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冠肺炎疫情是5G信息时代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威胁，也是对人类历史的重大考验。处于这个历史节点，文学自新世纪之初被动转型至今，进入更为复杂多元和交互性极强的关键时期。具体而言，疫情书写成为文学的重要对象，全民化写作进一步推进，非虚构成为重要的叙事方式，文学活动实现了自物理空间向数字虚拟空间的迁移，文学指向精神重建和共同体的塑造。相应地，文学批评主体构成更加多元化，文学研究对象泛化，文学批评即时性凸显，且与文化现象紧密结合。依托“技术—资本”的运营，成为疫情背景下的文学的重要表征。

一、疫情时代的文学活动

自上世纪90年代始，现代技术在市场化的驱动下促进了文学的产业化转型。进入新世纪以后，技术升级促进媒介的发展，因而加速文学的转型进程，不仅影响了文学内容、创作方式、情感体验、书写方式，还扩大了文学的边界，推动了文学形式、文学生产机制的深刻改革。在新世纪近二十年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写作的全民化、大众化日趋明显。但疫情打破了文坛的稳定发展局面，改写着文学活动的整体转型路径。2019年，工信部正式给中国三大网络运营商颁发5G商用牌照，5G时代“融媒体”快速发展，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响不言自明，文学无可避免地携带“技术”刻痕。疫情暴发以后，5G信息技术发挥了其在医疗、交通、教育、统计等方面的优越性，彰显了其历史价值和意义。文学在技术和历史转变的节点上，正在完成整体性的变革。

文学创作的主体“下沉”，创作不再是书斋作家或网络写手的专职，而是全民参与。在“疫情——隔离”模式中，“现代社会的时间强制性被削弱”（战玉冰《“兴、观、群、怨”——文学（阅读）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意义》），“朝九晚五”的通勤时间隐退，人们不是渴望“闲暇”而是尽显“空虚”，伴随而生的是精神肉体的普遍焦虑，文学（文字）成为情感宣泄的主要方式。数字媒体提供了自由言说的公共领域，全民化写作成为更加强烈的趋势。相较以往的书斋作家，全民化写作借助新媒体的互动性、超文本、虚拟性、即时性等特征，将所有渴望表达的群体纳入到创作主体中。据阅文集团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平台新增作家33万，环比增长129%。还有其他未纳入统计的写作者，其数量也呈几何式增长。数字虚拟空间的作者群体准入门槛低，表达自由，程序简单，由此形成的公共场域极具娱乐性、即时性、互动性和大众性，因此文学创作的主体逐渐大众化和多元化。自新世纪以后，文学的传播方式由“硬载体”转向“软载体”，疫情造成的物理空间隔离更是加剧了文学载体的整体迁移。传统意义上的软载体以“互联网络”为基础技术工具，其形式仍是文字阅读型（网页阅读、门户网站、微信平台等）。近年“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以及数字网络的总体构架完成，软载体实现了“视、听”结合，文学传播载体自文字型扩展到电子阅读、听书，乃至与游戏、动漫、影视结合等多种形式。文学转向数字空间，其叙事隐含着某种数字虚拟意识，从情感经验到语言修辞，从逻辑思维到作品构架，虚拟空间中对“现实感”的书写呼唤着新的叙事模式出现。

非虚构写作是当下的热词，《人民文学》的非虚构作品专栏，《当代文坛》的“非虚构”栏目，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非虚构”这一范畴。在疫情时期，“疫情—隔离”模式造成物理空间的隔断，但数字虚拟空间却随着数字技术的升级换代而渐趋“零间隙”，这引发了“信息疫情”。作家与读者只能感受到“局部现实”，甚至是“二手现实”，其真实性和现实感在碎片化的技术编码中失去了直接的有效经验。反映现实是文学内质，以真实的记录对冲信息的泛滥成为文学的重要挑战。非虚构文学因其创作群体的在场性、文学观念的唯真实性在疫情时期挺身而出，呈井喷式增长。其中，报告文学“吹响战疫书写的集结号”（刘浏、丁晓原《2020年报告文学：当“轻骑兵”遇上非常年》）。李朝全、李春雷、纪红建、普玄、曾散等一大批作家奔赴一线采访，抓拍现实冲击波，书写重大历史时刻，用个人经验的细节和文学叙事拼合疫情中的心灵史和家国景观。非虚构不仅在疫情书写表现突出，在表现国家重大政策变化（生育政策）、民族崛起（脱贫攻坚）等方面也成为重要的文学形式。非虚构写作正在重建有效经验与总体经验，作家通过对社会历史现实的个人体验，以日常经验与内心情感连接处于数字空间中的不同代际，从而重建了一个可供信赖的精神共同体。

文学的见证和实录功能在疫情时期尤为重要。一般而言，对现实的反思和对历史的审视一般要经过历史的淘洗、沉淀才会被书写，但在“技术—资本”运营的逻辑下，文学对当下历史事件的观察、记录、书写和反思更为直接和快速。熊育群在2020年《收获》刊载的《钟南山：苍生在上》、弋舟《庚子故事集》中的《掩面时分》和《羊群过境》都是对当下疫情的书写。诗歌的反应更为敏感，一大批诗人以自己的诗作抒写普通人在疫情中被改写的命运，对疫情做出文学的反思。在数字虚拟空间中，还爆发出各种各样的民间创作，对疫情这一历史灾难的书写蔚为大观。在这一时期，文学将关注视野一致转向疫情，是因为疫情的突发性打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重塑了人们的情感认知和价值判断标准，将人们从狭窄的个人经验中解放，转而关注社会历史现实所造成的危机，进而重新思考“当下的生活”及其情感伦理。

新冠疫情对以往的文学观念和人们的日常经验造成的强烈冲击，唤醒了文学对责任意识和国族意识的重新反思。文学在回应社会现实剧变时，崇高经验被呼唤，政治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在国族意识的建构和对抗外来“污名化”过程中逐渐成型。

二、疫情时代的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整体中的一种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因素。文学活动整体转型也预示着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变化。文学批评主体的构成更加多元。文学活动从物理空间转向数字虚拟空间，具有借助新媒体实现复合型传播的特征。读者群体拥有快速便捷的交互性评论方式，文学批评主体的立体化特征在“疫情—隔离”期间得到凸显。一是学院派批评家，以其严谨的逻辑思维、系统的知识体系和成熟的学术规范参与当下的文学批评。二是新媒体的把控者，借助新媒体的即时性和舆论交互性，及时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传媒培养了一大批评论者，尽管其批评良莠不齐，但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市场化体制下文学产业化的发展需求，对文学活动的影响不可小觑。三是业余评论者，其构成多为碎片化阅读的读者，其阅读经验复杂，多以在评论区留言的方式参与文学评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读者—作品—作者”之间的无间性交流，甚至可能影响作品的创作方向，此方式在网络文学中尤为突出。文学批评主体的多元构成在互联网时代已有端倪，在数字技术时代（即当前的5G时代）得到进一步强化。

文学批评从学院内走进数字空间中。“疫情—隔离”使整个社交活动在现实社会中停摆，转而在数字空间网络展开。文学批评的转移尽管略显迟缓，但文学批评主体的变化加速了这种迁移。文学批评从交流方式到传播载体均实现了数字化。数字化是文学领域甚至是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在互联网时代一直探索的方向，从学术期刊的电子化到各种数据库（史料、语料、期刊等）的建设，都显示了技术的升级和替换对人文社科研究的助力。但传统的学院派文学批评仍然是主阵地，学术会议、作品研讨等批评活动都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展开，研究成果和批评也主要以文学期刊为主要载体。疫情却加速了传统批评交流方式和传播载体的转型：学术会议借助各类APP（ZOOM会议、腾讯会议、钉钉等）展开，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趋势空前加强，各类数字平台成了文学批评的主战场（个人微信公众号、期刊服务号、门户网站平台、数据库的免费开放、纸质书的电子化等）。这种方式在现在的后疫情时代仍是学术活动的重要方式。数字虚拟空间正成为文学研究和批评的重要战场，“学术期刊共同体”（刘金波《在数字媒介时代推进学术期刊共同体融合出版》）正在成型。

文学批评从审美价值判断转向历史反思。在“技术—资本”逻辑日益膨胀的今天，新冠疫情迫使人们对“灾难”、科学技术等命题进行反思。文学在新世纪初以来被打上市场化、产业化、个人叙事的标签和烙印。但寻找个体与历史、现实的关联，也成为很多作家的追求。特别是在疫情时代，文学在转向历史的同时，更旗帜鲜明地转向了与当下历史相关的灾难叙事和书写。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毕淑敏的《花冠病毒》等灾难书写不仅受到普通读者的关注，更成为文学批评者干预现实的通道。在重大历史面前，文学批评毫不犹豫地转向了历史反思。文学研究“历史化”或者“史学化”趋势是近年来批评界一直深耕不辍的方向。疫情将“历史”话题转向当下的社会历史巨变，从文学如何介入和书写疫情到文学的灾难叙事；从疫情时代的精神呼唤到伦理反思，都成为文学批评关注的对象。作为一种非常时期出现的非常文学，对文学审美价值的关注让位于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试图“构建一种集体的文化记忆”（张堂会《中国当代文学疫病书写考察》），从而参与到历史的建构和叙述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对当下社会历史现实的考察、记录和反思，实质上就是在书写自身的历史，这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批评家的自觉。对历史的书写，实质上是对意识形态塑造的回应。民族意识在疫情时代面对西方“污名化”的挑战时空前高涨。它唤起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技术逻辑以及数字精神政治的反思，为重新建构崇高历史意识提供了可能。作为意识形态引领的重要力量，文学与文学批评正在以全新的观念和形式积极参与这一历史进程。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论述的一系列文学表征，并非是疫情暴发之后才出现的。实际上，随着文学语境和技术条件的变化，这些新的表征自新世纪之初已经涌现。只不过，疫情的暴发强化了这些趋势，并将在后疫情时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