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 篇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被恳请前往柏培拉的电话。此人自称是我的父亲。语气虚弱，甚至有些哀伤。他说：我快死了，但愿父子见上最后一面。

那一瞬间，仿佛是有人告诉我，在遥不可及的地球背面有一只似曾相识的蚂蚁生命垂危。我没有答应他，不管电话那一头仍在苦苦哀求，我果断地挂了电话。

实际上，我断然拒绝了。我坚信我的绝情和冷漠是遗传自给我打电话的人，他咎由自取。但放下电话之后，我很快产生了些悔意。因为我想起了骆驼。那是父亲留给我的仅有的温暖、动人的记忆。

尽管很短暂。

我没见过几回父亲，对他非常陌生。他离我也很远，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曾经是援非医生，上世纪80年代初在索马里待了三年。回国后不久，他从省医院里辞职回家，然后一个人离开了中国。当时，我出生才六个月，还在母亲的襁褓里，完全不知道父亲和母亲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据母亲后来的描述，父亲离开那天，我哭喊得特别厉害，好像从此再也见不到父亲那样，哀嚎得撕心裂肺，最后爬着从床上滚下来，往门外追赶父亲，被高高的门槛挡住了去路。我想，母亲的描述有些夸张了，六个月大的孩子懂什么生离死别？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追问得最多的事情便是父亲究竟去了哪里。母亲的答案模棱两可，经常指着非洲地图，手指滑到哪里，父亲就在哪里。一会儿说在尼日尔，一会儿说在赞比亚，她也没有弄清楚。

后来有一些事情我弄清楚了。父亲援非期间，母亲闹了是非，确切地说是绯闻。匿名信在她的单位满天飞，说她夜里经常用头巾遮掩着脸闪进电影制片厂一个陆姓导演的宿舍，一个小时后匆匆出来，消失在樟树成排的院子通道上。省城并不大，圈子更小，父亲一回国便被母亲的流言蜚语包围，像掉进了粪坑里。母亲替自己辩护，说那是竞争对手造谣，她根本就没进过电影制片厂的大门，跟陆姓导演也只是在摄影棚上见过一次，她应邀前去给女演员们指导印度舞。然而谣言里的细节如此逼真，偷情者的举动神态纤毫毕现，父亲不相信只是空穴来风。母亲有口难辩，一头撞到了省文工团排练场的玻璃镜墙上，头破血流，并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事情反而闹得更大。父亲死爱面子，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见任何人，从早到晚用针扎假人，有时候还扎自己，身上扎满了针，像一头箭猪，直到一年多后离开中国，远走高飞。

我唯一弄不清楚的事情是我到底是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母亲是坚信不疑的，但好像父亲并不那么坚决，因为我看不出他对我有任何父子之情，他连信都没有给我和母亲写过。只是有一次他给他的弟弟写过一封信，让他的弟弟转告我们：他在索马里靠近亚丁湾的柏培拉市。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

我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在世界上我仍有一个似是而非的父亲。

有时候，有可能，还有另一个同样似是而非的父亲。我见过陆姓导演。六岁那年春天，在电影制片厂门口，母亲推着自行车带着我，我坐在后座，双手拉着她的衣服。我们不进去，只在门卫室外往里面张望，与电影制片厂就差一个铁栅栏。进进出出电影制片厂的人川流不息。母亲戴着头巾，阻挡住风，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大约半个小时后，一个高个子、戴白色羊毛围巾的男人从电影制片厂里低着头走出来，眼镜是茶色的，文质彬彬，他旁若无人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母亲用自行车拦住了他的去路。

犹如一只鹿无意中撞上一头狮子，他惊慌的表情生动地印在我的脑海，至今仍然清晰。

母亲只和他说了一句话：“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别在电影里扯上我！”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母亲已经掉头，背对着他，拂袖而去。

我问母亲：“这个人是谁？”

“什么也不是！”母亲对着我低吼了一声，然后推着自行车急匆匆地把自己淹没在行人里。我回头看那个人。他耷拉着肩立在电影制片厂门口，远远看去，他的背竟然有点驼，背部靠肩处明显隆起，像一头电影里的单峰骆驼。

我估计那个人就是陆姓导演。两年后，我在晚报娱乐版的一篇电影报道中一眼认出他来。照片上的人跟我见过的他一模一样，连围巾和眼镜都一样。但报道上说，他已经调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了，最新导演的爱情电影很快就要跟观众见面了。女主角是一名舞蹈家。

在我九岁那年冬天，已经是寒假，萧瑟之景象随处可见。我在乡下的外婆家，在一块种满番茄和法国豆的稻田里，正在跟外婆挖土豆。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骑着一匹银灰色的骆驼，似乎一下子便认出我来，对我格外亲热，从骆驼背上的布袋里掏出一把大白兔奶糖，引诱我。但我没有迎上去，哪怕他给我最期盼的手枪，我也不会伸手，因为我不认识他。而且，我被骆驼震惊了。这里从没有骆驼出现过，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真的骆驼。很高大，腿很长，庞然大物。像是天外来客，或者是电影里走出来的巨怪。有两个驼峰，高高的，父亲坐在后一座驼峰前。它的脖子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长。它把嘴巴伸向我，先是嗅了嗅，然后露出洁白的牙齿，好像要吃了我。我惊叫着呼喊外婆。外婆的耳朵早就不好使了，感受不到我的惶恐。我使劲摇她的肩膀。她把头从还算茂盛的土豆苗里拔出来，借着夕阳的余晖看清了眼前这个男人。

“他是你爸。”外婆对我说。

父亲从骆驼上跳下来，走向我，说要带我离开这里，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我不知所措。外婆没有反对，或者她因为慌乱而忘记了反对，更可能的情况是她还没有搞清楚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外婆老糊涂了，经常是今天才对昨天或几天前发生的事情恍然大悟，然后懊悔不迭、捶胸顿足。空旷的田野只剩下我和外婆，现在又加上一个叫爸的陌生人。他长得也很高大，身材瘦长，仿佛有骆驼那么高。着蓝色的运动秋装，白色回力运动鞋，银边眼镜挂在他的脸上小得明显不匹配，显得鼻子很长。当然，他的脸也长，还有点黝黑，但看上去很俊朗。我感觉他跟其他人的父亲都不一样，但我也说不清是好，还是不好。地上一堆土豆孤零零地躺着，远处有几尊新扎的稻草人。番茄熟了，青里透着红。二舅给我制作的手推车安静地站在父亲的脚边，在一匹骆驼面前显得特别幼稚、弱小，我担心骆驼蔑视它，一脚将它踩碎。

父亲将我抱到骆驼背上，让我坐在前座。这匹骆驼刚好两个座位，刚好够两个人坐。那是我第一次骑骆驼。我很害怕。好高啊，像坐在悬崖上，外婆顿时显得很矮小。不知道因为什么，外婆的眼泪像土豆一样从她深陷的眼窝里攀爬出来，在脸上滚动。

父亲在前面牵着骆驼，到了漉水河，他才上了骆驼。当他要快马加鞭跑起来时，母亲突然出现，从侧面包抄过来，双手张开，披头散发，像一只母鸡拦住了雄狮的去路。

骆驼停了下来。仿佛才忽然发现一切都如此陌生和凶险，瞬间明白误入了世界，它有点惊惶，也有点迷茫。母亲嚎叫着让我从骆驼上“给我滚下来”。如果是在平时，我不会有半点儿犹豫，立马听从母亲的命令，但当我骑上骆驼的那一刻，就感觉高高在上，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遥远的世界，很短的时间里便迷恋上骆驼雄厚坚实的背脊。我希望母亲的怒吼变得越来越弱，到最后变成默认。但情况正好相反，她声嘶力竭的叫喊震颤了我。我快坐不稳了，回头看看父亲。他露出了陌生而无力的笑容。母亲拖着我的左腿，将我从高高的骆驼上拉了下来。我重重摔在地上。

骆驼仰起高高的头颅，发出一声嘶鸣。几只昏鸦受到了惊吓，在空中突然折返而去。

此时的母亲是省文工团早已经过气了的舞蹈演员。因为颈椎病越来越严重，遍访名医却无济于事。母亲很早便处于休养状态。她经常携我回到乡下，回避那些飞短流长。地里的那些土豆就是她种的，虽然种得并不好，草盛豆苗稀，挖出来的土豆偏小、偏瘦、偏扁、疙瘩多，估计连骆驼也嫌弃。

与九年前相比，母亲的容颜衰老了一些，衣着也老土了，还不修边幅，泥污遮蔽脸容也不管，甚至看不出她曾经是省文工团的王牌舞蹈演员。但凡见过她跳印度舞的人没有谁不说她跳得真好。事实上她的印度舞是省文工团的一绝，连访华的印度舞女都自叹弗如。当然，她也漂亮，是真的漂亮。听说父亲就是在看她表演印度舞的晚会上对她一见钟情的。那时候父亲的条件也不差，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是省里最好的针灸医生，他的成名作是几针一下去竟然让一个瘫痪多年的老将军重新站了起来。母亲崇拜他，也很需要他，因为练舞多年，年纪轻轻的她颈椎病却相当严重了，如果这样下去，她再也无法表演印度舞。有一天，她冒昧登门恳请父亲给她治疗。父亲自然十分惊喜。但他没有几针解决问题，而是用了半年时间才将她的颈椎病极大地缓解。母亲感激涕零，但父亲告诉她，病根无法根除，针炙理疗将是一辈子的事情，也就是明确告诉了母亲：你这辈子离不开我了。他们相爱了。结婚后，在父亲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母亲的颈椎病基本上治愈了。但感情却出现了问题。是母亲不顾父亲的劝告，固执而狂热地继续跳她至爱的印度舞。她要取悦观众，体现自己的价值。确实也是那样，她也得到了无数的赞美和荣誉。父亲一再警告她，印度舞会彻底毁了她的颈椎，最后可能导致瘫痪而且不可逆转。母亲不听劝告，因为相信父亲精湛的医术会呵护她的颈椎。然而，父亲不是神医，母亲的颈椎还是不堪重负，颈椎病又复发了。有一次，因为颈椎的原因，她晕倒在舞台上，让她颜面尽失。母亲责怪父亲故意留一手，没有彻底治愈她的颈椎病，是因为他企图控制她一辈子，小人之心，自私狭隘。父亲不厌其烦地向她普及医学常识，从中医到西医，甚至印度、南美的巫医，都跟她解释过无数遍，大部分疾病是无法根治的，哪怕习以为常的感冒、胃病、白癲风、高血压，而且治疗效果因人而异，颈椎病也一样。他们开始了旷日持久的争吵。

父亲似乎厌倦了一切。那一年，他申请援非，一走了之。父亲回来后，她以为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但父亲离开的步伐更坚决，走得更彻底。父亲出门时说的那句“我再也不回来了”对母亲是一个重大打击。从此她的生活和工作都乱了方寸，日子过得动荡不安，只有回到乡下才稍为宁静安稳一些。于是，我们经常回外婆家躲避尘世的喧嚣。但乡下的日子每一天都寂寞、无聊，漫长得没有尽头，母亲经常一个人坐在长满野菊和狗尾巴草的山坡上发呆，半天不动，我担心她变成狗尾巴草，我和外婆都辨不出她来。

我跟母亲说，我想回省城上学。

母亲说，省城有什么好？省城会毁了你。

母亲每隔一段时间便回省城，像一尾鱼，每隔一阵子必须回到水里。她回省城只为做一件事，就是像侦探一样，把隐藏在背后造谣的人揪了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不是为了她自己，也不是为了我父亲，而是为了我。母亲是何等聪明机智的人，她果然成功了。造谣的人竟然是她最好的朋友、同事，也是舞伴，她们一起训练，一起成长，一起演出，经常住在一起。但正是她，一边跟母亲情同姐妹，一边嫉妒母亲的美貌和舞技，以为是母亲压制了她，使得她默默无闻。于是她以匿名信的方式向组织举报母亲私生活混乱，跟一个陆姓导演关系不正常，并将匿名信寄给了所有的同事。母亲一开始万万想不到是她。因为在母亲受绯闻伤害最深、心情最郁闷的时候，是她嘘寒问暖，给予了母亲最好的安慰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母亲深受感动。然而，有一次，在谈到陆姓导演的时候她一刹那间慌乱的眼神引起了母亲的警觉和怀疑，在母亲的追问下那女人咚一声跪在母亲的面前。母亲伤心欲绝。那女人向母亲认错赔罪。结果两人在咖啡厅里抱头痛哭。母亲说，只要她第二天在文工团政治学习会上说明真相，承认错误、公开道歉、消除影响，她们还是好舞伴、好姐妹。那女人答应了。母亲回到家里，高兴地对我说，从明天开始，我就可以清清白白地做人了，一切丢失的东西会重新回来。我问母亲，是什么事情呀？母亲笑而不答。她说话的时候正在用洗面奶使劲搓洗脸上的泪痕，折腾了好半天，还是对自己的脸不满意，换了另一种洗面奶继续搓洗，发狠地搓，仿佛要将脸皮换掉。第二天一早，母亲刚要出门，便接到一个电话。挂了电话后她蔫倒在客厅里，那样子就应该是传说中的魂飞魄散。

电话中的人告诉母亲，那女人，竟然在昨夜投河自杀了，没有留下遗书。她带走了儿子的布骆驼。人打捞上来了，布骆驼还在像沙漠一样宽大平静的湖面上漂泊、跋涉。

那天母亲在客厅的地板上坐了一个上午，披头散发，目光呆滞。我躲在房间里，偶尔穿过门缝瞧她，很担心，很害怕她弄死自己。那时候，我多么希望父亲突然出现，哪怕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出现在她的面前安抚一下她也好。可是，那天上午屋子里只有我们母子二人。我心里开始恨父亲，甚至诅咒他。

那女人三年前离了婚，也有一个七岁的孩子跟她一起生活。我跟她的孩子一起玩过，我不喜欢他，因为他不爱说话，也不理会我，只顾着玩一只银灰色的布骆驼，时刻提防着被我抢走。母亲悄悄告诉过我，他患有自闭症。后来我再也不跟他一起玩，但我记得他的骆驼玩具似乎会说话，因为他把我晾在一边，跟它交谈，跟它笑。

为了保住那女人的声誉，母亲没有将她诬告的事情说出去，默默承受流言蜚语的围攻。但母亲将此事告诉了外婆。

“天诛地灭啊，这样歹毒的女人不得好死——你为什么要放过她啊？”一向善良、慈悲的外婆也生气了。

母亲淡淡地说：“她不歹毒。她死了。”

外婆迅速沉默了，从口袋里掏出她的佛珠用双手不断地捻着。她的嘴唇是颤抖的，仿佛牙齿也在蠕动，把嘴巴里本来要说的话嚼碎吞下肚去。

从此以后，母亲也不再理会那些流言蜚语。只是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经常无缘无故、不知所谓地从嘴里蹦出句“清者自清”，清晰可辨。我吃惊，她也吃惊，彼时她的神情是有点恍惚，瞧人的眼睛直挺挺的，有点呆滞。

父亲不相信母亲是清白的。他在信里就是那样写的：你比发情期的母骆驼还骚，隔着千山万水我也能闻到你的骚味。

有一天，母亲问我：你见过骆驼吗？我说没有。母亲平静地对自己说，我也没有见过。我经常偷偷闻母亲身上的气息，实话实说，果然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骚味，也许那就是母骆驼发情期的气味。

四年前父亲来信说要跟母亲办离婚手续。母亲用怒火将并不长的信笺烧成灰烬，并扔下一句狠话：等我死了再说吧。母亲把这个愤怒写进了回信中，我想，这封信里的怒火足以将非洲大草原点燃。母亲说父亲在非洲有了新女人。是一个女黑人。我说，有外婆那么黑吗？母亲说，差不多吧。你见过吗？我问母亲。母亲又是模棱两可地回答说，别人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不一定是假的。

父亲从骆驼上下来。母亲把我推到道路的这一边，让我跟父亲保持安全距离。然后父亲跟她争吵。主要是母亲在吵，父亲很少回话。母亲将九年来要对他说的话一下子喷了出来，开始是暴怒，怒火伤及了骆驼。它识趣地退到道路的另一边，一动不动地看着前方。前方是黑色的山峦和茂密的树木。

父亲坚决要带走我，母亲拦住他，不让他靠近我。父亲用力推开她。母亲的力气远比不上父亲，眼看就要被突破，败局将至，母亲双手松开父亲，闪到一边，恶狠狠地说：“对，他不是你的儿子！”

父亲愣住了。这么多年，仿佛终于听到了一句真话，他一下子蔫了，露出了绝望的冷笑。但当他和我目光相对时，脸色迅速温暖起来，转身对母亲说：“你又说谎了。你以为这样说就可以阻止我带他离开了？”

母亲也许意识到了什么，双手插头拉扯头发，让内心的怒火迅速平息下来，然后整理了一下自己不那么整洁的衣裳，不敢正眼看我。

外婆站在远处，仿佛她听明白了他们争吵什么，然后向我招手，让我回到她的身边。暮色四合，原野上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母亲和父亲对峙着，谁也无法打败对方。我的命运将取决于他们争吵的结果。

结果是我留了下来。父亲也留了下来。

父亲把绳子交到我的手上。我内心有些兴奋，小心翼翼地牵着骆驼，穿过幽暗的竹林。回到外婆家，我把骆驼关进竹栅栏围成的牛棚，然后静静地看它啃着新鲜的草料和蔬菜。它不时抬头看我。我伸手去摸它的头，想跟它说说话。

“它来自非洲，听不懂你说的话。”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笑得比刚才灿烂自然了些，但像是跟我开玩笑。他抚摸着我的头说：“只要肚子里有足够的水，它能走遍全世界。”

从外面到外婆家的路并没有通车，道路崎岖，弯曲，马匹是主要交通工具。骆驼对这里来说是让人惊诧的异物，应该在遥远的西北部才有。村里的人对骆驼充满了好奇，不一会儿，他们便将牛栏转得水泄不通。

“非洲的骆驼，健壮，耐跑。”父亲对他们说，“随便你们骑。它能走多远，你们便能走多远。”

“你真的是骑着骆驼从非洲回来的？”村人问。

父亲沉吟了一下，迅速觑了一眼母亲。母亲站在人群之外远远地眺望着骆驼，一副俯视众生、冷眼旁观不予置评的样子。我惊讶的是，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她竟然已经换了新衣裳，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光彩照人，终于在一群村妇中脱颖而出。仿佛是从母亲那里得到了准许的勇气，父亲坚定地回答说：“是的。”

一头骆驼从非洲到这里得走多长的路啊。他们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一下子争论开去。

父亲说，如果有足够长的梯子，骆驼靠四条腿能一直走到月亮上去。他们面面相觑又频频点头，把父亲看成一个见多广的智者——骑着骆驼来的人多么了不起啊。但我不相信父亲的话，即使是事实，也只有通过母亲说出来才是真的。我等待母亲走到中间来，对他们的争论一锤定音。但此时夜幕啪一声掉到地上，浓雾散发开来，谁也看不见谁，只有骆驼仍在黑暗里闪闪发亮。他们一哄而散。

当天夜晚，我和外婆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即便在黑暗里我们也互相看着对方。我想告诉外婆的是，当我第一眼看见父亲的时候，不需要佐证我就认定他是我的父亲，因为尽管我们长相并无相近之处，甚至是不同的人类，但我希望我成为像他那样的人，骑着骆驼行走在无垠的大地上。父亲和母亲在隔壁房间，我整夜担心他们争吵起来。但那一夜，比任何时候都寂静，月色也甜美，窗外的虫鸣犬吠让我想到了非洲大草原，还有沙漠里孤独的旅人和驼影，心里希望母亲第二天便改变主意，允许父亲带我走，骑着骆驼，一路到非洲去，从此我便在辽阔的世界上行走。

然而，第二天的结果是，天刚亮，我便看到父亲正在鼓励母亲骑到骆驼上去。母亲穿的白色碎花衬衣，束进了蓝色西裤，屁股丰腴，腰并不粗壮，长腿显得更长。头发像是刚洗剪过，不长不短，刚好及肩。时隔多年之后，那对银色的大耳环重新回到了她的耳垂。脸色红润，脸膛上仿佛跳动着火光。我从没见识过如此美丽的母亲，而且，晚风徐来，隔着三丈地，我也能闻到她身上散出来的气味。对，是母骆驼的骚味。

母亲既害羞，又害怕。驼峰让她觉得高不可攀，跃跃欲试却不敢轻举妄动。父亲喝令骆驼蹲下身来，但骆驼公然违抗命令，目视远方，似乎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蔑视。父亲很无奈：平时不是这样的，估计是它不肯向女人下跪。母亲宽容地说，它迟早会学会的。在父亲的再三催促下，母亲半推半就地将一条腿踏上了鞍踏，双手笨拙地抓住驼峰，试了几下，终于被父亲托着屁股推爬到了骆驼的背上。像好不容易登顶一座高峰，在驼背上，她兴奋而慌张，四顾无助，满头汗珠。父亲迅速跟着上了驼背，左手搂着母亲，右手牵着缰绳，然后，从我面前旁若无人地走过。在父母眼里，那一刻我是隐形的，连骆驼都看不下去，它用最低的善意瞧了我一眼，仿佛是向我告别，又仿佛是提醒我什么。我心里咯噔一下，但很快推翻了内心的疑虑：不会那样的，不会，怎么会呢？

骆驼越行越远。等我明白过来时，他们已经消失在遥远的山坳。我哭喊着要追赶母亲，但外婆像老鹰一样紧紧地抓住我不放。

这是黑暗的一天。到了傍晚，我才挣脱外婆，爬上高高的山眺望蜿蜒外伸的路。路上空无一人。我抬头看天，遥远的西北角有一块云朵，像骆驼的形状。我死了心，再也追不上他们了。

此后的十多年，父母音讯全无。在他们离开之后第二年，外婆在种土豆的过程中突然倒地去世了，我随二舅到了省城，后来辗转多个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父母的恨意渐渐减弱，但他们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慢慢褪色直到模糊。夜深人静之时，有时候我也会想念他们，嘴里叨念着他们的名字，因为我担心有一天连他们的名字也将从我的记忆里消失。

十七岁那年，我在省第四中学念书。有一天，我竟然收到了一封国际航空信，来自索马里柏培拉，是父亲写给我的信。但信封里除了一页信笺，还有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送给儿子留念”，句子的右下角签了母亲的名字和日期。信上父亲质疑我说，他和母亲给我写过不少信，我为什么不回复。此事我无法解释，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些信为什么没有到达我的手上。这都不重要。我有了自己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母亲的照片引起了我的一些兴趣。母亲骑在一头银灰色的骆驼走在苍茫的平原上，道路很长，看不到尽头。背景有些暗淡，但拍照的人给她来了个清晰的特写。她的脸黝黑了许多，但身材依然苗条挺拔，秀发披肩，穿着黑色皮靴，紧身衬衣，跟阳光相比，笑容虽然不够灿烂，但已经是多年未见的甜美了。令我惊喜的是那头骆驼，我认得出来，是到过外婆家的那一头，除了衰老了一些，样子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甚至可以这样说，因为那头骆驼，我才敢肯定驼背上的女人是我的母亲。这是母亲留给我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父亲没有告诉我，那时候，母亲刚刚死难。

我没有给父亲回信。甚至，我也没有去信询问母亲的情况。我对他们没有恨，只是冷漠和排斥。但是，我的电脑屏幕背景就是一头骆驼行走在无垠的荒凉的草原上，孤独，冷漠，坚决。

母亲是在三年前春天去世的。父亲在给我舅舅的信中说她死于飓风，后来舅舅也跟我说了。母亲骑着骆驼从乡下放电影回柏培拉的途中遇到了飓风，骆驼受到了惊吓。她为了救骆驼竟被风卷走，扔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地方，摔死了。这是父亲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我无意中从一册旧《地理》杂志上看到的，说她死于流产。旷野无人，血尽而亡。

母亲的固执是有目共睹的，无需父亲强调。但父亲对母亲的死难并没有多少悲伤，也没有丝毫的自责，而且听说很快娶了一个丧偶的印度女人，让我十分失望。那时候，他在柏培拉开了一家诊所，虽然局势动荡不堪，但他的生意并不受到多少影响，因为每一个索马里人都需要医生和药物。而且，他跟当地的各种势力关系密切，游刃有余，是一个低调务实、不显山露水的厉害角色。

现在他说他快死了。我不知道原因。也许是疾病，也许是出了意外，总之快死了。可是，这个消息只是像一个屁，迅速消散在空气里。

这种漫长的等待犹如绝望的煎熬，我的感受要比他深刻，而且比他早。他直至死亡那一刻也许也等不到他的儿子跟他相见。

但他的话里仿佛提到了骆驼。母亲骑过的那头骆驼依然在柏培拉，只是已经瘦得像一匹马那么大小了。夜深人静时，我突然动了恻隐之心，对骆驼，也对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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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张建中总要在躺椅上小憩一会儿。这个时间段他是不看病的，最好没人打扰他。金灿英站在华光中医诊所的门口看大街上稀稀拉拉的行人。她本意是阻止有人进来打扰张建中，但她身穿旗袍倚门而立的样子像是招揽客人。炎热使得每个人都无精打采，即使突然发生枪战，估计也造成不多大的惊慌，甚至他们都习以为常，懒得躲避。时间在这里过得很慢，把一天消耗掉并不容易。每当张建中从午觉中醒过来，正好是印度电影院开门营业的时间到了。金灿英回到屋子里，简单收拾一下衣服和头发，从柜子里选一顶小帽子，戴上太阳镜，跟张建中说一声，便朝钻石大街北走，拐过一个街角，到印度电影院看电影，日落时分便回来。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哪怕电影院不营业，她也要去那里溜达溜达，看看有什么新鲜事发生，除非遇到混乱、危险的突发情况，比如政府军警全市搜捕海盗，双方发生混战，这个时候是要躲避的，最好待在诊所。金灿英竟然也习惯甚至喜欢上了这种生活，清心寡欲，内心宁静，没有流言蜚语，明争暗斗，躲在世界的角落里与世无争，地球另一边的人和事不再与自己有关，这样很好。唯一的遗憾是让人变得慵懒、孤独、健忘，不思进取，甚至忘记自己还有一个儿子。

华光诊所在这里存在十多年了吧。柏培拉的市民都知道它，也都认识医生张建中。诊所一直都这样，规模、装饰和摆设都没怎么变过。一间典型的中医药铺，有高高的药柜，长长的木椅，弥漫着五味杂陈的草药气息。在收银台的右侧，有一套简易音响，机子上面压着几张港台金曲的碟子，灰尘压着碟子，碟子下面压着好几封寄往中国却被退回来的信函，白色的航空信封都发黄了。张建中医术不错，人缘也好，关键是每一个索马里人都需要医生和药物。因此除了三年前被战火烧过一回，诊所很少遇到大的挫折。当然，负责抓药的药师倒是更换了几次，现在的药师是从浙江过来的小伙子。有时候，是张建中亲自抓药。小伙子经常跑码头或机场，去接从国内运过来的中药材。金灿英也略懂药，但她不愿意干这活，她不想让自己沾满了中药的味道。在这里的生活枯燥乏味，甚至无聊到让她窒息。她跟开便利店的邻居学过一段时间索马里语，还跟邻居学过非洲舞蹈，但很快便让她厌倦。幸好，印度电影院让她的生活有了亮光。

印度电影院是由印度人开的。听说原先是一家皮革厂，前几年才由印度人改作电影院。电影院在街角处，两层的小楼房，外墙很破旧了，粉刷过的油漆早已经褪尽颜色，甚至有零星散布着新旧程度不一样的弹孔。一楼是影院，小银幕永远耷拉着，中间塌陷下来。观众席倒有上百张连体椅子，但断手断脚的，几乎找不到一张完好的椅子，还比不上国内的乡镇电影院。然而，这是柏培拉唯一的一家电影院。经营电影院的印度人是一名中年女性，就像印度电影里的中年妇女那样，身材肥胖，服饰华丽，似乎并不全靠电影院谋生，因为她不经常开门营业，也不太在乎观众的多寡。更让人无奈的是，她只放印度电影。金灿英喜欢看印度电影，因为那些舞蹈让她着迷。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她有时候情不自禁地跟着翩翩起舞。因为片源不畅通，电影院放的电影几乎每隔几天便重复，有些电影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还是有不少观众，其中金灿英是最忠诚的一个。

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金灿英认识了不少当地人。或者换一个说法也行，不少当地人认识了金灿英。因为她的独特和漂亮，穿旗袍，跳印度舞，身材曼妙，东方美人的气质鹤立鸡群。而且，她是中国医生张建中的夫人，一个神秘的女人。金灿英还和电影院的老板印度女人成了朋友。看过电影后，她们经常到电影院二楼的客厅喝茶。经常不止她们二人，还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主要是观众，还主要是女人。印度女人喜欢喝索马里奶茶。这里的奶茶经过印度人改良后，是另一番风味。但金灿英不喜欢索马里奶茶，也不喜欢印度口味的索马里奶茶。她还是固执地坚持喝中国茶，最好是碧螺春，其次是大红袍。是她自带的茶叶，小坤包里随时都有，但不多，很少跟别人分享，就像不跟别人分享她的旗袍。印度女人的索马里语和英语都比金灿英说得好，又是主人，通常都是她在滔滔不绝地说话，谈笑风生，海阔天空，气场很大。除了谈论日益猖狂的海盗，便主要是说印度的事情了。在印度人的眼里，印度是全世界最有趣最神奇的地方，怎么说也说不完。她当然也会跳印度舞，经常是，一时兴起便站起来跳一会，大家给她打拍子。有时候，她会邀请金灿英一起跳。金灿英也不谦让。但她的颈椎病给她的表演带来了很大的制约，舒展不开，尽管引来了阵阵掌声，她还是对自己不满意，跳完后不断地向印度女人和赞美她的旁人表达歉意。印度女人很喜欢金灿英，有时候还邀她一边喝茶一起听印度音乐。这种雅兴时刻伴着危险，如果对生命的体悟不到豁达之地步，请不要出门，尤其不要到电影院来。有一次，她们在二楼喝茶听音乐的时候，突然有人往她们射击。子弹穿过玻璃窗直奔金灿英而去……印度女人下意识地按下金灿英的头，子弹掠过金灿英的头，打中身后木柜上烧茶的铁壶，发出一声咣当响。铁壶没有被击穿，子弹嵌了进去。大家惊魂未定，印度女人已经站起来跳舞。金灿英吓出了一身冷汗，但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面带微笑给印度女人伴起舞来。气氛很快恢复到了流弹进来前的样子。

索马里部族混战已经不止一两年了，长期如此，政府对局势几乎已经失控。在柏培拉，人们对打家劫舍的事情习以为常了，不值得大惊小怪。流弹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说不定什么时候穿过你正在端起的饭碗。尤其是近年来亚丁湾海盗频繁出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经常有美国、英国、法国大兵来到柏培拉，他们是从亚丁湾上岸的，不一定是为了搜捕海盗，很可能是为了喝酒，或喝碗奶茶。有时候，金灿英也能见到中国士兵，她很兴奋地跟他们打招呼。中国士兵比较害羞，不愿意跟她多聊。他们喜欢到中国餐馆把自己藏起来。还有时候，大批印度士兵涌进印度电影院。那是印度电影院的节日。印度女人很兴奋，得意，免费给他们喝羊奶或奶茶，有时候她邀请金灿英一起给印度士兵跳舞助兴。印度士兵很喜欢中国女人跳的印度舞蹈。金灿英的虚荣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有请必到，直到看到了印度士兵脸上无法隐藏的委琐和轻佻才拒绝了印度女人的邀请。理由是颈椎病发作了。然而，印度女人懂得一些医术，用印度的古老手法替金灿英治疗颈椎，竟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张建中警告金灿英，印度的医术不是医术，是巫术，不可靠，只是表面上暂时舒缓了你的病情，像是打封闭针，而且会加重病情，更可怕的是，长期接受印度医术的治疗后对中医会排斥……金灿英不相信张建中的话，但她也不经常让印度女人替她治疗，因为她发现印度女人并非她想象中那么善良和正直。有时候印度女人会利用印度巫术给当地人催眠，让他们做一些奇怪的梦，并自愿把裤兜里的钱全部掏出来给她。当然，事后她会把钱还回去。钱失而复得，索马里人对她感恩戴德，经常送她一些小物件，比如本地的香料、玛瑙、银头饰、亚丁湾的贝壳、甚至小块象牙。有时候，她不准索马里的孩子免费进电影院，哪怕他们符合身高1.2米以下免费的条件。理由是电影院坐不下那么多人。她也不愿意更多的索马里人进去，因为索马里人经常在电影院里闹事，打架，贩卖毒品，策划打家劫舍。有些道貌岸然的观众实际上是无恶不作的海盗。不说嗅觉灵敏的印度女人，连金灿英也能闻到他们身上的海腥味和血腥味。但印度女人不愿关闭电影院。金灿英隐隐约约觉得印度女人背后在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有一天，印度电影院又迎来了一批印度人，包括一些印度士兵。金灿英坐在电影院，夹在他们中间。这是一部印度的老电影，黑白电影。不是歌舞片，也不是神话片，而是一部战争片，中印边境冲突。印度军队同仇敌忾，士气高昂，作战英勇。而中国士兵委琐残暴，胆怯狡诈，在印军面前不堪一击，被打得满地找牙，狼狈逃窜。印度人看得哈哈大笑，发出阵阵叫好声。金灿英如坐针毡，电影还没结束便离场，跑到后台质问印度女人为什么放这种电影。印度女人说，他们喜欢看，愿意掏钱买票。印度女人劝慰金灿英不要太较真，电影只是电影。但金灿英不高兴，要求印度女人中止放这个影片，今后也不要放，凡有损中国人形象的电影都不要放。印度女人断然拒绝了她的要求：这是印度电影院，不是中国电影院！放什么电影由我说了算。两人不欢而散。

自从来到柏培拉，那么多年了，金灿英从不向张建中提过要求。这次，她从印度电影院气急败坏地回来，一进门便恳求张建中：我们盘下印度电影院吧。

张建中不置可否，端坐在诊所一角假寐。电影院有什么好呀，局势乱哄哄的，没几个人真正看电影，赚不了钱，况且，印度女人怎么可能把电影院拱手相让呢？金灿英心里明白，张建中怎么可能同意她的恳求呢？她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早有人告诉她，在她来到柏培拉之前，印度女人曾经和张建中暗中过往亲密，经常到诊所上来，名义上跟张建中学习针炙，实际上不应该那么简单。那人还说，傍晚时分，透过诊所半虚掩的门能看到印度女人在张建中面前表演印度舞。更让人吃惊的是，印度电影院是张建中资助印度女人开办的。金灿英仿佛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事情，比如印度女人对她的热情，看她的眼神，称她为“妹妹”，口里对她的赞美，还有张建中对她去印度电影院的赞许态度……柏培拉不大，但蕴藏着无数的谜。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净土，每一颗尘埃都有可能背叛。她没有跟张建中求证他跟印度女人的关系，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准确的答案。似乎，她也不需要答案。因为张建中也放弃了对她的追问，她懂得了投桃报李，跟往事和解。似乎是，他们遗忘了世界，也被世界遗忘。金灿英跟印度女人过往如此密切，不是为了监视她，警醒她，阻隔她与张建中的来往，而是因为金灿英需要电影。如果没有了电影，她甚至会将自己遗忘。

还有一件让金灿英不惊也不喜的事情是，她怀孕了。她甚至记不起上一次过性生活是什么时候，张建中很少跟她睡在一起，都是各睡各的房间，像两个国家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她准备生下这个孩子。

大概到了秋天。有一天，印度电影院突然被军警接管了，印度女人被抓了起来，听说是因为电影院里私藏海盗，印度女人与海盗勾结，替海盗销赃。金灿英很害怕，生怕牵扯到自己。虽然她没有为印度女人做过坏事。但张建中告诉她，清者自清，不必害怕、担心。“清者自清”是金灿英喜欢用的词，特别是跟张建中为往事、为真相争吵的时候，而这个词能从张建中口里说出来让金灿英感到十分意外，但是也可能是在为他自己辩护。

印度电影院被查封，柏培拉没有了电影。金灿英觉得有些可惜，也很失落，内心里一下子空了许多，日子与日子之间仿佛隔着撒哈拉沙漠。

张建中看得出来，金灿英快成为行尸走肉了。但他也看出来了，金灿英的肚子开始鼓起来。他心里暗喜，只是不露声色。他的脸色永远是阴冷的，沉静得像一只蝙蝠。

大约过了一个月吧，印度女人突然出现在诊所门口。金灿英惊讶地说，放出来了啊？

印度女人回答说，前几天出来了，我是来感谢张医生的，是他把自由还给了我。

张建中坐在诊所里，正在给病人做针灸。印度女人看不见他，越过金灿英往诊所里前进了两三步。张建中在里面说了一声：不用谢，我忙。

印度女人犹豫了一下，退了出去，突然又转身对张建中说，我丈夫委托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

等不到张建中的回答，印度女人匆匆离开了。金灿英一时弄不清楚是什么状况。生活虽然平淡，却处处充满了谜团。

第二天，张建中把几把钥匙交到金灿英的手里。

“这是电影院的钥匙。从此以后，印度电影院是你的了。”张建中淡淡地说。

金灿英半信半疑。然而，钥匙果然能打开电影院的大门，而且电影院已经重新装修了一番，换了新的椅子，连银幕都换了新的。两名索马里员工和一名男印度人热情地称她为老板娘。两名索马里员工负责票务和电影院维护，印度男人是放映员，是印度电影院的老员工。

金灿英惊喜交加，决心好好经营电影院。

电影院被金灿英更名为中国电影院。她搜罗了一批中国电影，不管有没有观众，她都坚持上映中国电影。先是香港的武打片、赌博片，后来是内地的经典电影，除了吸引一些华人观众外，当地人也慢慢喜欢上中国电影。金灿英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整天泡在电影院里，比印度女人还勤奋，她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中国茶取代索马里奶茶成为电影院的新宠。关键是，她在电影院里感觉跟在国内一样，她是电影院最忠实的观众。哪怕没有一个人买票进来，她也让放映员放电影给她看。一个人也看得津津有味。然而，电影院的经营依然没有超越印度女人，依然是入不敷出。金灿英跟着印度放映员学习、琢磨怎么操作和维修放映机，然后把印度放映员解雇了，她自己放电影，省发一个人的工资。这样电影院能勉强维持下去。

电影院并非风平浪静。虽然金灿英在电影院门外张贴了多次告示，不欢迎犯罪分子，不欢迎在电影院闹事的人，不准在电影院从事非法活动……张建中还经常请警察巡逻电影院，甚至请警察局长亲自到电影院里坐坐，尽管这个警察头子根本不喜欢看电影。电影院的治安环境很快有了改善，但海盗还是经常到电影院来借看电影之机碰头议事。金灿英有时候分不清他们是不是海盗，但两名索马里员工一眼便看得出来。而且海盗越来越猖獗。有一天午后，售票的索马里员工不愿意卖票给海盗，竟然被海盗开枪打了一枪裤裆。海盗在众目睽睽之下逃之夭夭。警察局长对海盗也没有办法。警察查不到他们，也不打算抓他们。金灿英害怕海盗，憎恨海盗。张建中告诉她，在这里，海盗像你的颈椎病一样根治不了。

金灿英放下身段，走过三条大街，登门求教印度女人。这是她第一次登门拜访印度女人，尽管印度女人邀请过她很多次。印度女人住在一间皮货公司的楼上，奇怪的是，她有一个丈夫，只是金灿英从没见过。印度女人的丈夫是一个老实的印度人，看上去年龄比较大，身材高而瘦，衣着还算得体。印度女人告诉金灿英，电影院一直是海盗聚集的地方，我们都改变不了。

“我是来寻找解决办法的。”金灿英说。实际上，不单单如此，她还想看看印度女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要么放弃电影院，要么学会与他们和平共处。”印度女人说。

金灿英觉得这是最好的答案，但她不打算往深处谈。她只想像过去那样，跟印度女人聊聊电影。然而，印度女人并不打算跟她聊电影，似乎她对电影一下子没有了兴趣。

“我告诉你吧，电影也不全是好的，有些人本来是好人，是看了电影后才去当海盗、干坏事的。”印度女人说。

金灿英不同意印度女人的说法，跟她争辩起来。印度女人坚持自己的观点。金灿英心里有气，颈椎病突然犯了，无名火瞬间被点燃，对着印度女人怒吼：“那是因为看了你们印度电影，中国电影是劝人向善的。”

印度女人善意地哈哈大笑，无意再跟金灿英争论下去。她的丈夫却对金灿英流露出鄙夷和恶意的神情。

“是张建中夺走了印度电影院，还让我们对他感恩戴德。你们中国人果然像电影中那样，最擅长阴谋诡计！”印度男人语气中带着愤恨。

关于电影院易手的事情，金灿英心里有疑问，现在已经得到了答案。印度男人的话，她信。

“他应该给了你们美钞和金子。”金灿英说。

印度男人的语气突然软弱下来，说：“金钱算得了什么，我们要电影。印度人要看印度电影。”

“中国人也要看中国电影。”金灿英说。

气氛一下子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金灿英要起身离开的时候，印度男人问金灿英：“你爱张建中吗？”

金灿英由于过于惊诧，身子又落到了座位上。印度女人的丈夫盯着她的眼睛，很认真地寻求答案。金灿英稳定了一下情绪，心里想，这个问题如果必须追问，也应该是由印度女人来问呀。印度女人若无其事地搬弄着桌子上杂乱的东西，桌底下原来还有一只肥胖而慵懒的波斯猫。

“很爱。”金灿英坚定地说。

“他也爱你吗？”印度男人不怀好意地问。

金灿英直了直腰回答：“当然。”

印度男人叹息一声。印度女人对金灿英露出满是歉意的脸色。此时金灿英发现，印度女人其实并不难看，印度女人胸脯的丰满程度让金灿英自愧弗如，而且完全没有了电影院老板的踌躇满志和飞扬神采，反倒显得温柔、谦卑而贤惠。

“有空请回电影院喝茶……”金灿英真诚地对印度女人说。

印度女人说好。

令金灿英意外的是，第二天，印度男人在前往码头的途中被人乱枪打死。他是要回印度的，劫匪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他身上的美钞和金子，他反抗了。这在柏培拉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只是一声叹息。

金灿英要跟张建中讨论印度男人遇难的事情，张建中没有兴趣，但他提醒金灿英：不要在电影院反复放陆姓导演的电影。金灿英说，他的电影充满善意，有真正的爱情，适合他们观看。张建中不再说话，只是把砸药的铜锤狠狠地砸在铜盅上。铜盅发出的咣当声像受到了惊吓，夺门而出，远遁而去。

他们心里的芥蒂像沙漠里的昆虫，把各自搞得痒痒的。然而，或许这也是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有一天，一个陌生的索马里人骑着一头骆驼来到电影院前，要见金灿英。

索马里员工进去悄悄地告诉金灿英，外头骑骆驼的男人不是柏培拉人，是从乡下来的，是一个海盗头目，我们认识他，他杀过人，脾气不好，你得小心点。

金灿英见到了骑着银灰色骆驼的男人。一个年轻的黑壮汉子，脸是僵的，胡子拉茬，明显的特征是少了半边左耳。胯上挂着枪。就他一个人。

柏培拉见不到骆驼。金灿英到索马里三四年了，从没见过骆驼。骆驼的出现让她想起了张建中骑着骆驼在家乡出现的情景，让她惊喜，让她感动，心里一下子原谅了他。

黑壮男人从骆驼上跳下来，走过去对金灿英说：我们谈一笔交易吧。

金灿英双手叉着腰，逆着阳光看着黑壮男。

黑壮男说：你到我们的部落里放一场电影，我送你一头骆驼……你不能拒绝我！

金灿英瞧了瞧骆驼，眼前一亮，这不是张建中骑到乡下接她离开的那头骆驼吗？十分亲切，很是喜欢。它似乎认出她来，对她伸出了鼻子，亲热地嗅她的手。

“我们部落里的人一辈子从没看过电影。他们也应该看看电影了。”黑壮男说。

金灿英还在犹豫，因为她从没有离开过电影院到乡下去放电影。但对她来说，放一场露天电影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难度。

黑壮男担心金灿英不答应，指着骆驼说：“这是我们部落最健壮的一头骆驼，平时只有酋长才能骑它。”

两个索马里员工用眼色示意金灿英不要答应这笔交易。太危险了。

但金灿英答应了。

黑壮男兴奋地笑了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对金灿英竖起大拇指，并留下了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骑上骆驼走了几步后回头叮嘱金灿英：必须是中国电影。

看着骆驼远去，金灿英对索马里员工说，我们要用电影改变他们，让他们变成好人。

张建中知道此事后，发出一阵冷笑。

“就为了一头骆驼？”

“不，是为了善。”金灿英说。

张建中警告金灿英，出了柏培拉，他无法保证她的安全，谁也保证不了。金灿英说她会安全回来。张建中还是想阻止金灿英的疯狂举动，但金灿英很固执：

“你的阻止没有意义。”

第二天，金灿英租了一辆小型卡车，带着两个索马里人，前往180公里外的山区部落。卡车上有放映机，发电机，有中国电影。金灿英跟两个索马里人坐在拖卡上，用头巾蒙住了脸和头。风很大，车扬起的尘土将柏培拉遮住了，前面是人烟稀少的荒原，看不到亚丁湾。

第三天，柏培拉的黄昏，一个穿着红色裙子、长发及肩、戴着硕大无比的银耳环、腆着肚皮的中国女人骑着一头高大健壮的骆驼孤独行走在寂静辽阔的荒原小路上。一个叫罗伯特的比利时摄影师刚好出现在她的身边，多角度给她拍下了十多张照片。其中的一张，半年后登在《地理》杂志上。这是一张多么漂亮迷人的照片啊。但是，照片下面那行文字令人伤感：2000年10月，这个骑着骆驼给索马里三十七个部落放映过电影的中国女人三个月后在从乡下回家的路上死于流产，那天她怀孕刚好满七个月。

还有一张照片，寄回了中国。

我的父亲名叫张建中，母亲叫金灿英。

篇 外

我和舅舅来到了柏培拉。此时，那个自称是我父亲的人已经去世了。这让我们十分意外。四天前父亲已经换了一个地方等我们。他躺在柏培拉医院的冰柜里。我们相见了，只是彼此没有说话。但那一刻，我觉得他并不陌生，反而显得很亲切，就像当年他骑着骆驼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一样，他不知道我内心多么惊喜、兴奋。现在，我们告别了，他应该骑着骆驼离开这个世界，我看着他的背影慢慢消失。然而他死得很平庸，也注定以平庸的方式离开。但我会怀念他的。

我首先找到了那头骆驼。它就跪在诊所门外的一棵柏树下。仿佛它认出我来了，艰难地站了起来。它真的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了，毛很长，肚子瘪得像泄完了气的球，驼峰都蔫了下来，眼睛没有一点神采，上百成千只的苍蝇正在蚕食着它。

它主动向我伸出鼻子。鼻子是干涸的。我抚摸了一下它的头。它的眼睛竟然流泪了。

诊所旁边的铺主是索马里人，他对我说，自从女主人死后，它就病了，不肯吃东西，一心要随女主人去天堂，连张医生也没办法。

舅舅是一名兽医，一眼看出骆驼患了什么病。他从诊所的药柜里抓了一副药，让我赶紧煎给它喝下去。

街坊对骆驼愿意服药十分吃惊。

“张医生给它喂药，它绝不肯开口。它宁愿死。”

我给它喂饲料，它闻了一下竟大口大口地啃食起来。我请了几个工人首先把电影院后院修缮，把骆驼安置到它原来居住的地方。是一个有天井的露天房子，重新搭盖了遮阳的草棚。

父亲的后事办完，骆驼的病竟然好了，眼神有了光彩。街坊教会我如何照顾骆驼。

“它是非洲骆驼，不是中国骆驼。”他们提醒我，“不要对它冷漠。要像你妈妈那样爱它。”

当然，我喜欢它。他们告诉我母亲是怎么爱它、照顾它的。

“本来飓风是要骆驼的命的，但是你母亲拼命保护骆驼，激怒了飓风，她才被卷走的。”他们说。

骆驼似乎也认同了这个说法，所以它见到我之后一直很伤心和内疚。我对它的照顾无微不至。一个月后，它恢复了健壮的身躯，跟我也亲密无间。在这里，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母亲的故事，她的故事要比父亲的更多。而且，这里的人更愿意谈论母亲，赞美母亲。他们在我面前每赞美一次母亲，我的心里的懊悔和悲伤就溢满一次，证明我以前对她的恨是不存在的。

电影院也重新修缮好了。我跟舅舅商量好了，我留下来经营电影院，他负责经营诊所，把诊所改为兽医馆。

我继承了母亲的事业，骑着骆驼走进那些偏僻的部落，放中国电影，从索马里人纯朴的笑声和眼泪中我得到了快乐。走在无垠的荒野上，我体会到了母亲的孤独。据两名索马里员工说，为了阻止母亲离开柏培拉，父亲跟她吵了很多架，有一次甚至举起枪要对骆驼开枪，母亲用身体堵住了他的枪口。父亲无力阻止母亲，经常为此担心和懊恼。母亲经常骑着骆驼走上三天三夜，把电影送到了遥远的部落。因为她的美貌和美德，使她在部落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途中经常险象横生，强盗、劫匪，还有疾病、饥渴，好几次差点命丧荒野。有一次，遇到了一伙劫匪，抢走了我们的食物，还要抢走我们的骆驼，甚至要杀了我们。但当看到我们的电影胶片，他们竟然放过了我们，把食物和水还给了我们。母亲像骆驼一样勇敢和倔强，索马里员工称她为母骆驼。

“在索马里，这是对一个女人最高的赞美。”他们说。

母亲殉难后几年，海盗越来越少。亚丁湾恢复了和平，柏培拉的治安也逐步好转。中国电影院每天都坐满了观众，再也没有发生过混乱。我相信这是电影的力量，是母亲的功劳。

我雇请印度女人回到电影院工作，让她当经理。在电影院，除了只放中国电影的规矩不许违反之外，她拥有其他所有权力。她老了。她对电影院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她喜欢上了中国茶，还经常在我的面前真诚地赞美我的母亲。是的，因为电影，母亲在索马里的知名度很高。印度女人把那些有母亲消息的旧报纸翻给我看，我注意到了，她的自豪感和对母亲的爱戴之情在她的脸上互相挤压，似乎担心我不相信。

我在柏培拉找到了爱情。我和印度女人的外侄女相爱了。她是一个妇科医生，曾经是联合国援非医疗队的成员。我们一起骑着骆驼走在无垠的荒野，去往未知的部落，将电影送到人间深处。同时，顺便给当地缺医少药的妇人看病，他们从她的身上看到了我母亲的影子，也称她为母骆驼。

我们的婚礼是在一个偏远的部落里举办的。部落很穷，但他们从其他部落借来了上百头骆驼，披红挂彩，浩浩荡荡，为我们庆祝。在健壮俊美的骆驼中间，隐隐约约中我看到了母亲。她盛装而来，还是那么时尚，那么漂亮。是妻子最先发现了她。她们长时间默默对视。

妻子只是好奇，她似乎没有认出母亲来，直到我惊喜地叫了一声：妈！

【朱山坡，1973年生，广西北流人，小说家、诗人。著有长篇小说《懦夫传》《马强壮精神自传》《风暴预警期》，小说集《把世界分成两半》《喂饱两匹马》《灵魂课》《十三个父亲》《蛋镇电影院》等，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等多个奖项，现供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