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秀才的文学法朗吉
“法朗吉”主要成员，左起：菲利普、耶勒、尚万
玛格丽特·奥杜
欧仁·达比作品《北方旅馆》
奥杜小说《玛丽-克莱尔的作坊》
“法朗吉”（la Phalange），或曰“法朗斯泰尔”（le Phalanstère）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臆想的人类“和谐社会”，屡经尝试，但无论在傅氏的祖国法兰西，或在美洲的“新世界”里，均遭遇失败。在严酷的世态下，唯余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不过，19世纪确曾有一批穷困中的文学艺术界人士勉力把傅氏空想变成为现实，在后世传为佳话。这个汇集诗人、作家和画家的文学会位于塞纳—马恩省一个叫卡赫奈坦（Carnetin）的偏僻小村落里，成了20世纪初法国“民众文学”的源泉。1904至1907年间，每逢周日，女作家玛格丽特·奥杜、诗人列昂-保尔·法赫格、“底层”小说家查理-路易·菲利普和列昂·沃尔特等人便一起来此聚会。
一切起始于巴黎，布呂纳大妈在塞纳河圣路易岛上的圣路易街88号经营一间简陋食肆，供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们果腹。跟他们同桌进餐的是普通工人和警员，一顿晚饭仅花30个苏就够了。最早来的有作家查理-路易·菲利普和玛格丽特·奥杜等人。菲利普开始受象征派启迪写诗，但他却以写社会底层的五部小说《母与子》（1900）、《蒙巴纳斯的布布》（1901）、《山鹑老爹》（1902）、《玛丽·道纳迪埃》（1904）和《小酥饼》（1906）出名，惊动了文坛老将列昂·勃鲁瓦和莫里斯·巴莱斯，另有作家兼文艺评论家奥克塔夫·米尔波支持他获龚古尔文学奖未果。
查理-路易·菲利普的几部作品中，《蒙巴纳斯的布布》以现实主义手法描述妇女卖淫现象，给读者印象最深。在作者笔下，外省青年彼埃尔·阿赫迪于七月流火之际在巴黎格勒奈塔街遇到妓女贝尔塔，爱上了对方。可是，贝尔塔是她丈夫布布的摇钱树，三个人相继染上梅毒，被当年这一不治之症所苦。贝尔塔因病住院，布布偷窃一家店铺被捕入狱。贝尔塔以为自己从此可以脱离苦海，跟情人私奔。不料阿赫迪只情愿留女方同居，并没有勇气跟她远走高飞，结果酿成一场人间悲剧。小说1910年由意大利导演莫罗·波洛尼拍成电影，直到2006年才在法国上映。
查理-路易·菲利普经莫里斯·巴莱斯帮助，在巴黎市政厅谋了个卑微的巡察差役，聊以糊口。不过，他因此得以在书报亭、货摊和饭馆闲逛，观察社会百象。不久，他跟《神灯集》作者、诗人列昂-保尔·法赫格为伍，二人同往马恩河畔拉尼附近的卡赫奈坦小村，于1904年在那里建成了穷文人抱团的文学“法朗吉”，以“卡赫奈坦帮”驰名，并获得了国际声誉。查理-路易·菲利普于1909年12月21日患脑膜炎病逝，留下一部未完成小说《查理·布朗萨尔》手稿。他埋葬在阿列省自己的故乡塞利里，大雕刻家安东尼·布赫岱尔专为这位描绘“穷苦人的作家”塑像，竖立在他的墓碑前。
这个以文学为共同目标的集体里，另有一位重要成员。她就是尔后登上巴黎时装制作舞台的玛格丽特·奥杜。此女幼年在孤儿院度过凄惨童年，及长当过女仆，缝衣女工，备遭歧视，受尽卑贱的苦楚。她虽然患眼疾，但仍坚持夜间写作。奥杜以自己孩提当牧羊女和其后在巴黎盆地南部索洛涅做女佣的生活当题材，于1910年写成自传体小说《玛丽-克莱尔》（Marie Claire）。这部小说笔触朴实，写得逼真动人，得到当时主宰文坛的奥克塔夫·米尔波和路易·菲利普的赞赏，由二人共同推荐到法斯盖尔书局出版社付梓，赢得众多读者，荣获“费米娜文学奖”。1920年至1931年，她接着发表小说《玛丽-克莱尔的作坊》和故事集《未婚妻》，成为出自卡赫奈坦文学法朗吉的“民众文学”骨干。不过，女作家只红极一时，逐渐被人遗忘。最终，她死于贫困，只有小说《玛丽-克莱尔》留名后世，于1937年成了当今法国一份走红时尚杂志的《玛丽-克莱尔》美名。
诗人查理·尚万是该文学法朗吉的活跃成员。他的职业是律师，当过拉波里先生的秘书，后者在“德莱福斯事件”中充当左拉的辩护人。同样学过法律的米歇尔·耶勒在东部铁路公司任职，管理待领行李窗口。他出于兴趣，也加入了卡赫奈坦法朗吉。玛格丽特·奥杜就是由他引见给查理-路易·菲利普的。菲利普对奥杜一见如故，视之为“女同乡”。列昂-保尔·法赫格1947年在《家族肖像》里写道：“米歇尔·耶勒把玛格丽特·奥杜引来时，我们都还不够25岁，而伊已经年满35岁。出乎她意料的是，自己遇见一些非常朴实的小伙子，而非她想象中一些令人敬畏的作家。这帮年轻人从不炫耀，而苦中取乐，不分年龄，出于共同爱好相互尊重。”
确实，在这个穷秀才的“法朗吉”里，大家安于贫穷淡泊，常常分着吃一大块面包抹些鸭肝酱，然后兴趣盎然地探讨文学与艺术，不慕巴黎的精神贵族沙龙。他们避开大都会的闹市，在荒凉的海岸和穷乡僻壤漫游。每每回到卡赫奈坦十字架街，米歇尔·耶勒就向伙伴们喊道：“瞧，咱们回到了自己的古堡！”实际上，他们栖身的只是一个几近破败的房子，屋顶漏水，窗户玻璃碎裂，户外四周野草滋蔓。室内仅有木桌孤灯，几张折叠床，大家围着酒精炉子取暖。这个离马恩河只有20米距离的处所，光景实实不堪入目，但经诗人法赫格挥笔赋诗，就被美化成了一个“共享幸福的人间洞天”。
画家弗朗西斯·茹尔丹1953年在《无怨无悔》一书中回首往事，追怀那一段难忘的“友谊岁月”。他说，当时大伙儿凑钱租住在一所简陋房子里，自己把卧室墙漆成梵高喜欢的黄色，用图钉固定几幅日本木版画。在他眼里，卡赫奈坦虽是个不起眼的小村子，但那里却发生了大事件。“现在，我很难描述自己的幸福感。我们大家都感到幸福，仿佛闻见一股芬芳。那些珍视友谊并为之心悦的人，是会领悟我的感受的。今天，我益发觉得我们当年确是远离了那帮放纵不羁、喧嚣不止的资产者的名声嗜好，而更珍视友谊的可贵。”
想当年，沃尔特骑自行车到达卡赫奈坦，跟友伴们会合。他用一个喷水壶冲头，在地上，或草丛里睡一觉，难得畅快。这伙穷文人在“法朗吉”探讨文学、艺术、歌谣，或世态炎凉，夸夸其谈，无所不论及，还齐唱民间小曲儿，人人都动笔写作。据茹尔丹回忆，耶勒在那儿手舞足蹈，口无遮拦地大吐狂言，冲破了早晨的沉寂。菲利普写他的小说，沃尔特则翻译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至于玛赛勒·莱，他不停地朗诵圣佩韦的文辞，以及凡尔纳和马拉赫美的名篇，甚至印度的《性典》，得意忘形，不慎摔倒在楼梯上。总之，他们在“法朗吉”各有所好，各干各的，自得其乐。所有人都嘲笑法赫格。他曾跟耶勒漫游德国，但二人感想迥异。耶勒欣赏大自然，看一根草都觉得神秘，可是法赫格却坚称自己只有在巴黎才能呼吸。后者于1895年发表了散文诗篇《唐柯莱德》，得到马拉赫美的赏识，一时声名鹊起。1910年，耶勒在法赫格等人创办的《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果埃特》。沃尔特于1913年出版《白房子》，跟阿兰·富尼耶的《大莫伦》一同进入龚古尔文学奖的最后竞逐行列。
及至1907年，文学法朗吉离开了卡赫奈坦村，但其成员得到时间的赏赐，一个个都成才发迹；有的变为“大作家”，另一些是著名画家或学者。三十载后，沃尔特回首强调，他们曾经组成一个友谊的“世界共同体”，流着“穷人的血液”，“思考尘世人间”，寻求真正智慧的答案。
20世纪初在六角国出现的文学“法朗吉”，无疑是文坛艺苑的新鲜事物，形成一股“民众文学”潮流，后由《世上受苦人》的作者亨利·布拉依和《北方旅馆》的作者欧仁·达比继承发扬，拓展为一股法国当代的“民众文学”潮流，无产阶级文学的开端。与超现实主义文艺和“新小说”派比较，它更具有人民性，传播着“法朗吉”的社会乌托邦理想，而且没有随时移势迁而被不向旧世界秩序屈服的人们所遗忘。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委托笔者在巴黎购买了查理-路易·菲利普的几部小说，拟翻译出版。我始终认为这是非常值得在中国介绍的一位“民众文学”作家。
时下，法国又兴起一种类似“法朗吉”的生态共同体，投入者远离大都会，在乡野实行共同劳作，财富共享，管理理念采纳直接民主和生态文明。选择这种“生态村”生活方式的人，追求的是一种另类生存形式，现实社会里的新乌托邦。这一现象令笔者联想到上世纪查理-路易·菲利普等一群穷知识分子创立的卡赫奈坦乡间“法朗吉”实体。但愿当今的新尝试能像它那样善始善终，不被人间贪欲最后吞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