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开班仪式

课堂培训

10月13日至15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青年作家国际传播高研班在京举办。近50位中青年作家、出版机构负责人等参加培训。为期三天的培训中，大家围绕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影响世界、世界文学最新动态、中国文学“走出去”平台建设、版权保护与版权贸易、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推广等课题进行了深入学习与交流。

正如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所说，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当代中青年作家要有担当精神，思考如何走好未来的发展之路。中国当代文学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学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的有效载体。面向国际，中国文学需要破局，需要创造性的锐意进取；作家亟需树立开阔视野，增强互联网意识，利用各种有效介质，向世界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加深各国人民的彼此理解和情谊，联通中国与世界。

讲中国故事，觅世界知音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海外读者平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帖子。一位家庭主妇留言说，女儿想买莫言的书，在网上搜索，结果把Mo误打成了Ma，结果搜索出来的是《马燕日记》，女儿就这么在亚马逊图书网上下了单，结果拿到书后边读边哭，说自己大受震动，原来还有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需要付出如此多的艰辛努力。

《马燕日记》是法国《解放报》驻京记者彼埃尔·阿斯基（中文名韩石）在宁夏西海固采访时偶然发现的一个失学女童的日记 ，日记放在化肥袋后面，有两摞，马燕的妈妈把其中一摞给了韩石。韩石回去读后深受感动，在法国《解放报》上发了一则新闻，某著名出版社看到联系上他，请他整理翻译后，于2002年在巴黎出版，很快登上法国年度畅销书排行榜。其版权被转售多个国家，包括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日语和英语，并在许多国家成为畅销书。

以此为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何明星谈到，中国当代文学中无论是讲人的追求，还是人的精神，所展现的都是中文世界的故事，当我们提到“走出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这些故事会产生非常不一样的效果。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青年作家修新羽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一方面要具备国家视野和话题意识，另一方面就是要扎根于你所在的地域，发现地域特色，挖掘文化特色，这也会使作品引起更广泛的读者的兴趣。作为文学研究者，如何评价、梳理中国当代文学对世界的影响，何明星介绍，传播学研究往往看重效果研究部分，在传播效果研究中通常有一个指标是到达率，即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文化的标志物在所传播地区展露的情况，这个展露情况就包含中文的图书，也包含所有与中国相关的文化标志物，其中汉语是第一标志物；当然还包括通过影视媒体、互联网视频传播的内容。“比如最近刚刚得到一个数据，抖音海外版Tiktok全世界下载率已经超过了Facebook，某公司在抖音上推出汉服体验版，获得了近千万的分享支持。”

青年作家马小淘对于网络时代的文学传播有着自己的思考。“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自己写的作品在互联网时代是失语的，很多作品还是写得很陈旧，遮上时间觉得这可以是一个1980年的故事，也可以说是1990年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应该写出来一看就是2020年之后的小说。”

在欧美一些国家，公共图书馆对于推动文化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图书进入到发达的公共图书系统，就意味着进入了主流社会，获得了潜在的大众传播空间。华人，尤其是世界各地的新移民，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有力推手。何明星在国外交流时发现，公共图书馆采购图书的时候，无论中文书还是外文书，都是以服务社区的居民为主要目的。对于社区里没有的图书，居民可以发邮件给管理员，管理员会无偿选购图书。“我们发现一个特点，所有中文图书最多的公共图书馆，甚至中国文学图书最多的地方，都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而且是相对完备的社区。华人新移民是中国图书、中国文学图书在海外扩大影响的第一个梯队，这是一个系统。”

青年作家杨好去过伦敦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对她触动不小。“主展位基本都是以诗歌和文学为主，那一年我专门去中国展位看了一下，面积很大，但是中国展位大多都是传统文化和儒家经典英文翻译版本，很大程度上还是偏于传统的固有模式。”杨好期待以后可以与国外出版机构、读者有更多的交流与学习。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佘江涛结合自己的出版经验谈到，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是最好的国际交流传播工具，经过翻译传播而经久不衰的世界畅销作品，大多语言简练通顺易懂，不会刻意求新求异。佘江涛与不少作家探讨，涉及到文化交流、文学传播等方面，语言上过度创新是很不划算的。“结构、内容都可以创新，但是语言不要怪，如果晦涩难懂，在传播上就会很吃亏”。由此反观网络文学，无论叙述结构、人物情节、情感思想如何，核心一定是语言顺畅，能让读者流利的读下去，如果篇幅过长，语言还生硬，难以获得大众传播度和市场价值。

文学作品：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

交流中，中国作协外联部一级巡视员李锦琦简要介绍了外联部近年来的工作情况：推动双边、多边文学论坛，打造机制性文学交流平台；加强与文学大国知名作家的直接交流，广泛联系各国汉学家、翻译家，推动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走出去”；保持文学交流的特色，搭建中外作家交流的桥梁等等。

以多语种形式在国外出版和翻译文学作品，会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选择你？为什么选择这部作品？在与众多国际学者、汉学家、出版人士的交流中，李锦琦发现，既有中国特色，又具备世界眼光的作品往往容易被翻译家选择。“文学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是涉及到作品的精妙之处，语言的转换和改变难免会折损其文学气质。因此近年来我们邀请国外汉学家、翻译家与中国作家进行交流，就是一种双向的理解与尝试。”

作家阿乙过去比较倾向于“单打独斗”，现在觉得写作者应该融入到时代中，甚至纳入到一个项目里。“这次参加高研班，就像把我们放在生态链里面一样，看清自己所在的位置。”但阿乙并不认为大部分作家写作时会意识到作品是写给谁看的。“这些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也会和一些批评家和读者见面，这次高研班让我意识到，你的读者很有可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所以下次写作的时候有一些词汇和语言会发生改变，手法、思想、视野都会发生改变。”

为进一步推广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阅读和海外传播，中国作协于今年8月在全球十余个国家启动“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并举办多个线上国际文学交流活动，9月成立了“一带一路文学联盟”。通过创新交流形式，克服疫情影响，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进行文学创作，大多数作家不太会过多考虑读者和受众，如果有国际出版意愿，李锦琦建议，作家们还是应该具备一定的读者群体意识。他介绍，国外读者综合起来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社会各界的普通读者，他们通过公共图书馆阅读，或者到书店或网上购买翻译作品；还有一类是大学的研究者，通过项目经费购书，供学术阅读和研究，读得精细也深刻，但是这些专业的研究者往往人数比较少，还是社会大众阅读面更宽阔。

青年作家孟小书在《当代》做编辑，她认为中国作家对国际世界的关注还是比较少。“像期刊发表的内容，偏重现实题材，作家关注的东西都是比较本土性的。”孟小书认为，作家海外推广这方面的意识比较薄弱，在推向国际这方面其实大有空间。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建议作家重视作品版权。中国文学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价值，在版权输出的时候，不能简单认为著作权是一种思想，想卖给谁就卖给谁，甚至免费赠送都可以。同时他希望作家和出版机构加强海外营销，参与国际书展、图书营销，使中国文学作品在国际上更有影响力，作家更受欢迎。

青年作家笛安接触过一些版权案例，“哪怕我们不涉及国际出版、不涉及翻译、不涉及海外推广，对中国作家来说，版权问题实际上比十年前复杂得多，因为授权的时候划分越来越细致了，作家需要建立新的版权知识体系。”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推广

2015年，致力于创意写作领域研究的叶炜到美国访学，看到爱荷华大学有一个摆放中国作家作品的书架，他还观察到，除了中国访问学者看看这个书架，图书馆里几乎很少有人翻，“我们的创作是面向中国还是面向世界，面向大众还是面向精英，是继续走成功文学的路子还是往类型文学的路子转，在面对国内读者和国外读者的时候我常思考这些问题。”

中国文学“走出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作品“走出去”，一是作家“走出去”。中图公司海外业务中心主任雷建华向作家们介绍了版权代理方面的工作。版权输出方面，一般出版社由版权代理机构进行对接，大型出版公司还有可能将书籍输入到海外各高校、华文书店等等。作家“走出去”主要有三个途径，与出版社一起参加世界各地的书展，各类线上线下的中外文学交流活动，还有近年来新兴的海外媒体推广等等。

儿童文学作家王璐琪谈到，在国际传播这一领域儿童文学走得稍微远一点，会搭配动画周边。“但是从传播方面来说，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们只传了出去，但并没有播出去，我自己的一些作品版权都已经运作起来了，但到现在投放过程很慢。第二个就是内容方面，国外一些好的儿童作品已经真正实现了全版权，包括游戏、动画，成年人能够和儿童一起找到文学的乐趣。”

对出版模式的探索是众多出版机构不断尝试创新的活力之源。人民文学出版社充分利用影视对文学作品的传播带动作用。作家艾米的长篇小说《山楂树之恋》被张艺谋导演拍成电影，带动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与版权销售。《山楂树之恋》在法兰克福做过一个推介活动，人文社副总编辑肖丽媛至今还记得特别清楚，在现场放张艺谋的推广片，整个中国展位被围得水泄不通，之后作品版权输出到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程耳的《罗曼蒂克消亡史》等也是在影视带动下使原著作品受到海外读者的欢迎。人文社以此作为版权推广的推进点，“首先确保文学作品的导向正确，文学性好，对海外读者有吸引力，另外近年来国外比较关注的热点，比如中国科幻，我们也会推荐相关作品给国外的出版商”。

人文社曾策划“8+8互译模式”，即8位中国作家和8位外国作家的作品结集在同一本书中，通过各国有影响力的作家互带人气。肖丽媛介绍，人文社曾举办中外出版深度合作活动，时任希腊总理帕帕季莫斯专门发来贺电，派希腊文化部部长参加新书项目启动仪式。人文社由此大受鼓励，“我们觉得这种优势互补的方式，能够让中国作家真正走出去，让作品真正为外国读者接受。我们一直在延续这种思路，把它拓展到了中国文学领域”。除了对模式的探索更新，肖丽媛表示，融媒体平台的宣传对出版社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也非常重要。人文社探索开辟宣传新阵地，在新媒体兴起后适应新的发展趋势，重视举办各种形式立体化国际推广活动，包括开设新媒体账号，利用中国知名作家的影响力，推介优秀作品，带动热点话题，这也是中国文学走向国际的一个方式。

关注世界文学，我们发现了什么？

青年作家魏思孝想看到更多不同国家同龄人的文学作品，“从我的阅读经验来讲，好像译到国内的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岁作家的，很多国外作家的作品写得特别好，因为是经过时间检验留下的精华。但是我们不知道外国年轻作家现在写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杂志主编苏玲在课上与大家分享了近年来世界文学的热点动态。近日，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得202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外国文学动态研究》曾于2012年第3期发表张峰的《游走在中心和边缘之间——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流散写作概观》，这位并不算被国人熟知的作家获得诺奖，可以想见世界之大，世界文学之丰富，想要全面和深入地去了解和概括并不容易。

古尔纳是非洲人，但是用英语创作。苏玲介绍，古尔纳本身是学者，编辑了两卷本《非洲写作论文集》，他关注后殖民话题，发表了许多关于当代后殖民作家的文章，包括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等。“他们作为一个独立而特别的群体，用非母语进行写作，呈现出在两个不同文化或不同地域之间人处境的尴尬、内心的痛苦、精神的挣扎。”苏玲说，这种生存状态并不是只有在殖民地的人群才会有，在古尔纳的作品里，我们能感受到他，也能感受到自己，在科学日益发达的技术时代，现实与灵魂的割裂、弥合已成为全人类探讨的共同话题。

谈及英国文学，苏玲说到，英国青年作家扎迪·史密斯在2008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小说的两条路》，将英国文学创作通过理性思考进行梳理归类， “扎迪·史密斯的总结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有一些是共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大家都在关注现实，从自身出发，再涉及到周围整个社会的生态，人类自己生存境遇的体现。”

近十年来，俄罗斯文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创作趋向——新现实主义，苏玲认为，新现实主义这个词能代表当下俄罗斯文学创作的最大特征。概括讲，新现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结合，当代俄罗斯近二三十年来有两个比较显著的文学创作倾向，一是对历史事件的反思，一是对现实境况的反映。其中对苏联解体等历史事件的反思在当今俄罗斯文学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几十年的体制崩塌，俄罗斯作家对整个国家的历史、个人的遭际乃至未来道路有所思考也是必然的。

北京语言大学西语系负责人孙新堂介绍，近几年中国文学在拉美国家的传播交流情况有了非常大的改观，但挑战依然不小。孙新堂说，与国内引进的拉美文学作品相比，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成西班牙文的作品数量非常少，质量上有待提高。很多作品不是直接从中文翻译成西班牙文，而是从英文等转译过去，翻译质量存在一些问题。目前中国文学在西语国家还处于比较边缘的状态，中国跟拉丁美洲作家之间有交流，但是文学的传播现在仍然是一种单向传播，即从拉美到中国有大量的作品、作家，而中国作家、作品走向拉美还没有形成较大规模，也没有形成一个广泛的对话机制。

孙新堂建议，中国文学作品进入拉美可以跟当地大型文学活动结合起来，拉丁美洲是一片富饶的文学土地，诗歌传统深厚。“像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国际诗歌节是世界第三大国际诗歌节，现场非常让人感动。诗歌节开幕式有上万人，大家席地而坐，一起进行诗歌朗诵，小商小贩也在其中。朗诵诗时大家都认真听，空场转场时小商小贩开始叫卖，气氛自由而震撼。”

分组讨论中，学员们还就文学作品版权输出、版权保护、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学等话题进行了探讨与分享。

军旅文学作家董夏青青说，应当努力提升国际视野及互联网意识，在自己接下来的创作中，想通过讲述边境线上的故事，通过青年官兵和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群像，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以此寻求智慧、联结和理解。“我想只有讲好故事，才会因为共情而结识远方真诚的朋友，接下来我也更深入地走入高原与海防。”

青年作家王威廉以对外译丛项目为例谈到，文学对外译介并非易事。作家们是认真严肃地对待自己作品的译介的。“显然，对外译介并不是寻求经济利益的最好渠道，而且它会反过来逼迫我们思考自己的写作。比如在疫情时代，我们如何以作家的方式，以一种能够深度表达、又能让别人接受的方式去写作，我想这是有难度的，但也可能是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写作的契机所在，因为我们这代人的写作语境与上一代不同了，我们今后的写作需要在更大的世界视野中思考中国的故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辑徐晓丹表示，三天的培训课程让作为编辑的自己打开了思路，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在与作家交流过程中她发现，很多版权是在作家自己手里的，处于静止状态，作家和出版社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相互借力，从市场调研、品牌推广、作品输出等各个领域实现优势资源互补合作，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合影

（摄影：王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