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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资料图片

坦桑尼亚穆索马，几个孩子在踢自制的足球。孙丽华摄

据诺贝尔文学奖官网10月7日的消息，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其获奖的理由是：“以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眼光，洞察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大陆间的鸿沟中难民的命运。”由于迄今为止，古尔纳的作品尚无简体中文版引进国内单行出版，只有译林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收录了他的两篇短篇小说《博西》和《囚笼》，因此，对中国读者而言，这位新晋诺奖得主还比较陌生。

Ⅰ

阿拉伯裔非洲小说家

1948年12月20日，古尔纳生于非洲东海岸印度洋上的桑给巴尔岛，他父亲是也门哈德拉毛地区人，后来为躲避战乱，举家移居到了桑给巴尔。桑给巴尔现在属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面积2657平方公里，98%的居民都是穆斯林。作为人类重要发源地之一，坦桑尼亚历史上一直与阿拉伯和波斯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其中桑给巴尔岛由于地理位置与这些国家相近，更是贸易交往的“桥头堡”和“密集地”。公元7世纪至8世纪，大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来到桑给巴尔，继而迁移到坦桑尼亚。阿拉伯人还在公元10世纪在坦桑尼亚建立过伊斯兰王国。

古尔纳的父辈移居桑给巴尔时，桑给巴尔被英国占领，坦桑尼亚还没有独立建国。因此，学术界对古尔纳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作家存在争议。鉴于古尔纳是也门人后裔和他身上的阿拉伯血统，一些学者认为他是阿拉伯作家，不过更多的人还是认为他是坦桑尼亚作家，或者确切地说是阿拉伯裔非洲作家。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不足20岁的古尔纳辗转到了英国，从此开启新的人生。1980年至1982年，古尔纳在尼日利亚的亚巴耶罗大学卡诺分校担任讲师，之后转到英国南部的肯特大学深造，并于1982年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还担任英国著名文学期刊《旅行者》副主编。古尔纳后来一直是肯特大学英语系的教授，并教授研究生课程，不久前刚刚退休。古尔纳的主要学术兴趣是研究后殖民问题，以及与殖民主义有关的论述，特别是关于非洲、加勒比地区和印度的论述。

古尔纳是继1986年尼日利亚的沃尔·索因卡、1988年埃及的纳吉布·马哈福兹、1991年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和2003年南非的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之后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的又一非洲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古尔纳“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后殖民作家之一”。他补充说，古尔纳“一直以极大的同情心关注东非殖民主义以及其对移民个人生活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Ⅱ

挥之不去的离家之痛

“这是一个包含着许多故事的故事，它们也许并不属于我们，却作为我们生命长河的一部分，捕获我们的心，并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有评论指出，古尔纳2005年创作的小说《遗弃》中的这句话，一定程度上正是他对自己作为作家使命的一种描述。

事实上，从父辈始自阿拉伯半岛也门哈德拉毛地区的迁徙，到自己出走桑给巴尔只身移居遥远的英伦，移民的身份总是与古尔纳如影随形。他拒绝所谓“后殖民主义作家”的标签，却对自己移民、难民的身份充分认同，高调接受。正因为如此，离开乃至失去故乡后对昔日过往的记忆和怀念，以及由此产生的隐痛，便成为古尔纳几乎贯穿始终的创作主线和重要母题。对此，瑞典学院的评语中也写道：“记忆，永远是古尔纳笔下重要的主题”。

据报道，古尔纳最著名的小说是《天堂》《遗弃》和《在海边》等，其中一些作品曾多次入围英国布克奖。在这些作品中，古尔纳结合自身移民和难民经历，创作了一系列以殖民前后的东非和英国为背景的故事，聚焦于主人公的身份认同、种族冲突、社会和文化的疏离、性别压迫及历史书写等主题，追思无法回去的家园，用文字拼拾记忆的碎片，寄托对故国的情思，以精心塑造的主人公描述自己在两重文化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境况。“他的记忆破碎了，但努力使其变得完整”。可以说，古尔纳的作品，几乎每一部都是“从个人鲜活记忆出发所炼就的民族史诗”。

古尔纳的10部小说还包括《离开的记忆》《朝圣者之路》《多蒂》和《令人羡慕的宁静》等，这些都讲述了移民在英国的凄惨和痛苦经历。1994年入围布克奖的《天堂》讲述了一个男孩在一个饱受殖民主义创伤的东非国家经历的不幸遭遇。《令人羡慕的宁静》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离开桑给巴尔前往英国，在那里他结婚并成了一名教师的波折故事。

美国文学评论家劳拉·温特斯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古尔纳的《天堂》是“一个闪闪发光、隐晦的成长寓言”，《令人羡慕的宁静》则“巧妙地描绘了一个人被夹在两种文化之间的痛苦，两种文化都会否认他与他人的联系”。《最后的礼物》（2011）和《在海边》（2001）入围美国《洛杉矶时报》小说奖和2002年布克奖，英国《卫报》评论说，“想象一下，作者在作品中试图描写在英国建立家园的难民生活，通过这些人物，古尔纳质疑归属感的意义，以及一个人是否真的能抛弃过去”。记忆和挥之不去的离家之痛，一直萦绕在古尔纳的内心深处。

诺贝尔奖官网评论称，古尔纳“有意识地打破了传统，颠覆了殖民视角”。英国《卫报》援引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的评价称，从处女作《离开的记忆》讲述一场失败的起义，到最新作品《来世》，古尔纳的作品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他背井离乡的回忆，向外界讲述了并不为人知的东非往事，“从墨守成规的描述中脱身，让其他地方的许多人看到了并不熟悉的、文化多元的东非”。

今年早些时候，在接受非洲一家网站采访时，古尔纳提到，在他最近的新作《来世》中，他试图阐明人们受到战争和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由此遭受的苦难和悲伤。古尔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周围都是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会谈论这些经历。”“这些记忆一直伴随着我，我需要的是有时间把它们组织成这个故事，我的学术作品也塑造了它。”古尔纳指出，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关注流离失所、身份和归属等问题，“体验归属感和不归属感有不同的方式”。

除了长篇小说外，古尔纳还创作有短篇小说集和散文等，并编选有关非洲的论文随笔。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古尔纳试图揭示“殖民主义是如何改变世间一切的，经历它的人仍然在受到这种经历及其创伤的影响”。有评论指出，古尔纳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会创造一种新身份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却仍旧深陷于现实生活和过去经历的纠葛之中，为此，他力求寻找到某种平衡。古尔纳对于移民题材非常感兴趣，对于移民和身份错位有着动态的理解。他强调说：“在写作《离别的记忆》时，我尝试写出主角对于离开的渴望和向往，而如今，我想写作的内容却是主人公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感。”

西方著名文学评论家胡恩苏·胡拉萨达认为，古尔纳为21世纪非洲文学作出了两个重要的贡献：“第一个贡献是他向读者展示非洲移民问题的方式，他认为移民问题应被作为定义非洲人的重要参考因素。第二个贡献是他的作品对建构和理解家族社区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英国学者贾尔斯·福登认为古尔纳是“非洲大陆现存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Ⅲ

多彩的艺术风格

古尔纳的第一语言是斯瓦希里语，虽然他采用英语作为文学创作语言，但他的散文经常带有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的痕迹。《纽约时报》称，古尔纳成功借鉴了《古兰经》、阿拉伯语和波斯诗歌的意象、气韵和故事，特别是从阿拉伯文学名著《天方夜谭》里汲取灵感和创作激情。事实上，阿拉伯国家也门的后裔身份、父辈阿拉伯语的影响、桑给巴尔本地多元文化的耳濡目染以及英语和西方文化艺术的熏陶等，滋润了古尔纳的艺术灵性，丰富了他的文学积淀和创作储备，使他的艺术风格多彩纷呈。

古尔纳在小说、散文写作上的造诣和艺术成就连他的同行都称赞有加。小说家马扎·门格斯特形容古尔纳作品“像一把慢慢移动的温柔的刀”，她说：“他的句子看似柔和，但累积起来的劲头对我来说就像一把大锤，沉重而有力，使人猝不及防。”门格斯特说：“古尔纳的作品硬朗有力，虎虎生风，但同时也对东非人民充满了同情心，充满了爱和柔情蜜意。”

仅仅从小说《天堂》，便可见古尔纳创作艺术风格和魅力。小说始于卡瓦，这是一个通过修建坦噶尼喀铁路而形成的内陆贸易小镇。阿齐兹叔叔是一个富有的阿拉伯商人，他出发前往内陆，通过铁路把他的货物从海岸运到卡瓦。优素福12岁，他的父亲为阿齐兹叔叔经营一家酒店和商店，为偿还债务把优素福卖给了阿齐兹，故事便以优素福的视角来进行讲述。优素福和比他大5岁的哈利勒一起来到沿海城市当店员，后者也是被他贫穷的父母卖给了阿齐兹。该商店位于阿齐兹住宅的边缘，面向城市和港口。在阿齐兹的家里，有一个美丽的围墙花园，里面的景色近乎《古兰经》对天堂的描述，优素福偶尔可以溜进去帮助园丁和监护人姆泽·哈姆达尼。有一次，阿齐兹把优素福租给了哈米德·苏莱曼，苏莱曼是乞力马扎罗山山麓一个无名小镇的另一位店主。

然而，故事情节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还是穿越大湖进入腹地的旅程，阿齐兹叔叔要到强大的非洲国王查图的首都，查图以其野蛮、背叛的本性和嗜血的统治而闻名。阿齐兹叔叔的狩猎活动结束后，查图派人在夜间袭击了阿齐兹的营地，杀死了许多人，并抢劫了所有的食物和贸易物资。阿齐兹、优素福和其他一些人幸运逃脱了。在作品中，古尔纳创造了三个不同的空间，使得故事在其中游刃有余地展开：第一个是由阿拉伯商人和斯瓦希里精英控制的沿海城市，第二个是在文明和荒野之间的内陆贸易城镇，第三个是无限开放的土地空间，从文明的前哨延伸到查图的权力中心……

有人指出，古尔纳的作品在艺术上也有模仿其他作家的痕迹。法齐娅·穆斯塔法在《古尔纳和奈保尔：〈天堂〉与〈河湾〉》一文中，通过对比研究古尔纳的《天堂》和英国印度裔作家奈保尔的《河湾》，指出前者的历史着重点是对后者《河湾》第二章的重写。同时，小说中卡拉兴噶也是对奈保尔小说人物的一种模仿。在穆斯塔法看来，古尔纳的小说展示了他们这一代作家与奈保尔相比，“在后殖民表达上有诸多契合之处，但更具有不同的张力”。

对此，古尔纳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说，他的创作受到了奈保尔的影响，但他是用一种批判态度看待奈保尔的。“奈保尔对于非洲、伊斯兰教、伊朗、巴基斯坦及其他伊斯兰国家所持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奈保尔的文章缺少分析，对于伊斯兰教问题的认识停滞不前”，古尔纳说，他也否认《天堂》是对约瑟夫·康拉德《黑暗之心》的重写。

Ⅳ

引人关注的非洲作家群体

这次诺贝尔文学奖落户非洲，而且被一个不被国人所知晓的作家摘取，折射出中国对非洲文学研究的薄弱现状，也反映出在西方作品大行其道的背景下，非洲文学被一步步边缘化甚至无视的处境。

一些人觉得非洲似乎是文学的“沙漠”，其实，非洲不但不是文学的“沙漠”，反而是生机勃勃的文学“沃土”。只是由于舆论和传播平台一直把持在西方手中，才造成一些读者认识上的错位。截至2020年，共有117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95人来自欧洲或北美。非洲只有前文谈及的几位作家获得过诺奖。

无可否认，科技的进步要严重依靠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支撑，国家越强大、越富裕，科技发展的步伐就会越快，科技的成果就会越多；但我们却很难说一个贫困而科技实力落后的国家，就一定在关乎人类情感的文学上落后许多。

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普通人内心世界和感情变化的书写。而人类的心灵和情感是相通的，其本身并无所谓高下低贱之分。对情感的表达可以百花齐放、各有千秋，只要打动人心就是好的，而硬要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是不符合逻辑的。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西方国家与东方和非洲国家之间，在文学表达上就没有孰高孰低之分。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有时在一定程度上，不幸反倒会催生文学的发展，使作家在逆境中砥砺奋进，创作出上乘的作品来。

仅仅非洲国家的语言就多达1000种以上，古时非洲的口头文学、寓言故事更是丰富多彩，各种神话、史诗、民间歌谣、谚语不胜枚举。近现代以来，非洲文学蓬勃发展，成就斐然。库切、戈迪默、索因卡、马哈福兹、阿契贝、恩古吉、奥克瑞等都是非洲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们的作品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针砭时弊、挞伐黑暗、探究人性等方面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准并不逊于西方作家。尤其是，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被称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是非洲文学史上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瓦解》《动荡》《神箭》《人民公仆》等，主题宏大，笔力雄健，深受人们的喜爱。

近年，非洲更是涌现出一批创作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好评的实力派作家。肯尼亚的“国宝”级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数年来被文学评论界寄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厚望。其长篇小说《孩子，你别哭》《大河两岸》《一粒麦种》等，还有短篇小说集、剧作《黑色隐士》等颇受读者青睐。尼日利亚女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契才华横溢，被誉为“尼日利亚的托尔斯泰”，她的长篇小说《半轮黄日》获得2007年英国“橘子小说奖”。卢旺达女作家斯科拉斯蒂克·穆卡松加，创作有《赤脚女子》和《尼罗河圣母院》等作品，并多次获得各种奖项，“作为卢旺达大屠杀的见证者，她的作品犹如一次次对准历史深渊的无情探照，给人以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