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方法的变革与典型人物的创造
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亦或现代现实主义，都拥有自己的典型人物，都有自己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典型人物必须用更高的尺度去衡量、去精选，它是众多人物中的极个别人物。重启典型人物的探索、研究，就会带动整个人物理论的复兴，自然也会推动文学创作的强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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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方法与典型人物，在今天是被淡化的两个文学理论问题。但不关注、不谈论，并不等于不存在。创作方法作为文学思潮中的一种形态以及作家创作的基本原则，典型人物作为叙事文学的核心内容及作家创作的高远追求，它们像“看不见的手”，支配、制约着文学的发展和作家的实践。而创作方法与典型人物，又有着紧密的因果关系，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人物形象。
当下的文学，呈现出一种多元、混杂、繁盛的景象。但它的深层，却依然是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在主导着、驱动着。文学思潮是一定的时代流行的文学观念与创作潮流，不同的文学流派与创作方法，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同时又规范和影响着相当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实践。仔细辨析，当下的文学思潮中，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等多种思潮和方法，而现实主义无疑是其中的主流。但这主流同样是由不同的支流构成的，有主旋律现实主义文学，有启蒙、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写实现实主义文学，还有是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等等。中国百年来的现当代文学，始终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当下文学正是对既往文学的赓续、弘扬。
新时期以来四十余年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始终有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在探索、涌动，那就是现代现实主义。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早在1986年，作家柯云路在一次演讲中就宣称：“我的艺术宣言：现代现实主义”，并阐释了他在长篇小说《夜与昼》中，对现代现实主义的运用。2000年，蒋子龙在一次记者访谈中，认为当时的小说创作，有三种创作类型，除历史题材创作、现实情感创作之外，还有一种就是现代现实主义创作。他的长篇小说《人气》就属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柯云路、蒋子龙的观点，强调的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对现代思想观念和现代创作方法的借鉴。近年来，山东颇为活跃的作家王方晨在一次创作谈中说：“如果你一定要讲现实主义，在规避浮艳琐碎的表面化、表现生活丰富性、获得本质性的真实等方面，我认为这种现代现实主义就是我们当前小说创作的一种必须的创作手法，它不但具有小说美学的意义，也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行性的考量。”我认为现代现实主义，并不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简单的相加、胡乱的拼凑，而是更高层面的融合、升华。它将坚持现实主义的某些基本特征、元素，同时取法现代主义的艺术品格、要素，变革取舍、打碎重建，形成一种新的审美原则和创作方法。近年来，一些出色的长篇小说，如毕飞宇的《推拿》、金宇澄的《繁花》、李洱的《应物兄》等，已打破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壁障，成为现代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现代现实主义概念，应当名正言顺地提出，成为一种创作方法与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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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主要创作方法，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典型形象，一定的创作方法创造着一定的人物形象乃至典型形象。譬如革命现实主义，创造了《红旗谱》中的朱老忠，《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锻炼锻炼”》里的“小腿疼”“吃不饱”，《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梁三老汉，《艳阳天》里的萧长春等典型形象。譬如新时期文学，接续“五四”文学传统的启蒙、批判现实主义，涌现了《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陈奂生上城》里的陈奂生，《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绿化树》里的章永璘，《古船》中的隋抱朴，《乡场上》里的冯幺爸等典型形象。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确立和展开，随着文学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人物乃至典型形象，在文学作品中逐渐淡化、退隐。这种文学现象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有现实的、历史的原因，有思想、文化的原因；但更直接的原因，是作家、评论家深受现代思想理论的影响，“人”的观念发生改变，“人”以及“人”的刻画产生了变化。
21世纪以来的文学呈现出繁盛景象。就拿小说来说，据统计长篇小说每年的产量逼近万部，中篇、短篇小说肯定在这一数字之上。但海量的小说作品，刻画出多少能让人们感动、深思、记住的人物乃至典型形象呢？事实上，作家们都在努力地写人物，没有一个作家会轻视人物。但写出来的人物却很难走进广大社会和广大民众中，更遑论塑造典型人物。当前的人物塑造，窃以为存在着三种倾向。一种是理念化、程式化现象。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依然存在着较多的概念化、说教化问题，也许阅读时会感动、鼓舞人，但时过境迁，人物形象就被遗忘。另一种是世俗化、自省化现象。表现在知识分子的一些小说里，过去知识分子小说充满了启蒙、批判锋芒，现在转向了对知识分子生存环境、人性幽暗的解剖、反思上。还有一种是个人化、平面化现象，反映在年轻作家那种写实的、自然主义的小说中，当下一部分年轻作家，沉湎在“自我”的世界中，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带有小我、平面、琐碎等特征。
人物形象、典型形象，是过去文学理论中的核心课题。但近一二十年来不断降温，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现实主义人物的个性、共性应当如何理解，人物怎样才能树立起来？典型人物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学价值，典型理论应当如何变革、重建？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讨论。其实，在当下的文学特别是小说中，也写出了一些出色的人物、典型形象，但由于人物理论的滞后，不能给予充分而有力的阐述，使有价值的人物形象，淹没在文学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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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理论在百年的发展中，美学家、理论家们都做出过精辟的阐述、高深的论断。这些论述在今天依然有着宝贵的启迪和借鉴意义。但既往的论述有一个“盲点”，即都局限在现实主义文学范畴，对其他文学，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不去涉猎。匈牙利文学理论家卢卡契说：“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范畴和标准乃是典型，这是将人物和环境两者中间的一般和特殊加以有机结合的一种特别的综合。”中国有文论家说：“如果更严格一些来说的话，典型的适用范围实际上还要小一些，它主要是指现实主义形态叙事文学中的某种人物形象。”（刘安海、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而这一观点的理论源头，来自恩格斯的经典论断：“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些论述，在现实主义文学时代，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社会、文学进入现代、后现代的今天，其局限性就显示出来了。新时期文学初期，有评论家就提出典型的范畴问题，建议扩大人物的类型。现实主义文学有典型，现代主义、浪漫主义文学，现代、现实相融合的现代现实主义，也都具有典型。
当代的一些优秀作家，一直在探索着人物、典型的实践与理论问题。王安忆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她的“四不要”小说观，其中的“不要特殊环境和特殊人物”，指的就是现实主义的人物形象和典型形象。她并没有轻视或者否定人物塑造，只是认为个性化、特殊化的人物是不大真实的，应当突出人物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她逐渐放弃了对人物个性、特性的发掘，转向了人物的心理、精神、人性、命运等层面，塑造出一些更为丰富、深刻、阔大的人物形象。譬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作家没有着力描写她的个体的、独特的性格，而是透过这个普通都市女性的人生命运，表现了上海人的精神性格，浓缩了城市的历史变迁，折射了都市市民的普遍生存，成为一个富有象征性的形象。譬如余华的《活着》，描述了一个历经世事沧桑与人生磨难，依然坚韧地“活着”的底层人物形象，作家同样没有把笔墨粘滞在人物的性格与社会的关系上，而是写了这一人物曲折多难的命运和他朴素坚执的人生信念。正如耿传明所说，福贵“是一位顺命者的典型。余华不再是站在人的立场上表现人的失败和毁灭，谴责社会的不义、命运的不公，而是着意揭示世界自身的规律，人的不可被抗拒的宿命。他不再执着于某个具体的生活目标，它强调的是对人生目标的超越”。王琦瑶、福贵都打破了现实主义人物塑造的观念与写法，成为一种富有新质的人物典型。这样的人物似可称为现代现实主义典型人物。上述几位作家，对人物、典型的思考和实践，是值得文学理论家们深思、研究的。但弱化人物的个性、行为，直接深入人物的心理、精神、人性乃至社会性，会不会又造成别一种意象化、理念化倾向，削弱了人物的审美感染力以至震撼力呢？
对典型人物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在个性与共性、现象与本质，以及二者的关系上，众说纷纭。李泽厚在1963年发表的《典型初探》中，阐述了艺术典型的基本特点：“它是一定本质必然的规律性获得充分发展或突出暴露的事物或现象。它确立本质必然这一方面为其矛盾的主导方面，规定为它的基本特点，从而它才可能比一般事物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这一论述在今天依然有重要启迪意义，它突出强调了典型的主导方面是本质、规律、更大的普遍性、代表性。应该说，王安忆、余华的观点，与其是相通的，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已然超越了过去的人物、典型理论，对文学理论家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课题。
人物形象有意象型人物、理念型人物、心理型人物，有写实型人物、类型型人物、性格型人物等等。不同的分类有不同的人物，不一而足。而典型人物，无疑是所有人物中的高级形态、理想形态。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亦或现代现实主义，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典型人物，都有自己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当然典型人物，必须用更高的尺度去衡量、去精选，它是众多人物中的极个别人物。重启典型人物的探索、研究，就会带动整个人物理论的复兴，自然也会推动文学创作的强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