否定、批判并行，总是显示为一种“不完全肯定”。有研究者梳理20 世纪 80 年代专业批评家对莫言《红高粱》的研究，指出其呈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对《红高粱》采取了肯定的态度，认为这部小说具有创新性，意味着一种新的审美意识在转变；二是认为《红高粱》有溢恶倾向，让人不忍卒读；三是介乎两者之间，既不褒也不贬，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审视这部作品，既指出其优点，又点明其缺点。”第三种形态为“不完全肯定”的一般形式，负责任的批评家、客观的文学批评一般都是这种形态。这种“不完全肯定”是专业批评家群体之于所有作家作品的共有模式，差别仅在肯定的成分、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专业批评家的“自我质疑”“自我否定”，造就了他们对作家作品另一种形式的“不完全肯定”。和一般读者以群体形式在文学经典化中有其地位一样，专业批评家也是作为一个“群体”在文学经典化中不可或缺。以群体形式存在的专业批评家，其同行内部之间的异见构成了一种自我质疑、自我否定。如：F.R.利维斯曾指出当代经典认定的不恰当，特罗洛普、夏洛蒂·永格、盖斯凯尔夫人、威尔基·柯林斯等维多利亚时代的“次等小说家们”被推为“当世的经典文豪”，由此，他提出，“做重大的甄别区分，认定文学史里的名字远非都真正属于那个意义重大的创造性成就的王国”势在必行；《红旗谱》在经典问题域几次沉浮，其经典地位曾遭遇来自专业批评家内部的激烈的质疑。除了同行之间的异见，专业批评家群体的自我质疑、自我否定还包括批评家个体的自我否定。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和各种选本与文集是经典表征之一，因此，入“史”、入“集”具有经典化效能。专业批评家是文学史修撰、选本与文集辑录的主体。在文学史修撰、选本与文集辑录中，专业批评家可能会以各种形式表明其对选录的作家作品经典地位的质疑乃至否定。
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专业批评家的自我否定使他们的经典地位建构永远处于待质疑的开放状态，远不如有诉求的学者或粉丝型学者简单、明确。但是，多数情况下，专业批评家阐释中的质疑、否定缘于他们对学术的责任意识，因此，其质疑、否定蕴含着不断“修正”既有经典地位建构的效能，进而使经典地位建构逐渐趋向客观、公正。
从以上分析能够看出，专业批评家群体是所有文学经典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在经典性阐释价值分区，“有差别的共识”为经典地位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使经典得以真正和恒久确立；专业批评家的“不完全肯定”不断“修正”和部分地“确证”既有的经典地位建构，尽管不如其他一些参与力量的经典地位建构那样具有冲击力，并且作用缓慢，然而在使经典地位建构不断趋向于理性、客观和公正方面，没有哪种参与力量能与他们处于相同的价值等级。
结语
现代社会文学经典化的参与力量除了上述几种，还有现代传媒、文学评奖以及被选入中小学教材和进入大学课堂等。关于现代传媒在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介绍的一种现象可为参考。他说：在伦敦很不错的书店里，一本新的小说只能存留十九天。如果十九天它还没在报纸、传媒上获得成功，书店就会退回。斯坦纳介绍的现象不是特例。由于出版在现代社会已经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其作为经典表征的功能逐渐减弱，故而，进入不错的书店购书成为读者遴选好书的方法之一。而书店依据作家作品在现代传媒中的评介情况售书，现代传媒便间接成为好书评断的力量主体，也成为现代社会文学经典地位建构的重要参与力量。权威的文学评奖可能开启文学经典化过程，如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之于那些藉藉无名的作家，也可能促成作家作品的经典化，诺贝尔文学奖使莫言、雨果奖使刘慈欣成为大众意识中的经典作家。被选入中小学教材、进入大学课堂也是使主流、精英建构的经典进入大众意识的重要促成力量。
总体来看，现代社会中文学经典化多种力量建构的特征更加突出。任何一种参与建构的力量主体在主观上都不能完全无视他者，否则便会变成独自的狂欢和个体的呓语。另外，并非出于理性的调和与妥协，也会降低该力量主体的价值等级，粉丝型学者之于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意识和行为包含着这种价值降级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