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世界与文学的“或然时代”

近几年来，人们经常会用“变局”这样的说法来形容我们的时代，会用“不

确定性”来指称我们所置身的外部世界。这都意味着，我们开始在“大历史”和“大转型”的意义上告别过去，面对未来。我们的文学、文化与我们的文学批评，既是这一转型的重要方面，同时也主动又被动地在不同程度上表征和回应着这一转型。所以要想搞清楚它们，搞清楚我们文学批评的当下状况与发展前景，首先就要对这一历史转型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关于这次历史转型，我们最经常的说法就是“百年未有之变局”。这一判断建立在20 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本土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转型的剧烈、峻急和我们的切身之感，尽显其中。而在第二层意义上，我们所面对的这次转型，还意味着全球化的又一次变局。关于全球化的历史起点，学术界争议较多。但不管怎么说，无论将起点从1830 年工业资本主义诞生时算起，还是分别上推至18 世纪的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以至于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扩张与文艺复兴时期等，都是数百年来的全球化进程因为遭遇当前“逆全球化”的思潮与运动（包括“新冠”疫情导致的“熔断”）而引发了重大调整与重构。在第三层意义上，科学家们甚至认为，由于人类已经成为影响地球的地质、地表、生态环境、气候与物种的主导性力量，灾难性地改变和破坏着地球，因此在地球历史和地质年代的意义上，地球已经结束了12000 年来的“全新世”（Holocene），进入了“人类世”（Anthropocene）时代，从此开始，人类必将承受其咎由自取的悲剧命运。在第四层意义上，更有以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等方面的高速发展，开始于4 万至30 万年前至今的智人时代已临近结束，我们目前的人类作为晚期智人，正在不知所终地“接近下一个奇点”。在《人类简史》的最后一章“智人末日”中，赫拉利指出：“物理学家认为宇宙大爆炸（Big Bang）就是一个奇点（Singularity）。在奇点之前，所有我们认知的自然法则都还不存在，就连时间也不存在。所以要说宇宙大爆炸‘之前’如何如何，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无法理解的。而我们可能正在接近下一个奇点，所有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意义（不论是你我、男女、爱恨）都即将变得再也无关紧要。而在那个点之后的任何事，都还超出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

所以说，无论是相对于20 世纪以来的百年，还是相对于无比漫长的数万、数十万年，人类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拐点，处于一次无比重大的历史转型中。我们所面对的，既是百年未有之变局，同时也是数百年、数万、数十万年以来未有之巨大变局。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这一变局或转型的方向、目标与路径，转型后的基本状况，不仅没有历史哲学的支撑与依据，甚至也没有基本可靠的未来想象。拐点之后，究竟如何？一切都处于我们所常说的“不确定性”中。所以，我以为我们这个世界正处于一个“不确定性”的“或然时代”。

应该指出的是，我所使用的“或然”一词，受启发于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的诗画著作《或然世界》，只是其所指，为我扩展和转换。“或然”的说法，能很准确地道出我们这个转型时代“不确定性”的基本特征。小冰的创作，也很突出和极富挑战性地体现了我们的文学同样也面临着重大转型，处于其不确定的“或然时代”。

文学的“或然时代”，表面上体现为丧失精神关切和思想重力的喧嚣与泡沫，体现为没有灵魂指引和丧失方向感的话语空转和精神梦游，论文沽名且钓誉，“著书都为稻粱谋”；也体现为抱持人文主义价值理想的文学坚守，以及很多超越旧的文学成规的真诚严肃的新锐探索，总体上似乎泥沙俱下、良莠杂陈，有着许多可能。但是在这片泛滥无形的喧嚣与诸多“或然”的背后，文学生态的巨大变化和文学性的颠覆性调整，却是一种实质性的“确然”。近些年来，从2010 年《人民文学》所倡导的非虚构写作开始，到生态文学、网络文学、科幻文学的形成热潮，再到“AI 写作”的出现，以及文学与电子游戏、短视频、脱口秀等影像、视觉和表演文化的跨界互联，显著改观了既往的文学生态与“文学性”内涵。比如在谈到非虚构写作对文学生态的突破性意义时，就有学者指出：“面对变化万端的转型时代，非虚构写作共享了一种清晰的在场感和方向感，回应了时代的需求。”然而，在坚硬的现实面前，既有的文学样式要么显得软弱无力……要么沉湎快餐式写作，堕落为消费时代的同谋。文学与时代之间留下了巨大的真空地带，非虚构写作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真空中的一角。尤其是非虚构写作强调对当代中国的介入和在场，以及其所追求的真实书写，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文学的力量。”这样的见解，同时还突出了非虚构写作以其独特的“在场感”与文学的“力量”对于之前“文学性”中“软弱”的校正与强化。而梁鸿也认为：“就文学本身而言，非虚构写作激活了文学内部的自我禁锢。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文学越来越边缘化，‘文学要回到自身’，其语言、修辞都倾向于内化，而非虚构重新打开了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空间，这是文学自身的一次反动，它使得‘文学’这一日渐固化和封闭化的概念再次进行自我修正。”不过，在指出非虚构写作的改良文学生态及对“文学性”进行“修正”的意义时，梁鸿还一再强调“不要急于界定到底什么是标准的非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还是一个开放的、富于活力的写作形态”，“要尝试各种写法的可能性”，它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写作。实际上，这样的意义与特性，同样也体现在如上所述的另外一些文学类型中。如对网络文学，谢有顺就很明确地说过：“它不仅改变了现有的文学生态，也正在改变我们对文学的固有看法。”网络文学的仙侠、玄幻、架空、穿越、超链接、IP 产业链、“共营合伙人”制度和“大神培育体系”（阅文集团罗立语），以及人工智能少女诗人微软小冰佳句颇多的诗歌创作（《阳光失了玻璃窗》《或然世界》）、科幻作家陈楸帆与人工智能互嵌后的自我赛博化……如此种种，对于之前的文学生态与文学性，同样均有实质性的改变，但这些改变，也都正如梁鸿所说的，一切才刚刚开始，未来到底如何，充满着“不确定性”。

二、转型中的批评文化

很难确定和充满“或然”的，不仅是文学创作与整个世界，我们的文学批评以及整个批评文化，其实也进入了一个“或然时代”，处于多方面的变动与转型中。

首先在批评制度方面，20 世纪90 年代由作协批评、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三分天下的格局演变为21 世纪以后学院批评的不断扩展和漫溢，近几年来，甚至形成了一种“泛学院化”倾向。本来，学院批评作为批评界的一个方面，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其优长与问题，往往也都局限于学院内部，但是由于从学院出发的学术评价体系对文联、作协系统的创研机构和批评刊物的渗透与影响，特别是经过学院的熔炉所规训和生产出来的批评主体源源不断地向作协、媒体和整个文化界的输送，整个批评体系中的“泛学院化”现象终致形成。对于经过学院规训后的批评主体，学院中人最为了解，陈思和就曾指出“学院体制本身会对青年学者带来某种束缚，就目前的学院评价体系而言，是极不利于人文学科青年学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发展”，“也严重拘束了学者的胸襟与视野”。本应具有多元构成和多样化批评生态的批评界，越来越被如此这般地“泛学院化”，其最后的结局与影响，真的不知伊于胡底；不过，相对于“泛学院化”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却又是目前批评制度中较为活跃的“去学院化”趋向。这一趋向，以形形色色的活动文化、榜单文化和评奖文化等为主要类型，往往由作协、媒体、出版社、作家、批评家、书店、文化空间（著名的如上海的“思南公馆”、南京的“先锋书店”、北京的“小众书坊”）等共同合作，面向社会公众推介文学图书、讨论文学话题、发布文学榜单或评奖结果，丰富和增强了批评的形式、内容与公共性，“去学院化”的特点非常明显，但其超越于活动与形式本身的意义与深度到底如何，这些公共空间的未来景况究竟又会怎样，也都很难确定。

在批评媒介方面，某种意义上，由于“泛学院化”的影响，纸质媒体中文学批评类的核心期刊一直处于很高的权威性地位，而以往的像《上海文学》《钟山》和《山花》等文学杂志中如“批评家俱乐部”等批评类栏目的影响力则大不如前；实际上，“泛学院化”的倾向，还使人们忽视了其实非常重要的网络批评的发展与变化。这些年来，随着网络数字媒体的发达，网络批评已经在起初的网站、博客、微博和BBS 论坛的基础上生长出更加丰富多样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圈、微信群和在线直播、网络互动、视频会议、音视频讲座、抖音、短视频、弹幕、跟帖、点赞、文学榜单、流量等新形式，弥补或占取了学院或“泛学院化”之外文学与大众间的意见交流，生动、鲜活、迅即，更多碎片，也有不少有影响的探索与实践。较有规模的，像腾讯新闻王姝蕲主持的“视频会议”“华文好书”“书店守望计划”“文学脱口秀”等充分挖掘和展现网络媒体鲜活多样、即时互动的网络批评，时常会有数十万人的参与度；而在个人方面，我以为吴亮继“微信小说”《不存在的信札》之后正在持续更新中的“微信批评”《小说的终结》和《所在地》等最具价值。吴亮的探索，充分呈现出微信朋友圈的“动态性”特点，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学批评，已经初见雏形。比如其2021 年5 月26 日的朋友圈关于余华新作《文城》的评论《小说的终结·6》——“三次拿起《文城》/ 三次放下/ 这是必然的结果/ 不真实，语言不成立/ 但，卖得很好，是的/ 因为，秘密在，平庸，完美的平庸，彻底的平庸/ 现在，所谓的读者是谁？/ 干干净净的年轻人/ 他们喜爱平庸/ 因为，他们没有读过《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 那个时代过去了。”文字后配发《文城》书影，微信好友风舟（丁帆）跟帖“你想活着，必须文城。其中之隐喻可见一斑”，吴亮回复“他是高尔基？”——个中蕴涵意味深长，已胜过许多貌似学术的空阔的宏文。

而在批评理论和批评话语方面，由于占主流地位的学院批评一直习惯于追随西方理论，使得自己的批评工作变成了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与演练，而忽略了批评主体的真切感受和文学与现实的真正问题，因此，一旦西方进入了一个据称是“后理论”的时代，无所依傍的学院批评乃至于“泛学院批评”便显得无所适从、茫无所措，或者是裹足不前地原地空转，或者干脆倒退进早已失魅的话语体系中。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的开头曾经不无感伤和忧虑地叹惋和发问道，“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种种主义已经风光不再”，“但是新的一代未能拿出可与前辈们比肩的观点”，而在眼下这个“发生了剧变的世界”，“新的时代要求有什么样的新思维呢”？我不知道伊格尔顿这里所遗憾和寄希望的“新的一代”是否包括中国的批评理论界特别是其中的“新的一代”，总之，作为多年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一员，我对此是深感汗颜，并且深知任重道远，亟待我们重新起步。正如伊格尔顿所发问的，曾经为我们提供着种种“确定性”的理论话语均似失效、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或然时代”，我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新思维？

三、“对话批评”的重新建构

伊格尔顿的发问很明确地指出，“新的思维”应该回应“新的时代要求”。综合我们前面的讨论，我以为我们“新的思维”，就是要回应当前所身处的世界与文学的“或然时代”，并且为同样处于“或然时代”的文学批评探寻出新的出路。而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我们最紧要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确立对话思维，发扬对话精神，重建对话批评，力倡具有对话性的批评文化。

实际上，文学文化史和批评史告诉我们，每当历史处于大转型的变局时代，都是对话空前活跃的时代。即以我们中国来说，春秋战国时代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清末民初新文化巨子们的多向探索，都是自觉地以对话精神回应时代的具体体现，这两次变局中对话的成就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奠基性意义毫无疑问。所以，我们又一次处于大转型的“或然时代”，最为首要的选择，就应该是“对话”。

对话批评的基本前提，就是确立对话者个体的精神自由，克服目前的批评制度特别是前引陈思和所指出的学院体制对于批评家的种种“束缚”，破圈出局，做一个“泛学院化”制度中的局外人，一方面奉持对话性的批评伦理，不同的文学与批评实践之间进行充分自由和理性的批评与对话；另一方面，特别需要杜绝、防止和警惕那些反对话的教条批评。

然而还是托多洛夫，又很强调对话批评对真理的探索，只不过是如他所自陈的“我所向往的那种真理只能通过对话去探索”，而不是来自某种教条的独白。在后现代主义极度盛行的“理论时代”，“真理”一词曾被作为宏伟叙事遭到解构，所以在如今这个“后理论”时代，我们应该像同样将文学批评视为对话的芮塔·菲尔斯基和罗伯特·伊戈尔斯通（“文学研究是一种对话”“文学是一场鲜活的交谈”）等人那样，注重“自我”“人性”和“日常”等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实际上，经历了风云激荡的理论时代和个人理论生涯的托多洛夫与萨义德都在后期重新回归人文主义，也给了我们相应的启示。

当然，在今天这样的“或然时代”，在面临着百年、数百年、数万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型时代，人文主义的对话批评一定是一种开放的人文主义、开放的对话批评。深度关切和介入中国本土和全球性的社会现实与历史转型，高度关注人类世时代的生态问题，迎接网络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和文明挑战，并与种种相关的文学书写和批评实践充分对话，一种新的批评文化、新的人文主义和人类景观一定会逐步明朗和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