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故乡之旅
“先秦”仿佛是一个有着某种魔力的字眼，尤其是对于从事“三古”（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研究的人而言，更是如此。倘若单就字面意义看，“先秦时期”泛指的是秦王朝建立之前的中华古文明，主体是夏、商、周三代，核心为春秋、战国时代。然而，一旦将目光聚焦到这一时期，“先秦”就不再只是一段久远的历史，而是披上了别样的面纱。
如果说西方文化“言必称希腊”，习惯于将思想源头上溯至古希腊文明，那么中国文化可谓是“言必称先秦”，同样会不断地回望先秦时代。具体到中国哲学领域，无论治学于哪一段，“先秦哲学”总会时不时冒出来，提醒着人们，它既是思想的起点、价值的源头，更是一方永恒屹立的丰碑、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先秦哲学”当之无愧地成了后世学人魂牵梦绕的精神故乡。
相应地，“先秦哲学史”也具有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冯友兰先生曾经对“哲学”做了一个精彩的论说。正如“历史”可以分为“写的历史”（即后人对先前历史的记述）和“历史”（即历史自身），“哲学史”亦可做同样区分。一层意义上的“哲学史”，即是哲学史自身，对应地是某一哲学形态在历史上客观、真实的演进过程；另一层意义的“哲学史”，则是“写的哲学史”，对应地是后人对该哲学形态之历史演进过程的观察、摹写与重现。很显然，后者应以前者为基础，并尽可能全面、客观、真切地反映前者。然而，客观上哲学史料的阙疑误传以及主观上书写者的学养、倾向等，使得“真实的哲学史”与“书写的哲学史”永远不可能完全重合。当然，这不意味着对哲学史的书写变得没有意义，而意味着“哲学史”面临着永远重写的宿命。
从某种意义上讲，“书写的哲学史”可以视作是对“真实的哲学史”的重温、重历与重构。而书写“先秦哲学史”，不啻于一趟中国哲学的寻根之旅。“近乡情更怯”的情绪，其实同样适用于追寻哲学的故乡。中国哲学重生命体证、好直觉慧悟的特点，早在“先秦哲学”这里就已经被烙下深深的印记。因此，这趟哲学的寻根之旅不仅仅要仰赖于丰富、详尽的史料（好比干粮），周严、系统的结构（好比车船），更需要做好身与心的准备，用生命相遇生命，以思想触碰思想。这显然并不是一趟轻松的旅行。
苏轼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两句诗似乎在为“他山之石”做铺垫。为了更顺利地完成这趟旅程，我们不妨也找两块“他山之石”。
第一块“石头”是“轴心时代”理论。二战结束不久，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其所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理论，可谓石破天惊。雅思贝尔斯注意到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巧合：以公元前500年前后为主轴，在全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些极不寻常的历史事件：中国、印度、西方等这些互不知晓的地区，却不约而同地爆发了文明的重大突破，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称之为“精神导师”），引领着不同文明的突飞猛进。这个振奋人心的精神历程可以上溯至公元前800年，下推至公元前200年，他将之称作“轴心时代”。其实，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是不完整的，这一理论更多是对某种现象的发现与描述，并不能解释其产生的原因。于是，雅思贝尔斯半是崇敬、半是无奈地将“轴心时代”的文明突破称作是“奇迹”。既然是“奇迹”，自然是无法解释、也无需解释的。在“轴心时代”理论中，中国文明对应的正是“先秦时期”；而雅思贝尔斯所列举的中国的“轴心时代”成就集中在“先秦哲学”领域。具体来说，“轴心时代”的中国表现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稍感遗憾，我们无法通过“轴心时代”理论这块“石头”找到百家争鸣产生的原因。这就需要第二块“他山之石”。
第二块石头是“脱序”（失范）理论。“脱序”（失范）理论原本是一种社学会理论，但可以很好地用来解释很多哲学问题。这一理论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也译作迪尔凯姆）提出的。涂尔干的著作是《自杀论》和《社会分工论》。身为社会学家，涂尔干系统考察了“自杀”这一社会现象。他首先设想自杀人数的增加或者减少同社会物质财富的扩大与萎缩之间，是否存在成正比的关系。然而，统计数据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涂尔干发现，当社会面临重大危机、物质财富出现明显萎缩时，自杀率固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当社会获得重大进步，物质财富增涨显著时，自杀率竟然也呈现出上升趋势，而不是相反。涂尔干敏锐地发现“社会危机”与“社会繁荣”这两种看似相反的现象的共同之处，那就是“社会的剧烈变化”。“社会危机”是社会出现了剧烈的“向下”变化，“社会繁荣”则是社会出现了剧烈的“向上”变化。无论哪一种变化，都意味着社会的重大调整和原有平衡被打破，其后果是导致自杀率上升。涂尔干把“社会出现的剧烈变化”描述为“脱序”（失范）现象。当社会发生重大调整（无论是通常意义上的“恶的调整”还是“善的调整”）时，原有的秩序、规范都将面临巨大冲击、甚至出现崩裂的状况，社会也因此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自杀率上升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这就是“脱序”（失范）理论。
学者张德胜对“脱序”（失范）理论做了独到的研究。按照这一理论，在一定的秩序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大家对既有的价值和原则表示出必要的尊重。因此，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里，一些历经时间而沉淀下来的经验教训作为传统得到足够的尊重，即便是为了改变现状、出人头地所做的种种努力，也通常以遵循既有原则和规范作为前提。然而，在脱序（失范）状态下，人们的欲望、情感、行为、心态等等，一切都失控了。旧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被普遍否定或遭到严重破坏，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被普遍接受或尚未形成，不具有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约束力，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形成社会规范“真空”的社会状态。
脱序（失范）理论正好可以被用来解释“轴心时代”的中国“奇迹”。因为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所呈现出的种种社会现象，十分符合涂尔干所说的脱序（失范）状态。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礼坏乐崩，原有的宗法秩序与社会规范遭遇挑战，频现危机，而新的社会秩序和规范尚未形成，整个社会呈现出脱序（失范）状态。社会的失范状态意味着思想文化的同质、稳定局面被彻底颠覆，原有的答案已无法解决时代的新问题；时代危机刺痛了人们，同时也刺激思想家们反思本时代的特点，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对社会失范危机作出相应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其实起源于礼坏乐崩之后的社会失范危机。通俗点讲，就是“是非对错”缺乏了外在的客观标准，人生的考试已经没有标准答案了，迫使每个人自己去寻找答案。既然无路可走，不如信马由缰。作为时代的发言人，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并逐渐形成众多思想派别，演绎为精彩绝伦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史诗。顺便说一句，中国思想史上还有两个时期，同样适用于“脱序”（失范）理论，一个是魏晋时期，一个是民国时期。
文化学者易中天主张用“救世”作为总领先秦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枢纽。从表面上看，“礼崩乐坏”似乎只是周代礼乐的形式受到冲击，作为仪式性秩序的礼乐无法得以正常操作；但实质上，“礼崩乐坏”暴露了整个周代宗法制度的系统性危机，内在的社会政治秩序失去效用。或者通俗点说，意味着世道乱了。就此而言，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实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上，那就是“救世”。诸子各家的主要论点都是围绕着应不应该“救世”以及要怎样“救世”等时代课题展开的。“救世”之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而且也能很好地呼应涂尔干的“脱序”（失范）理论。
不过，扩大到“先秦哲学史”的论域，“救世”之说则略显单薄。一则“救世”说的框架聚焦于春秋后期以来至战国时期，无法涵盖更早的殷商、西周时期；二则“救世”说容易给人一种“急就章”的印象，好像诸子百家争鸣的核心目的就在于解决具体的社会结构危机，而缺乏更为深刻、超拔的价值追求。如此一来，先秦诸子学的哲学意味淡漠了许多，更近似于政治学说。不经意间也将先秦哲学切做了两截，世道尚未衰微时期和衰微以来的时期。应该说，此类印象并不符合先秦哲学史的原貌。
这些遗憾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先秦卷）一书中得到了弥补。由中国哲学专家郭齐勇教授著述的《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先秦卷），无疑是学界新近出版的最具分量的一部先秦哲学史专著。为了便于领略此书风味之一二，我们不妨套用翻译领域常用的“信”“达”“雅”的说法。毕竟，相较于“真实的哲学史”，“书写的哲学史”亦可视作是某种“转译”。
“信”“达”“雅”的提法源于清末学者严复。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部分列出了翻译的三种境界：信、达、雅。粗略地说，“信”大致对应“准确性”；“达”大致对应“通畅性”；“雅”稍微复杂一些，既有典雅、文采之意，更有传神、入微之韵。
“信”无疑是“哲学史”的生命。如何让“书写的哲学史”更贴近乃至吻合“真实的哲学史”，首要的工作便是做到“信”。《通史》（先秦卷）在这一方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在于更加全面、系统地占有史料。该书十分重视对第一手原始资料的爬梳诠释，尤其是对近50年来出土发现的简帛等新资料，做了极其精深的研究。百年前，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强调我们既要看重传世的纸上材料，也要看重出土的地下材料，王氏此论几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或囿于学力，或畏于难途，在哲学史的书写中，能够真正贯彻“二重证据法”者屈指可数。二十多年前，湖北荆门郭店简甫出土，郭齐勇教授即已高度重视，不仅组织了高水平的出土简帛国际学术会议，而且汇集力量开展简帛哲学思想研究。他指导丁四新博士完成的《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获得了中国哲学界的第一篇全国“百优”博士论文，丁教授也已经成长为国内知名的简帛研究专家。郭齐勇教授将多年以来有关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成果融汇到先秦哲学史的书写中，专门列出“郭店与上博楚简”一章，增添了先秦哲学史厚重扎实之感。
“达”体现为“哲学史”结构的合理性。“通”“达”二字贯穿于《通史》（先秦卷）全书。开篇设置了前导性的三章内容，分别介绍“殷商时期的宗教与政治”“西周的王道政治哲学”“春秋时期的哲学”，详尽展示了中国哲学的雏形时期，亦为继起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做好了铺垫。再如，与以往《中国哲学史》常见的“名家”提法不同，该书改用“名辩思潮与惠子、公孙龙子”作为章名，并将“后期墨家”作为紧随其后的一章。这一处理很好地吸纳了学术界近30年来的新研究成果，也可以更加客观、如实地呈现先秦哲学的面貌。
“雅”是“哲学史”的灵魂，决定了“书写的哲学史”的格调。《通史》（先秦卷）紧扣“天人性命”问题这一枢纽，提出“诸子百家都是环绕天人性命之学这一中心而展开论辩的”。这一看法比“救世”说更为切中先秦哲学史的主旨，更能反映中国“轴心时代”的独特魅力。该书尤重言说与体验的统一，既强调逻辑、理论系统的建构，又突出对哲学史上诸家的生命、生活有平情的理解，即“用生命相遇生命，以思想触碰思想”，把生活与哲学打成一片，让今人与古圣先贤心意相通。于是乎，人们在阅读“先秦哲学史”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完成了一趟思想与心灵的寻根溯源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