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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篇幻想寓言故事，关于动物与自然，人类的情感，宇宙间万物，在作家李唐的新作《菜市场里的老虎》中，呈现出一副现实边缘的奇诡景象。

李唐想象力奇诡，行文间有一种浪漫而怪诞的气质，他擅长以含蓄却绚烂的方式，揭露生活中奇妙的闪亮。李唐拥有与众不同的虚构魔力，他用自由的画笔，绘出一个绚烂夺目的宇宙。

《菜市场里的老虎》新书发布会日前于线上举办，对于一直存在于自己作品中的少年形象，李唐回应道，“这些不光是我自己的经历，可能是我与少年认知世界的方式比较接近一些。我会结合身边的人和我自身的一些经历，并把这些经历和所思所想融入到一个少年的身上。”

著名评论家杨庆祥认为，李唐作品中的少年有一个特点，“他的感知力异常敏锐，尤其当他把自己的感知的一个方面封闭之后。这就像水一样，你把这块堵住，另外一块就会汹涌澎湃，他的感知力就在另外一方面汹涌澎湃，这个内在的感知力是这个小说里面非常强大的叙述动力和基础，这是李唐作品中非常有他个人风格的地方。”

杨庆祥还就当代文学中的少年形象进行了延伸，“当代文学中有一个青年的形象，整个中国的写作有一个青年形象，比如早期杨沫的《青春之歌》、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一个青年人》，青年跟少年不一样，青年是进入社会的一刹那，所以他一定要跟这个社会发生关系。我们的当代小说解决很多现实问题，比如结婚、谈恋爱、买房子，你要跟家里人处好关系，要跟单位的人处好关系，这些是青年小说。但少年不是，少年还没有进入社会，少年形象在当代写作中非常薄弱，希望李唐能够把这个序列建构起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

关于“创作是否有回归现实的野心”，李唐坦言，“多多少少肯定是想过的，但是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勉强自己的，你肯定要写真正触动你的东西。但这并不矛盾，一个人能充分表达着自己想要表达的，真诚地在文字中表达自己想要抒发的东西时，说明这个人不可能是脱离社会的人。当他用艺术的方式达到一种极致的时候，它就是现实的一种。现实有不同的层面，但是文学应该有更多的面向。比如我写的这些东西，里面也包含很多现实因素，只不过它不是反映跟自己完全一样的群体的生活状态，这可能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杨庆祥对此非常赞同，他补充道，“我们怎么去理解现实？作者写的那种具体的现实，它只是这个巨大无比的现实里面极其碎片的一部分，所有人写的现实都是碎片的现实，你怎样能认为你这个现实代表更高的现实？但是卡夫卡的《变形记》是现实吗？如果按照具体的现实来说，这不是现实，一个人怎么能变成甲壳虫呢？但是人突然变成甲壳虫，这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最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刻多么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完全抽象的现实，西方人在那个历史里面感受到的恐惧、不安、世界秩序的崩溃，都集中在甲壳虫上，你说这个现实还不够厉害吗？还不够真吗？这就是文学和艺术的价值，真正好的艺术家应该有这个功底。”杨庆祥说。

对于如何在创作中呈现一座城市，李唐表示，“北京这座城市，尤其现在的北京非常难写，它的特点或者它的本质非常难以捕捉、把握。可能上海有一些比较鲜明的特色，但是北京，在文学里面很难捕捉它的本质性的东西。以我现在的能力，可能有些困难。北京完全是多元化或者说杂糅在一起的，如果真让我写北京的话，我只能写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城市。但是很难写北京这座城市的本质是什么样的，我目前为止很难捕捉到。”

对此，杨庆祥认为，“作家其实不需要有这样的焦虑。菲茨杰拉德写《了不起的盖茨比》，他有说我在写纽约吗？没有，他也是正常写。并非要你写哪一座城市，而是要写来自不同的文化、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他们怎么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人和人之间怎么发生碰撞和关系的，真正的世界性是这样的世界性。”

这位青年评论家表示，“我们现在总是讲文化要走出去，我们要文化自信。若要真正实现中国的文化自信，首先就是我们的艺术产品、我们的文化产品，比如电影、电视剧、小说、诗歌能够真正被不同语种的人看到并且热爱，那才是真正实现文化上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这一切的前提是你要呈现某种世界性的状态，这对年轻作家来说是挑战。北京就是这样，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生活在北京，这时候你怎么呈现北京的这一面，这才是它的世界性，这点非常重要。这个城市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