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从一定程度上讲，近百年来，杰出的长篇小说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时代文学的“风向标”“里程碑”“全景式史诗”“主干话题”，或体现着历史、现实、社会、人生和存在世界重要的“症候”。当然，这个维度固然重要，我们时代的文学也需要既宏观又微观地整体把握世界的范式和规模，具有开阔的文化、精神、人性视域，令作家尽可能充分地展示出更大的叙事可能性。相比之下，短篇小说的文体及其写作，虽然偶尔略显“寂寞”，但它却从未缄默过。这种文体常常以“抚古今于一瞬”的姿态，不断地显示着其迅捷地捕捉、把握生活，并穿越表象世界的细部修辞而直逼“本质”的能力。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短篇小说与其他文体一道，时时引领文学的潮流和风骚，更从未“掉队”和“落伍”。我在谈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短篇小说时，曾提及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制约，作家的叙事能力明显暴露出相对虚弱的倾向。作家在所谓“全球化”“现代性”“商业化”的环境和语境中，一度陷入某些“个体经验”的覆盖之内，“时代性”经验匮乏，超越现实的激情减弱，拥有独特生命体验的可能性渐显式微。那时我们所忧虑的，不仅是文本里的故事、人物及其情感状态日益变得乏善可陈，重要的是作家的“看法”也变得缺少“识见”。而文本一旦丧失对现实存在、经验的甄别，变成对生活的简单模仿，其生命力也就可想而知。对于经验的无从把握，无疑给当代小说艺术创新的可能性造成极大的困难。如果说，长篇小说尚能依赖叙事长度得以“缓冲”，给作家从容讲述内心、展开情节和更多人文内涵，并规避叙述缺憾而显示技术蕴藉的机会，那么，短篇小说既没有时间上的阔绰，也不允许空间维度上的肆意铺张。因为，短篇小说既要经验的鲜活，也要求结构、语言的智性品质。所以，小说的叙事方向以及它所承载的使命，已经不是简单地书写作家与大众相近、相同且熟悉的生活场景，而必须是超出一般经验的独创，去发现我们这个时代人性、精神和灵魂深处的真实状况。就是说，小说家必须通过自己的文本，“简洁”且“浩瀚”地揭示和探查到此时社会、生活、人性内部的细节和真相，再现时代生活的波澜万状。那么，在这样的理论前提和背景下，考量近五年的短篇小说实绩和创作面貌，将其置入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新时代文学”范畴之内，且在审美自觉的维度上，梳理、整饬短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总结其价值、意义，不啻是对这种文体的重视和敬畏，更是检验我们时代文学内在品质和发展趋向的关键。

当然，我们需要重视的，仍然是短篇小说写作如何在主题、叙事气度、叙事方法、艺术表现方式上，努力摆脱域外小说经验和前辈作家母本的巨大影响和精神负担，原创性地奉献出富于“本土化”文化“原浆”意味的文本，这一点意义重大。那么，短篇写作，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技术、美学层面，就必然会呈现出鲜见的叙事难度。不仅如此，人们对短篇小说的品质要求，似乎从来都是明显高于长篇小说。倘若这样理解不同文体的接受美学，也就不会奇怪有些人为什么能够容忍数百部乃至上千部长篇小说“泡沫式”制作所产生的“垃圾文字”，而不愿降低短篇小说欣赏和评价的标准。说到底，近些年来，作家们仍然在努力地摆脱掉焦虑，回到现实中来，不断地探索和寻找表达现实的可能性，找到本该有的叙述自信。坚持我们应有的文化立场、个人经验和叙事姿态，让叙事抵达时代的深广度，让我们对生活真挚的内在情怀，切近时代最具特性的情境，满怀自信地去发现、破解生活表象背后的存在价值，以及那些令人焦虑、隐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短篇小说写作应该深描出历史、现实生活、人的命运在我们时代的变迁，对其做出耐心、从容而精到的叙述，显示出文化自信和叙事自觉。

二

检视近五年来的短篇小说，我们看到，直面现实的艰难、复杂和荒诞，深入人性细部，勘察世道人心，呈示当代人的命运和境遇的作品成为“主流”倾向。尤其是，切入、感受“底层”和普通人的生活，描述对现实世界的悲悯与人的尊严、隐痛、困扰、自强不息及其希望的文本，深深地嵌入到人的精神、灵魂维度。因此，表现时代生活变动不羁与人性变迁的关系，构成近五年短篇小说写作实践的主体和主题。这一主题与其他方面的叙事一道，扇形地打开了叙事和想象，支撑着这个时代文学应有的担当。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泡澡》，似乎就是要在最平淡、“几乎无事的悲剧”故事中，彰显通透现实的力量。在细小的悲欢中体味人生的酸楚和尴尬。叙述更加体现出作家宽柔的人间情怀，对俗世生活“结庐人境”的素心慧眼，呈现、铭刻普通人的存在状态和人生经验的耐心。文本的字里行间，着力地演绎“小人物”的喜乐悲欢。一个失去老伴的退休老人的苍凉晚景，牵扯出老年处境的尴尬和精神“病理”，也深刻地触及一个人内心最柔软、最脆弱也最执著的对自我尊严维护的念想。弋舟近年在短篇小说文本中，坚持依靠心智或小说本身的智慧，丰富自己内心所感悟到的那些真实，细吟密咏地捕捉生活的品质和内蕴。他并不想为这个复杂的世界进行某种预设或重新“编码”，而是在自己的精神趣味里，选择自己发现、表现生活的角度以及审视灵魂的方向。因此，借助叙述，穿透人的表层生存状况和生存行为，沉潜到作为存在主体的人及其人性、灵魂的最深处，成为弋舟写作的叙事伦理。继《出警》之后，《巴别尔没有离开通天苑》《人类的算法》等文本体现出弋舟的世界观和审美观的调整、变化，弋舟借此实践着他的小说理念。当然，小说不是从理念的视角进行叙述和书写，而是要实现和完成对于人心、人性的深度开掘。如此，才能体现出叙述本身诊察人性的力量。储福金的短篇小说被称为“棋小说”，以棋理表现人生、命运、人性之理。与以往不同，《洗尘》中，围棋作为直接“背景”或“氛围”开始渐行渐远。但是，围棋依然像一张罩住年轮和岁月的人生之网，将人物的悲欢离合、俗世生活，如围棋之道次第展开，透视出人生如棋的隐逸辉光。似乎是一种宿命，储福金已无法在文本里与围棋“了断”，围棋成为其写作和人生的某种必然。这篇耐人寻味的小说从个体人生的角度，试探我们时代生活的精神“水域”。这里虽未深涉道德、伦理的敏感地带，却是直击人生选择和灵魂考古。青年作家班宇的胆识和勇气令人惊叹。他的写作驱动着叙述从沉重的淡然中，向着突如其来的情感裂隙引发心理和精神“炸裂”，扭转事物的因果或意义而奔向另一个精神向度，而这常常使我们的阅读始料未及。《肃杀》让我们感知到一种不易察觉的内心疼痛和忧伤，充满着缓缓的、令人无奈的悲伤的苍凉况味。小说中11岁的“我”直接目睹、见证“我爸”这一辈人不乏悲怆的现实命运和人生境遇。无疑，父辈的命运，客观上，是由时代“决定”的，自然是必须直面的沉重现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班宇的文本，是“东北叙事”，又不唯“东北叙事”。它提供给我们的是时代整体性的心理、精神和灵魂的档案。班宇在不经意间，已经超越东北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心理、时空交错的地缘背景，叙写出对当代世界的现实关怀。

生活如此复杂，人性如此深邃，小说家都会有自己倚仗的逻辑。生活的逻辑明明是这样，但作家可能不会按照生活的逻辑去“结构”生活，而有意打破我们通常的、惯性所引导的“常识”。像王祥夫这样的作家，就会在自己的叙述里“一意孤行”，写出最贴近生活本身的悲喜剧。《电影院轶事》《大澡堂》《生死契阔》《天堂唢呐》，都是近年非常优秀的短篇小说。看上去，他在小说里描写的小人物要困难一些，并不轻松。因为小人物的心理和欲望与现实生活最不容易兼容和默契，他们所谓“本分”的背后可能就是固执和愚顽的另一种总结。所以，这些会有让读者产生困惑和不自在的元素，正是人物的现实之痛。也许，好作家都会找到自己灵魂的“七年之痒”，切实传达出对生活和人性的理解。马晓丽的《陈志国的今生》与其以往的创作在题材方面大异其趣，叙写一只狗与人之间发生的故事，但在内在精神上仍保持一贯的追求。小说在呈现人性与“狗性”的较量中，张扬着对平等和尊严的恪守。

劳马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合唱》《坐在紧急出口处》和《请帮我找个好司机》等，其叙事就像无意间的“藏拙”，哲理性和诗性在充满戏剧性、喜剧性的场景或语境中，显示出特立独行、不同凡响的小说理念。文本以形式打破形式，以内容撞击内容，通过表象呈现深邃，诠释生活和人性的内涵，故事亦引人入胜。王手的《平板玻璃》描述主人公40余年商海的沉浮经历，既见证当代社会历史的跌宕起伏，也呈现着个体生命的尊严和命运。次仁罗布的《红尘慈悲》显示出这位藏族作家对短篇文体“简洁而浩瀚”的美学追求。虽然文本只是讲述藏族普通一家人的生活，却着力凸显出家庭里每个人，尤其是女性的善良、宽厚和悲悯，以及他们对生活、命运的隐忍，从另一向度体现出生命内在心灵美好的光泽与高尚灵魂的通约。陈昌平的《耳光》是一个关于人性、尊严的故事。写一个医院护工被迫接受了垂危患者的请求并发出誓言，由此面对着一个看似简单、实则难以完成的任务。护工不断调整、降低自己的姿态，力图把这个任务“圆滑”过去。即便如此，这个在尊严里挣扎的小人物也难免遭遇悲惨结局。这是一个很容易写成道德“优劣”的作品，但作者没有在贫富之间作简单的道德判断，作品穿透表象，直抵内心。

阿成的《除夕的夜》、艾伟的《演唱会》和《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葛亮的《暮色》、张惠雯的《梦中的夏天》、罗伟章的《所有人都想离开》、裘山山的《调整呼吸》、女真的《老女新手》、晓苏的《父亲的相好》、张翎的《都市猫语》、田耳的《瀑布守门人》、李铁的《送韩梅》和《她走》、高君的《天空》、蒋一谈的《发生》、刘建东的《删除》、万胜的《执子之手》和《摘钩》、吴君的《家庭生活》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写出了生活的沉重和深广，也写出了我们时代人性的真实状况。

三

我相信，作家在生活中获得经验并使之在叙事中发生升华有多种途径。在短篇小说中，故事的讲法、悬念的制造、智性的有效传达，甚至叙述语言和其他技术的精致、精到运用，直接影响和控制着小说整体的底蕴和质量、品质。写作中对这些因素的强调，可能出现“负面”的效应，产生“练达”与“匠气”。但“匠气”若不拖累小说家的个性和独创的“匠心”，就能消除小说“做”的痕迹，而能随势赋形、顺其自然地“贴”近生活，其实更能够展示作家的艺术天分和才华，从而达到审美效果应有的深刻寓意，产生寓言品质，又洗尽铅华，且富于清逸、飞动的“神韵”。这既是想象力的胜利，也是作家在精神、心理和灵魂层面的自我超越。这一点，近几年在不同的叙事题材上，都有创新和拓展。特别是，作家在直面现实、“走进”并反思历史时，两者构成硕大无比的“张力”和叙事的弹性空间。小说不是历史，作家将叙事的起点定位在何处，需要进一步修正以往的叙事理念，需要重新认定自己的修辞美学。因此，文学呈现、再现历史，既不能“解构”也不能“虚化”“虚无”，而应该“重现”或“复现”，将当代理想与情怀嵌入历史、现实和时间深处，生成更大的意义空间和精神价值。

迟子建的《炖马靴》和《喝汤的声音》堪称近年短篇小说的佳作。作家以深情而深沉的笔触叙写出东北历史和现实中的俗世人间和前世今生。《炖马靴》描述东北深冬大森林里的雪涛之声，抗联战士与日本兵、两只母子狼之间所进行生命博弈的历史“回放”场景，清晰而震撼。一个抗联的老故事被迟子建写出如此深邃的生命哲理和人生感悟，它聚集相当大的容量，将历史、战争、自然、生命和人性都埋藏在这个短篇里。生命之间是可以交流的，善良和感恩应该是灵魂的伴侣，惟有一个杰出的短篇才会有如此坚硬的精神内核，令我们无法忘记那位抗联战士与那只瞎狼之间的故事。有时高等动物会丧失善良的品行，而低等动物却柔情备至，令人惊诧，不可思议。人与狼、人与自然的这种“对话”就是要让人类反省自己，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人性的变异。《喝汤的声音》向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历史和个人“双重记忆”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小人生，大历史”的叙事策略，或者说，它的叙事从个人走向历史，走向生命、人性、命运的深处，它们都显示出迟子建的写作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游弋与变幻。迟子建的“文学东北”叙事，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力量、地域经验和人性锋芒，她的文本渐次打开充分而饱满、深邃而旷达的历史和当代现实的审美空间，其书写的“东北故事”背后，蕴藉着广阔、复杂、变动不羁的大历史积淀和沧桑。

钟求是的《瓦西里》讲述一个将历史、现实、记忆、理想熔于一炉的青春故事。小说叙述两代人在彼得堡相遇，通过讲述和倾听、经历和想象，爬梳了革命和青春的记忆、他们成长的历史。试图让曾有的“现实”，反抗对悲情历史的“遗忘”，唤醒理想或重构新的生活。这篇隐含深层“革命”和浪漫的小说，从另一维度将我们引向沉重的历史深处。邱华栋短篇小说《剑笈》的背景是乾隆皇帝让纪晓岚编修《四库全书》，部分情节取材自《古今怪异集成》，叙事把刺客和侠客置于某个著名的历史事件中，并对历史情景进行重新想象和再度“结构”。小说以其细部修辞的精到和魅力释放出人物及其命运在大历史风云中的形销骨立或特立独行，这一组小说都应该算是“新历史武侠小说”。《剑笈》《击衣》等小说，可以视为邱华栋小说写作的新“爆破点”，在其中能够感受到文字背后作家灵魂深处对于生命、命运、人性感知的情怀和丝丝缕缕的灵魂微茫。

作家对于历史、现实和人的生命理解的深度，决定一部作品的品位高低和精神价值大小。它并不取决于题材本身，更多的是受制于作家的价值取向、审美维度和叙事伦理诸种因素。这也直接关系到叙事文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超越性。上述几位作家在当代现实的语境下，是否要重新“链接”起现实和历史之间的龃龉或默契，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别出心裁”地拂去经年的尘埃，发掘、呈示出历史“原生态”的“青涩”、幽微和曲折。

四

不可否认，一些实验性较强的小说，需要我们的认知装置能够打破读者审美预设的意图，领悟到作者形式美学背后的玄机和意蕴，发现其不可低估的美学价值和精神意义。如此说来，有些作品可能是要疏远一部分读者而青睐另一部分读者，产生审美接受的分流。像苏童、叶弥、鲁敏、王啸峰、朱辉、哲贵、李浩、东君这一类作家，往往凭借纯熟和练达的小说技术、深厚的审美潜能，使小说充满鲜活的浪漫气息。他们的叙述典雅、别致，我们从中既能读出生活的韵味、命运的玄机和精神的尊严，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们都竭力想通过叙述实现对生活强烈的超越愿望。这些年，他们的写作都表现出不凡的个性和艺术探索精神。我们知道，从契诃夫、莫泊桑到雷蒙·卡佛、博尔赫斯、契弗等域外短篇小说大师，无不在文化、精神、心理、审美形式这些层面，释放出自己的艺术才华和思想力量。而将这些元素整合到最高境界，确是所有作家的梦想和诉求。小说的虚构本性，不仅决定“经验”的有限性，而且要求作家必须冲破认知上的局限性，而小说有别于“非虚构”，具有深广的隐喻、象征等引申意义的优势，又给叙事提供更多的腾挪空间。因此，想象和幻想的品质，在小说中，尤其短篇小说中就显得极为重要。而想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感受和经验的平淡无奇，使写作创造出“此类”经验的“唯一性”。换言之，如何以灵动的视角，发现、展示存在世界和现实生活的种种错位和乖张，让那些貌似平淡无奇、不露声色的文本产生内在张力，获得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精神深度、寓言含义和独特韵味，是小说艺术审美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短篇小说有限的字符，其实就是对作家创造力的挑战。即挑战作家的想象力，才会使写作更赋有激情和某种使命。若想打通现实和幻想的边界，需要作家奇异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要想“摆平”、整合小说中的各种元素，解决作家自身感受、判断、经验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和超越，必须要具备自己从内心出发的气魄、格局、理性和穿透力。也许，这就需要对日常生活和现实做出“化腐朽为神奇”的处理、想象和虚拟。

《玛多娜生意》再次显示出苏童对短篇小说文体出色的驾驭才能。其实，这是一篇表现现实世界中“角色虚无”的小说。人在日常生活里扮演成功者角色——像巨星玛多娜那样的渴望，可能在我们的血液中潜滋暗长，但这种欲望在很大程度上牵制、影响着人的真实生命状态和本色。“生意人”庞德与简玛丽和桃子在生活中构成的关系与角色，他们的浮躁和焦虑，透射出生活的荒诞和虚空。令人感到酸楚、沉重和疼痛。朱辉的《然后果然》书写的生活，就是要呈示生活的“错位”状态，是一篇写一个人在生活中发现裂隙、发现深渊、洞悉生存和命运的小说，叙事充满“戏剧人生”的味道。我能感到朱辉写这篇小说时难以遏制、挥之不去的感伤和隐忍。难以想象，一个貌似完美、温馨、安宁的和谐之家，背后隐藏的、支撑其存在的，竟然是虚假和蒙蔽，是主人之间的谎言以及男主人公代人体检的“替身”角色，还有彼此无法察觉的夫妻之间相互的“欺骗”。其间埋藏着一个巨大的伦理的陷阱，心灵的自审充斥在字里行间，具有深刻的悲剧性，也体现为现实的残酷性、存在的荒谬与悖论，无疑是对尊严的一场“劫掠”。记得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过：用彻底的现实主义，在人身上发现人。而这篇小说的叙述，在尊严、内心的困窘和现实的对峙中，充满超越性的表现张力。

叶兆言的《滞留于屋檐的雨滴》、范小青的《你的位子在哪里》《变脸》和《今天你错过了什么》、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叶弥的《下一站是天堂》、鲁敏的《球与枪》等，都是力图发现、呈现人性在日益变化、喧嚣世界的真实状态的作品，显示出各自不凡的实力。

其实，短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不妨称为“另类抒情诗”或“传奇”。故事、人物、叙述所提供的抒情性，既有感人的生命力量，也有悲愤的社会现实批判力量，有对历史、个人命运的反思，更有对世道人心的抨击和质问，由此昭示出生命与哲学的高度。当然，这也是小说能够摆脱平庸、建构诗性的必由之路。仅仅抱怨长篇小说受宠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短篇小说的革命性变化，才是有责任感的作家应有的追求。为短篇小说不被“误读”和“误解”，真正地逼近经典意味，重申写作中诗性、智性和抒情性是必要的选择。那么，“诗性”该如何呈现？它缘何而来？在今天，作家的想象、虚构和审美选择，在强大的历史、现实与前辈作家的“高山”面前，究竟还有多大“扭转”生活的空间？

继短篇小说《飞行酿酒师》《伊琳娜的礼帽》之后，铁凝新近创作的短篇小说《信使》再次彰显出其擅长在日常生活中“以小见大”、诠释人性和人生存在状态的才华。叙述通过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讲述发生在两个闺蜜之间的“信件”事件，以及节外生枝和误解，发掘人的情感和内心隐秘，以此赋予日常“器物”——信件和“信使”以“诚信”的隐喻义，并生成了蕴含深邃的文学意象。在这里，面对俗世生活、情感的机变和扭曲，铁凝执著地表达出对精神“无奈者”晦暗内心的警示和愤慨。其中的现实批判精神令人震撼，引人深思。

在莫言的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中，我们又依稀发现了一个重新“企稳”的莫言。源于我们新的时代语境，莫言及其文本对生活做出的新判断和评估，体现出莫言的新认识也来自其创新性变化和自我调整。我们还能深深地感觉到其老道的叙事的“先锋性”特征，在字里行间不断地闪烁。无论是《晚熟的人》还是《等待摩西》，莫言无法离开“高密东北乡”。这也像是一个“叙事的圈套”，一方面，莫言愿意徜徉其间，“乐不思蜀”，另一方面，这个“高密东北乡”永远都是一个“叙事元”，既是莫言叙事的出发地，也是“回返地”。叙事让我们体味到“东北乡”的神秘一隅，并能咀嚼出生活的无尽况味，莫言依然是先行地进入时下的“生活现场”，重新回访往昔岁月，在渐渐逝去的醇味的乡俗里，重述“乡里乡亲”的传奇故事，让历史获得一次重新发酵的良机。

李敬泽的《夜奔》、徐则臣的《船越走越慢》、吴克敬的《为嘴》、付秀莹的《地铁上》、王啸峰的《隐秘花园》和《双鱼钥》、盛可以的《偶发艺术》、金仁顺的《众生》、万玛才旦的《气球》、哲贵的《骄傲的人总是孤独的》、李浩的《四个飞翔的故事》、李宏伟的《冰淇淋皇帝》、何玉茹的《天坛之恸》、李云雷的《界碑》《暗夜行路》等，都充分体现出作家叙事的灵动以及让审美“升华”存在意义、精神价值的能力。当然，这些都体现出作家所无法绕过的想象、虚构力与经验的关系以及文学理念的自我调整。最主要的是他们对短篇小说的热爱，让他们能够在写作中保持对短篇小说文体的敬畏和激情。

最终，我们回到“经验”，就不能不考虑我们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经验”。我们应该在怎样的精神维度上对时代、生活、人性做出真实的审美判断。书写出气正道大、不游离于众生、富有诗性的文学文本建构，需要我们智慧的开启。作品是作家精神、灵魂的结晶体，因此，作家叙事的天空需要灵魂的澄澈和深邃。记得汪曾祺说，小说最重要的是思想。显然，这不是理论书上说的思想性、艺术性的思想，而是作家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独特的思索和独特的感悟，它体现为一种文化上的真正自信和叙事自觉，我相信，这才是在我们时代写作的基础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