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世纪以来，“多民族文学”的理论建构可谓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最重要的动向。毫无疑问，相对于早先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多民族文学”的提倡为我们认识少数民族文学打开了新的局面。然而，在众声喧哗的理论研讨中，个案研究相对较少，这给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不过，近年来“多民族文学”研究中这种“理论讨论多，具体个案少”的状态得以改善，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理论下放，更多针对多民族文学具体个案的研究风生水起，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新的趋势。

在多民族文学的个案研究中，“对读”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也在近年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所谓“对读”，即一种来回比对、往复参照的文本阅读方式。在对多民族文学的阅读、讨论和研究之中，通过对照来自多个民族的文学文本，我们可以在这些“文本集群”中发现它们彼此之间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从而发现蕴含在多民族文学文本中的互文性和对话性。通过这种对读，蕴含在多民族文学作品深层的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也被勾勒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对读不仅是一种基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原理的文本解码方法，也是多民族文学的打开方式。

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对读首先是把多民族文学的文本放置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讨论。换言之，就是不再刻意区分作者的民族身份，或者一个作品的民族属性，而是注重内容、题材以及由此形成的“文本集群”。以刘大先的论文《生活史、文化寓言与身份流动——新世纪以来蒙古题材历史书写的转折》为例，该文以“蒙古题材历史书写”为讨论对象，着重分析了蒙古族作家海伦纳用汉语创作的《青色蒙古》、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用蒙古文创作的《满巴扎仓》，以及生活在内蒙古的汉族作家肖亦农的《穹庐》。他以这三部长篇小说的讨论为核心，延伸到其他地区多民族作家作品。该文以跨学科的历史和文化视野见长，兼顾民族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野，对蒙古题材历史书写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王泉的专著《中国当代文学的西藏书写》对于多民族文学的处理也值得借鉴，他没有刻意强调作家的民族身份，而是将藏族、汉族等作家的西藏题材的写作一并进行讨论。在多民族文学的彼此互鉴中，西藏书写的文学想象被完整地呈现出来。两位学者的研究是对读方法的一个良好示范，通过对同一主题或题材的来自多民族作家的文本进行分析，说明民族题材的文学具有跨文化性，可以在跨民族的视野中得到阐释和阅读。

其次，对读还需要考虑“地域性”对文本的影响。生活在同一地域环境中的多民族作家，往往会在空间文化生态的影响下形成彼此影响的日常连结，从而产生相似主题的作品。这也说明多民族文学的基础其实是基于共同生活的土地。丁帆主编的《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包含从1900年到2017年百余年的西部文学，涉及多个文体，涵盖的多民族作家有400多位。“西部”一直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关键词，也涉及文学界对西部地区的文学想象。该书将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并置，可以说起到了互为镜像的对话作用。刘大先的论文《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事的方式及其问题——以藏彝走廊作家为中心的讨论》，同样也是基于地理空间和地缘关系的多民族文学研究。刘大先以藏彝走廊为基础，以重述历史为核心主题，研究了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楚雄和昭通的彝族与四川康巴藏族的小说和诗歌。在民族学的领域，费孝通先生曾把民族走廊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晚近的人类学中，人类学家王铭铭也把西南视为“文化复合性”的典范。刘大先的论文将多民族的文学文本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可谓是一个整合性的研究，并且能与相关民族理论进行对话，可谓是多民族文学对读方法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对读方法尤其关注多民族文学产生的历史基础。多民族文学的对读既是基于平行文本的比较，又有多民族共同经验和交流历史作为比较的前提。华裔学者史书美曾有《关系的比较学》一文，她认为现今的比较文学需要一种更为狭义的有历史关系作为前提的比较。的确，当平行研究过于泛滥之时，我们需要一种更为严格的“可比性”的限定。多民族文学的对读不是简单随意地拿来几个不同民族的文本进行平行分析，而是要奠定在共同历史和文学/文化关系的基础之上。扎拉嘎先生曾提出“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文学理论，这是基于他多年的清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的确，蒙古族和汉族有着长期的历史交往，形成了非常紧密的文学/文化关系。笔者曾撰写《多民族文学中的文化交往与文化间对话——以新时期以来的“蒙古历史叙事”为例》对此进行阐发。在当代蒙古历史叙事中，蒙古族和汉族两种叙事传统互相产生跨族际的影响，在基于多元史观的基础上产生多样的文化表述，又归于建基在弟兄民族始源神话上的“共同体感觉”。通过对读，我们会发现内置在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之中的结构性装置，其实是多个民族之间长时段的交流交往交融的跨民族连结。

相对于早先较为封闭和内卷化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多民族文学用更开阔的视野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创新路径。在多民族的相互比较中，我们会发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这也要求我们对多民族文学的阅读必须是打破了单一的民族局限，将不同民族的作家连接起来，从而建立总体性的“中国文学”的视域，而“对读”正是重建我们的阅读伦理和文学想象的重要方式。从文本并置到地域影响再到历史关系，多民族文学的“对读”其实是一种“连结”：将各个文本和各个作家之间的文学关系系联起来，从而完成共同体文学的“内部的构造”。

毋庸置疑，中国文学是在历史的层累中形成的，各个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复杂的文学/文化关系。通过对读的方法，在多民族文本的并置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文学关系的多重网络，也可以发现多重的互文性和对话性。多民族文学的理论建构已经提倡多年，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用更多的更细致的个案研究去补充和丰富“多民族文学”的内涵。通过“对读”，一种结构性的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被勾勒出来。而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对于加强跨民族联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