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多丽丝·莱辛

1954年，多丽丝·莱辛获得毛姆文学奖。这个奖项只锁定35岁以下的青年作家，莱辛恰好“封顶”。一万两千英镑的奖金化解了她生存与写作的困境，再加上以后的《金色笔记》，青年女作家莱辛又美又飒。像许多不甘于在写作道路上循规蹈矩的作家一样，写着写着，莱辛就想玩点儿“花样”了。只不过她另辟蹊径得有些另类——竟玩起了化名投稿的游戏：把长篇小说《好邻居日记》署名“简·萨默斯”投向出版商。

《巴黎评论》记者曾这样采访莱辛：“能跟我们再多谈一点儿你是怎样用‘简·萨默斯骗局’愚弄了评论家的吗？”

莱辛不承认“愚弄”，但她直言“像别的作家一样，我多年来一直想化名写一部小说”。化名投稿之前，莱辛非常审慎地研究了读者调查报告，得到一个意料之中的提醒：新作家们的发表和出版必须仰人鼻息，忍受鄙夷。于是她想亲身尝试。她对此也有相当的自信：“我确信多数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而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最终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罢了，以此观察评论界和读者反应。”

《好邻居日记》封笔之日，莱辛告诉她的经纪人，她想把这当作一位伦敦女记者写的第一本书来卖。他们计划把《好邻居日记》首先投给莱辛以往的出版商，这样才“公平”。在英国，莱辛通常有两个出版商：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和格拉纳达出版社。经纪人按照莱辛的授意，把书稿发了出去。

开普出版社立刻退稿。格拉纳达出版社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遭到两个出版商拒绝，莱辛看了看阅读报告：“内容非常傲慢。真的是很傲慢！”

经纪人转投其他出版商。迈克·约瑟夫出版社是莱辛第一本书的出版商，当时的经理菲丽帕·哈里森是一位聪明精干的女性，她看了《好邻居日记》，对莱辛的经纪人说：“这让我想起了早期的多丽丝·莱辛。”

这不禁让莱辛一阵“惊慌”——她不想让菲丽帕此时揭开“谜底”。她请菲丽帕一起吃饭，说：“这就是我的书，你相信吗？”刚开始菲丽帕还有些失落的样子，但接着她真的变得“很喜欢”。她认真倾听了莱辛的全部想法，并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计划——暂时掩盖真相。

不久，远在美国的克诺夫出版社编辑鲍勃·戈特利布，也猜到了这本书出自莱辛之手。当他得知莱辛的处心积虑，便欣然同意让计划继续实施。于是，大洋两岸的这两家出版公司共同守住了秘密，这让莱辛觉得自己的“计划”非常刺激。倒是莱辛的那些密友，后来收到《好邻居日记》，却没人认出作者是莱辛。这似乎很讽刺。

在欧洲大陆，共有法国、德国、荷兰的三家出版社买下了《好邻居日记》。有一天，莱辛接到法国出版商的电话，告诉她，他们刚刚买下一本书的版权，那个简·萨默斯让他想起多丽丝·莱辛：“你是否帮助过简·萨默斯？”

事件“戏剧”起来，莱辛觉得“捂”不住了：这些明察秋毫的人认出来了！这让她思索：他们辨认出的到底是什么？毕竟莱辛在写作过程中特意改变了风格，“但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另一种记号，独立于风格”——莱辛这样揣度。这一基础语调，或者语气，到底是什么，从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莱辛看来，出版商似乎也在倾听、回应一个作家的精髓、基调。

事已至此，莱辛决定实话实说，但请他们必须严格保密：“我们都希望这本书面世时，每个人都在猜想谁是作者。”在正式出版前，研究莱辛作品的专家每人都收到了一本署名“简·萨默斯”的样稿，却没有一个人猜出真正的作者——“所以，结果非常棒！这是天下最好的事了！”莱辛对于这样的保密工作十分满意。

就在公开书的真正作者之前，莱辛还接受了加拿大电视台的采访。记者问：“你觉得将会发生什么呢？”莱辛答：“英国的评论家们会说这本书不怎么样。”果然，作者“简·萨默斯”第一次发表小说，莱辛看到了那些“酸不拉叽的、令人讨厌的小评论”。只是那些来自女记者的文章，能与小说女主人公高度“共情”。同时，“简·萨默斯”还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大都来自非文学界，并且多是由于照顾老人而要发疯的人。还有很多社会工作者对于书的观点正反皆有，但都非常高兴“简·萨默斯”写了这本书。

这样的结果，均在莱辛的意料之中：“我对文学界这架机器已经了解了很多年。我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知道将要发生在这本书上的所有的事！”

初试成功，莱辛对“简·萨默斯”简直着迷，意犹未尽：“我应该再写一本！”第二年，莱辛如法炮制，写出续作《岁月无情》，仍由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把“简·萨默斯”作为新作家推出。《好邻居日记》和《岁月无情》写于20世纪80年代，耳顺之年的莱辛已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而此时的英国，上帝被疏远了，多少年凝结起来的浓重的宗教意识淡化了，去教堂做礼拜、受洗礼、忏悔、结婚成家的人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对传统的疏离和信仰的缺失，导致了人们的精神危机，人情淡漠、伦理道德滑坡甚至沦丧，这些历史背景成为多丽丝·莱辛创作《好邻居日记》和《岁月无情》，并呼唤人类相爱和社会和谐的基本调性。

评论界能把“简·萨默斯”当成一个新人，对作品客观评价，不让莱辛继续享用此前的名气利息，这正是莱辛想要的结果。“那种囚笼，每个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学会居于其中。想要预测评论家们会说什么，实在很容易。”她渴望挣脱名气与标签的囚笼，“不过请注意，标签是会变的。我的就变过好几次。从《野草在歌唱》开始：‘作为作家，她专写肤色屏障、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她写太空旅行小说，科幻小说’。每个标签管上几年。”

莱辛也想以此鼓舞年轻的作家，她懂得年轻作家写作生涯的艰难。她想让他们看到，“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某些态度和过程死板机械，与他们是何种人，有何种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统统毫无关系”。莱辛也想知道，若是自己换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作，能不能体验到解放，能否自由地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进行创作。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勇于探索的莱辛，不甘心被盛名所累，而是想要以一个陌生渠道试探一个全新样式。她也明白这里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莱辛的“简·萨默斯骗局”体现的首先是勇气，其次是智慧。

当然在这样的“实验”中，莱辛也饱尝了来自文坛和非文坛形形色色的千般滋味。或许正因如此，《巴黎评论》记者甚至觉得莱辛用假名为两部长篇小说署名的做法很有“雅量”——“你让世人了解了年轻小说家们的遭遇”。

直到1984年，莱辛将两部小说合为《简·萨默斯日记》一书出版，此时方恢复真实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