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苏军”杂谈
开栏的话
文学评论是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即日起，江苏省作家协会在《文艺报》开设“文学苏军”新观察专栏，邀请省内外知名文学评论家，围绕“文学苏军”的现状与发展进行科学的、全面的评论，推进创作与评论有效互动，推动江苏文学“高处再攀高”。
当我们用“文学苏军”来指称江苏当代文学创作时，首先面临“何为江苏”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解释作为行政区划的江苏及历史沿革，而是需要说明我们在什么范围内界定“苏军”。近十年来，“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制定和实施了多种研究江苏当代作家的计划，其中遇到的学术问题是：“苏军”是在苏的作家，还是在苏的作家加上在外的江苏籍作家？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涉及到文学史论述的视角以及区域文学研究和区域文学史写作的学术目的。如果我们采用后者界定“苏军”的范围，那么各种区域文学史之间就会出现交叉，这种交叉若是很多，区域文学史写作的意义在某些方面就可被解构。比如，如果有一本《北京新文学史》采取第一种定义的方法，将在京的江苏籍叶圣陶、汪曾祺、格非、曹文轩列入文学史；但与此同时，另一本《江苏新文学史》也列入上述诸位，那么这两种文学史的论述侧重的是什么？因此，如果要以区域划分文学创作队伍，我更倾向选择“在地”的作家。
这样命名时，我们在大的方面要讨论：一、“江苏”（不仅是文化江苏）如何影响了“苏军”，“苏军”如何超越了“江苏”（如果“苏军”的意义只在江苏，那么区域文学史的意义并不重要）。二、“苏军”中的“我们”（江苏籍的“苏军”）和“他们”（非江苏籍但长期在江苏或主要成就在江苏取得的作家）各自的文化背景及相互影响，“我们”如何接纳“他们”，“他们”又如何成为“我们”，或者说“文学苏军”既有“我们”也有“他们”。如克利福德·格尔兹所言，我们其实都是持不同文化的土著，每一个不与我们直接一样的人都是异己的、外来的。在江苏以长江为界，南北中的文化和心性也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从根本上影响了作家的创作？这是需要追问的。我们是着眼于这种细部的差异，还是在整体上研究“文化江苏”与“文学苏军”？文化差异固然会影响作家，但作家文化选择的多样性也许产生的影响更为深刻和关键。特别是在文化碰撞、交流、融合越来越显著的今天，更多的作家虽然带有文化的“胎记”，但通常都没有局限于此。在全球化过程中，虽然区域文化仍以各种方式保护和传承，但已经受了异质文化的冲击，地方性知识也随之被压缩。或许有一天区域文学研究中的地域特点需要我们去尽可能发现。
“文学苏军”或许不是一个文学史概念，而是研究作家创作的一个视角一种框架。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有总结区域文学的文章（差不多是年鉴式的概述），但区域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在文化框架中研究区域文学，则兴起于80年代以后。因此，我们关于“文学苏军”的讨论可以向前追溯，但主要的时间段是“新时期”以来的江苏文学。如何在“文学苏军”的视角中，将“散装”的“苏军”聚拢在一起，形成“苏军”论述的历史与逻辑脉络，其实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学术工作，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分而论之。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学苏军”才有可能成为文学史表述。考察江苏当代文学的历史会发现，江苏当代作家开始成为“苏军”，并不是因为他们从开始就具有“江苏意识”，而是他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思考文学问题，50年代中期的“探求者”事件是“文学苏军”成型的标志。从“探求者”这一代作家开始，“文学苏军”才获得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当中的高晓声、陆文夫、方之、艾煊、叶至诚等在“归来”之后，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期刊编辑等方面，都让江苏当代文学成为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晓声和陆文夫往生多年，但他们都留下了载入当代文学史册的作品。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陆文夫的“小巷文学”，在时间过滤后仍然可圈可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苏军”因他们而得以命名。或许因为高晓声、陆文夫两位声名显赫，与他们差不多同辈的胡石言、张弦、忆明珠等则很少有提及。
高晓声和陆文夫的80年代，成了后面几代作家出场的氛围，这一“氛围”中包括了传统、尺度和生态等。在高晓声、陆文夫风生水起时，赵本夫、范小青、叶兆言、周梅森、储福金、黄蓓佳等也陆续成为“文学苏军”的主角，这一辈苏军的创造力一直持续到现在。和许多区域的文学秩序不同，改革开放40余年江苏文学从来没有产生过断层或危机，也无“新老交替”问题，“文学苏军”更多地体现了自然生长的规律。在江苏，作家的地位不是以代划分并加以突出的，简而言之，作家的作品决定了他的地位。我们在讨论当代江苏文学时，越来越以作家作品论长短，这非常符合文学史发展和文学史研究的规律。在区域文学研究中，我们通常会放宽研究对象的范围，但在“文学苏军”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框架里，“文学苏军”的选择范围无疑会缩小许多。在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文学苏军”中，苏童、毕飞宇和韩东具有重要意义。苏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写出了代表作，尽管他已经北上，但迄今为止的重要作品基本都是在江苏完成的。毕飞宇作为新一代“文学苏军”的领军人物，其中短篇和长篇小说均有建树，他对经典作品的解读也打开了文学批评的新空间。韩东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学苏军”的“异数”，他的创作和存在方式都值得我们注意。就小说而言，“文学苏军”中的鲁敏、叶弥、朱辉、荆歌、丁捷、朱文颖、戴来以及更为年轻的孙频、房伟等，都在发展和成长中。
显然，只以小说来论江苏文学是局限的，“文学苏军”的一大特点便是文学门类齐全。在小说之外，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儿童文学等创作亦成就斐然。在我所熟悉的作家中，胡弦、小海的诗歌，丁帆、夏坚勇、黑陶、贾梦玮的散文，杨守松的报告文学，徐风的非虚构写作，都值得我们关注。我没有研究儿童文学创作，虽然熟悉一些儿童文学作家。江苏也是儿童文学的大省，重视研究江苏儿童文学应该成为“文学苏军”研究的重要内容。我说的这些当然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单，有许多年轻作家包括网络作家我都没有提及，也许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后有很多人会脱颖而出。文学不会有固定的排行榜，沉与浮是规律。
我们通常不会对区域文学做“制度”考察，但我觉得研究“文学苏军”并不能撇开江苏的“文学制度”。在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整体考察中，政治和文化是重要因素。在这些方面，江苏的“文学制度”当然受制于整体。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国内前列，“文学苏军”在各方面都得益于这样的发展。在制定鼓励文学发展繁荣的政策之外，江苏对文学创作经费的投入可能也处于全国前列。紫金山文学奖、江苏文学评论奖等奖项，“扬子江”系列文学品牌等活动，《钟山》《雨花》《扬子江诗刊》《扬子江文学评论》等期刊，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江苏文学评论家自选集、江苏文学蓝皮书的出版和编撰中的《江苏新文学史》等，以及各种扶持青年作家及网络文学的计划等等，江苏形成了一个具有良好文化生态的文学制度，并且持续数十年有效运转。
在谈及这方面时，我还要特别提到江苏的文学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一直是国内当代文学出版的重镇之一，近几年又有复兴之势；译林出版社后来居上，在外国文学名著的译介和中国文学原创作品的出版等方面异军突起；江苏教育出版社重视出版文学研究著作，80年代以来也是领风气之先。我一直认为，没有现代出版就没有新文学。在文学制度层面上研究“文学苏军”其意义不言自明。
考察江苏当代文学制度，我们会发现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的积极互动，形成了批评与创作比翼齐飞的秩序，这是“文学苏军”的重要特征之一。从陈瘦竹、陈白尘，到叶子铭、董健、范伯群、曾华鹏、叶橹、范培松、吴周文，再到丁帆、朱晓进、吴俊、王彬彬以及丁晓原、张光芒、季进、方忠、何平、傅元峰等，几代学者同时以批评家的身份介入文学生产。我在读大学时便切身感受到了江苏创作与批评的互动。大学之外，江苏社科院和江苏省作协，也有一批活跃的批评家，如陈辽、徐采石、金燕玉、姜建、黄毓璜、王干、费振钟、汪政、晓华等。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如何同彬、韩松刚、李章斌、沈杏培、赵普光、刘阳扬等也逐渐脱颖而出。正是文学批评的强劲，“文学苏军”才因此丰富。
在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后，江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在融合中将出现新的变化。尽管文学创作不需要一一回应这种变化，但如何处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创造出经得起历史推敲的作品，是“文学苏军”面临的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