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在当下全面繁荣发展的大文艺格局下，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以下简称“两新”文艺)，它们为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了新时代中国文艺创新的形象，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作为时代精神的艺术表达，“两新”文艺为有效阐释中国文艺实践、中国审美经验提供了鲜活案例，推动了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在以实践推动理论发展中，以问题意识回应了时代创新的召唤。究其意味，活跃在新时代的“两新”文艺具有何种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于中国文艺理论和实践创新有何意义?本文对此进行简单的回应和阐释。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新”文艺现象的重要论述与生成语境阐释

面对当下蓬勃发展的文艺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在文艺发展格局的改写中，“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是“新文艺组织、新文艺群体”概念的权威来源，也是“两新”文艺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最高领导人讲话中，这次座谈会也邀请了新文艺群体代表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举办六年来，新文艺的队伍和影响力日益壮大。当前，新文艺组织大量涌现，新文艺群体十分活跃，数量庞大的“两新”文艺已成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新”文艺是时代的产物，在信息文明语境下伴随文艺新业态的生成而大量涌现。新文艺组织，主要是指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民营的文艺团体和网络虚拟社群，是一种专注于文艺发展的新的社会力量，主要以文艺创作、交流、发布、推广、销售等职能为主，在繁荣文艺创作生产传播中扮演着积极角色；新文艺群体，是相对于在国有文艺院团、艺术馆、高校等机构中从事艺术工作的传统群体而言，是一群体制外的活跃的文艺从业者，主要以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为代表，是随着文化产业、网络新媒体技术以及文化市场发展而活跃起来的文艺人群。其特点是自由职业和不依附于体制内机构的“独立性”，多以个体形式散落在文化产业各领域，是当下文化产业发展中极其活跃的生力军。当前，数量庞大的“两新”文艺已成为满足大众文化多样化需求的内容供给商，其覆盖领域从文学、戏剧、影视到美术、摄影、书法，再到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艺领域，影响范围涉及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等文化产业体系的各个环节。随着文化艺术产业特别是数字艺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两新”文艺的影响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说到底，“两新”文艺是时代语境下生产力解放和人的文化自主表达能力与文化权益意识提升的产物，它契合了人类文明秩序跃升的趋势。21世纪的迥异之处是以文化为开端的时代，显现为新一轮全球化运动的深入是文化创意与信息文明条件下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互为表里”的过程。文化创意、文化价值是信息技术之“里”，网络数字化技术应用是文化创意、文化价值之“表”，在两者的相互促进中，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由此导致了创意的凸显与文化的新业态、艺术新形态及其存在方式的多样化，以及数字化技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广泛应用和对新艺术发展方式的塑造，甚至某些技术应用本身就是文艺新形态。网络数字化技术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带来了平台与渠道的无限扩张，凸显了传播内容的稀缺和文化创意的重要性，从而为文化内容生产的大规模扩张提供了技术支撑，使得大量体制外的“两新”文艺得以涌现；同时，伴随“网络原住民”成为文化消费的新生主力军和新兴消费群体，Z世代消费群体愈加呈现出文化消费的代际特点，数字文化艺术消费成为其追逐的热点。信息化数字网络技术在文艺领域的广泛应用，在打破传统的艺术壁垒、艺术体制的过程中，“两新”文艺随着文艺新业态的生成大量涌现。一方面，信息文明语境下代际群体的更替，使得“网络原住民”便利地获得网络文化资源，娴熟地运用网络数字化技术，游刃有余地进行艺术创作。在不断降低艺术门槛的时代氛围下，“以我手写我口”和“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庞大新文艺群体创造了有着新时代意味的文艺形态，与体制内的文艺工作者一同推动着中国文艺进入信息文明主导的新时代；另一方面，新时代物质文明的丰裕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国运焕发了广大民众巨大的文化活力和文艺创造力，他们冲破了体制的樊篱，以层出不穷的新文艺组织、庞大的文艺新群体极大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在普遍提升人民的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中彰显了“人民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的理念。

二、“两新”文艺的时代特征与价值诉求

在一定意义上，“两新”文艺的大量涌现离不开网络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资本力量的助推。信息文明条件下，各大互联网科技公司、平台和渠道商凭借信息技术的无限可能性，越来越多地把目光转向有着无限增长可能性的文化艺术领域，技术创新成果与资本竞相投入文化艺术领域。在美国，华尔街硅谷越来越青睐社交媒体、新媒体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在中国，各大互联网公司，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都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文化领域。现实境遇中，技术应用的背后往往跟着资本逐利的目光，并推动着文化产品市场的形成与文化产业的崛起。可以说，资本的逐利本能和信息化技术强有力地促进了“两新”文艺的涌现，甚至成为“两新”文艺涌现的重要推动力。“两新”文艺中活跃着大量民间资本的影子，并有着网络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的强势推动。从社会变迁的态势来看，媒介融合不仅塑造着我们的生活，也在塑造着人自身，深刻影响着当代艺术的生成与存在方式、传播方式和消费方式，甚至成为当代艺术发展的时代语境。融媒体语境下，网络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所涌现的诸多文化产业新业态，如网络大电影是一种有别于机器复制的数字复制即媒介融合的产物，越来越有立足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后现代所诉求的个性化、差异化的意味。在一定意义上，信息技术重构了现代化的肌理和逻辑架构，它遵循了发明新技术→改进生活方式→营造场景新体验→催生数字化新文化业态→IP化→产业化的发展逻辑，成为艺术创新、大量“两新”文艺涌现、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有效路径。这是最富有时代特点的价值意味，它把传统意义上的文艺观念及其创作方式抛诸脑后。在一定意义上，今天我们已经不能离开网络数字化技术及其广泛应用来理解和谈论现代化、全球化，更遑论文化艺术发展及其文化产业运作。信息文明语境下的网络数字化技术日益成为当下的时代语境，在一定意义上，它构成了现代化的逻辑骨架和社会高速运行的机理，是我们生存环境中须臾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也是理解和阐释“两新”文艺的问题域。通常，网络数字化技术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应用沿着两条路径拓展，有着“两新”身影的这两条路径无论有着怎样的差异，都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一是沿着精英化路径逐渐融入高雅文化圈，开始形成网络数字艺术、新媒介文艺的经典之作；一是沿着大众化路径成为时尚流行文化的引领者，如网络文学、网络综艺等在市场上风起云涌的诸多新形态，既吸引了大众的眼球，还在市场上赚得钵满盆溢。

“两新”文艺是当前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积极力量，“两新”文艺的时代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不仅表明艺术的存在形态发生了变化，人们感受艺术的方式和对艺术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艺术不仅与人的心性和审美追求相关联，还是社会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之一。“两新”文艺生成于信息文明条件下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是新时代人民的文化主体性的张扬，它使人民性的艺术价值导向得以彰显，在不断健全的文艺生态中成为大众的精神家园，生成了有时代意味的文化价值与精神表达。“两新”文艺表明“人民的文艺”不再仅仅是艺术家为人民“代言”，而是更多地显现为人民的文化自主表达。它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宗旨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度契合，从而能够在全球化舞台上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两新”文艺分布广泛，人数众多，社会影响力大，与大众的生活紧密关联，原本就是人民心声的文化自主表达。它既关乎人民的美好生活、文化权益的实现，也有助于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鉴赏力，进而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中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从一定意义上讲，作为一个国家文艺能力或者文艺体制健全的参与力量，“两新”文艺的发育和自治能力及其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契合，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兴盛以及国家文化治理有效性的体现。

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两新”文艺是扎根于人民实践的文艺新生力量，是推动文艺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又是大写的“人民”的集合名词。他们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中发挥了生力军作用，是文化市场主体的新生力量、公共文化服务的有生力量、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力量、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的补充力量。他们使文艺发展在泛化中向着文艺的本意回归，是人民生活的心声。就本意而言，文艺绝非高居庙堂、文学馆、图书馆、美术馆、音乐厅和博物馆的静态式存在，它就在大众生活中“成教化、助人伦”。“两新”文艺在回归文艺的本意中，同样是一种切合时代特征的创新，以其新形态、新业态丰富了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两新”文艺的不断涌现生动诠释了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既是一个社会概念，更是一个文化和美学概念。所谓“美好生活”，一定是让人感觉到有意义和值得人生追求的生活，而意义就显现于大众的日常生活践履，它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活法和说法的内在统一。在一种理想的维度上，生活要“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生活原本就具有一种整体性的意味，而理想的人也是一种完整性的存在，既包括人的精神心灵层面，更包括肉身性的存在。作为完整的人，当以“人的方式”占有对象，才拥有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美好。唯此，“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实现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在现实生活中，人固然不能脱离肉身性而观念地存在着，但精神追求尤为重要。也就是说，观念与人的肉身存在是统一的，生活本身就蕴含着意义。“两新”文艺的大量涌现就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表征，是不满足于物质欲望的大众向着精神境界的提升，是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迈向共产主义远景的某种昭示。当生活仅仅作为被动性的谋生而下坠为工具手段性存在时，生活就是一种“梦想在别处”的异化状态。“两新”文艺的大量涌现使文艺活动重新回归大众日常生活，使精神追求和感觉重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这必然是对受动性、谋生性的生活异化状态的克服，是意义就在美好生活中追求的彰显。当然，一切感觉成为人的感觉，离不开观念和精神的引导，对感觉的反思孕育出理论，“两新”文艺正在召唤着具有新时代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文艺理论研究新范式的出场。只有完整意义上的生活才能是美好生活应有的样子，感觉即现实的感性生活恰恰是美好生活的基础，美好生活并非审美与实用的截然二分，美恰恰蕴含于人的完整的生活中。在美国学者舒斯特曼看来，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要求艺术性地塑造和可以从审美上来享受的表演的意思。“近年来最能巩固我对将生活与艺术结成一体的观念的信念的，不只是希腊，还有中国的儒家传统，它让我确信将生活变得更有审美魅力的目标并不必然是西方的、自恋的个人主义的……的确，事实上在任何行为领域都能获得审美经验。”自主的生活就是自由的生活，它本身就蕴含着生活的目的。目的与手段的分离，是劳动异化的根由。马克思指出，“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绝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艺术、审美是美好生活的关键词。美好生活绝不能是手段和目的的割裂，完整的生活才是一种美的生成、艺术的表现，这鲜明地体现在当下“两新”文艺的涌现中。就此而言，文化产业作为当今时代文化生成、价值传播与文明积淀的一种主导方式，其发展重心一定要落在文化价值的增长上，落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上。

在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生活为什么是美好的、有意义的?“两新”文艺的涌现可以给予我们诸多启示。美与生活之间的逻辑关联，除了借助网络数字化技术增强了人们对生活的审美体验性和文化获得感，在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支撑下生活越来越场景化、媒介化；身体本身的解放和感官娱乐的流行，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感受，使得身体成为一种走到历史前台的新媒介，大众越来越注重身体的修饰，身体也越来越符号化。可见，对世界的改造既包括外在的自然(社会生活)，也包括人的自然即身体的存在状态。在一定意义上，“两新”文艺正是对这种趋势的契合与表征，“两新”文艺既是社会生产力解放的产物，也是社会大众文化自主表达与审美水平不断提升的结果。当年马克思是从“类文明”的意义上强调物质生产之于人类生存的本源性，而当下舒斯特曼是从个体“活着”的意义上强调身体的优先性。“既然离开我们的身体官能、身体行为与身体体验，就无所谓艺术创造与欣赏，那么，身体即是我们生活中无可避讳的生存要素。我们若想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不能仅仅靠改善那些丰富我们生活的艺术与审美体验)，一个重要的途径即是改善我们对身体的理解与掌控，因为身体是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最为基本、最不可或缺的工具或手段，没有了身体，我们就无法知觉和行动，就难以存活下去。”在某种程度上，“两新”文艺的大量涌现为我们深刻理解艺术的本源、文明对个体解放的意义打开了一道视域。实践中，信息化技术应用和身体的凸显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注重文化体验的艺术新业态和文化消费的日常化，成为“两新”文艺发展壮大的语境，是新时代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表征。身体美学使美学重新回到知觉、意识和情感的语境中，创意美学使美学重新回到创造性的文化实践中，正是这种现实语境的变化成为“两新”文艺生成的土壤，现实境遇的变化也推动了文艺学美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三、“两新”文艺对中国文艺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召唤

“两新”文艺的大量涌现和进入学术研究视域，是中国文论理论自觉的表征，是以中国理论有效阐释中国文艺实践、大众审美经验、自觉建构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努力，这种努力和学术探索有着多维度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在问题意识上，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正是当下鲜活的文艺实践与文化现实生成了“两新”文艺研究的问题域，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需要在积极回应现实挑战中转换范式，旨在建构一种有包容性的文艺观和审美观；其次在话语层面，它绝不是西方理论的中国转换以及所谓的“理论旅行”及其重新语境化，而是需要在一种大历史观视野和新的方位意识中对其进行阐释和定位，从根本上扭转西方理论视域中的中国问题研究理路，具有同一性又有差异，在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上需要从地方性的诉求一般性的理论形态，要有一种大国气魄的理论体系建构的自觉意识；最后在价值判断上，要突破单一历史叙述的一元化思维模式，形成一种包容多元共在的间性思维模式，多视角洞察“两新”文艺现象不断涌现的价值，为文化研究、文艺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建构提供可能的路径与方法论启示。

“两新”文艺现象不但召唤着文艺学边界的开放，也推动着文艺理论研究范式和文艺批评模式的转换，召唤着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文艺实践和大众审美经验，推动着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正是在“两新”文艺大量涌现的策动下，身体美学使美学重新回到知觉、意识和情感的语境中，创意美学使美学重新回到创造性的文化实践中，正是这种现实语境的变化成为“两新”文艺生成和迅猛发展的土壤，现实境遇的变化也推动了文艺学美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就其理论创新而言，“两新”文艺生动地展示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与艺术表达；相应地要求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一定要把这种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以理论创造的方式阐释好，把中国人的文艺审美经验升华为人类文明意义上的普遍审美理论、审美追求。在文明互鉴中强化文明共识、价值共享和审美共赏，从而在全球治理中实现美美与共。唯此，“两新”文艺的涌现推动了文艺理论的创新，也是坚定理论自信的现实支撑力量。“两新”文艺现象是对文艺人民性的弘扬，是新时代文艺繁荣兴盛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文化包容性发展的显现。对“两新”文艺的解读有助于我们讲清楚中国文化繁荣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明白文艺繁荣的何以然。“两新”文艺重构了文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有利于削减文艺传播中的信任赤字，有利于摒除“体制空转”和“去功能化”的弊端，有利于促进人民性的张扬成为全社会共识，有利于形成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互动和上下联动，从而建构有新时代意味的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两新”文艺的文化自主表达特质，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宗旨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度契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增强方位意识、战略意识和国家需求意识，“两新”文艺是增强这些意识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新时代推动中国文艺繁荣发展的有效抓手，更是新时代各级文联和作协工作的着力点。“两新”文艺的涌现召唤着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从中彰显出有时代价值指向与人类文明共识的文艺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