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过于着急把自己的写作经典化，这有点像在活着的时候就想着怎么在墓志铭上铭刻自己，这个过程会分解用在写作上的注意力。况且，你替时间表态，这也是一种傲慢。”提起“文学经典”，大家都会想到《红楼梦》《呐喊》这样“常读常新”的文学作品，但对作家周晓枫来说，对“文学经典”的追求，也包含着一种内省的观照——“不要着急追求让自己的作品成为经典”。同样地，这也是身为作家的石一枫的看法。

在10月27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北京作协和北京老舍文学院协办的文艺评论系列学术对谈活动“坊间对话”第四期活动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文学评论家孟繁华，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周晓枫，《当代》杂志编辑石一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共同围绕“什么样的文学可以常新”的主题进行了对谈，从文学经典与审美经验、思想深度、情感深度等的关系及新时代文学的发展现状等方面展开了深入交流。

 “与其考虑经典化，不如先考虑怎么避免成为笑话”

中国当代文学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其“经典化”的标准也受到世界文学评判标准的影响。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已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广受热议。“与古典文学相比，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情况要复杂一些，经典化的标准和尺度已经形成新的国际语境，比如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是用一个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尺度来评论。”孟繁华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评估与中国古代文学、世界文学一样，一定要看它的高端成就。在他看来，“文学经典”的一个标准就是“常新”——文学经过经典化可以是常新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境中去读同一部作品，感觉是不一样的，经常会有新的体悟。“所谓‘言有尽意无穷’，指的就是常新。”孟繁华表示。

跟孟繁华一样，石一枫也提到了文学作品“常读常新”的重要性，他认为，与其说文学因为经典所以常新，倒不如说是因为常新所以经典。与此同时，石一枫也提到了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有时候越认为自己的作品能成为经典，越有可能闹笑话。所以与其考虑经典化，不如先考虑怎么避免成为笑话。”说起文学发展现状，石一枫认为，有些作家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写作心态，只想着让自己的作品成为经典。石一枫表示，作为写作者，先努力让自己的作品常新，这比追求经典化更重要。

“对于作家来说，可能会有很多外部的阻力、挫折，这包括对荣誉的期待。但我觉得作家应该更关心作品的‘内部事务’。”周晓枫对此深有体会，她表示，自己对来自于作品内部困扰的关注，远大于外部评价。“如何开掘自己的思想？如何进行更深入的表达？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把自己写作内部的困难解决了，不要老想着外部怎么评价你。”周晓枫说。

“要敢于把不足以为外人道的东西剖出来”

说起文学史上的经典，丛治辰想到了鲁迅的作品。“读到好的文学作品时，我们常常有一种感受，会隐约感觉到，这些东西我们自己表达不出来，但作家替我们说出来了。鲁迅的作品就是这样的——对于那种我们都会经历或遇到的国民性，很多人意识不到，或者无法系统地认识和表达它们，但鲁迅就做到了。”丛治辰表示，这也是鲁迅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鲁迅为什么可以写出这么多经典的作品，我觉得是因为他把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感情和纯熟的技术有机结合在了一起。鲁迅是真诚的，他对故乡和土地有着炽烈的热爱，有时又是满怀同情、无奈或愤懑。”

而反观当下的文学创作，丛治辰坦言：“今天的很多写作者，技巧是非常熟练的，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对象没有感情。有些人可能会去写城市、写复杂的现代社会图景，但你会发现他们的写作是高度同质化的，理解也是浮皮潦草的，所以很多人写出来的北京、上海并不能打动人。”

“真诚” “对写作对象有感情”“直面情感世界”，作为写作者，周晓枫对此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好的文学作品需要文字带有某种难以消弭的痕迹，要与自己的情感世界产生摩擦。一个作家的感情储量有多大、对内心的挖掘有多勇敢、对他人的世界有多好奇，决定了他的创作生命。”

孟繁华同样表示，虽然文学离不开理性，但它是主情的，人的“内宇宙”——情感、思想、精神，都与文学密切相关。感人的作品，一定敢于把自己的经历，特别是不足以为外人道的，或者站在道德高地容易被垢病的这些东西剖出来，这样的作品才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