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办退休手续去单位人事处签字时，经办人问：你有没有漏写了什么？某某年到某某年大学在读，某某年毕业到福建文学杂志社迄今。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简单的履历表。

这是事实呀！我也没给自己规划过人生，寸步不移，要一辈子当编辑。常言讲：树挪死人挪活。多年以后，庆幸还活得好好的。私底下我开过玩笑：敝人在《福建文学》卧底三十八年。其间的人和事，还有刊物情状，真的看得很明白。

第一次写这样的回忆性文章，梳理一遍下来，还是被编辑部早年的集体温馨与个人激情感染了，特别是那火热的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初，那是怎样的一种文学气氛！《福建文学》前身《福建文艺》推出舒婷新诗讨论，引起万众瞩目，发行十万份的热度还伸手可感。分配到《福建文学》，在我就读大学的中文系，那是一个金字塔顶端的存在。1981年改刊名后，《福建文学》一家伙进了三位大学生，因为三人名字里都有一个“jiàn”，主编们对外介绍为“三剑客”。看得出，他们对年轻人充实到编辑部的一种欣喜，说得高远点，这是一种编辑队伍的梯队建设。

进《福建文学》伊始，战战兢兢，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孙绍振老师告诫我：少说话多干事。小说散文组组长张是廉是手把手带我的师傅，他专门给我介绍编辑部各位大神的为人品性，看稿注意什么，如何应对形形色色的作者，等等。里里外外都当那么一回事，小心翼翼的。

当年编辑分地区看稿，全省七个地区两个市，加上外省和部队系统，安排给我练手的只能是小说作者贫瘠的不毛之地。那年月，出人头地的机会少得可怜，文学显得异常神奇，八分钱邮票贴上寄出去，过一段可能就出名了。现实也确实如此，在《福建文学》发表一篇小说后，勤务兵变宣传干事，工人、农民调入文化馆、报社的大有人在，写作改变人生命运属于常态。

那时，国人的文学热情仿佛今天父母送孩子到各种培训学校一样高涨，自发来稿以麻袋计。案头稿件总是退潮又涨潮，编辑们就是愚公，终日挖山不止、阅稿不断。我做过统计，中稿率千分之一。我经手编发的第一篇小说稿来自寿宁，作者把乡村生活描写得绘声绘色，起步不凡。素不相识的人，你在一堆来稿里剔出他，还把作品印成了铅字，心里会产生一种莫名快感，便染上了编辑的瘾头。几年后，他和我断了通信联系，咨询他人，方知其染疾早逝。迄今想起，心里还有隐约痛感。

每位编辑都有一本规范的登记簿，来稿时间、篇名、作者和地址要逐一记下。尽量都写退稿信，这样的工作状态久了，给朋友写信，龙飞凤舞的，大家笑称用的是编辑笔法，颇似当下三甲医院主治医生开的药方。公事公办的退稿签尽量少用，冷冰冰不说，还吃力不讨好。常常是几个月后，作者来电话查询，你不得不去翻查登记簿，从成堆的弃稿里找出来，再重温一遍，理出此前已经得出的结论，写一遍退稿信寄回原址。

刚进编辑部，经常无稿可编。主编们看过直接寄给他们的小说稿，达到发表水平的，会转我处理。记得有一篇福清来稿，写乡村生活，立意不错，但通篇文绉绉的学生腔，被我用红笔编花了，只得重抄一稿交印刷厂排版。很多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工作的。不是编辑们爱显摆，而是当年福建小说基础太弱了。多年以后，搬办公室，又看到原稿，稿纸发脆，揉成一窝碎片进了废纸篓。此前，潜意识里也许还曾梦想过以之当军功章，挂在自己编辑生涯的某一截时段里。

选中稿子被枪毙次数多了，年轻编辑都比较郁闷。我们的心气在大办公室乒乓球桌上找回平衡。每天上午伏案到十点左右，是编辑们活动身体时间。遇上主编们上台，我们前调后推，他们跑不赢还失分。有时连发两个下旋让回球下网，然后来一个上旋，球被高高挑起，迅疾上网跃起，在球的下落中，拍面一触，过网球在桌面嗒嗒地轻跳，退守远台的主编们原地碎步，眼睁睁看着球落地，鞭长莫及。在大家愉快的笑声里，什么都扯平了。

20世纪80年代初，文艺思想解放浪潮席卷全国，欧美各种文艺流派非常时髦。记得一位女作者，人长得漂亮，心气也比较高，与之谈稿子，编辑若没谈到点子，她只瞥一眼就会让人赧颜。那意思是这你也看不懂，观点太陈旧啦。她的一篇以意识流写情绪的小说，主编们审后通不过，处理退稿时老编辑都退避三舍。这时领导发话了，叫我去谈。新来大学生接受过现代文学教育，谈起来会更准确到位。作者是编辑部的衣食父母，编辑部处理与作者的关系，从来都是持谨慎态度。

一年后，我见异思迁了，对组长发牢骚：分一个好地区让我负责，一定给你编出好稿来。后来调整时，便把部队系统划给我。我翻阅了那一两年的《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凡部队系统被选中的小说作者全看一遍，分析作品特点，以博得认同。然后寄出六七封热情洋溢的约稿信，果然组到三四篇小说稿。其中，北京空军专业作家权延赤的中篇小说《红楼轶事》发了头条，当年还被评为《福建文学》的优秀作品。

这里有一件事得说，本省部队有位老作者提意见了：部队的稿，凭什么让一个小年轻看？也太不重视了。他写过什么东西？

这是当年的氛围，我们几个新来的大学生，有人头脑活络、长于交际，但不擅长创作文学作品，想打击他时就说：你搞贸易肯定赚大钱。只一句话，便讲得他垂头丧气，骄傲不起来了。

在大学时，我只在省级报刊发表过两组散文诗，豆腐块的样子。那人的话很刺激我，开始憋着一股气写小说，把它变成一种当好编辑的动力。那几年，我几乎一年发表四五个中短篇小说，与人合作出版了两部历史长篇小说，外加一本散文集。后来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经朋友推荐，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要出版。当年心气很高，“农民”不好听，不干，转投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半年后退稿，终成一堆废纸。依靠这一点个人成果与那些重点作者勉强平等对话，在职务魅力外获得了话语权。这是一位年轻编辑成长的必需进程。

那些年，编辑部很注重在作者中的口碑，要求编辑工作认真细致到位。来稿里时常出现把中间某页稿纸用一滴胶水黏起，或夹一根头发丝什么的。故此，无论品质优劣，都得把稿子逐页读一遍。倘若没有把这些小伎俩工兵排雷似的处理妥帖，主编可能会接到投诉电话，甚至外部传得沸沸扬扬，某编辑没把稿子看完就提意见退稿。当年流传一个经典段子，国外编辑接到这样的投诉后，坦率地告诉作者：一颗臭蛋，我咬一口已经知道了，干吗非要把它吃完！这成了我们职业的护身符。其实，单一工种干久了，谁不会熟能生巧？就像有一年的北京劳模，在百货商店干了一辈子营业员，顾客要一斤大白兔奶糖，她一把抓下去，一颗不多也不少。那时基本没有打印稿，都是手写，看来稿信封观笔迹，再翻开稿子的第一页，题目、字迹、行文，甚至只需观蛋形，已经分辨出它的优与劣。

编辑干了一辈子，我敢说，没有一篇达到《福建文学》发表水平的小说自发来稿在我手里漏过。对那些重点作者，大家则希望在一个时期里，他或她有令人欣喜的进展。这话对编辑部全体同人一样有效。因为当年闽地小说队伍薄弱，大家总会把作者的优点放大来看，发现苗头便长期跟踪，唯恐自己成了一片灰云，遮挡住一颗新星的闪光。

特别佩服老编辑。记得一件事，坐在我边上的老庄，某天把看了一半的小说稿递给我，那是一段写主人公翻开木箱、一窝蟑螂乱窜的情形。他说，写得非常精彩，基本判断是抄的。事后，他照着篇末的电话找到本人，与之聊创作谈体会，把对方问到漏洞百出，最后坦承抄袭出处。好编辑都修炼有这样的职业敏锐，埋汰好稿都难。

也会出现所谓“事故”。有一回，迟我一年进编辑部的小廖，把某位外省名家的小说稿给退了。平时大家关系挺好，经常聚在一起，谈起小说小廖头头是道，只能说他处理小说稿自有一套。事后，他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他的小说《无尾猪轶事》发表于名刊，著名作家王蒙还为之写过评论。

其实，一些退稿，在其他期刊上亮相，也不能笼统视为《福建文学》漏选，各家期刊有各自的要求。但若在名刊上发表，我们应该也得检讨一番。选稿是一把双面刃，有的时候，得视人而言，视情而论，松紧有度。

《福建文学》希望本省作者第一篇作品都先在本刊发表，从这里再走向全国。当年，本省少见一出手就让人惊艳的小说横空出世。土地贫瘠，我们没有选择国花栽培的理由，所谓期刊风格更无从说起。编辑部向来奉行相对的好稿主义，发现新人力推，老作者一时突破不了，一年里也会给点机会，鼓励他们坚持下去，便有了长成参天大树的可能。当下福建的某些小说大腕便是这样一步步茁壮起来的。

什么是好稿主义呢？小说不像诗歌和散文，到了一定层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小说由故事、场景、细节和人物构成，当然还有叙述语调，即便你不喜欢这类写法，它都实实在在地存在，分量摆在那，能称斤掂两的，无法屏蔽。

当年的文联机构远没有今天这么庞大，《福建文学》包揽了现在作协、文学院、理论室的很多职能，不仅仅就稿谈稿。对重点作者而言，即便不写评论，也要把他的全部作品看一遍，并与之沟通，知晓其人生经历、阅读兴趣、文学创作感悟等，一起探讨解决方案，进行文学突围。

当年那些写小说的作者都叫我老陈，一个二十出头的老陈。如今细想，没被称呼成老师是一种荣幸，我成了他们无话不谈的朋友。所做的工作就是像一个标准编辑那样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是编辑部的优良传统，除了看稿提修改建议，拱手捧出自己积累的生活细节和重取题目均属家常便饭。

为了掌握作者创作动态，编辑们经常下基层组稿。记得进编辑部第二年，我和另一位“剑客”林建法出差，在南靖丰田华侨农场找到一个叫海迪的重点作者，大家一见如故。他是龙海人，大龄青年，单身一人在供销社工作，生活过得邋邋遢遢。我俩跑了一圈再到龙海时，向文化馆负责人推荐了他。那时，省里文化部门下来的人还颇具权威，居然调动成功，环境的改变为海迪后来的小说创作加了油。

这种编辑案头之外的事，我们这几位年轻人经常干。那些年，办刊经费不足，编辑们得想方设法找点子。1983年，黄文山和林建法到两广搞发行，路途中动议在《福建文学》“台湾文学之窗”栏目的基础上，另外创办一本台港文学杂志。他们回来后，向主编们提出建议。编辑部开了几次会，大家一致以为这是作为海峡前线的福建的优势，而且这样的刊物一定畅销。次年，《台港文学选刊》以《福建文学》增刊的名义火速创刊，马上吸引了全国各地和台港地区的眼球。这本刊物的热销，在长达十几年时间里，在《福建文学》的办刊经费增源上功不可没。

当年，我们自办发行。每到出刊，下班后，几个年轻人便责无旁贷地留下来，打包发往各地的二渠道发行点。或者周末加班，把一摞摞期刊运送到火车站乘务段，通过铁路销售。还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大概是1986年，上海开展“扫黄打丑”专项整治，我们在上海发行点的《台港文学选刊》被一视同仁全部查封。事情来得突然，主编指令我和刚调到编辑部不久的小蒋火速赶赴上海发行点结余款，并救出我们的正规出版物。时值春运，一票难求，关系户乘务段的熟人把我们送上车厢，我俩在人山人海的夹缝里一天一夜站到上海。在上海期间，我天天乘公交车去发行点负责人家里，赔笑脸说好话。当年的人真的没太多心计，负责人每天和下面分渠道结账，讨到的款都给了我，最小的纸币是一元。小蒋那头也成绩满满，在华师大朋友宋琳帮助下，出具省文联介绍函，去上海公安局讨回了被查封的期刊。

回来途中，挎包不离身，心情像电影《天下无贼》里的王宝强，那里面躺着五千多块钱哪。那个年代，万元户可是今天的富豪。我们这些酷爱文学的人，经常垂头丧气地说：假如有一万块，我就辞职去写小说。

回忆这些旧事，想表达的是，与我一样从大学进入编辑部的年轻人，是在怎样的一种工作氛围里学做人学做事，编辑部的良好风气，老编辑的言传身教，使我们确立了这一辈子的安身立命之本。

而今，时代变了，没有稿纸了，投稿、退稿只需在网络上传来传去，编辑们是清一色的后浪。编辑变了，作者变了，对应的编辑方式也变了。在改革开放后《福建文学》的历史进程里，我这枚一直拴在这部传统机器上的螺丝钉，算得上是最后一个脱落下来的。早年，编辑部传给我的遗产，就这样留在我的手里心里。

我的心思从来没花在算计上，一直保持着直率、真诚和心无城府的品性，三十八年来，感觉没叠加什么人生经验，这让我现在很容易回到从前。

干了一辈子编辑工作，我在心里立了一座碑，所谓碑都有铭文，郑重其事的，而无字碑鲜见寡闻，这正是我所欲也。

感谢《福建文学》给予的营养与自由，多年以后，它让我依旧身轻如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