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过去，我们把文字记录在甲骨上、记录在青铜器上、记录在竹简上、记录在纸张上，而到今天我们把文字记录在网络上。这些文字的核心没有变，变的只是载体，而每一次载体的变化，都是人类历史上文明的进步。

在甲骨文青铜器时代，可能只有祭司和部族首领能够记录文字、看到文字；在竹简时代，也只有士大夫阶层才能够接触到文字；在纸张和手工印刷时代，普通的底层读书人也能够接触到书本；进入工业印刷时代，则更广泛的普罗大众也能够接触到文字。但这样的传播同样受限于交通和运输。过去，一个身在边远地区的读者，可能终其一生只能看到他所在的村里小学的几本书，接触不到也想象不到大城市的大图书馆是什么样子，也不可能阅读到生活范围之外的书籍。

而今，网络的出现，让每一个热爱阅读的人都能阅读到海量的文字，一个边远地区的孩子，靠着网络，靠着手机和电脑，就能完成过去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完成的阅读积累。每一个热爱写作的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表文章，让更多的作品不再有传播和发表的高门槛。这些文章，固然有良莠不齐的问题，但其中却依然不乏精品。许多有天分的创作者，可以在读者的鼓励下一步步继续创作，直至拨开迷雾、发出耀眼光芒。

历史上种种新的文学形态刚出现的时候，往往都是非主流的，但只要它有足够的生命力，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个领域、共同发扬这种文学形态，那么它就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音符。

网络时代，我们得到更多的信息，对社会、世界有了更多的想象，同样也在创作更多的作品。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用不同的语言阅读同一个故事。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故事不再是被二传手三传手选择过甚至变形过的，而是由这片土地上的千千万万来自各行各业的创作者自行发声，传递到世界各地。在传递过程中，我们也会对世界产生不一样的看法。我们过去的历史故事，常常写君臣之斗、忠奸之斗、改革和保守派的斗争，但其实都是一个皇宫、一个大殿、一个屋子里的事，但在互联网时代，在“地球村”时代成长的一代人，我们期待更宽广的视野。

从《芈月传》到《燕云台》再到《天圣令》，我的创作观念在与读者的交互中发生着变化。过去很多人写秦一统天下，东方六国总是“非蠢即坏”，但在《芈月传》中，当我代入人物的时候，通过苏秦、张仪、黄歇、赵武灵王、燕昭王等，发现了更多元的视角。先秦人更自我、更自由，没有那么多森严的规矩，也没那么多的压抑和“不得已”，讲究的是“君行令，臣行意”。他们的精神世界很张扬，很大胆、狂放，所以芈月才能够以女儿身执政秦国41年，进而开疆拓土、问鼎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后。我在《芈月传》中写到秦国策士诸子百家的辩论，有着各自的文化源头和思想脉络，如《战国策》里许多精彩的辩论名篇，正是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创作的富矿。

《芈月传》之后，选择宋辽西夏题材，从《燕云台》写到《天圣令》。我用宋的眼光看辽西夏，用辽的眼光看宋西夏，用西夏的眼光看宋辽，不断转换视角以后才发现，如果只停留在我们自己的视角里，很难理解不同人物的行为逻辑。只有真正站在人物的角度和位置，只有站在多元的视角上，我们才能理解这个世界，才能跟这个世界沟通。

过去，我要讲一个故事，可能会直接告诉读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今天，在网络时代，在读者圈层不断扩大、受众知识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时代，讲故事就不能再用“1+1=2”的模式，而是提供一个方程式，一个可能包含X、 Y等元素的复合模式。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故事后能够用多元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看待他人。

《燕云台》中的所有人物，包括萧燕燕、韩德让、耶律贤，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怎么走。阿保机时代有了一些初步的汉化，但到了萧燕燕这一批人的时候，可能面临的就是“改革走进深水区”、要不要再走下去的问题。他们和辽穆宗、罨撒葛等所有旧贵族面临的最大分歧就在这里。《燕云台》不只是讲爱情、亲情，它讲的是爱情和亲情之下，身处大时代十字路口的人们做出来的选择、思考。

在《天圣令》里，唐朝覆灭之后，整个社会已经是百年无稳定君王的状态。所有人面对的最重要的境况是，如何真正结束唐末以来的乱世，如何让大宋政权不至于重蹈五代时期三世而亡的覆辙，如何让已经习惯于百年无天子的人民心中，重新意识到一个稳固而和平发展的政权已经到来。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正是由于统治者秉持这个理念，才有了宋朝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文化方面也形成了独特的“宋代美学”。历史上，著名的宋辽之间的“澶渊之盟”为宋辽的关系促成了一个全新的格局，带给那个时代120年的和平。自此，辽走向兴盛，宋走向了王朝的延续和文化的繁荣。我希望通过这部小说，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并从中受到启迪。

对我来说，关于中国故事的网络表达是有双重含义的，一方面，是中国故事通过网络时代找到了新的表达途径，另一方面，也是网络时代让中国故事有了新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