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鲁迅学史》
《中国鲁迅学史》
作者：张梦阳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09月
定价：158.00元
无论你站在什么立场，持有什么观点，甚至怀着什么成见，都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重要的现象：一位文化巨人，身材瘦小，疾病缠身，仅生存了半个多世纪，著作不算浩繁，也没有鸿篇巨制，却能在生前就以雷霆般的精神力量震撼了中国精神文化界；身后更以其精神之力撼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文化群体都要对他做出反响，所有历史阶段的思想论证、精神碰撞都要迸发出他的火光，有的崇拜，有的赞颂，有的利用，有的扭曲，有的攻击，有的讥讽，有的谩骂。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他所遭遇的精神反弹都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他的存在和对他的反响，构成了百年中国精神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景观，形成了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
这位文化巨人，就是鲁迅。
什么是鲁迅学？
鲁迅研究的科学形态是鲁迅本体的趋近性“返真”，那么，究竟什么是鲁迅学呢？
鲁迅学是科学形态鲁迅研究的学科化形态。所谓学科化，就是发扬求实求真的宗旨，使鲁迅研究上升到体系化、理论化、专业化的境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鲁迅学这门独立的学科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是本体“返真”层。这一层可分为内学与外学两大体系。内学体系是对鲁迅本体的著作、思想、生平、人格的“返真”与阐释；外学体系是对鲁迅本体所处外界时代环境以及外部精神文化思潮影响的“返真”与阐释。内、外学两大体系又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在相互交叉、相互融通的还原与阐释中共同构成了鲁迅精神文化实体。
第二是历史反思层。这一层是在本体“返真”层基础上，把鲁迅本体置于整个人类精神文化的历史范畴内进行评估，对鲁迅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性进行理性的评价与反思，并由此抽出一些带有人类深层共性的规律性的东西。
第三是现实观照层。这一层是在本体“返真”、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对鲁迅在现实精神文化生活中的正负面意义进行观照和探讨。这里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第二层所说的鲁迅的“局限性”与第三层所说的鲁迅的“负面意义”。这两点都颇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令人误以为是对鲁迅的不敬。其实并非如此，作者是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无限敬意并力图鲁迅的精神和思维方式，思虑再三后才写出这两点的。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都有其不避免的“局限性”和“负面意义”，鲁迅是人，而不是神，不可能超脱在外。鲁迅可贵的地方正是始终强调自己是历史的“中间物”，始终不断地无情解剖着自己，克服着自己，从而不断前进。他也始终盼望听到切中“真症候”、“入木三分”的中肯批评，那种只知一面赞颂、不会全面分析的态度正是违背鲁迅精神、违反科学的辩证思维方式的，是一种低级、片面、蒙昧的精神状态，是为鲁迅所不取的。鲁迅学既是正宗鲁迅研究的学科化形态，是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怎么能不讲科学，不讲功过正负两面的全面分析呢？
鲁迅既然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为深刻、复杂的人，还是一个对人有深刻研究的人，那么鲁迅学就是一门研究一位深刻的人并对他对人的研究进行再研究的特殊的人学。
而人突出的特征、与动物的主要的区别就是精神，因此人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人的精神，作为一门特殊人学的鲁迅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必然是人的精神，而且是一种为深刻、复杂的人的精神——由鲁迅的精神和鲁迅对人的精神的研究所构成的鲁迅精神文化实体。所以，鲁迅学又是一门精神学。
推而广之，由于鲁迅本体极为强烈、深邃的精神性以及鲁迅与古今中外、特别是百年中国精神文化现象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是其一个侧影，所以研究鲁迅学，必然也要研究古今中外、特别是百年中国精神文化现象史，所以鲁迅学从一个侧面来说，又是一门以鲁迅为视角研究精神文化现象史的学问。
因此，简明地概括起来说，鲁迅学就是一门以鲁迅这个人和他的精神、著作、思想、艺术及其所处时代环境、相关的精神文化现象及由此构成的鲁迅精神文化实体为研究对象、对鲁迅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性做历史反思、对鲁迅的正负面意义做现实观照的独立的人文学科。
林语堂的《悼鲁迅》
林语堂也是鲁迅的一位老朋友，关系一直很好，1928年鲁迅遭到创造社围攻的时候，远在国外的林语堂曾写过一篇题为《鲁迅》的文章，对鲁迅做出了深刻的评价，然而后来也因意见不合而反目。鲁迅逝世后，同样在国外的林语堂作的一篇《悼鲁迅》 （1937年1月1日上海《宇宙风》第32期） 就与前一篇《鲁迅》大不相同了：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 Tribun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鲁迅不怕死，何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瞑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惟圣贤传言，豪杰传事，然究其可传之事之言，亦不过圣贤豪杰所言所为之万一。孔子喋喋千万言，所传亦不过《论语》二三万言而已。始皇并六国，统天下，焚书坑儒，筑长城，造阿房，登泰山，游会稽，问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创万世，流传千古。然帝王之业中堕，长生之药不到，阿房焚于楚汉，金人毁于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长城旧规而已。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世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已。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彼波短耶？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迫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剌剌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踁踁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喜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犬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人生，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馋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朦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于纽约
林语堂的这篇《悼鲁迅》确实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的一篇奇文，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达到了林语堂幽默文章的极境。然而，也正是这个缘故，充分暴露了林氏幽默的负面：庸俗无聊，哗众取宠。特别是鲁迅逝世、众人悲痛的时候，作为曾经是老朋友的林语堂实在不应该采取这种幸灾乐祸的表达方式。采取这种方式，只能引起人们的反感，同时也从反面证明鲁迅当年对他这种“幽默”作风的批评是正确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林语堂当年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大讲所谓“幽默”，是在“讨便宜”；这时在鲁迅逝世、众人悲痛的时候，又大炫自己的什么“幽默”才能，就更加是在“讨便宜”了。这正表现了他油滑、世俗的一面，有失学者风度。
然而，林语堂终究是一位学者，并且是一位大学者，所以他这篇《悼鲁迅》如剥去“油滑”的外衣看其实质内容，还是有其可参考之处的。例如说“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假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就包含一定的道理，说明是历史语境造就了鲁迅和他的思想言论，倘若语境改变，鲁迅就不会那么说和那么做了。要正确地理解鲁迅，就必须从他当时所处的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不可按照现在的语境硬性地曲解鲁迅当时所说的话。说与鲁迅是“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也是符合实际的。鲁迅与他的分歧，确实是由于政见不同所造成的，绝非如有些人所说是因为一时言语冲突所致。说“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也是从反面道出了一个真理：鲁迅的确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他是一位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进步而不懈斗争的伟大战士，是林语堂等有学问的留洋绅士所无法比拟的。
鲁迅与林语堂的分歧，终究是民族的战士精神与留洋的绅士精神的冲撞。林语堂和周作人、钱玄同的鲁迅观，是西洋和中国本土的绅士们心中的“鲁迅映象”，有其符合实际的一面，也有其严重的局限性。
1938年版（首版）《鲁迅全集》问世
鲁迅逝世后不久，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就商量过要出版一部完整的《鲁迅
全集》，包括所有未刊印的著述、日记、书简、墨迹等，组成了一个小型的编委会，有蔡元培、茅盾、周作人、许寿裳、台静农、沈兼士等，并推许广平总其成。鲁迅生前曾手拟《三十年集》总目，把生平著作依先后分编十卷，许广平提出不变动鲁迅手拟的目录，另外再增编译著、书简、日记等续卷若干册。当时即着手书信的征集，同时与商务印书馆接洽出版事宜。因为《古小说钩沉》和《嵇康集》是鲁迅亲笔楷书抄写，日记和书简也是鲁迅手迹，希望能影印出版；而大量的影印只有商务能胜任。经蔡元培介绍，商务接受了这一任务，并订了契约。许广平编好全集目录后，即1936年11月将其大部分呈送内政部审核登记。而12月就发生西安事变，直到1937年4月，内政部才将鲁迅遗著大部分通过，但是禁止发行《毁灭》《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要求把《准风月谈》改为《短评七集》，《花边文学》改为《短评八集》；并删改《壁下译丛》的三分之一，删去《三闲集》中的《太平歌诀》《铲共大观》等文。倘若出版这种删余的本子，还能称为“全集”吗？加之不久上海战事爆发，商务印刷厂在战区内，整个计划就停顿下来了。
这时，国民党军队西撤，东南沿海许多地方陷入日军之手。而上海的租界（公共租界、法租界），日军势力暂时还没有到达，因此被称为“孤岛”。这就是上海历史上所谓的“孤岛”时期，从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止，共四年挂零的岁月，地域则限于租界一隅。这一时期的开初阶段，不仅特殊的政治环境合宜于出版一些进步书籍，而且印刷条件也相宜。那时，上海的许多出版机构纷纷撤离，印刷厂却留下了不少设备，排印能力超过出书数量。出版物既少，纸张售价就比广州等地低廉，每令白报纸只售四元。1938年初，胡愈之在上海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家里看到一本刚从英国航空寄来的斯诺新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原版），和朋友们商量后决定立即翻译出版。但是当时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这样的书，于是就自己办了个出版社，取名复社。既是学习明末江南爱国志士的“复社”，又是复兴中华之意。复社诸人，为胡愈之、张宗麟、黄幼雄、胡仲持、郑振铎、王任叔、许广平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经过这十余位同仁的通力合作，不到两个月，就在1938年3月出版了全书，以后又接连四次重版，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积累了一些资金，也增强了再干的勇气。3月的一天，许广平对胡愈之谈起鲁迅的文稿，说鲁迅的手稿已经全部整理完毕，堆放了一大屋子，她不知道在战火纷飞的环境里怎么保存为好。胡愈之说，一旦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租界，文稿一定会给鬼子搞掉；如运大后方，交通困难，也不保险。妥善的保存就是出版。要想尽办法把鲁迅的文稿全部出版。于是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复社。
这样，就进行了如下分工：由复社经理张宗麟主持全部出版工作；许广平、王任叔（巴人）负责编校部分；胡仲持、黄幼雄负责出版部分；陈明负责发行部分；唐弢、蒯斯曛志愿担任义务校对，关于古书辑述的著作，精通古文的冯都良志愿担任标点和审阅。
分工明确后，由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三人起草编辑计划，经过上海著作界诸位同仁的审查，正式确定以鲁迅先生生前手订的“三十年集”编目做骨子，加上许广平搜集的翻译部分，依各书的性质分作二十册。除却一部分用原稿发排以外，大部分用初版本发排。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就决定以预约订书的方式集款。甲种纪念本重磅道林纸印，封面皮脊烫金装楠木箱，预约价100元；乙种纪念本重磅道林纸印，封面红布烫金，预约价50元；普及本定价12元，预约价8元。
为协助预约发行，胡愈之带了预约卷，专程赴香港找蔡元培，请他为精装本书箱题字并为全集写序，以后又到广州、武汉，沿途用茶话会形式，介绍《鲁迅全集》，当场销售书卷。蔡元培、宋庆龄则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名义通函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茅盾、巴金，1938年5月12日陪同胡愈之在广州招待文化界同人茶叙，商讨协助《鲁迅全集》出版之办法。茅盾还在他主编的《文艺阵地》上刊登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全集发刊缘起》与《全集总目提要》，以扩大宣传。6月初，蔡元培即如约把《鲁迅全集》“序”写好了，并附法币一百元作为一部全集甲种纪念本预约款送到茅盾处。
当时，排印工作不能等到预约款收齐之后再开始，需要提前进行，大革命时代在武汉十分活跃的黄慕兰（后改名黄定慧），凭借和丈夫一起担任上海《每日译报》发行人的身份，主动为复社担保向银行开了支付户，解决了排印付款的问题。
于是，编校工作就紧张地进行起来了。初由朱础成及林珏、金性尧、王厂青、周玉兰等负责校对三次，然后由唐弢、柯灵、吴观周和许广平负责二校。吴观周又担任校对之收发分配接洽事宜，几等于校对部主任。后一次清样，则由王任叔、蒯斯曛担任。校对时，集中在当时上海霞飞坊64号许广平家的二楼亭子间里静静地校读，星期天也不休息，有人因肺病吐了血，仍照常工作，简直到忘我的程度。大家都极为认真、谨慎，一遇疑似之处，其有手写本或初版本可查者，必一一查出改正，力求没有错误。
在经费极度困难的时候，中共地下组织又拿出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支持编校工作顺利进行。
印刷厂的技术人员同样恪尽职守，管理排版的徐鹤，管理印刷的吴阿盛以及管理装订的陈鳌生，都是在印刷界积有十年以上经验的老技师，他们对于二十大本的全集的生产过程尽了的努力。
印刷厂的工人也在忘我劳动。大丰制版所的一个排字能手准备好回乡省亲，因为《鲁迅全集》的排版工作需要他赶工，他就毅然留了下来。在战争中失过业的好印工吴松盛看到一个五号字的边角略略淡些，马上停下机器填版。一家装订作场里的伙计主动拿出质量超过原定规格的材料使用，情愿自己的老板贴些钱。这都是因为他们知道是在赶印《鲁迅全集》，受到了鲁迅精神的感染与激励。
这样，不到五个月，这部六七百万字、二十大卷、印制考究的《鲁迅全集》就全部完成了。近代中国这部不朽巨著，就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的日子、艰难的地方问世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中国鲁迅学史上的一大盛举，百年精神文化史上的一大壮观！
书印出来了，把书运送到预订者手中也很艰难。战时交通阻塞，运书困难重重，从“孤岛”运往香港，用的是海、陆两路走私的办法。然后再从香港往内地中转，海路从香港运到南洋、美国，或经由越南海防市转滇缅公路运到云、贵、川；陆路由香港运广州，经桂林、昆明入川。广州于1938年10月陷落后，改由广州湾（湛江）转入贵、云、川。从湛江运出，以贵县为中转点，秦似就曾于1939年为生活书店建立过贵县中转堆栈。
当时的人们看到印装考究、皇皇壮观的《鲁迅全集》时，都不胜欣喜，对此出版奇迹惊叹不已，视这部大书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功绩就是在战争年代以出版的方式有效地保存了鲁迅著作文本，并把这一无比珍贵的文本传播到全中国，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作用之大是难以估量的。这部全集虽然没有注释，但是却包容了鲁迅的著作、译作、古籍整理等全部文献，这一点是以后版本的《鲁迅全集》无法相比的，所以不仅当时成为鲁迅研究的文献基础，就是现在也具有其不可替代的文本价值。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问世，无疑是中国鲁迅学百年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套全集中的蔡元培先生的序，也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
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但彼既博览而又虚衷，对于世界文学家之作品，有所见略同者，尽量的移译，理论的有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艺术论等；写实的有阿尔志跋绥夫之工人绥惠略夫，果戈里之死魂灵等，描写理想的有爱罗先珂及其他作者之童话等，占全集之半，真是谦而勤了。
“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虽也痛快，但人心不同如其面，环境的触发，时间的经过，必有种种蕴积的思想，不能得到一种相当的译本，可以发抒的，于是有创作。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体除小说三种，散文诗一种，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多许的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
综观鲁迅先生全集，虽亦有几种工作，与越缦先生相类似的；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然欤否欤，质诸读者。
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一日 蔡元培
蔡元培的这篇序与的《鲁迅论》相比，自有其不同的特点。主要是从中国革命史和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评价鲁迅，蔡元培则是从中国学术史和文学艺术史的视角评价鲁迅。二者不可互相替代，也难分轩轾，过去那种以的《鲁迅论》否定蔡元培一类鲁迅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反之，以后者之观诋毁前者之论，同样也是不对的。种种鲁迅观，只要是从事实本身和学理分析出发的，就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共存互补，而不是相克相灭的。
蔡元培的这篇序，简约朴讷，内涵深厚，虽然仅千余字，却概括了鲁迅在中国学术史和文学艺术史上的主要价值：一是无愧为新文学的开山；二是以清儒家法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开辟出金石学与木刻艺术的新境；三是在许多方面“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而对鲁迅创作的评语尤其精彩：“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话虽不多，却成为评价鲁迅的千古名句，永远留存在中国鲁迅学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