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21年第5期|龚曙光:一棵老树
入行做出版,没能赶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井喷期。跨过世纪头几年,喷发暂息。我入行,恰好就在那个清冷时点。
世上好些小行当,行外人看着不起眼,行内人看来却英才蔚起、风云际会。出版就这样。初进集团那几年,我的日课之一,就是认数祖宗牌位。除了清末王先谦、叶德辉等湘籍出版家,更多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业界攻城略地的“右派军团”“四骑士”,等等。其时他们多已作古,健在的也已退休,一时风流云散、星辰寥落。关于他们的传说,却始终都在。但凡谈及湖湘出版的种种荣光,这些人依旧是话题中心。倘与外省同行聊天,你若讲不出三五则有关他们的掌故,必遭质疑和鄙弃。
这种同行间的闲聊,谈及最多的,是钟叔河先生。
头几年,我和钟先生同住一个院子,后来我搬去近郊,先生仍旧住在院子里。先生所居的“念楼”,就在集团办公楼后面宿舍的二十层。照说可以时常不期而遇,其实相见一次很难。先生平素不散步、不串门、不聚餐、不送客,除了偶尔上医院查体或看病,几乎不下楼。如想见他,必得跑去念楼。
先生同城交往的圈子小,除了朱健、朱正几位同辈旧好,便是周实、王平三两个忘年之友。先生不欢喜他人造访,假如事先未约妥,贸然跑去念楼,任你将那扇油漆斑驳的门敲烂,门里的保姆也不会把门打开。“天干无露水,老来无人情”,先生视这种往来应酬为浪费生命。或许正因世事通达,他才不愿纠缠在虚与委蛇的人情世故中。
头回见先生,是我刚接手集团的董事长,去做礼节性拜访。办公室联系了好几次,先生才给了见面时间。乘梯上到二十层,楼道里光线昏暗,很费劲才找到那块竹刻的小门牌,上面是先生手书的“念楼”二字。“念”字除了是“廿”的谐音,应该还寄寓了先生的情感或者事业上某种心心念念的东西。先生深藏于心,外人也不敢妄加猜度。
保姆将我让进念楼,领入客厅,说先生马上就出来。客厅显得有些窘迫,家什虽不多,但每样体量都大,若与房间的面积匹配,已属超大配置。叫虽叫客厅,看得出这里除了会客,还有更混杂的用途。可见,会客在先生的生活中,是件颇不受重视的事。东西两墙摆满书柜。柜里的书,开本、版本驳杂,且多为旧书,有的已破损,间或几本新的,都是先生自己或老友新版的著作。书柜顶上,挂着或摆着装裱过的友人手札、条幅,都是文化界声名显赫人物的手迹。媒体做报道,必谈先生与上辈、同辈文化名人的交往,大抵与记者在此所见的这些手迹有关。客厅的正中,摆着一张英式斯诺克球台,台面深绿的绒布已褪色,看上去像一片久无赛事的足球场。球台的木框有些磨损,可见球台并不是一种摆设。先生有经常比赛的球友吗?好像过去是夫人,夫人走后,先生就很少开杆了,偶尔打打,那也是先生自己与自己比。这是先生主要的体育运动,但我猜想,或许更是一种精神运动。一个人屏蔽身外的世界,只把自己当对手,倒是令人生出些绝世剑客的想象。靠窗,有一套皮质沙发,款型老,坐着也不舒服。先生不换,可能是刻意为之,他不希望客人舒舒服服坐在那里闲聊,浪费自己的光阴。
先生从里屋出来,一件白纱T恤,一条宽宽大大的蓝布短裤。魁伟挺拔的身体,几乎把门洞塞满。
未等我开口,先生便用地道的长沙话抢先开腔:“不要来唦!咯热的天。”虽是客套,却也是心里话,表明他对这种礼节性拜访的不在意。先生在沙发上坐下,问我要不要开空调。季节还在夏天的尾上,有些热,屋里只有一台老式风扇,躲在房角静静地左右摇头。我说不用。我知道上了年岁的人,天再热,也不可骤冷受凉。
那年先生七十六岁,看上去也就六十的样子。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胸腔共鸣,听着中气十足。似乎觉出了气氛的些许拘束,先生旋即转移了话题。我感觉,先生对某件事不屑或不悦,便会制造一点尴尬让你感知,然后话题一转,将谈话变得轻松融洽。去见先生前,有同事告诉我:先生贼精,见人人话,见鬼鬼话,全无老学究式的古板乖张。我倒觉得,先生的精明圆通中,依然心有所秉,“性有所任”,只是让人有感即止,不会把人做绝,把天聊死。
先生照例说到周作人,继之是胡兰成、林语堂、张中行、汪曾祺那一路作家。我知道,他是周作人的忠实拥趸,早年便与之通信。这也是先生挂在嘴上的荣光。先生的文字,倒未必受到了多大的影响,但文化的旨趣甚至处事的态度,却颇受熏染。后来先生主持编辑了周作人的多种文集,每一种,从编辑体例、入选篇目到前言后记,都见出对周作人的独到见解。我没有附和先生的观点,便说现代散文,周氏兄弟各自开启了一个源头,且各自高耸成峰,至今无人企及。对这两座高峰,各人可有偏好,但若就文学史的意义言,拿两兄弟的文章彼此否定,则显偏狭和短见,古典散文现代化,这两条路或许永远并行不悖。先生听完,并未赞同或反驳,眼睛却为之一亮,余下的谈话,明显少了先前的生分。
话匣一开,先生不是一般地健谈。他能将圣贤经典、稗官野史和民间掌故糅作一团,庙堂江湖、学界文坛的旧事新闻如数家珍。初听觉得信马由缰、随性散漫,回头一品,却句句都扣在话题上。尤其先生的记忆力和思想敏锐度,几胜青年。这一功夫,我只有在长先生几岁,自诩为湘西老刁民的黄永玉先生身上见到过。大概人活到相当年岁,文化做到相当功夫,都会具有某种生命的超越性。俗话说树老成精人老成怪,先生躲藏在念楼里,似乎已将自己修成一个精怪。
先生自称少时顽劣,读书随性杂滥,能在兄弟辈中胜出,全凭几分灵性。高中未毕业,便跑去《新湖南报》当了编辑和记者。“文字靠天,文章靠练”,记者天天要出稿,那期间先生的文章得到了严格训练。
1957年因言获罪,被划右派。那几年,先生的确对新闻乃至政体谈了些意见。严格地说,那不是什么思考严谨的政治洞见,只是书中读到的一些常识。先生觉得当时的许多做法,违背了新闻和政治的某些常识通则,需要修改矫正。以先生当时的学识和见识,还认识不到所有常识和通则,都只就某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而言,任何旨在破坏一种旧体制和旧文化的体系性革命,所有常识通则都将被击碎。
如果不上升到反社会反主义的政治高度,仅就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意识而言,先生的确算得上一个右派,我甚至认为,先生整个的人生态度,都是右倾的。在一个正常秩序的时代,左、中、右三类人维持了社会的基本平衡,左派是社会的激变力量,右派是社会的锚定力量,左派要维新,右派要守常。先生却在一个变动不羁的时代里,始终干着守常的事。当然,历史上常有以左派的动机复古,以右派的动机变革的案例,但究其基本人生态度,左派终究是左派,右派终究是右派。先生是一个本色的右派。因为本色,所以不可以教训,到了“文革”那种万马齐喑的年代,先生仍忍不住发表了“污蔑攻击”的言论,最终被判刑劳改十年。
说到当年的右派,曾有两个生动的比喻:六月蚊虫遭扇打,吃了嘴的亏;飞蛾扑火自烧身,上了火的当。就先生来说,前一句是合适的,先生也曾坦言:自己好以言逞强;后一句则未必恰当,至少先生成为右派,说不上是受骗上当。右倾的人生态度,加上随性顽劣的个性,先生不当右派,谁当?
先生平反出狱,被胡真作为“右派军团”的战将招至旗下,安排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胡真其时为出版局局长,对新时期湖南出版而言,这是一位总架构师和操盘手)。看看先生所提的选题对象:曾国藩、周作人、清末旅外作者群……以当时人们的认知,哪个不带右倾色彩?后来许多人说,这些选题显示了先生的政治敏感和职业勇气,其实只要先生当编辑,不论未来的政治与文化走向往右往左,他愿提出的总会是这些。在当时,这类选题都有些犯忌。先生的过人处,不在于有胆识提出这些选题,而在于有办法将这些选题做成。他不仅没有因此获咎,反而挣得了很多荣誉。有个恰好相反的例子:先生手上有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旧书,他拿出来让好友朱正出版,朱因此受了严厉处分,多少有点责怪先生。先生听了一点不负疚,说朱受处分是因为操作不当,如果是他运作,不仅不会受处罚,而且会赚很多钱。他说自己会把这部书做内部参考资料出,先收钱再发购书票,最后凭书票领书。定价50元一本,根本不需要卖得吆喝喧天,社会影响不大,经济效益不小。先生的操作方法的确鸡贼,说得朱正只得自认操作不当。先生与政治,就像一对猫鼠冤家,斗得越久,老鼠变得越古灵精怪,到后来,先生的确有了一种游戏心态。和朱正这种“砍倒树了捉八哥”的刻板学者相比,先生算得上是个云淡风轻、拿得起放得下的老江湖。
1988年先生提前退休,原因是在社内一次公开竞聘中落选。当时先生已调至岳麓社任总编辑。因为社长和总编辑都是正职,工作上两个职务总有些磕磕碰碰。先生的落选,固然与选题取舍、社务管理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应该还是先生职业眼界高,加上性情耿介,多少有些曲高和寡。可见先生的所谓精明,并未真正用到日常为人处世的细节上。以先生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他当然可以执拗地为落选讨说法,不退不让斗争到底,也可以让上面重新安排领导岗位,但先生选择了提前退休。这其中自然有不与为伍的傲世心态,更重要的,还是先生人生抉择的大精明,即屏蔽社里的是是非非和社会上的纷纷扰扰,躲进念楼,一心一意搞自己的编辑和写作,以退为进,以舍为取。当先生完全退守念楼,反而成了一个高居云端、可望而不可即的出版传奇。
右派后来变成了许多人的一件人生华服。似乎当年能被划为右派的,都是政治上有大见解、文化上有大建树、人格上有大节操的人。右派中这样的人当然有,但绝非人皆如此。当然作为一种人生补偿,人家经受了那么残酷的打击甚至迫害,回头作为一种人生资本未尝不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时代公正。只是钟先生没有裹着这件华服安享晚年,他以每日不辍的编辑和写作,开启了人生最笃实而华彩的时段。先生少时的顽劣秉性,悉数被熔铸到事业中。先生的“顽”,表现为对事业目标的执着坚守,三十余年如一日,领着社里的年轻人,编辑“走向世界丛书”,编辑周作人先生的文集;先生的“劣”,表现为不从流俗,不循定评,将自己对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以及对中国近现代对外交流史的思想率直表达,使他的那些叙论和散文,成为考据有独径、立论有独见,文字老树精灵、思想超拔飞扬的文化精品。先生的文章乃至人生,由顽劣而至于精怪。
这三十余年,先生虽“闭关”在念楼中,声名却日渐隆盛,影响却日渐深远。在当代中国出版界,先生应该是极少数走出了行业圈子的人。出版是名山事业,一辈子青灯黄卷地冷坐,也许能换来后世的些许声名,但也大多囿于读书界,如先生这般能走出文化人圈子,被当世奉为公共人物的,实在凤毛麟角。有一回汪涵见到我,请我帮忙找套书,竟是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社里没找到,最后逼着一位藏书家割了爱。汪涵得书,感激不已,说钟先生是他最崇拜的文化元老。丛书100本出齐,汪涵策划将先生的故事做主题,在其节目中为丛书做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推广。汪涵主持的是娱乐节目,我担心钟先生在非知识界受众中缺少影响,汪涵却信心满满:先生已是跨界偶像,小朋友们十分崇拜这种文化活化石!节目的收视率果然高,证明了汪涵的眼光和判断。除了各类媒体的报道,出版界也接二连三推出了《众说钟叔河》《钟叔河书信集》等图书,助推先生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标记的公共文化话题。
作为一代文化偶像,先生的影响,一方面来自其编辑和写作,另一方面来自他与前辈和同辈文化名人的交往。先生编辑的多种图书中,影响最大的是“走向世界丛书”。在改革开放大门欲启未启的那一刻,先生将鸦片战争之后半个世纪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文字记录编辑整理,将那段悲摧时光中国人忍辱负重走向世界的坚韧毅力、坎坷心路展示出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种丰沛原真的精神参照,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史、外交史、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素材。这个工程浩繁的史料集成项目,耗费了先生半辈子的心血。尤其是亲自撰写的二十余篇叙论,凝聚了先生的思想、学问和才情,是中国当代既研究有据、又立论高蹈,既忧国忧民、又趁才纵情,既专注精深、又天马行空的史论。先生素倡短文,所著的散文,亦多短小精悍,而这些叙论却洋洋洒洒,都是非尽意而不收笔的大块文章。与清际作者的文字一并,今古互鉴,堪称双绝。
在与前辈名流的交往中,先生是位有心之人。所谓有心,一是真诚讨教之心,二是终生铭记之心,三是名师高徒之心。先生与周作人、钱钟书夫妇等的交往过从,对先生的编辑与写作形成重大影响,同时也对其声名形成了重大影响。先生不断讲述这些故事,展示这些信札,让人明确感受到先生交集之高伦、取法之高蹈,所谓学问有源、师从有脉。公允地说,先生对世道人心见识通达,在如何运用人生资源上绝不迂腐。先生虽看不上编撰故事去做名人秀,但也不愿把真实的过从交往故作矜持遮遮掩掩。一个文化人,要想走出圈子,除了卓越的学术或艺术建树,重大事件在不在场,著名人物入没入眼是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要有故事可讲,并能把故事讲得精彩动听。读读黄永玉先生写沈(从文)老,余秋雨先生写巴(金)老、黄(佐临)老的文章,我们便能理解钟先生的这种“有心”之举。当然,由此也可以见识钟先生古灵精怪的另一面。
“走向世界丛书”初编出版后,重大的社会影响与清冷的市场反应形成了反差,拟定出版的另外六十多本是否续出,出版社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有些犹豫。钟先生告诉我,另一家出版社愿出,问集团是否允许转让选题。事后有同事说,这是先生欲擒故纵,意在以此催逼丛书的出版。不管先生是否用心使计,我觉得这套书必须按策划如数完成。当即找来岳麓社社长,令其加快推进丛书编辑出版,并承诺拨付专项经费。集团每年挣十多亿利润,如果因为经费使丛书残缺不全,甚至被人抢走,我觉得不仅是自己的失职,也是湖南出版的耻辱。有了“不差钱”的底气,先生领着曾德明、杨文辉等年轻编辑,于2017年将丛书100本全部付梓,先生平生最大的一桩心事,终于如愿以偿。
我知道“走向世界丛书”早,大约是在丛书刚刚立项的时候。钟先生有一个交谊甚笃的朋友,名叫朱健,当年是“七月诗派”成员,后来被打了“胡风分子”,复出后在潇湘电影制片厂工作。我认识朱健先生在先,钟先生的好些故事,是从朱先生嘴里听来的。比如有一回在旧书店,钟先生看中了一本民国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但书已被人抢先得手,那人正在掏钱付款。先生灵机一动,说书是家中孩子偷出来的,专程跑来赎回。书店老板和付款人一听,觉得既是书主不舍,只好让先生把书“赎”了回去。丛书编辑的信息,也是从朱先生处得知的。但真正找来丛书阅读,却晚了好些年。
一年在青岛,偕友拜谒康有为先生故居,得知变法败后亡命,他曾经游历海外三十余国,我便心生好奇与向往,于是找了他的《欧洲十一国游记》来。康有为原本文章笔走龙蛇、势若江河,辩史鞭辟入里,状物栩栩如生,加上感时忧国的那一腔义愤,读来自然上瘾。之后我又将丛书初编中的大部分读了。由此我理解了钟先生编辑丛书的深意:中国如何走向未来,取决于中国如何走向世界!我领悟到,一个现代人,如不了解世界的来路与现状,便永远活在古时的夜郎国里。从此我将海外游历当作重要的人生课程,不仅带着身体,而且带着灵魂上路,先后游历了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并仿康有为,将所历所思记录下来,后来编辑成了一本散文集《满世界》。
因为我的游历和记游与丛书相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提议请先生作篇序言。我拿了书稿去念楼,心中颇忐忑,不知先生是否看得上。先生若不入眼,虽不会直挺挺说文章不行,但一定会找一个得体的理由婉拒。先生爱惜羽毛,在圈里早有口碑。我战战兢兢说明来意,先生果然怅然一叹:“唉!你早几个月来,这事都好办!给你写篇序也是应该的,但现在不行了,因为我已宣告年事已高,不再为人作序!”随后起身找来一本杂志,果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有“自此不再为人作序”的宣示。于情于理,我不能强求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食言,于是收回了请求。
大约过了半月,办公室主任小贺乐颠颠跑来,双手递过一张纸,其上有蝇头小楷所书的一段文字,竟是先生为《满世界》所写的“感题”。先生没破“不再为人作序”的规矩,却还是为我的新书站了台。这便是先生的精怪处。先生做事,大到政治操守、文化理想,小到待人接物,规矩是不肯破的,但是他总能想出一个办法,既不自毁规矩,又能把事做周圆了,让方方面面于情于理都过得去。
感题用毛笔正楷写就,且评价远超期待。先生说:“比康圣人游十一国时的眼界要高,是现代人在观察现代世界,思考现代中国了”;说“文字洗练干净,的确很好”!我满怀感激跑去念楼致谢,先生说:“看过书稿,感受就是四个字,的确很好!如果不写几句话对不住,不是对不住人,而是对不住文章。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你这般年纪,能写出这样一手文章,真没想到!”
又过了三四天,记得那天下大雪,先生再差人送来一张纸,是改过的“感题”。所改之处不多,且都是增删两三字,文气却更为顺畅了。其后先生又改了两次,也都是一两个字。一篇三百字的短文,先生竟前后改了四稿,这事令我感慨万端!先生对文字的讲究,确已入魔成癖!应该有一个月的时间,先生都在为这短短的三百字推敲琢磨。我知道先生睡眠不好,常常子夜醒来便不再入睡。想象先生有二三十个夜晚,躺在床上为这三百字思来想去,心中十分歉疚。
先生素倡短文,所辑国学选本,都是寥寥数语、字不过百十字的短章。自己所撰散文,亦多一事一记,即起即收,文字如斧斫刀刻,绝无丁点拖泥带水。我读文章,凡遇好文字,必先吟诵数遍,然后动笔逐字修改。既是好文章,当然可以删削更改的地方不多,但偶有一处,于作文便是大收获。读文章不如改文章,改文章如同你自己写了一遍,且是用远高于自己水平的标准来写,其心得当然也高于平常的随性写作。我读钟先生的文章,亦时常试图动手删改,却每每不能遂愿。好些次,搜肠刮肚更动一个词,比较来比较去,到头还是改回先生的原样。以前只道是先生的文章浑然天成,“感题”之后才明白,除却过人天赋,先生的文字是焐在心里慢慢磨出来的。这似乎与先生的趁才随性相左,然而世上的大师或大家,哪位又不是多晶面的矛盾体,哪位不折射出赤橙黄绿的多彩光辉?我揣摩,所谓的大家,大就大在能将彼此矛盾的人性因素和人格侧面,浑然天成地聚为一体,他们无须执白弃黑、得一舍二,也不会捉襟见肘,真正是他们个性的尺度、人格的空间远大于寻常人。
年初,先生为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编了一本国学读本,题名《学其短》。所选篇目均为百十字短文。每篇所配点评,文字虽精短,却足见先生性情的特立与文字的老辣。插画由著名画家蔡皋先生精心创制,画文相配,可谓绝世双璧。但此书以儿童作为目标读者,定位却不精准,若要品出该书的精妙,须有相当年龄,因而我觉得是一本难得的青年国学读本。因为疫情,不敢造访念楼,便给先生写了一封书信,建议再版时,在定位上做些调整。我同时要求集团把这本书发给编辑,人手一册,作为文章和文字的研习范本。先生回信致谢,不是因为颁令发书,而是因为我对定位的建议和对该书价值的认同。
因为一再请求,两三个月前,省委同意我卸任在集团的所有职务。移交前的最后一项工作,便是去念楼看望先生,并落实先生文集的出版。先生听说我可以从经营管理事务中解脱了,由衷高兴。先生说:“像你这样的董事长,尽管日后很难找,但再搞下去,对你个人损失太大,其实这也是文学界的损失。”先生以己作喻,说自己真正有价值的人生,是退休后的这三十多年。
从第一次登念楼,至今差不多十五年了。我和先生,由同事变成了朋友、文友。作为一个晚辈,先生认可我,或许不是因为我和同事把集团做成了中国出版业的龙头,做进了世界出版的第一方阵,至少主要不是。先生更在意的,应该还是文章,尤其是文字。作为一位出生在湖湘的读书人,先生当然不会忽视我的商业成就,因为求其事功,是湖湘读书人共同的追求。然而先生毕竟是读书人,以文章扬名立万,自然在兹念兹。据此推论,先生取名念楼时,无论还有什么具体寄寓,但其心心念念的,必定还是学问和文章。
先生依旧健谈,思维活跃一如往常;先生依旧健朗,身板挺拔一如往常。先生虽已年届九旬,然而气色与精神,的确不让花甲。我问先生是否常打斯诺克,先生说偶尔打打。他信奉人的健康主要靠精神运动。俗话说人活一口气,那是指精神要完足饱满。
临别,先生送我一本《编辑钟叔河》。书是香港出的,由著名电视人彭小莲策划和主撰。这位素具文化反叛精神的湘女,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交给了这本书,交给了钟先生。如果不是身患不治之症,她应该会用镜头来记录这位她所敬仰的文化前辈,后来只能用文字,应是有些遗憾的。通过这部“纸上纪录片”,她塑造了一位跨时代、跨世纪的文化斗士,她强调了个人与时代冲突中命运的自主性,个性与潮流冲突中选择的自主性,她将自己的文化情愫与姿态,较多地敷色给了先生,读来有点高大全的陌生感。彭小莲一直在用镜头和笔追记她童年经历的那个时代,而先生却已经从那个时代走出来了。她或许很难理解,一个左右逢源而又操守自持,一个万欲皆具而又无所不轻,一个意在有趣而又终有所用的文化精怪,比一位执剑荷戟的文化斗士,于当世于未来,应该更有意义和价值。
回首近世湖湘的文化大家,王船山、魏源、陶澍、曾国藩、王闿运等,虽都是义理与事功兼求、学问与世事皆通的人物,然钟先生与之相比,依然显得超迈与灵异。先生的学问与文章,说到底不是做出来,而是活出来的。先生的人生轨迹,几乎与他人截然颠倒:人家发蒙苦读,他却纵情玩耍;人家积极上进,他却消极右倾;人家委曲求全,他却自投囚牢;人家谋取权位,他却退守书斋;人家安享晚年,他却奋发编著……先生以其前半生,尝遍、悟透了人生的苦乐悲欣,仅用半辈子,走完了远比他人一生更加坎坷漫长的人生旅程。余下的半生,他便躲在念楼里编辑和著述,确乎避世很远,却又入世很深……
先生是不可模仿的。因其逆行的人生,他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意外和例外。
先生起身送我,立在门边显得苍劲而伟岸,仿佛一棵老树。在天山、长白山、阿尔卑斯山和热带雨林中,我见过那种历经风摧雷劈、树干满是疤痕,却依旧挺拔遒劲、生意倔强的老树。当地人会在树上挂满红色的布条,隔三岔五供奉跪拜。在他们的心中,老树已修成精怪,变作一种不可思议、不可亵渎的灵异之物。眼前的先生,不就是这样一棵老树,一棵历难不死、成精成怪的文化老树吗?
【作者简介:龚曙光,湖南澧县人,作家,文学评论家,出版家。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天涯》等期刊发表文学作品逾100万字。著有散文集《日子疯长》《满世界》等。曾获韬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个人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