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鄞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二级作家，二级美术师。《作品》杂志社编辑。从事散文非虚构写作，作品发表于《散文》《青年文学》《小说月刊》《星火》《四川文学》等，被《读者》《作家文摘》《散文选刊》等转载，出版《尘间·扉》《日光底下》《刀耕墨旅》《草根纸上的流年》等8部。】

“疫情期间，出入请接受检查，佩戴口罩……”

突然开启的大喇叭广播覆盖了我们这个位于主干道的小区，小区不大，且空间逼仄，物业的大喇叭广播分贝很大，对这次疫情的各种通知、对进出者等等要求，不厌其烦，从早到晚，声音漫漶了小区各个角落：

“疫情期间请减少外出……”

“请出示证件……”

“外来人口请登记……”

语音被装进广播，声张出带着金属的音质，撞得我百感交集，这种烘托我人之初的播音，竟然省略了人生的沟沟坎坎，跨越了科技的进步，突然从童年、从故乡一下迁徙到今天的都市小区里。

这种穿越般的音质毫无悬念，通过广播喇叭竟然一模一样，虽然今天多媒体的发展已经天翻地覆，它却依然以最原始的播音形式复原了我小时候的场景。

“播音响。”这是我们的口语，指的是广播的喇叭响了。

这口语的覆盖面不亚于日常诸如“吃饭了吗？”的问候语，带着实用性。在只有屈指可数的可清楚时间刻度的时代，它的准确性就是时间的指向。我们可以不用跑到隔壁工厂大厅里看挂钟，播音的时间便是清楚的刻度。

我们口语上称之为“播音”的广播，让我们的七十年代场景显得现代化起来。广播可以说是此场景里最时尚的“电器”了。

在家里，在工厂，在街道，都有它无处不在的音贝……

播音一通知，不论男女老小，都听到了；不管你要不要听，都得听。按现在人们的观念，居民生活受干扰，生活在广播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却需要它的“干扰”，没有人嫌它吵，所有人都安然接受这份“现代化”带来的福利。虽然每户的广播，都同时安装着一根“开关”线，用力一拉，便可将广播关闭了。可这个功能，大家几乎让它荒废了。我们需要广播的指引，没有它，生活真的是黑灯瞎火。在农村亲戚上门来时，我们罩在这城镇人民福利的广播喇叭里，有着一种超越的傲然，即使这里仅是一个小镇。

生活里有了广播，我们甚至有着离开了旧社会，进入新社会的荣誉感。

工厂、街道、广场等地的广播是不定时，也即是有突发通知，或各种临时需要，就开广播的随机性。而小镇里家家户户的广播是固定而准时的，这是每家每户都配备的设施，镇里居民都非常熟悉，没有广播的人家都会自觉请广播站来连接、安装。

生活在广播喇叭的声音里，就像生活在空气里一样，每个人不仅都适应了它的存在且对它有了依赖。一个镇，没有汽车，没有机械吵闹，广播喇叭的声音，大行其道畅通无阻，我们的耳朵习惯了它的畅行。没有它，大地沉寂。

一者，它是准时的钟表。广播播放时间的节点极其固定，分早晚两趟。其中固定的节目时间也基本准点。我们的生活就嵌入各个节点中。

二者，它有很多实用功能，天气预报，各级的通知等等，更有着开垦蛮荒般的科学知识普及篇。

三者，它几乎是整个小镇居民的娱乐和陶冶。通过广播喇叭一天占据近半时间的播放，一镇居民的审美志趣大体相当。会潮剧的，能够谈的都是里面播放过的剧本，会哼会唱的歌曲也是广播里的曲目，特别是陈四文讲古，老老小小都搬凳子听，过后便是孩子们学舌操练的段子。

我们会的基本是广播里的，谁若能说出播音没有播过的内容，那近乎博学了。

广播在家里大行其道，首先以它的钟表角色准时播放。外婆和一众街坊，就凭着播音播放的固定节目，估摸此刻的钟点——大家的日子都是粗线条的时间，该打开蜂窝炉？该下米？还是炒菜？某段不知道名字却而固定得很熟稔的音乐响起，就是儿女们下班时间了——那就得赶紧摆筷子盛饭了。

误差不出半小时，小镇居民的时间并没有精细到以分钟计算，相差一两个钟也是过日子。最普遍的是三餐，吃饭，就是要掐住饥饿的肚子。

人们的时间概念依赖着广播，家里一般是有小闹钟的，闹钟基本放在床头。这种机械式的闹钟基本跟不上日出日落的轮转，我每天都得拧钟屁股后面两把旋钮（一把管时针，一把管分针），卯足了劲，它也就勉强走上一天，头两个钟头走得步履雄健，随着链条松动越走越慢，老牛拖车，我摇它一下它才肯动一阵，最后分钟时针都宣布罢工。

我们都会拆这些简单的机械钟，就是安装之后总会剩下一两个零件不知道何去何从。想起手表，闹钟马上成了乡巴佬。

这个时候最时髦的莫过手表了，银光闪烁的颜色睥睨着墙角上的广播。我们猜测播音员肯定有手表，不然她怎么准点开广播呢？

为什么用“她”？播音员也有男声。但那女播音员的声线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没有专业培训的声音熟悉得就像街坊某个媳妇，这个女声一直准时准播，没有生老病死之虞。播音员是我初始化认知的最高尚职业，因着高高在上的广播并让人进行着诸多猜测的相貌，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她肯定是戴着手表的。

婚娶若有手表，那家定会载入街坊们的记忆史册。

手表是稀罕的奢侈物，全镇带手表者屈指可数。乃至戴表者，生怕人家不知他有此物，没事会主动在街上来回晃荡几趟，自然需要边走边看时间，引来一街惊讶、羡慕和不知如何表达的目光。戴表的人更需要挨家窜门，看哪里扎堆的人多，就往那里凑。然后边聊天边捋起袖子看时间，报一个准确到分的钟点，在座所有的人立马矮了下去，那股豪迈像工厂高悬着的汽灯。

我们这些整天正愁不知如何打发时间的奴仔，却是喜欢不厌其烦地跑隔壁工厂，看悬挂墙上的壁钟，读着短针与长针的刻度，没人教，我们辨认着，争论着，最后确定应该是几点几分。有时错得厉害，在场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此时长短针的位置准确的叫读时间。

而广播一响，这参照更加准确了。特别是上午不管播放什么的过程中，突然会切换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准点报时时间：“现在是上午7点正。”

这样具有时间功能的广播，不论开始还是结束，我们喜欢以此投进对应时间刻度上的生活安排。

是的，我们不用眼睛的功能，凭着充斥整个屋子的广播，耳朵替代了时间判断。强大的依赖性自此而生。

家家户户需要广播，每天的日起日落、阴晴雨缺，需要它具有权威性的响亮语言来引领。

天气预报是每天广播的一项固定内容，这节目度量着我们的生活起居。家里每个月都要做蜂窝煤，自然先听天气预报。“柴米油盐酱醋茶”第一件事，便是替代柴火的蜂窝煤，需要连续几天没雨才可进入一系列的操作程序：捞河泥、粉碎煤块、煤粉和泥、印煤块、晒煤块等，都是在溪边完成，直至晒干收回家。

这时间里便须盯着天气，父母亲忙碌时，我们这些小孩子还需肩负听天气预报的重任。

天气预报节目的播报很超前：先一阵音乐，若音乐悠扬，预报天气定是晴朗；若管乐齐鸣，音乐节奏急促，预报的自是暴风骤雨。音乐响起时，我们已经初步断定天气“好”与“坏”，再竖起耳朵细听详情。

天气预报很重要，虽然它预测天气没有我外婆准，可是连外婆也宁可先听它的。

每天的生活、工作、出行，人们甚至需要蹲点听这每天雷打不动的天气预报。播放天气预报的是广播站的播音员，播音员在这个节目中显然比曾祖母享有更崇高的地位，她（他）操着本地口音和日常语气，却读着正儿八经的书面稿件，带给人们不仅是天气的预报，还有很多成为未解之谜的词汇，让我们迷糊了多年之后才恍然大悟。

“局部”，就是其中一个最突兀的词汇：“局部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局部雷阵雨”……

“局部”是什么地方？或是什么东西？让镇里的老人家都纳闷了很多年。为什么那里总是有雨？不止我们小孩子不明白，邻居几位阿婶阿姆闲坐时，边听着广播边喝茶，不禁感叹道：

“这局部也真倒霉，总是下雨，这次还是雷暴雨！”

“这局部不知道在哪个乡啊！又遭殃啦！”

她们自觉孤陋寡闻，倒是不再追究“局部”的下雨问题，反正同情心给予了那个叫“局部”的地方，心里就已经觉得妥帖了，自己这地方有没有大暴雨才要紧。

普通话的书面语言落进这个千百年来流通潮汕话的小镇，没有读过书的街坊只有生吞活剥地消化着。

“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区”这一句经常出现的常用语，潮汕话的解读版本变成了“冷空气南下撞着阿腰龟”——腰龟即是驼背，也即是“罗锅”。

小镇里有两个腰龟，他们不需要名字，天生便带着这样的名字。卖咸鱼的腰龟每天都要走过这条街，当广播大声喊着“冷空气南下撞着阿腰龟”时，卖咸鱼的腰龟又继续龟背行走在去卖鱼的路上，他并没有被冷空气撞到，街头刺仔（泼皮）阿三兴起，拿他的龟背取笑辱骂起来：腰龟背铜锣，胸前背大砵……

什么样的语言也都撞不到他，他默默前行，他的承重那么重了，语言散落只如雨点，打不进胸膛了。

只是我们一直不明白冷空气还为什么要撞他。邻居们也跟我一样对他投去同情的目光，估计他们心里也如我般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不明白的何止是天气预报，歌曲内容，潮剧，通知……所有从广播喇叭里出来的声音，不仅蒙了一层厚厚的麻布，还带着厚重的金属质感，再清晰的口舌也含混不清了，大家自是半懂不懂。“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这么好听的歌曲，就是卡着词，我们的口舌无法清晰的表达喇叭里的歌词，不过含混过后，后面又能接下去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大多数耳熟能详的歌曲，其实熟悉的仅仅是调子，播放了多少年，这习惯于潮汕话语系的人们还是弄不明白它的歌词。可是对不上词的歌曲，丝毫不影响大伙的斗志昂扬。

隔壁的阿青叔，唱起歌来铿锵有力，实际上蒙对的词也就一半，但广播的歌曲一响，我们都依然激动得热心沸腾。

即便广播的气象台被大伙喻为“四成台”，它还是稳拿稳坐居民厅堂。当太阳高空照的时候广播里还继续恬不知耻地说有大暴雨；或是信誓旦旦地指说晴天，然后让人措手不及地抢收暴雨来临的被褥、蜂窝煤。多少次，邻居民面对摊成一堆泥巴的蜂窝煤，狠骂了天气预报几天几夜，可每次过后，还是照样执迷不悟地相信它。

骂归骂，广播还是要听，它就在那里切入你的生活，占据每天近半的时间，闲着也是闲着，人们已经习惯了它的陪伴，潮流还需要它引领。广播里可真是百科啊，流行歌曲，歌剧，戏曲什么都有，我们甚至听到了潮汕地区从来没有的相声节目，知道了侯宝林，知道了马三立……

当然，我们最喜欢的是潮语的讲古，跟着《夏雨来》《杨门女将》曲折回旋，百听不厌。王敏和陈四文等民间艺人真是家喻户晓，老小都听得清晰，各种妙句，让人回味不已。

每天广播的后面时段必定有一固定的潮剧节目，《蝶恋花》、《红棕烈马》《彩楼记》等，每天播上1至2集，至于是1集还是2集，这要看播音员心情了。她心情好的话，就会念难懂的稿子，展现她自认为美丽的声线；心情不好时就把潮剧连续放它2集，自个儿喝茶了。2集潮剧可以有两个钟头时间，让一帮老人家听得如痴如醉。外婆会听得忘了开煤炉，忘了下米做饭。我得不断催促提醒，她还怕灶台的音量不够她的耳朵。

我相信，这样的熏陶，让我们思想统一，审美一致，老小一个样。外婆哼唱时，我甚至会提醒她唱错了词。

我发觉人生走了一大圈，竟然又转回到《陈三五娘》的后花园里去了。

《井边会》、《荔镜记》、《王宝钏》……一出出潮剧，让外婆和一帮邻居听得意犹未尽，等着明天继续追剧。虽然一部《金花牧羊》已经播了多少遍，锣鼓响咚咚，唱腔未曾完，我们尚能应答。可这样播放的滚瓜烂熟丝毫不影响外婆她们对潮剧的喜爱，这些剧本节目婆婆媳妇们都能跟着唱每一句，她们在潮剧面前颇有权威性的看法。

外婆能点评哪个角色唱青衣最悲情，那些悲情的青衣啊，在这个含混的广播喇叭里，唱腔更加像哽咽般，上个卫生间小便的时间，出来后它都没把那尾音唱完。其实，播音就挂在我们用木板隔出的简陋茅房上，进一趟茅房，就在大喇叭的下面，声音更大，反正也没有多大的讲究，只有外婆，那么久的时间端坐在木桶上面，小解是次要，她愿意闻马桶的尿臭味恐怕也是为着这播音里的潮剧！

外婆会租来很多潮剧歌册，用我们那个既能洗衣服又充当澡盆的矮脚桶，放满了一桶，一帮邻居络绎不绝来看歌册，当广播的播音响起某出潮剧，她们急急忙忙地翻着：“快，找出来，是《扫窗会》。”

这下，几个年轻的、年长的阿婶阿姆都凑一块，外婆很会充当唱歌册的角色，在几位年轻媳妇不好意思地推托之后，外婆当仁不让地坐在中间，拿起歌册，翻到播音里播放的位置，一下子聚集了大家的焦点，传统曲目的潮剧唱词，都是这样演绎下来，谁若改动一句，马上会被诟病或招来诸多口舌，而这些潮剧除了唱腔和舞台，不需要其它推陈出新的地方，老百姓都会的歌词和曲调，一般是不能改的，大家能照着播音里哼唱，情绪高涨，平静如溪水的生活突然加入了兴奋的调剂。

我却是恼恨这班不着调的女人们，她们的声音把广播里的唱腔压下去了，虽然我平时极不喜欢这种拖杳的青衣，我只喜欢李老三那一堆话语逗人笑的说唱功夫。可此刻，我却觉得我需要为播音的青衣清除杂音，高高悬挂的广播播音不容她们参杂！

“这样听不到广播里面唱啥了，你们唱的又不好听！”

我的话居然管用，她们面有羞色，声音缩小了很多。虽然几个人凑一块看歌词，可是，她们究竟认识字不？我外婆说，这群人里就她和一两个年长者认得字。我一直纳闷，为啥不认得字却跟着大家看册子？

“那也跟着认字！”外婆斩钉截铁地说。不容置辩，我想了好久，觉得有道理。

看着她们不识字跟着歌册，我觉得广播有大的功劳。瞧瞧我们现代化的广播，普及了很多知识，何止是天气。我们占着这么好的便利，谁不让大喇叭开着呢？！

何况广播的奥妙却是我们小镇居民才能深刻体会的。

要知道，山村、渔村，他们没有我们如此现代化的广播，他们只有闭塞的本土生活。

而从遥远原始海岛嫁到我家的二婶，一时半会还真适应不了镇里的“现代化”广播生活。

第一次离开海岛的渔家女来到我们家，成为媳妇的我二婶，整个人进人了一个崭新的环境，除了出嫁前的缝纫手艺用得着，其它都得从零开始学习了，包括听广播的生活。

像所有镇上的媳妇婆婆们一样，播音一响——当《东方红》的曲子响起，二婶便下床，开始灶台的忙碌：开炉，生火做饭……

殊不知，曲子也欺生呢，新媳妇的她，一下子就被广播的曲子给搞乱了。二婶知道乐曲响了，同样是《东方红》乐曲，可这是表示结束的乐曲，不是广播开始的乐曲。

二婶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播音分早晚两趟。早上开始是5点多播放，结束是9点多 ；下午3点多开始，结束是晚上9点多，一般是9：30—9：45之间结束。

当乐曲结束，也即是整个镇都被调入睡眠状态了。

晚上9点多，没有灯光的小镇，黑夜浓色笼罩，没有娱乐，2集潮剧的尾声已经让家人沉入睡眠，晚上的潮剧好像没有白天那样吸引人，外婆听着听着都已入睡。广播最后的结束音乐便是最好的催眠曲，不等舒缓的《东方红》响起，很多居民已经进入梦乡了。

当我们这些精力充沛的小孩子听得那结束乐曲时，若再不睡觉，自己都觉得会被天打雷劈的。

广播结束的音乐虽然也是《东方红》乐曲，但与广播开始的音乐还是不一样的，作为开始曲节奏明快、奋进，让人精神一振；作为结束曲的《东方红》，节奏慢，悠扬而绵长，让人沉沉欲睡。

多年后我分析，是不是大家自我暗示的心理原因？还是那时候的音乐真的这么贴近人们的心理？

而海岛过来的我二婶自是分不出来究竟是起床的曲子还是睡觉的曲子。晚餐后完成洗碗拖地等家务的媳妇，大地昏暗，家人也睡得七七八八了。

新媳妇也是早早入睡。

二婶睡梦中迷迷糊糊被《东方红》曲子叫醒，“播音响，落眠床”的生物钟已经在新媳妇的脑海中开启，她赶紧披衣起床，生火做饭起来。

在灶台忙碌了半天，饭熟了，早餐准备停当了，天还不见亮！更奇怪的是今天大家还睡得香，没有一个起床，纳闷的二婶只好把家人一一叫醒。

家人在三更半夜的酣睡中被叫醒，以为家里着火了，一个个睡眼朦胧，面面相觑，最后才知道新媳妇闹了个大乌龙。

你听到的《东方红》是广播结束的音乐，是睡觉的音乐！大家叮嘱她要牢牢记住。

无意中发现原来所有人对音乐竟然无师自通，仅仅凭着熟稔的程度，便能辨别其节奏、乐器、风格等不同，除了套不上专业的名词术语，音乐的感觉上大家绝对吃得透吃得准。

二婶委屈地说：难怪我发现今天怎么天怎么老是没亮呢！

从此，二婶也得从广播里熟悉、辨别出不同版本的音乐！二婶再也没犯这样的错误。这广播，还真的离不开呢！二婶的知识都从播音里来。带着海岛浓浓口音的二婶，在这个统一音调的小镇是一个异类，她一开口人家便要笑话她。幸亏广播里的女播音员，她的口音给了二婶的榜样。她学着她说话，本来就是潮汕话语系，再调一调音调就接近了。

可是，二婶调了一辈子，更加不着调了。

但广播让二婶知道《金山战鼓》等丰富内容，知道了“如何使用肥皂”等科学常识。“播音是这么说的。”成为她的日常指导，没有上过学的她也算是好好学一学知识了。是的，若是广播说的，家人才会觉得她的做法可行。播音就是标准，播音就是指示。

时代潮流风云变幻，很快便有收音机让人大开眼界。

收音机，声音可调大调小，可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可收听很多电台。甚至能偷偷听靡靡之音，那个唱歌软绵绵的邓丽君……收音机确实是个好东西，什么时候听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最好的时刻是半夜，那样清晰的声音，没有干扰；那样新鲜的内容，这辈子都没听过。家里的广播突然显得那么老土。

虽然老土，但回头听听广播，每天日常还是靠着它。家里的广播就像糟糠之妻，虽然又老又土又没文化，可是已经固定在家里，何况还真的离不了它。

没有人觉得它多余，虽然它的节目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听了，可广播的霸气就是它的大喇叭，不管你爱不爱听，它的音乐汹涌澎湃，它毫不在意你的看法，它依然高高挂在墙上侃侃而谈，没有人能嫌弃它。

每天广播的乐曲照样准时响起，就像太阳每天都得照在树梢上一样。

而我人生的长途跋涉，却在远离了山水万重之后，冷不防它又在空旷的城市弹出又一串串音调：

“疫情期间请做好防护措施，勤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