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与“诗”的互渗何以可能
谁都知道，今天流行的文学研究话语基本是从域外传来的，我们在使用外来概念的时候，因了受制于翻译语言，遗漏了原文的信息，书写时不太易对应文本的真意。当表述被知识的单一语境覆盖的时候，无论怎样言说都难以抵达审美深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以简易的词语叙述对象世界时，所得仅仅是一角，许多丰富的意象被模糊掉了。
世人对于这种翻译体的写作早有微词，批评者重要的观点是，某些学术词语在简化着人的创造性的表达。我注意到陈平原新著《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一定程度是对于学界日趋枯燥的表达的不满，内中的思考也有针对性。陈氏重点关注着学人文章隐秘，牵扯出一个值得深入关注的话题，探究起来不乏难点。将学术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源自其身的审美性，一旦进入内中的核心点，则无疑会刺激着我们已经木然的神经。驻足那些有原创意味的文体家的著作，会发现世人对于母语的表达的差异。不过在今天有弹性的辞章越发稀少，陈陈相因的语言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钱锺书晚年拒绝用通用的语言为文，实则寻觅自由的语态，旨在保持审美的自由。这是五四后一种学术文脉的延续，民国时期的学者，有许多也是作家，他们的文字其实也是诗。我们看王国维、鲁迅、废名的著作，知识向度中有诗的闪光，汉语在他们那里不是干瘪的存在，精神所指非单向度的，而是呈放射之状。这样的传统在今天渐渐地被外在的力量抑制住了。
文体是书写中形成的气脉、韵致和修辞智慧，也是表达感知世界的词语微澜。因了主体世界的丰富性，与对象世界的无限绵延性，每一次凝视与表述，都非固定的，语言在现象界前是有限的，只有不断调整其结构才能对应万千世界。就汉语本身而言，它有着自己特殊的意象空间，掌握了其特点方能有所变化。古代文学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辞章变化的神秘轨迹。程千帆在面对杜甫文体时，发现其语言表达所以高明，认为以下几点颇为重要：其一是“贵乎变通”，呼应各类传统，古今笔意悉入文中；其二是“才足以严律令”，经营惨澹，文字跳跃自如，有着没有规律的规律；其三是“学足以达标准”，知识与见识高于他人，精神是高远的[1]。程千帆对于古人作品领略，是贴近文本的顿悟，指出了优秀的汉语书写的审美特征。文体之事，其实是学识的表现，精神的高度决定了审美的高度。他自己的述学文字，也染有古代文章的气息，读之味道醇厚。与程千帆相近，启功也是很在意辞章与文体的，在言及学者之文时，很推崇陈垣的文字，以为考据与逻辑性皆强，还不乏诗学修养。启功觉得大凡有创见者，文章都有逾矩之处。他研究唐宋文学，注释《红楼梦》，常有会心之语，对于超俗之韵颇为喜欢，而自己的文字也在反雅化中达到雅言的很高境界。启功对于文言与白话有许多研究，在律诗与骈文句调中苦苦摸索规律。他自称自己“从句式、篇式作过解剖和归纳，发现了四言、五言、七言这些基本句式的律调与非律调的区别所在”[2]。一般说来，大凡对于此类话题敏感的人，都有一点文体家的气质的。
与古代人的辞章比，现代人的写作并非无规可循，一些新文学研究者，也从文本里发现了其间的审美亮点。唐弢先生浸润于白话文学甚久，一生所得，许多都很值得珍视。他一贯讲究词语之境，对于文体洞悉入微。其现代文学研究文字，温润而有质感。吸收了白话文内在的美质，古代小品与题跋深深地传染了他。唐弢不喜欢宏大叙事，论文也不乏书话体的意味。他说书话这一文体是从题跋中发展过来的，短小的语录向来便于自由的表达，故有一种学识和诗意在。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没有学院派的凝固感，总是能够进入时代语境和作家文本深处，给人一种入乎其里，出乎其外之的感觉。这种研究角度与运笔方法，现在很少有人为之，学界对于辞章之学的疏离， 就把汉语书写变得过于窄化了。陈平原在研究述学文体的时候，无意中也呼应了唐弢的观点。他一直强调“文”与“学”的统一[3]，不妨说也是在避免治学者的无趣化和单一化。新文学研究要超越的，其实是翻译体中的概念简单的演绎，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带有复合意味的书写，也是保持母语活力的选择。
学术能够影响写作风气，同样，作家的书写也会刺激学术的生长点。千百年来的文脉，一直存在这样的对应。比如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学术思想的演进关系很大，学者最先提出文学改良主张，是观念在前，实践跟后的。最早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人，学术与创作兼顾者多多，故他们的文章从今天的学科理念看是跨界的。汉语的表述有对应性，也有意象性，前者是对存在物的影像之捕捉，后者乃心绪对于世界的鉴赏式的凝视。故词语的表述有写实的功能，亦有审美的效应。木心说古代人即便写实用文，亦带诗意，想起来是有道理的。梁启超主张语体文的解放，并非放弃古文，只是于桐城派之外获得自如的空间，目的在保持辞章的活力。这个传统是被后来的一些新文学作者继承下来的。而另一类学者如马一浮、陈寅恪的学术文章，背后都有古文的背景，要么取自先秦诸子，要么来自六朝文脉。他们于诗文写作者流出的才情，是不亚于同光体的诗人的。但也因为厚古薄今，影响了思想的传播力。今人对于他们的隔膜，也是自然的了。
新文化运动之后，有学问的作家不是走马一浮、陈寅恪的路，而是寻找与今人对话的途径，摸索出一种语体文。这语体文既保留了六朝精神，也带有与现实对话的功能，思维是敞开的。其实与述学文体相关的还有批评文体，这是由述学文体转变过来的鉴赏式的辞章，因了受西方批评文章的影响，渐渐脱离了古代文论形影，格式不同于晚清一般新式文章。这类文章以周氏兄弟为代表，对于后来的文风转变都有影响。关于此点，近来学界有不少的论述，可以说是对于文章学研究的深化。讨论述学文体，除了对学者之文的审美特质的凝视外，不能不留意知识论神秘的载体性，西方学者对此的关注已久，流派纷呈。而批评文体，与诗学的本源更为接近 ，从尼采到博尔赫斯，积累的经验甚多。我国的朱光潜、李健吾的文章实验，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我自己因为选择了现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最初的感觉是，面对的文本与自己身边的语境颇为不同。这种差异让我开始寻找失落的文脉。文体诞生于文脉之中，不是简单模仿可以成之。以文学批评文本为例，民国最好的批评文章，多为作家写就的。茅盾评论鲁迅、徐志摩、冰心的文字，都有温度 ，词语在他笔下是有智性的。王佐良评论穆旦的诗作，本身就是一篇美文。胡风与冯雪峰的批评文字好，可能与他们的诗人经验有关。那时候的批评家多受鲁迅影响，编辑、翻译、创作与批评彼此不分，文字背后是扯不尽的观念纠葛与审美纠葛。知识、学养、虚构与写实在一个空间里流动着。叶圣陶、朱自清曾研究过这一现象，对于新文人写作出现的问题提出过自己的意见。他们对于文章学的现代性的转化的理解，如今看来，依然有新鲜之感。
在今天，学者之文与批评家之文是很难交叉的。学科的堡垒将思维固化在狭小的路上，不能在表述上穿越认知屏障，我们的眼界也同时被限定了。八十年代的时候，能够较好运用这两套笔墨的是李泽厚先生和刘再复先生，他们往来于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一些观念至今亦有价值。不过无论是李泽厚还是刘再复，与晚清学人的言说方式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民国初期的学术语态在他们那里差不多已经淡化了。这个转折意味着学界整体地面向单一性语境，且不再易回到民国学人的语态中，除了少数学者，表述的空间是狭小的。
解决这个问题思路有多条，重回晚清与五四的学术形态与辞章形态，寻找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学的逻辑点，成了一部分人努力的方向。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了陈平原与赵园，他们不仅在思想趣味上努力衔接晚清与民国遗风，甚至上溯到明清之际。像陈平原的目光，很少投射在三十年代后，他的姿态与其说来自章太炎，毋宁说取自胡适。而赵园的笔意，多沿袭了鲁迅之路，以鲁迅作为参照，照亮了晚明与五四文化的暗区。他们的经验说明，移动审美的坐标，以批判的笔触进入历史，可能发现被遗漏的存在。在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鲁迅、胡适的经验里讨论思想表达的空间，会意识到我们与前人的距离，而时时回到晚清与五四，一些原点性的话题会自然浮动出来。
这是值得注意的：晚清之后，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的写作风格，何以对于学术转型造成影响，隐含着文章学的内在规律。这些前人对于旧学有自己的心解，知识与审美在辞章里都有恰当的位置，在得到学问亮点的同时，也有诗意的快慰。像《訄书》这样的著作，见识之光中，感受的美亦深藏其间，王国维《观堂集林》可以说是考据里的诗，学识之乐也含于辞章之乐中，后人每每读之，都惊叹不已。关注汉语自身的审美特质不始于五四，民国前已经有许多人有过自己的尝试，他们在接受新学的时候，依然保持了辞章之学的余韵。
章太炎弟子后来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浸于音韵训诂之中，对于字体、语音研究很深，校勘功底不凡，这以黄侃、钱玄同、吴承仕等为代表；一部分对文章之道里有所推进，成就最大的是周氏兄弟。就后者而言，坚守了古代诗文的精神，又衔接了域外辞章的智慧，可谓是一种难得的创造。后来的学术演进与文学书写，多少受到了周氏兄弟的影响。只是取意者多，取象者少，辞章渐渐弱化了。
周氏兄弟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文章表述方面是得到章太炎真髓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唤醒了沉眠的非主流的话语传统，辞章没有韩愈以来道学的痕迹；二是在开放的视野里，通过翻译、创作重觅汉语写作的路径。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提出的理念都被二人落实到了实处。鲁迅对于魏晋文献的梳理研究，方法上亦有章太炎的痕迹，对奇崛之风的赞佩里，重塑了文人风骨。周作人以明代文士的清丽之风译介域外文章，自己又多了陶渊明遗绪，在辞章上丰富了现代人的智慧。今人的写作，要么沿着鲁迅传统滑行，要么是周作人文风的承接，形成不同流派。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无论是鲁迅追随者还是周作人的学生，他们文体的特质却没有都延伸下来，多得之于皮毛，丰富性与复杂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遏制。激进青年学会战斗精神，却难见学识，京派文人得到周作人的闲适之趣，但贯通中外的博雅风采却流失了。
在《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一书里，陈平原对于作家的学术感觉是倍加关注的。小说家的学术写作其实有着一般学者所没有美感。在对鲁迅的述学文体的研究中，对于其学术话语有体贴的把握。比如文言与白话，翻译语言等归纳，看到了与文学语言相关的别样格式。这种格式让人想起司马迁、苏轼、曹雪芹以来的传统，我们在古代文章家的叙述里，可以发现学理与诗情是一体化的，鲁迅何以在研究古代文学时应用文言写作，在杂文里有賦体痕迹，都耐人寻味。陈平原对于鲁迅述学文体的描述，有诸多可赞之处，比如“古书与口语的纠葛”、“直译的主张与以文言述学”，是耐人寻味的。再比如他说鲁迅“文类意识”与“文体感”二者密不可分[4]可谓卓见。在写作中，鲁迅是四面出击，对于各式文体都有尝试，当代作家几乎已经丧失了这样的本领，难怪莫言、阎连科自叹与鲁夫子的距离，汉语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而今人几乎已经失去了跨学科的能力。
新文化运动后来演变成政治运动和社会革命，实出胡适、蔡元培的意外，他们心目中的文化，与激进主义有很大的差异。就汉语书写的理念而言，胡适以为是文艺复兴，蔡元培则从古希腊与古中国文明史对比彼此的意义，把五四以来新文化与古典学并列来谈，就跳出时代语境，境界是阔大的[5]。民国期间的学人对于再造文明是有一种渴望的，马一浮对于六艺之学的提倡，胡适整理国故之主张，都是在非革命的话语里的沉思，但社会动荡里的话语撕裂了他们的梦想，另一种话语撞开了语言围墙，超功利之梦被置换了。在学界，最吸引人的不是远古的遗产，而是新知识与新理念。而新知识最后被简化为自由主义与左翼精神，整体性地面对文明的历史的学术语言，被搁置了。
自从西学进入中国，人们对于知识的重视过于审美的凝视。这样的结果是，学者钟情于知识论，作家只顾审美。这与学科设置有关，也是职业分工过细的结果。到了后来，就出现了学者之文无趣，作家之书无学的局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渴望新知的学子们，在翻译体里找到表达自我意识的方法，论文的西化特点出现，以致演化为今天通行的叙述模式。
汪曾祺曾讥笑过同代学人的述学文体与批评文体的弱化，他对于赵元任学术文章与李健吾的批评文字的推崇，乃因为里面有着智性与诗意的缠绕。作为一位文章家，他自己的文字是有学者之文的优雅和批评家的鉴赏眼光的。这其实把问题引进文章学的层面，意识到了母语的潜质。汪曾祺从周氏兄弟那里获得启示，白话文照例可以像文言文那样灵光闪闪，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在汪曾祺的文本里，看到了士大夫辞章与现代诗人话语的融合，这避免了写作者的无识与无趣。能够以这类文体写作的还有一些，以现代文学研究者而言，赵园与陈平原的文字就二者兼而有之，我们在他们的叙述语态里，感受了周氏兄弟的某些遗风。这种语态显示，他们退可以与古人对话，进而能立于现实土壤，文章涉及当下文化的时候，背后有长长的历史之影。
陈平原从文体学的角度讨论晚清以来思想表述的意义，其实在暗示这样的话题，他或许是厌恶了流行的八股，才恪守着自己的园地。当然，这种研究中的叙述语态，可能因偏于胡适、周作人的传统，而失去与现实针锋相对的直面。钱理群的写作与陈平原不同的地方在于此 ，他的文字更带有斗士风采。这是鲁迅传统重要的部分。钱理群的研究一直注意现实问题，他的不妥协的批判意识都是从鲁迅那里来的。不过钱理群不像陈平原注重学术史里的知识人，遗漏了一些问题是显然的。同样，倘陈平原能够多一些钱理群式的唐吉诃德的精神，其思想的厚度自然能够增加。鲁迅之后的知识人各自为战，因了专业化的分工，立体地呈现世界风貌，已经很难了。
据说在西方世界，也有类似的问题。我因为接触的资料有限，难以深谈。但在阅读西洋文论时，会发现思想者与批评家，对于使用的概念和文体，并非都是单语境的。伍尔夫的批评，在有锋芒的笔触里，也有激情意味。苏珊•桑塔格的文章也有诗意。我猜想她们的创作经验是影响了批评语言的，对于文学世界的思考有着很大感觉的笼罩。或许，中外学者讨论文学时，心态有诸多相似性，无论是述学文体还是批评文体，核心点是处理哲学界所说的“思”与“诗”的问题。中国古代的文论，讲究顿悟之语，“思”与“诗”混搭交错，《文心雕龙》里的格式，将汉语的沉思方式表达得颇为通透。后来的《诗品》《诗式》延续了类似的一些韵致，对于历代诗话与文话都有影响。这与欧洲以罗格斯为中心的言说方式是不同的，但一面也缺少了表述的确切性。欧洲的某些文论是注重思想的逻辑性的，但过于知识化的演绎其实也遗漏了直觉里的领悟力。海德格尔在讨论存在意义的时候，对于技术化的词语不以为然，倒是对荷尔德林的文本颇多赞赏，因为荷尔德林较好地处理了“思”与“诗”的位置，显然，古典学里的精神表达，更有意义。《荷尔德林文集》的译者戴晖写道：
这个与迄今的人和世界不同的另一种人的另一世界，其结构的规定性在于大地与天空、凡人与神圣的亲近。海德格尔只在荷尔德林的诗当中听到这种亲近的惠临，诗与思共同在吟唱的元素中运作。在“诗思”关系中须加注意的是诗的先行性，这里的“先行”也是在将来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而思分为两种，所谓第一开端的思是指形而上学；另一开端的思一方面要与形而上学之思告别，另一方面等待着将来——简单地说，这正是海德格尔倾听荷尔德林的原因。[6]
现在的大学语境多的是知识论的逻辑，“思”与“诗”各自在对岸间瞭望。当这种现状持续于学界的时候，我们要问：“思”与“诗”之互渗何以可能？我个人认为，文体不是单一的审美概念，它存在于文脉之中，且是一个不可规训的存在。从章太炎到钱锺书，都不在流行的话语里思考问题，他们心目中有着别一世界。鲁迅关注六朝，周作人欣赏晚明，都是对于身边的语境的反抗。有学者在研究域外诗人的作品时，也注意到这个现象，如策兰的德语是外国化的德语，而卡夫卡使用的是非母语化的母语，“语言只借给活着的人一段不确定的时间”[7]。在这个意义上说，文体家乃庸常思维的挑战者，不能简单看成是思想的载体，它本身就具有思想性，或者不妨说，文体即思想的外化。
遥想章太炎对于六朝辞章的借用，其实是对于桐城派的蔑视，他的古奥之语乃对于奴性语言的暴力。鲁迅《野草》的缠绕式的语调，不能不说也是对于本质主义思想的解构。徐梵澄《老子臆说》有先秦诸子语态，但也融入梵语与古希腊语的元素，乃澄明之境的闪光。穆旦在诗歌写作里，撕裂了母语的格式，以此抗拒古老的儒风，实则是自由思想的涌动。可以说，文体流露出的姿态，带出了思想的形影，我们在不同作家与学者的书写里，嗅出精神内部紧张的气味。
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者找到了一种思想方式的时候，文体就随之诞生了。同样的结果是，一种文体规定了一种思想的颜色。文体家是不屑于重复以往的歌调的，他们来自传统，又出离了传统。汪曾祺的写作有陶渊明的影子，《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的话语方式也随处可见。这些散淡的，举重若轻的行文，其实是对于宏大叙事的消解，其辞章与笔法，乃对于极左的话语的揶揄。这种例子在国外哲学家里比比皆是。海德格尔就厌倦德国流行的语言，他一直强调的是思想的独特性与书写的的特性。威廉•巴特雷在《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一书中谈及海德格尔的精神表达时写道：
海德格尔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自己开始思（thinking）的时候，我们才能听到尼采的呼号。他唯恐我们把思想象为一种简单而又轻而易举的事情去做，又补充说：“只有在我们认识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颂扬的理性是思最为顽固的敌人的地方，思才会开始” [8] 。
“思”开始的时候，以往的路径未必能抵达未来，在前人未去的地方才有着新选择的可能。这些独行者的文体有时是在我们意料之外的，它提供了陌生化表达的方式，在被人遗忘的地方发现属于自己的存在。无论是学者还是作家，当他们脱离流行语境走进未有之径时，既能吸收同代的精神营养，又能在传统中找到词语的启迪。美国学者沃伦•贝克在《威廉•福克纳的文体》一文中指出：福克纳突出特点是“把现代叙述技巧的精妙之处，与应用于传统的诗意或解释性风格中的丰富语言结合起来了”[9]。这个经验也让我们想起汪曾祺、孙犁的词语表述，他们也是能够调适古今写作经验的人。因为都发现了当下书写的问题，下笔的时候竭力避免了时代的平庸。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此点，回想我们这代人多年间的写作，与这些超俗的人有太大的距离。曾国藩谈韩愈之文时说，“语经百炼”，“不复可攀跻”，便是这种往者难追的感慨。
今之学者谈文体问题，多在文字间绕来绕去，谈到核心处也并不容易。张中行先生在研究文言与白话的时候，发现自古以来的语言一直在变化中，他总结了三点：一是佛经的翻译，本意是要通俗的，但译者不自觉加入了旧辞章的积习，文本就远离译本的辞章惯性了；二是文言是古老的，稳定的形态，而常常汇入白话文中，就有了文白相间的跳跃；三是时代风气使然，不同地域方言流入，市井里的表达日趋丰富，文体自然也有闪光之处[10]。木心先生分析兰波的译文时发现，其文体“卓荦通灵，崇高的博识，语言的炼金术”。他在对比马拉美与兰波的文本时说：“马拉美重句法，兰波重词汇，亦有说马拉美是夏娃，兰波是亚当，他以虐待文字为乐，他以碎块来炫耀他可能拥有的形体”[11]。这是深味写作甘苦与辞章隐秘的人的心得。而无论是张中行还是木心，都可称得上文体家。中国的作家甚多，著述丰富，但在张中行与木心的只言片语面前，多已显得苍白无力。文字不必多，能够在短小篇幅中给母语注入活力者，对于文学的贡献都不能说小。这也是像鲁迅、博尔赫斯、巴别尔这类作家何以被人不忘的原因之一。有没有长篇巨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将母语的潜能扩大了。
注释
[1] 程千帆：《闲堂诗学》，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284页。
[2] 启功：《启功学艺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5页。
[3] 陈平原：《掬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4] 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2页。
[5] 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载《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27年版。
[6] [德]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页。
[7] 曾艳兵：《卡夫卡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1页。
[8] [美]威廉·巴特雷：《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杨照明、艾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3页。
[9] [美]沃伦·贝克：《威廉·福克纳的文体》，见《福克纳评论集》，李文俊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
[10] 张中行：《张中行选集》，范锦荣选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
[11] 木心：《即兴判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