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推荐语

匈牙利第三波疫情爆发后，每天新感染和死亡的人数都迅速攀升，政府下令封城、宵禁、停课、关店。在令人绝望的隔离中，“我”开的快餐馆也被迫停业，导致一系列难以应付的危机。更不幸的是，从国内过来的父亲和“我”一起染上新冠病毒，还比“我”先行半步……小说以独特的视角，通过一个魂灵在生命按下删除键之际，深情回顾父辈以及自己跨国多年爱恨纠葛的一生，表达了人性的善恶纠结，沉重又不乏光亮，折射出思想的深邃性和穿透力。

天 笼

□ 余泽民

将自己全部汇聚到一起，倒也不是一桩很费力的事情，至少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困难。自从受精卵在母亲的子宫里第一次分裂开始直到现在，可以说，我始终都有意无意地在为现在的这一刻做准备，尽管我从来都不清楚“这一刻”会是哪一刻，即便它正在发生，正在降临。

总之，在这个三月中旬的黄昏时刻，用不着发行动暗号，用不着做总动员，我就自发、自动、悄然有序地行动起来，顺着或粗或细、或深或浅的胆管胰管椎管骨小管气管支气管输精管输尿管以及密如蛛网的动脉静脉毛细血管，沿着大脑褶皱的复杂沟回、海马体优美的齿状回、五脏六腑的迷宫式管腔、肌肉肌腱肌膜筋膜骨膜骨腔，穿过正发着40度高烧的肉身内所有可能穿过的滚烫间隙，最后汇聚成一口气，从微张着的口腔和鼻腔里逃出来，就在接触到空气的那个刹那，我突然激灵地抖了一下，感觉到从未体验过的冰凉和酣畅。

我自由了？这是我溜出皮囊后的第一个念头。

莫非这就是自由的滋味？这就是传说中那种不被禁锢、不被控制、不被指使的自由感？然而，没等我来得及咂摸清楚这股突如其来的异常兴奋，就已看到病房门突然被人推开，身材敦实、浑身包裹得像宇航员一样的护士长阿格奈丝拎着两只吊瓶走了进来，将它们挂在我隔壁病床床头的输液架上，然后嘟囔着什么，低头给那位身材魁梧、上臂刺青的吉普赛汉子扎点滴。她没有理睬我，或许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紧随护士长进来的，还有同样全副武装的年轻男护士乔巴。

严格地讲，乔巴并不是正式的护士，只是护校学员，现在他是以“实习生”的身份来填补空缺。就在半年前，小伙子还是蹬着单车满城飞驰的“送餐男孩”，他听说疫情期间护士紧缺，护校临时扩招，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一来他早就想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二来现在是特殊时期，入这行的门槛大大降低，他可以一边干一边学，相当于半工半读，除了实习补助外，还可以拿一笔不菲的“疫期奖金”。他当然清楚在过去一年里，当地医护人员的感染率很高，现在进入这行，代价是要冒被感染的风险，但是小伙子相信自己年轻躯体的免疫力。每次乔巴给我抽血，至少要扎上三四针才能找到血管，每次我都主动安慰他：“对不起，我的血管太细，像婴儿的，护士长也做不到一针见血……”虽然在抽血、扎点滴的技术上他还不够过硬，但是帮病人翻身、换床单他绝对是最麻利的，尤其在需要搬动病人时，乔巴是病房里的大力士，女护士们都很喜欢他。

进门后，乔巴朝我这边瞅了一眼，立刻皱起眉头，一脸严肃地径直走过来。由于他的脚步迈得太急，我来不及躲闪，于是跟他撞了个满怀。我禁不住惊叫，但发不出声音，瘦高的乔巴像穿过空气一样地穿我而过，丝毫没察觉到我的存在。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不仅无声，而且透明。我看到病房门关得只剩一条细缝，于是抢步上前，溜了出去。当白色的木门在我身后撞上的刹那，我这才想起：惊慌中，我都没有回头看一眼自己。

说真的，就在我从口鼻中逃出来前的那个刹那我还很好奇，想知道自己到底长一副什么模样。虽然我已跟自己这副皮囊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尽管对于它五脏六腑内的气味、温度，以及黏膜的光滑度和皱褶都了如指掌，甚至能数清它内部的所有结节、溃疡、赘生物和钙化点；尽管我能从足底动脉弓到顶骨下脑膜中动脉沟间的距离算出它的身高，能通过积蓄在肝脏内、血管壁和大网膜上的油脂量估测出它的体重和体型；尽管我熟悉它的声音、喘息，包括呻吟时口鼻中气流的速度和气味，还有自己的脾气和秉性——想来它的脾气和秉性就是我的——，但是我从来没看到过它的相貌。说来也怪，即使是在照镜子时，我也看不到自己的面孔，即使它能够看到，我却看不到。因为透过它的眼睛，我看到的镜子总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猜，这可能是因为魂灵只能看到有魂灵的生命实体，而镜子是无法折射魂灵的，因此我的皮囊在镜中看到的只是基于光学原理能够折射到镜中的虚假影像。

病房走廊里寂静空荡，棚顶的管灯洒下消毒粉般的荧光，我本该感觉到紧张的心跳，但却没有，因为我把尚且热乎的心脏留在了床上，所以我感觉到的紧张感，只不过是在应激状态从记忆中调取出来的虚拟感受。没看就没看吧，无所谓！说老实话，我并不留恋那副囚禁了我四十年的旧皮囊，尤其在中年危机的恼人阶段，我开始对它生厌。再者说，当时即使扭过头看，也未必能看到那张脸，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它，或者说，离开了自己。想到这里，我迅速打消了折返的念头，而是被窗外尚未全熄的天光吸引住了。“自由”，这个刚才冒出过一次的字眼重又冒了出来，并且无端地疾速膨胀，催促我赶快离开这里，赶紧出去，去到外面的夜空下享受这份终于降临、让人如释重负的自由。

病房的走廊虽然挺宽，但由于贴着墙壁立着一排高低不等、颜色不同的氧气瓶而显得狭窄，氧气瓶有新有旧，颜色不一，有红色、蓝色或白色的，高矮胖瘦也不一样，想来已经调集了医院所有的储备；要知道，在新冠病房里，氧气就是最救命的灵丹妙药。

这栋楼原是布达佩斯F区圣约翰医院心血管科的病房楼，疫情暴发后，原有的病人被统一疏散，整栋楼被改造成隔离制度严格的传染病区。病人不可以离开病房，管床医生也只有每天早晨查房的时候进病房一次，平时只有身穿笨重隔离衣，戴防护口罩、发罩和面罩的护士们按照工作时间表进进出出。当我断定肯定没有人能看到我后，稍稍镇定下来，并听到走廊拐弯处的护士站有人在用疲惫的嗓音打电话，在向对方通报某位患者病情。我本想好奇地停下来偷听，但这时候身后有扇房门被砰地撞开，紧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拖拽机器的响动，我猜一定是他们发现我已经咽气，最后再程序性地为我测一次生命指征。

我吃了一惊，不再想逗留，立即转过楼道拐角，迎着有穿堂风吹来的方向逃去。从一扇对开的磨砂玻璃门出去，我很容易就找到了电梯间，但我并没有等电梯上来，而是沿着“紧急通道”的水泥楼梯下去，七拐八拐，找到了几天前急救人员推我进来的那扇铁门，并从那里溜了出去。我回想起自己戴着吸氧面罩、抱着一只炮弹大小的白色氧气瓶坐在轮椅上的情景，当时我烧得晕晕乎乎，咳嗽一下整个胸廓都疼得发紧，随身带的除了手机和证件外，外套口袋里还揣了一支圆珠笔和几张皱巴巴的白纸，那是准备写遗嘱用的，但是最终没有用上，因为人在清醒的时候，总会觉得时候未到。

我感觉自己的身子很轻，轻得像一簇鹅绒或芦花。外面很冷，而且有风，毕竟是倒春寒的三月天。不过，冷对我来说同样是一种综合性经验，只是我根据眼前的景色作出的判断，因为我看到在高处颤抖的枯枝、在路边打着旋扬起的败叶和压在病房楼顶的铅灰暮色。事实上，无论我的身子有多轻，风也不可能把我吹散，顶多只能吹透、吹过。没有了日渐松弛的皮肤，尽管仍能感觉到身形的存在，但看不到具体的边界，因为我是一个透明体。

沿着记忆中被送进来的路径往外走，医院的大院开阔、空寂，不见人影，我都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似乎我的脚根本就没有触碰到地面，而是悬浮在地面上。自由，我又冒出了这个念头，这是期待已久的理想状态，于是我又兴奋起来，张开双臂在满是裂纹的柏油路上快乐地蹦跳、转圈，在想象中喊叫，想让全世界知道。我为这突然降临的自由激动不已，尽管我无声无形，没有人能看到我的表达，我不在乎。

突然，一辆急救车从前面路口拐出，刚刚息掉蜂鸣声，穿过两栋病房楼间的高大拱门朝我这边驶来，一对刺眼的车灯无情地投到我的身上，我怔了一下，感觉遭遇到伏击式暗杀，下意识地想要躲闪，但已经来不及了，司机疯狂加速，猛地将我掀翻、撞飞，卷入轮下，碾成了相片，刹那间我被一个刺眼的光团吞噬，亮如白昼，意识丧失。

接下来是大灾难后的寂静。也不知过了多久，就像电影屏幕上的镜头切换，一切又归复到平静的叙事：一辆红色急救车停在不远处我刚从那里溜出的大铁门前，两位健壮的急救人员动作麻利地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患者抬下车，然后推上门前的斜坡，我虽然看不清楚，但能够肯定，那人也跟我当初一样戴着吸氧面罩，抱着氧气瓶，心里充满对死亡的恐惧。这时候我已恢复了意识，发现自己既没有被掀翻，更没有被撞飞或碾扁，而是毫发无损地站在柏油路当中，就像在被光团吞噬前的那一个瞬间。

天哪！这难道是真的？！我惊异地问自己。

我不仅获得了自由，无形无声，而且还刀枪不入，得到一副不死之身。看来死亡并没有那么可怕，既然人死之后不会再次死亡，那么也从此远离了恐惧。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永恒？

我很想立即将这一彻悟告诉所有还活着的人，假如真的能告诉他们的话，那肯定能帮助改变活着时的焦虑心态。遗憾的是，我无法告诉任何人，就像过去的亡人也从来未能告诉过我一样。这是上天的设计，是留给人的惊喜。想到这里，我反而变得踏实了。

回想这一年多漫长的、令人绝望的隔离，餐馆被迫停业导致的一系列难以应付的危机，我就会感到烦躁不安。你想啊，政府下令封城，宵禁，强制性停业，可房租水电费仍要照交，公司税和个人税分文未减，人家的大饭店多少能得到些政府支持，但我开的那家“栟榈山快餐”只能自生自灭。我花一大笔钱从国内办出来的大厨唐师傅去年冬天就自谋出路，跟越南人联手，倒卖起口罩、消毒液等硬通货，并挖走了店里匈语最好、最讨客人喜欢的跑堂小范，因此，即便明天疫情结束，恢复营业，我的小店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张。再过四个月，托米就满十八岁了，但我已经半年多没见过他，伊伦娜以“要保证老人安全”为借口不让他见我，她说的“老人”指我父亲，父亲的确年过七十，有基础病，属于危险人群……自打她跟我分手之后就形同陌路，把过去对付客户的本事全都用到了我身上，如果说我们还保持了某种联系，那就是她利用儿子当武器向我发起战争，我越来越怕她、恨她，有时候恨到要咒她死的地步……但是没有料到的是，最后先死的是我，这让我自觉很懊丧。

父亲还躺在太平间里，没来得及下葬。他跟我一起染上的新冠，出现症状比我早两天，一同住院，比我先行了半步。父亲倒是留下了遗嘱，求我发发善心，将他的骨灰带回福建老家，把他跟我最讨厌的陈姨葬到一起。陈姨是他老伴儿，但不是我妈；我妈在我还上幼儿园时就死了。忽然，我想起被急救车拉走时可能在忙乱中忘了关窗户，不过家门肯定是锁了的，因为父亲有偏执症，他忘什么都忘不了锁门。对了，还有那辆已经交了全款、两周就能提出来的新车，好在我已在电话里告诉过托米，那辆车是用他的名字买的，是我提前为他准备好的成年礼，我想让他知道，他老爹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有本事挣钱，而且很喜欢他，不，是很爱他，尽管“爱”这个词我从来都没跟他直接说过。让我惦记的，还有留在老家的阿芳和大森，至少我该给大森留几句话，让他知道我的愧疚，即使我没给他留下遗嘱，他也能名正言顺地继承我留下的一切……总之，跟所有死人一样，我也淤积了无数活着时候留下的种种苦闷、无奈、疲惫和遗憾，但是奇迹的是：此时此刻，在撞翻并碾扁我的那个光团熄灭之后，所有的焦虑都在刹那间不复存在；像水一样被泼了出去，像按下了电脑的“删除”键，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解脱，如快刀斩乱麻，这是一了百了后的轻松。

远远看到在医院大门口的门房里亮着昏黄的灯，透过蒙了一层哈气的窗玻璃，我瞅见值班师傅正披着大衣低头看手机，想来他在看滚动新闻：今天又新增了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做了核酸检测，多少人在家隔离，多少人住院，多少人上了呼吸机，多少人接种了疫苗，多少人已在官网上登记；当然，肯定还有关于疫苗种类、效果和副作用的争议，政府新公布的防疫措施，反对党对执政党的不懈攻击，凡是对方拥护的我们全要反对，凡是对方反对的我们全要拥护，越是在面临大灾难的时刻，政治博弈也越发简单……不过对我来说，这些热点新闻不再有意义，因为那些都是还拥有皮囊的人关心的事，而对于没有了皮囊的我来说，管他什么新冠旧冠，反正我已经百毒不侵。是啊，自由多美好！它还意味着不再担惊受怕，不再被威胁。无论病毒，还是生活，它们都已经威胁不了我。

不用麻烦门房师傅开门，我就从绿漆斑驳的铁栅栏的缝隙间轻而易举地钻了出去，站在人行道上怔了片刻，定了一下心神。

街灯昏黄，在浓云密布的暮色下显得比平时明亮了一些，每棵树的树根下堆有灰色的积雪，街道两边停满了车，由于路很窄，所有汽车的右侧车轮都骑在马路沿上，歪着车身，看上去给人以一种不安定感。虽然我对这条街道还算熟悉，但却是我自己第一次走——我指的是，在离开了自己的皮囊之后。以前我常带父亲来这里看病，托米也是在这家医院出生的，那时候伊伦娜对我还很好，甚至主动跟我说过，“等孩子长大些再结婚也不迟”。那时候，我对她心存感激，而且充满激情，真的动过要娶她的念头。那天为了接母子俩出院，我特意跑到城郊的二手车店处理掉旧车，买了一辆只有四年车龄的红色“大众”，只为图个喜兴，当我将右侧车轮骑到马路沿上停车时，还不小心刮了一下底盘。婴儿是我用一只塑料篮拎出来的，当时也是从这个大门出来，红色“大众”就停在街对面。看见小托米的第一眼，就让我想到了大森，托米要比大森白净，薄如蝉翼的皮肤下血丝毕现，睫毛也要比大森长得多，但肉眼泡和塌鼻子还是都随我；那一刻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当然只是一个闪念，很快我就被小家伙征服一切的可爱和伊伦娜浑身洋溢的幸福融化了。

我下意识地扫了一眼路边的车辆，没有红色的，也没有发现我那款“大众”。街上偶尔有行人出现，都戴着口罩，而且看上去都像是特工，他们有意识地绕开彼此，即便迫不得已地擦肩而过，也会不由自主地将脸扭向一边，生怕吸到对方呼出的污浊空气。由于疫情，全世界的人都相互怀疑，彼此提防。我跟他们不同，我故意迎着行人走上去，跟他们撞个满怀，让他们浑然不知地穿我而过，我时而沿着右侧的人行道，时而横穿马路走到左侧，不放过街上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是迎面走来的，还是走在我前头的，我都会忍不住地加快脚步，穿身而过……这感觉就像玩“夺金闯关”的电子游戏，见一个吃一个，见两个吃一双，如果遇到遛狗的人，就连人带狗一起吃掉！有的时候，接连走过几条小街，拐过几个街口，都难捕杀到一只猎物，于是我就会变得心烦意乱，嗓子眼干得冒出一股血腥味——当然这也只是“感觉”，我哪里还有喉咙。突然，我瞧见远处街角站着几个斗胆聚群的年轻人，我立即像饥饿的豹子猛扑过去……BRAVO，晋级成功！我俨然是《魂斗罗》游戏里被操纵的英雄，杀人已经杀红了眼。我眼观六路，左腾右闪，动作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敏捷，越来越激亢，越来越上瘾，惯性的加速度已难以自控。

前面是19路无轨电车站，正好有一辆公交车从我身后驶来，缓缓停到站牌前，一位戴着花口罩的老妇人颤颤巍巍地下车，一手攥着拐杖，一手拎了一只看上去很沉的大塑料袋，动作迟缓，但司机显得很耐心。可是我实在没有耐心等她下来，于是穿过她的身子纵身上车。我很得意：既然没有谁能看到我这个透明人，所以也用不着戴口罩，再严厉的规定也限制不了只属于我的自由。

随着电车的启动和加速，车身剧烈抖动了几下，开出十几米后才逐渐变得平稳。车厢内总共只有三位乘客，而且相互都隔了五六排座位，我从从容容地走过去，逐个坐到他们身上，“吃掉了”他们，然后站到驾驶室虚掩的玻璃门前，透过车头宽大敞亮的玻璃窗，望着前方空荡的街道出了会儿神，然后瞥了一眼大口罩遮脸的女司机，忽然丧失了游戏的兴致。算了，饶了她吧，我心里暗想，随后坐到离我最近的一个座位里，也跟其他乘客一样，将脸转向车窗外，一边看冷清的街景，一边透过玻璃反光看摇晃的车厢，感觉自己安静了下来。

车厢里灯火通明，跟街上比完全是地球的两侧，这让我想到医院病房，猜想此时的乔巴正在最后一次帮我擦身，希尔薇已经将心电图机的一大堆电线卷成团，收好，将推车拖走，然后回到病房给男孩当帮手。他们俩站在病床两侧，拔管，翻身，换垫子，递毛巾，动作相当默契，想来这几个月他们已目睹了太多的死亡，早已克服了生理上的嫌恶和心理上的惧怕，甚至会在操作过程中偶而抬头，四目相触，做无声的交流。据我这些天的观察：他俩正在“靠近爱情”……或许正因如此，我庆幸自己及时溜走，不必正视自己向他们袒露萎蔫下体时的耻感和自卑。不管他们对处理尸首是多么的习以为常，但是在我看来，让年轻人面对我这样的现实还是非常残忍的。

父亲咽气时，我就躺在两米外的病床上，但是浑身无力，动弹不得，只能目不转睛地盯着乔巴和希尔薇的一举一动。他俩一言不发，将老人擦洗干净，然后盖上一条浆洗过的白被单，上面印着红色字母的医院字样……离开病房前，乔巴特意来到我床边，说了一句类似“节哀”的匈语，隔着被子摸了一下我的腿。人在伤心的时候更容易被击中，就在那一刻，我憋了很久的泪突然涌出，我一连道了好几声“谢谢”，由衷感激他代我为父亲做了本该由我去做的那最后的一切，感激他为我们冒的那么大风险，“谢谢，谢谢”，我哽咽着说不出别的话来。如果说医护人员是抗疫英雄，那么乔巴和希尔薇则是一对天使。

有天使送行，父亲也该知足了。虽然我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始终怀疑他是有罪的，他在我母亲的事情上隐瞒了什么。我怎么都不能相信，一位有丈夫、孩子的小学女教师会是一个“女流氓”，而且还是“死不改悔的流氓头子”。我向人打听过，那年母亲确实被以“聚众淫乱活动”的罪名枪决的，但有人说她是冤枉的，是被陈姨出卖，替陈姨顶罪，陈姨才是出了名的“交际花”。我也问过父亲，但他一口否认，说我母亲的死是“吃了性子太刚烈的亏”，如果她当时低头认个罪，本有可能留下性命的，可是她不肯，并将所有责任都大包大揽到自己头上……现在回过头看，年轻人聚在一起跳舞根本就不是罪。据我推测，舞会肯定是陈姨挑的头，因为那时候她还单身，有耐不住寂寞的理由；即使退一万步，我母亲也是为陈姨搞的，帮她牵线搭桥，毕竟她们是插队时结下的拜把姊妹。有一次陈姨想要跟我解释什么，但被我用唾沫啐了回去，我不想听！或者说，不敢听，潜意识中我很怕她会讲出什么迫使我理解的理由，但我不想理解，不可以理解！我需要有个人让我去恨，这样才能保证让我相信母亲是冤枉的，是洁净的。我读初三时，父亲背着我跟陈姨登记结婚，这件事我还是从照相馆贾师傅的二儿子嘴里知道的，他看到他俩去拍结婚照。不过父亲并没有主动告诉我，陈姨也没有搬到我家，我知道他们顾忌我；于是我将计就计，假装不知，用这种方式惩罚他们，觉得暗自解气。但从那时候起，我开始筹划逃离这个家。

我第一次逃，是考上一所住校的职业高中，三年几乎没有回家，然而在客观上成全了他们，父亲和陈姨住到了一起。第二次逃，是职高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家门口一家厂子里当无线电技师，不得不搬回家住，造成房檐下的冷战。工作几年后，父亲说有战友为我提亲，问我有没有打算。我猜到这一定是陈姨的主意，想让我早立门户，他俩早得安生，但我还是痛快地答应了。女方是谁无所谓，我只把成家当做一次逃离的机会，哪怕只是象征性独立。为了给我们办结婚手续，父亲托人让我在户口本上早“出生”了一年半。领证当天，我就跟阿芳搬进了后院小屋，门窗上贴着红喜字，在婚礼之前就入了洞房。

阿芳是个安静、拘谨的乡下姑娘，即便我们领了证也谈不上亲近。好在那是性欲勃发的年纪，那种事只要发生了一次，就会成瘾，即便我对阿芳说不上喜欢，但还是很容易地迷上她的身体，每个晚上，即便有时感觉到她的勉强我也不管，结婚不就是为那个吗？我把对父亲的不满、对母亲的想念、对陈姨的怨恨和对自己的可怜全部转化成了生理能量，不出一个月就让阿芳怀了身孕，随之而来的是不知所措的紧张和亢奋无处发泄导致的压抑。

终于熬到大森出生，我的郁闷反而加重，阿芳为了照顾婴儿，跟我分了床，我这才明白朋友的忠告，“老婆怀孕那天，就是你禁欲之日……”但我明白得太晚了。大森很可爱，但可爱归可爱，我还是对他抱有难以启齿的敌意，我跟阿芳的关系也变冷淡，有时会冒出无名的邪火。于是我又动了逃走的念头，而且又逃成了。

大森未满周岁，我就在熟人鼓动下买了一张横穿西伯利亚的K3号国际列车票，卷入赴东欧淘金的大潮。动身那天，陈姨也跟父亲一起从老家赶到北京为我送行，我登上列车之前，她也想跟父亲那样拥抱我一下，但是被我推开了。她流了泪，说并不怨我，祝我顺利，随后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说她欠我母亲的那条命，也是欠我的……还说，“其实谁都没有罪”。如果那一刻我追问了，她肯定会如实告诉我一切，但我忍住没有问，我不管她说的“罪”是指什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那时候我年轻得只知道恨，不想问究竟。

时间过得飞快，期间发生了许多变故。自我离开家后，父亲和陈姨过上了几年美满的日子，我则横下心六七年没回家。第一次回国，我是为接父亲来布达佩斯，并花了一大笔钱打通渠道，以“亲人团聚”的名义给他办下了居留身份，请他帮着照看托米。我忙于生意，他跟伊伦娜相处融洽，为了我，只字不提阿芳的事。父子终于团聚，他当然高兴，但又在心里惦着陈姨，却忍住不说，他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她。后来，陈姨患上了胰腺癌，从确诊到离世总共不到半年。尽管我试图阻拦，父亲还是赶回国料理后事，回来后仍只字不提陈姨。在父子俩之间，那个女人终于不存在了。都说时间可以医治一切，不知真的医治好了，还是人心变得麻木，我积聚的怨恨也逐渐淡了，特别在伊伦娜带着托米跟我分开之后，我跟父亲相依为命，更不去碰触糟心的旧事。如今老人走了，带走了母亲之死的秘密，结束了上辈人的恩怨情仇。我不再恨谁，真的不再恨了，尽管我还是不知道真相，但无论真相如何我都能理解，尤其是，当我意识到像我父亲这样窝窝囊囊活一辈子的上一辈人居然曾经有过比我们这代更加坎坷、无奈、暴烈、血性的青春后，不仅为自己曾经犯浑和残忍感到懊悔，而且生出钦佩。当然，说“一点都不知道”也不是真的，我知道他们仨从小就在一起上学，之后一起插队，一起回城，是要好得不分你我的“铁三角”。

电车驶进了终点站，车门打开，车厢里的灯熄灭，我从一片黑暗跨入另一片黑暗。天空中彻底见不到光亮，街边的店铺也大多数黑着，只有几家店的展示窗亮着灯，在人行道上投下一块块菱形的光，时而跟被街灯抻长的树影交织在一起。由于不再玩“杀人游戏”，我不再感受到自身存在，我低下头看自己的腿、胳膊和手，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摸不到。一个透明人，或一块空空的黑夜，我这样想着，将右脚抬起，并伸到一家古董店橱窗的光亮下看了看，真的什么都没看见，连轮廓都没有。我是一个透明的人，或是一团空气，这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我无法用经验判断自己现在的状态。

来到一个宽敞的十字路口，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轰鸣，我循声向大道的尽头望去，望到夜幕下一座金黄色的宫殿以顶天立地的气派耸立在空旷的广场和低沉的浓云之间。那是布达佩斯东火车站，那座建筑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二十五年前一个夏日的午前，我就是在那里跳下火车，经过一个星期的历险，拖着比我体重沉三倍的货包跳到站台上。那年我二十二岁，还是个愣头青。

让我感到不解的是，父亲不但没有阻止我出国，还东挪西借地为我凑了一笔钱；阿芳也没阻拦，反而安慰我说，既然决定出去那就放心地去闯吧，她自己带大森没有问题，更何况还有她妈妈帮忙，她嘱咐我只身在外安全第一，挣到钱要想着寄回家里，“不能让父亲替咱们还债”，她这句话说得很侠义，比我要好。到了布达佩斯，我发现挣钱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复杂，这里有不少福建同乡，关键时刻总有人帮忙或指路。跟老乡们一样，我先贷货练摊，然后跟摊友凑钱拼柜，百货店的钱不好挣了，就改开餐馆，中餐馆开不下去了，改做快餐，生意虽然几起几落，算不上成功，但汇回家里的钱也够给阿芳母子盖一栋小楼，多少弥补了心里的愧疚。我这个人虽然冲动任性，有时候犯浑，但骨子里并不是绝情的人。

每次跟阿芳通话，我都会给她吃定心丸，说“再挣上两笔钱就回国，我可不想老死在这里”……我不知道阿芳是否相信，反正她没有催过我、跟我闹，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不太可能回去！在这里我还能干点什么，回国后就变成废物一个，这些年家乡变化太大，我攒下的这点钱既不够投资，也不够养老，更何况还有了伊伦娜和托米……如果说我对大森的情感主要是愧疚，那么我对托米的确是名副其实的疼爱。在感情上我跟托米系得很紧，伊伦娜很清楚这一点，这是我的软肋，所以她利用这一点争取得到更多，唯独不要我。

我踩着瑟瑟抖动的树影，如朝圣般地向前走去。穿过灰色水泥砖铺成的鲍罗什广场，路过耸立在广场中央的青铜雕塑——据说这是奥匈帝国时期的交通部长，布达佩斯的东火车站和西火车站都是在他的指挥下兴建的，设计东站的是匈牙利本土建筑师，设计西站的则是鼎鼎大名的埃菲尔，对，就是设计巴黎铁塔的那一位……这些知识都是伊伦娜告诉我的，她还说鲍罗什·伽博尔的绰号叫“铁部长”。伊伦娜在设计学院读过书，比我这个中专生要有文化。不过当我俩坠入情网时，我是她的老板，她受聘在我开的服装公司里搞设计。跟她在一起，我虽然嘴上不肯承认，但心里仍克服不掉自卑感，当然也出于同样的心理，我跟她在一起时很满足，甚至有一股掩抑不住想要炫耀的虚荣。如果说世界上一物降一物，那么伊伦娜就是被上天派来降我的。

疫情期间，铁路照常运营，火车站大厅的门敞开着。我走上台阶，看到门口贴着一张醒目的告示，上面画了一张戴口罩的侧脸，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口袋——我习惯把口罩塞在右侧裤兜里——当然没有摸到，不仅没摸到裤子，连腿都没有，我惊得一激灵打了个冷战，意识到自己不再是自己。车站大厅确有帝国气派，高大轻巧的金属举架，采光很好的大玻璃窗，站内的砖墙也漆成跟外墙一样的艳黄色，整体感觉轻盈敞亮。有几位旅客扶着箱子在站台上等车，自觉保持一米五的距离，而且都戴着口罩，有一个年轻人还戴了面罩。我漫无目的地沿着站台往前走，清楚地记起当年下车是在最左边的站台。

“当—嘀哒当—嘀哒当—”，这时候车站的大喇叭里突然响起一段不超过五秒的熟悉旋律，播音员随即用嘹亮的嗓音提醒旅客们注意：维也纳至布达佩斯的列车马上就要进站。

我走到站台最远的地方，望着在视野中出现并铿锵驶近的列车，我望着，等着，心跳加快，那铿锵滚动、隆隆震耳的车轮声唤起了隐匿已久的流浪冲动。很快，一列蓝色车身的国际客车呼啸进站，虽然已经开始减速，但是前冲的气势仍很凶猛。忽然，在其中一节车厢的一块车窗玻璃后，我隐约看到一张陌生的脸：黑色短发，眉毛上吊，眼角细长，下巴尖翘，喉结随着吞咽上下蠕动，脸上洋溢着青春的野性和莽撞的英气，但仔细再看，那男孩的表情颇为古怪，眉心微皱，目光涣散，鼻翼扇动，嘴唇微张，颈项前伸，脸颊潮红，说不出是挣扎的痛苦，还是愤怒的狰狞。

刹那间，我猛然回想起一个场景，确切地说，是身体记忆帮我复活了一个时刻，我清楚地感觉到那一刻面肌失控的痉挛、全身紧绷的张力、右手撸动的速度、掌心里热辣的脉冲和骤然喷涌的潮湿；我居然想了起来！那是我这一生中最痛快、自由、放纵、销魂的一次高潮。此时此刻，盯着车窗上的那张脸，我可以断定：这张年轻的面孔就是我！那是年轻时的我！刹那间，在这多年之后，我恍然理解了当时那股难以克制、也不想克制的莫名冲动。

那是在K3列车的二等车厢内，由于下一站就是布达佩斯，我兴奋得一整夜都没能睡着。黎明时分，我拉开淡棕色的车窗布帘，看到窗前闪过的树影和远处燃烧的曙色，感觉生活的大幕正徐徐拉开，想象和希望，担心和好奇，焦虑和兴奋，所有的感觉都杂乱无序地交织到一起，此时此刻，似乎体内所有的神经元都同时开始放电，所有的腺体都同时释放出荷尔蒙，片刻之间感到浑身的每块肌肉都纤维紧绷，血脉怒张。车厢里很安静，只有上下两张卧铺，我扭过脸看了一眼还在上铺熟睡的旅伴，再难自持，于是我将左手撑在窗玻璃上，上身前倾，脚弓紧绷，将大腿根抵在小餐桌的边缘，望着窗外晨曦中的原野微声地呻吟，抖缰纵马。

许多年过去，我本以为年轻时爆发的片刻冲动早已消失在无数相互掩埋的记忆深处，没想到竟然还能还原得如此清晰，那种想让全世界知道的亢奋和自由感，此刻重又变得真真切切。是的，这张脸是我的，毫无疑问！因为此时此刻纤毫毕现的生理感受和肌纤维的记忆，就是跟这张脸的表情紧系在一起。在我窝囊的半生中，那是最不羁的时刻。

当当，当当，当当……城内众教堂的钟声突然一齐敲响，声音有的高，有的低，有的闷，有的亮，有的紧促，有的悠然，但汇成了一首协奏曲在夜空中回荡。现在是晚上八点整，宵禁的时间到了！我环顾四周，车站里已经没有了旅客，有两名消毒人员身穿隔离衣，头戴面具，各背一只塑料桶，手中攥着长杆喷枪在地上喷洒消毒液，车站大门只关了半扇，我径直出去，没人会看到我。

若在以往，夜里的老城会很繁华，尤其是在火车站周围，昼夜都会车水马龙，可是如今被疫情给闹得“荒凉得如同战后的废墟”。这个比喻我是从隔壁老邻居嘴里听到的，卡博尔大叔已经九十岁了，身子骨仍很硬朗，每天都会在悬廊上放风、踱步，不管谁从他门前经过，都会被老人拦住聊天。他说他这辈子经历过三次宵禁：第一次是从1944年圣诞节开始的布达佩斯围城战，空袭警报不绝于耳，城里到处火光熊熊，将近一个半月，他都跟家人一起惊恐地蜷缩在地下室里，浑身潮冷发霉，浸透了一股死亡的气息；第二次是1956年深秋苏军开进布达佩斯，巷战激烈，到处都是战场，大地在坦克的履带下颤抖、沉陷，许多栋楼被炮弹轰出一个个窟窿，就像张开的嘴并被敲掉了牙齿，人们再次躲进了地下室。他万没想到，活到了这把年纪，居然又遇到一次宵禁，只是这次看不到敌人，敌人却无处不在，虽然建筑没变成废墟，但是同样没有了生气。

跟周边国家相比，匈牙利的第一波和第二波疫情相对较轻，当然那时候人们都很谨慎，但自从第三波疫情暴发后， 每天新感染的和死亡的人数都迅速攀升，越来越多的熟人中招，我住的那栋楼有多人感染，电梯已很久没人敢用，通向庭院的门也总是敞着，因为谁都不愿意去摸门把手……再次宵禁，停课，关店，连街头小公园也禁止穿行。虽然餐馆可以做外卖，但厨师、跑堂都走了，我只得挂出“停业”的牌子闲在家中，趁机把屋子刷了一遍，去食品店采购也速战速决，手上永远是消毒液味。现在回想，家里的病毒很可能是父亲带回来的，因为他背着我从厨师老唐那里搞来几箱N95口罩和免洗手消毒液捐给了布达的一家街区医院，因为他得知伊伦娜在那里当志愿者，实际上伊伦娜的男友在那里工作。父亲这么做，一是想帮我们缓和关系，二是给托米也捎去一些口罩，顺便打听一下孙子的情况……我敢肯定，父亲十有八九是在那次送东西时感染上的，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出租车上，事后我再怎么埋怨他也于事无补。

我意识到现在该去看一眼托米，这将会是最后一眼，于是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忽然有种紧迫感，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个世界上逗留多久，随时都有可能被招走。招走？被谁招走？被上面来的天使，还是下面来的小鬼？关于死亡，以前听到过那么多种说法，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

母子俩的住处我当然知道，那是我在布达佩斯购置的第一套房，伊伦娜怀孕后就过户给了她，为了让她有安全感，当然也为弥补我暗藏的愧疚，就像对阿芳那样，这是我唯一能补偿她们的办法。在伊伦娜和阿芳之间，我本以为很清楚自己应做的舍取，我跟伊伦娜是有爱的，用很俗的比喻，托米是我俩爱的结晶，大森则是性事的意外。但是即便如此，只要还没有山穷水尽，事情没逼到眼皮底下，我就会自欺欺人地拖下去。父亲也劝我：“你跟伊伦娜结不结婚有什么区别？能生活在一起的才是夫妻，阿芳一个人拉扯孩子很不容易，能给她个名分也是好的。你跟她离婚，让她下半辈子怎么过？难道你愿意她给大森找一个后爹？大森也会怨你的……另外，叶落归根，也说不定你老了会回去的，还是有个家等着你好。”当时我真想怼他一句，你不是也给我找了个后妈吗？但我看他日益衰老的样子，咽了回去。仔细想想也是，只要伊伦娜不催我，维持现状是最好的选择，反正两个女人不会见面，心里受折磨的只是我自己，是我活该。虽然我知道这个想法有点自私，但客观也对两个女人都好，现在割舍哪个都难做到。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有一天父亲又偷着跟阿芳母子视频，被伊伦娜撞见了，父亲本想编个谎搪塞过去，但他的嘴太拙，被女人三问两问就说漏了。伊伦娜大怒，不容分说就把我们父子赶到快餐厅楼上的那套房，并每月索要一笔抚养费，只要我稍有异议，她就威胁我“法庭上见”，我知道这官司再怎么打我都不占理，只能节节退让，但是无论我怎么退让、道歉、信誓旦旦，她都不再给我好脸色，甚至说即使我跟阿芳离婚她也不会嫁我的。我伤透了她的心，不是因为我在国内有家室，而是因为我欺骗她。这样一来，我跟伊伦娜已无牌可打，更不敢向阿芳提离婚的事，我再三叮嘱父亲，要继续对阿芳守口如瓶，我担心到头来我会鸡飞蛋打，落得一个两头不是人。

暴风雨逐渐平息，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两年过去，我习惯了没有女人的日子，习惯了无性的生活。伊伦娜交了一位比她小两岁的男朋友，他是K区医院的内分泌科医生。我跟托米虽然能够见面，但只是隔两三周一起吃一顿饭，而且只能在餐馆，因为伊伦娜不许托米到家里来。托米很听他母亲的话，即便我能察觉到他对我的怜悯，但也不会违背母亲定的规矩。我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人到中年，我意识到自己十分努力地下了一盘烂棋，烂得无可救药；各种烦恼接踵而至，生理的冲动直线衰减，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不再发生晨勃。这时候我开始念起阿芳的好，当然是从理性上。

大森从工学院毕业那年，我将他和阿芳办到欧洲旅行了一圈。他们到来之前，我和父亲做了周密的准备，消灭了所有可能让娘儿俩怀疑到伊伦娜和托米存在的蛛丝马迹，我把所有照片和硬盘都藏了起来，藏在餐馆储物间的犄角旮旯，绝不能节外生枝。就这样，一个由陌生的亲人组成的家庭终于在同一个房檐下团聚了，和平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大森很少跟我说话，即使说，也只是捡着面儿上的话题，比如问匈牙利的人均收入、当地华人的情况，对我彬彬有礼，没有父子间的亲近。阿芳则和我相敬如宾，虽然同睡一张大床，但相安无事，甚至都刻意避免任何可能引发彼此误解的语调和动作，免得尴尬。我虽做过努力，但还是无法唤醒麻木的身体。一个半月后，母子俩回国，我答应跟父亲一起回去过春节。那是我们全家第一次一起过年，结果还是很温馨的，那时我也想清楚了：父亲是对的，等我有一天拼不动了，还得叶落归根，无论我在国外生活多久，都成不了外国人。现在我只要还干得动，那就继续干下去，给亲人们当一台挣钱机器，我心甘情愿。

但是可恨的新冠病毒让我的“养老计划”彻底破产，我和父亲最后都没能归根。我归不归倒也无所谓，但父亲的遗愿实现不了了，这既让我感到未能尽孝的歉疚，同时也有报复性的快感，至少我彻底不用再跟陈姨发生瓜葛了；不然的话，以后我每给他们扫一次墓，都会强化一次心中的记恨，不管他们仨当年是什么关系，我都不能接受被枪决的是我母亲。

然而此刻，歉疚与快感发生了奇怪的生化反应，就像酸和碱中和，正负离子抵消，报复后的怜悯，或再简单不过的1-1=0，总之，我突然放下了折磨我多年的这件事，心情头一次变得如此平静。随后，一个紧迫的念头突然袭来：不知自己逗留红尘的时间还有多少？想来不会太久，我必须抓紧时间去跟托米诀别，来世再去看大森吧；假如真有转世的话。我这样想着，很快来到玛尔吉特桥头。河上的空气要比城里冷很多，虽然已是早春，多瑙河上仍有大块的浮冰从斯洛伐克上游漂下来，在漩涡大的地方冰块会发出“咯吱-咔啪”的碰撞声。疫情期间，河上极少有船只通行，偶尔有，也是像浮冰一样静悄悄行驶的货运驳船。走到大桥中央，有一条通向玛尔吉特岛的柏油路，上岛的入口用红白相间的警戒带拦着，谁都不能过去。当年，这个岛是我跟伊伦娜常去的地方，草木葱茏，浓密蔽日，有太多的隐秘角落供恋人们亲昵。岛上没有住家，只有一家温泉宾馆、一个游泳场和一片中世纪留下的修道院废墟，伊伦娜习惯在背包里塞一只坐垫，喜欢依着我靠在断壁的一角，而且她很可能就是在那里怀上托米的。

伊伦娜带着托米住在布达城堡脚下尤若夫·阿蒂拉大街旁的一栋四层公寓楼里，宵禁后街上不见人影，只有野猫偶尔在路上惊窜。门洞阴森，楼门紧闭，我找到一个漏光的缝隙就钻了进去。若在过去，身后的门哐当一撞上，楼道里就会响起空空的脚步声，而且在台阶拐弯处回声最大；然而现在，楼梯井里漆黑寂静，仿佛我根本就不存在。当然，对我正在离开的这个世界来说，我确实已不存在；或者说，只是已经没有了我的那副皮囊还存在，躺在我已躺了半个多月的那张病床上，就在刚才，乔巴和希尔薇在护士长的指挥下用四个点滴架和三块白床单临时搭成了一个U字形隔屏，用护士长的话说，“等着灵魂散去……”但是等也顶多能等一两个小时。很有可能，我已经被两名大汉抬走了，推到太平间，被塞进了零下15度的不锈钢冷藏橱里，当我想到此刻的自己大概已冻得一身冰霜，顿时感到不寒而栗。

爬上三层，确切地说是“飘上去的”，因为我感受不到有丝毫的重力。匈牙利人说的“三层”，对中国人来说是“四层”，因为当地人习惯将与街道齐平或高出半米的那一层称作“底层”。我已经有几年不来这里了，自从伊伦娜交了男友，这里成了我的禁地，现在我只能像贼一样地溜进来。一旦进到楼梯井，熟悉的记忆碎片就接二连三地复苏，像拼图游戏似的没有规律地拼接到一起：先是十层台阶，然后是三角形的转折处，接着五层台阶，拐一个弯，又是十层台阶，绕过老式电梯的红漆铁门，重新又十层、五层、十层……托米小的时候，因为电梯间狭小，很难推进去婴儿车，所以我习惯抱着婴儿车上楼下楼，小家伙舒舒服服地坐在车子里嘬奶嘴或啃脚指头，咿咿呀呀……那种时候，我幻想自己是个大力士，或是收起了翅膀的守护天使，奶爸的自豪感溢于言表；伊伦娜习惯走在我们前面，不时地微笑着回过头来，看一眼孩子，再瞅一眼我。那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上到三层，左拐再左拐一直往前走，是一条狭长的悬廊，右侧齐腰高的铁艺扶栏朝向长方形的庭院，庭院两头各有一块花圃，院子中央立着一株足有百年的悬铃树，还有一个过去人们用来晒被子掸被子用的金属支架。悬廊的左侧是三户人家的门窗，第四扇窗户是托米的房间。屋里亮着台灯，男孩背向窗户坐在电脑桌前，正在浏览匈语新闻。我并不费力地进到屋内，弄不出响动，也发不出声音，突然生出一股海啸般的悲情，我知道即使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儿子都不会搭理我的，想来他根本就意识不到我的存在，他永远不会知道：父亲曾经与他诀别。

我在他身后不知所措地站了许久，终于忍不住从背后搂住了他，勾住他的脖子，把左脸贴到他的右脸上，就像他小时候搂我的那样。我抽泣着哭了，泪水滚落到他的脸上和肩头……当然这泪水只能是想象中的，一个人脱离了躯壳，就变成了废物，无论你有多么丰富的情感都无力表达。托米毫无察觉地继续浏览网页，忽然，在屏幕的左下角跳出一个情色广告，男孩条件反射性地抓住鼠标点击，肉色的画面突然放大，虽然是我也熟悉的，但却让我感到莫名的不适，甚至愤怒，仿佛遭受到别人故意的羞辱；准确地说，是一个荷尔蒙爆炸的年轻人对一个性无能父亲的无情羞辱。我正要松开紧搂他的胳膊，房间门突然被推开了，伊伦娜出现在门口。我下意识地想躲，但是无处可躲；托米也慌乱地伸手去抓鼠标，关掉蠕动的页面。

“医院那边通知，你父亲去世了。” 伊伦娜平静地告诉他。

“什么时候？”男孩惊愕地问，音调要比他妈妈高很多。我听出了恐惧，这抵消了我刚刚生出的那股莫名的愤怒。

“晚上，四小时前。”

“那怎么现在才通知？”

“当时就通知了，我已经跟盖尔戈一起去了一趟医院。”

“那我呢？什么时候去？”

“明天等医院通知。我们也没见到……只是去办手续。你知道，疫情期间……很复杂。”

沉默。

虽然托米背对着我，但我能看出他的伤心，这是对我的最大安慰。从伊伦娜的脸上看不出情绪波动，但我相信我的死多少能唤起她的一些回忆，或许还会有隐隐的歉意。我想走过去给她一个拥抱，甚至想等她休息后，悄悄爬上那张曾属于我们俩的床，无所谓盖尔戈在不在，他阻挡不了我……我想最后再跟她亲密一次。当然，我马上意识到这念头的荒诞，纯属自讨其辱。人在活着的时候总认为灵魂要比肉体高贵，死后才明白，没有了肉体的灵魂才低贱到尘埃。突然，我感觉到自己在场的尴尬，不想继续偷听母子俩关于我的谈话，事实上他俩谈的并不是我，只是那具已经冻出了冰碴的尸首。

我朝屋门走去，跟伊伦娜擦身而过时，并没有停下，只是无声地叹了口气。从托米房间出来，我在门厅迎面撞见出去扔垃圾回来的盖尔戈，他曾是我的家庭医生，一直对我很好，前几天还打电话问候过我。我从来没有忌恨过他，顶多有些嫉妒，此刻还多出了一份感激。盖尔戈的眼睛很好看，是匈牙利人中少有的那种湖蓝色，我相信他能在托米未来的生活中顶替掉我。在我穿过他之前，我拥抱了他，是那种男人间的拥抱，非常用力，感觉又像暗杀，使出了像要勒死他的气力。或许我想将自己的什么留在他体内，藏进他的灵魂。

冲下楼梯，跨出楼门，才知道外面已经落雪。雪花稀落，夜色蒙上了一层薄纱，显得柔和了许多。我沿着尤若夫·阿蒂拉大街往前走，在一个小街口右转，爬上一条狭长的石阶，拐进一条路灯稀疏的小街。不知不觉地，我来到布达城堡的围墙下，沿着墙根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陡峭、直上的木楼梯旁。这是一条有上百级台阶的“天阶”，确切地说是“天廊”，因为整条台阶搭有木顶，下雨时可以避雨。我住在布达的那些年，经常走这条路去城堡，出口通向布达老城的居民区，斜对面是军事历史博物馆。在博物馆门前陈列着各式的古老火炮，一字排开，威风凛凛，记得靠近出口的那两门是康熙年间中国制造的“武成永固大将军炮”。那两门几吨重的火炮怎么会立在布达城堡？有人说是八国联军时从中国抢来的，有人说是奥匈帝国时代中国皇帝送的……虽然每次看到我都心存好奇，但从来没想要考证一下，其实用不着考证，只要问一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行，但我从未去问过。当然对我来说，我更倾向于信后一个，因为听上去和平、友好；尽管直觉告我，前一个说法可能性更高。你想啊，皇帝送礼，为什么不送景泰蓝或翡翠雕，偏送一对由传教士南怀仁设计并监制的大炮呢？

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拾级而上。由于没有照明，这是一段只能摸黑凭感觉向上爬的路，即使有雪花飘进来，也会被染成黑色。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到出奇的寂静，似乎风停了，雪住了，或者我走进了原始洞穴。这是一个记忆的隧道，我慢慢想起了许多事情，比如说有一次，小托米一脚踩空，从木台阶上滚了下去，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幸好有位走在我们身后的游客一把抓住了孩子的小腿，托米才没有继续往下滚；想起来后怕。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小孩子根本不懂得危险，托米滚下去时不但没有害怕，反而觉得很好玩，当他的腿被人抓住时，倒让他感觉很不爽，不仅哭着叫着想要挣脱那只手接着往下滚，而且还像小兽一样咬了人家的手腕一口。从那之后，无论上来下去，我都会站在低处挡住，防止这孩子异想天开。现在想起这事，我感觉到的不再是担心，而是放心，觉得这孩子不娇气，有个性，以后会是块“闯生活的料”，用不着我操心。

总之，托米小时候很喜欢来这里玩，因为脚下的木梯能随着他的迈步发出咚咚的声响，他的脚停，声音就停，他开始跑，声音就变快，他很爱玩这个“声控游戏”。寂静中，咚咚的脚步声听上去很响，而且带着白天听不到的回音，仿佛是我自己的脚踏出来的，清晰而坚实，因而让我有了“恢复实体”的错觉。这当然不是真的，当我爬上最后一层台阶时，意识到自己听到的咚咚声只是记忆里的，顿时陷入深深的沮丧。

从楼梯口钻出，我惊住了，感觉一步跨进了童话世界：虽然仍是黑夜，但这黑夜却是白色的！雪不但没停，反而下得更稠更密，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就连城墙下那一排雄赳赳的火炮，也因落了厚厚的积雪而变得可爱，如同甩出的象鼻。在考皮斯特兰广场的大道两边，樱花树居然已提早开放，开得花浪汹涌，开得繁盛恣意，开得不管不顾，从街的这头朝另一头望去，如一条大河滔滔奔流；大朵大朵的樱花成团成簇地挂满枝条，看不到树叶，像炸开的烟火开得劈头盖脸，铺天盖地。与往年相比，不仅今年的花期提前，而且樱花的颜色也变了，不再是浓艳的粉红色，而是素洁的雪白。

忽然，我在大雪中瞥见一个人影，虽然模糊不清，但分明在移动，我不假思索跟了上去，好奇得想要看个究竟：在宵禁后，谁还会踯躅在这无人的城堡区？怪异的是，我离那人越近，那人的身影不但没有变清晰，反而变得更浅更淡，似乎是个半透明的实体。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像是在白纸上剪出的一个人形，一个镂空的剪影。我终于走近了他，近到伸手就能搭到他的肩膀上，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人形是空的！但又不是不存在，不是空气的那种空，而是大雪中一个真空的形体。我之所以说“真空”，是因为空气是能被雪花穿过的，但是他那副空的形体，雪花不能落入；换句话说，雪花绕开了他；而且，他走在雪地上也跟我一样悄然无声。我大吃一惊，下意识地伸出胳膊看了看，然后用左手去抓自己的右手腕，发现自己的身形也跟他的一样是“真空”的，手可以穿过去，但是雪花不能。

这是一个奇妙的发现，意味着这家伙是跟我一样新鲜的魂灵！我兴奋起来，不管怎样，我不是孤单的。我想跟他打一个招呼，但是发不出声音，我伸手拍拍他的肩，他也感觉不到。于是我赶上几步走到他跟前，终于让对方看到了我。他吃了一惊，也试探着伸出手来摸了我一下，但扑了空，于是愣住了。我试图从这中空的形体里辨认出什么，可惜不能，我甚至辨不出对方的性别……想到这里我暗自笑了，都没了性器，还谈什么性别！当我也向他伸出手时，他惊惶地躲开了。我们都想问对方什么，但是没有可能，喑哑让魂灵之间无法沟通。后来这人镇定了下来，明白了我跟他是同类，所以重又向我抬起胳膊。我以为他是想跟我握手，但我正准备伸出手时，对方屈起了小臂，伸过来他的胳膊肘。我忍不住发笑，觉得他很神经，人都死了，还担心什么病毒？但我还是出于礼貌回应了这个“碰肘礼”。随后，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形体的边缘稍微变得清晰。他比我高一些、瘦一点，不，并不一定，因为没过一会儿，他又显得比我矮一点、壮一点，想来魂灵的样子不是固定的，这也不难理解，我都可以像烟一样进出门缝那样地变形。我俩面面相觑地站了一会儿，很快显得尴尬，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因为我们无法继续沟通。我突然冒出一个怪念头：我们要是学过哑语就好了。

我还在愣神，对方果断地穿过了我继续往前走，仿佛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无趣地跟在他身后往前走出几十米，在下一个街角，又有一个镂空的剪影闪了出来，走向我们正走向的方向。

穿过老爷巷，来到圣三位一体广场，雕刻了众多人物的“圣三位一体柱”扛着厚厚的白雪，看上去像一棵白色圣诞树。我看到在基座的周围也有十几个跟我们一样游荡的魂灵，当他们看到我们时，剪影似的身形也慢慢晃动起来，三三两两地朝河边方向移动。那边是哥特风格的马伽什教堂和圣伊什特万国王骑马的雕像，再往前走，就是用白色石灰岩临河而建、由长廊相连、象征马扎尔族先民七部落的七座尖塔组成的渔人堡。我越往前走，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魂灵朝这边汇集，有的来自希尔顿酒店方向，有的顺着渔人堡下的宽大石阶飘上来，有的从直通山下的“国王长阶”的廊洞口钻出来，有的跟在我们身后，来自附近幽秘的街巷。

透明的魂灵越聚越多，雪花无法落入的空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密，以至于在教堂前的空场上连成了一片淡淡的灰色浪潮，然而眼前这幅密密麻麻的画面与周围可怕的寂静太不协调，让我感觉到某种不安，甚至威胁。这静寂像是大灾难的前兆，就像大地震前夕天际边无声的闪光。我看着走在我前面的人，感觉他的脚步要比我的坚定，很快，他毫不犹豫地跟其他的魂灵穿插交织，当然我也一样，很快我就失去了跟从的目标。

渐渐地，我在这种群体中丧失了自己，被推搡，被挤压，被裹挟，被穿过，被重叠，不仅丧失了刚刚还很享受的自由感和独立感，而且丧失了自主的意志与决断力，自觉像一片落水的枯叶，被卷进一股突然加速、满是漩涡的洪流，身不由己，无法自主。当我们接近渔人堡时，我感觉到身体变得轻飘，好像被旋风卷了起来，跟身边的同类一起被吹到空中，毫无阻碍地穿过长廊的拱窗，朝多瑙河上方飘去，在汤汤河面上盘旋、萦绕，而且越飘越高。飘得越高，风也显得越大，将漫天飞雪的薄纱吹得瑟瑟抖动，像帷幕一样地飘摆，飘的幅度时小时大，仰头望去，如同银白色的极光，仿佛整个夜空都在慰藉我，召唤我，让我与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

我低头寻找，在想象中看到那张我傍晚还躺过的病床上，此刻那里躺着的是一位新入院的患者，嘴和鼻子都被浅绿色的吸氧罩扣住，他用力呼吸，眼里流露出疲倦和惊恐；想来我已经被冻进了冷柜。由于特殊时期，估计托米也只能看到我的骨灰。伊伦娜，阿芳，我默默地说，我去了之后，隔在你俩之间的那张谎言的纸很快会被捅破，我并不奢望你们原谅，但还是希望你们不那么厌恨。至于托米，大森，你俩合在一起才是我最完整的骨肉，但愿有一天你们能变亲近，即使不勾肩搭背，也能保持联系。我想，所有的先人都这样寄希望于后代，尽管事实上很难成真，想来隔在他们中间的是一个陌生的父亲，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失败的事情，我的所有努力到头来都是自欺欺人。可是，一个人就这么短短一辈子，我对不住阿芳，但也感激伊伦娜，假如没有她的出现，我这辈子恐怕都不会知道亲密的滋味，即使再活一遍，我还是会这样选择的，尽管这样活着很累，很纠结。现在我可以告别了，可以走了，世界上没有不留遗憾的事，这与幸不幸运无关。

我这样想着，已经被越来越密集的魂灵大军裹挟着飘过了链子桥和伊丽莎白桥，然后在上空盘旋了一圈，向耸立在右岸布达山巅的自由女神像继续飘去，那里是城市的制高点。我想，大概是上帝仁慈，让我们最后眺望一下这座空城。然而，当我飘到青铜女神高举的橄榄枝上，才发现低头俯瞰什么都看不到。布达佩斯的上空白茫茫一片。

我们这是去哪儿？真的去天堂吗？我本属于“无神论二代”，以前觉得什么天堂呀地狱啊都只是传说，人死了之后不是被烧成灰烬，就是变成腐肉烂在土里，骨头会变成几亿年后的化石，天堂哪里容得下这么多死魂？地狱，我更不相信它的存在，人都死了，那么奇思妙想地折磨死人有什么意义？那也太变态了。对于转世说，我也半信半疑，至少我是不可能的，据说只有能达到涅槃境界的人才可能转世。不过，如果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更愿意相信转世，而且转得不用那么远，最好投胎做大森或托米的后代，我欠他们的，来世会偿还。假如重新投胎也有血亲的禁忌，那么我就投胎给乔巴和希尔薇好了，做这对天使的孩子也挺好的。假如我没有投胎做人的福分，那来世就做树懒、海马或变色龙，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这三样是动物世界中最奇葩的，生下来就与众不同。总之，变一种活法没有什么不好，只要能够做自己。

大雪中，剪影似的魂灵已多得出奇，不仅来自脚下的城市，还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匈牙利大平原，来自亚得里亚海岸，来自阿尔卑斯山谷，来自喀尔巴阡山麓，来自布拉迪斯拉发、布拉格、米兰、维也纳……逐渐汇成一股寂静的洪流，缓缓涌流在一条看不见的河床里，或组成一支升天大军，攀行在华山唯一的一条栈道上；或天上有一个开动马力了的巨大吸尘器，正将我们无力抗拒地吸上去……总之，我们身不由己地向前移动，向高处，向更高处，寂静无声地朝着一个未知的方向，已经穿过几道浓密的云层。

没想到还真的有天堂，说不定在那里还能碰见母亲……

这时候，昊天帝已经吃好了夜宵，打了一个饱嗝，然后倚着天界露台的冰晶栏杆不无忧虑地朝着下界望了一眼。近来他很少能睡一个安稳觉，因为人间正在闹新冠疫情，他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干活儿。此刻，他一眼瞅见一支来自中欧方向、由无数镂空的剪影组成的魂灵大军正在两位主管那方超度的云翼仙使的引领下缓缓升天，距离天界的大门已经不远。于是他仪式性地默念了两句仁慈的话，弯腰从右脚边捡起遥控器，稍稍考虑了片刻，抬手指向一排立在不远处魔方形状的巨笼，认真地按下4、7、5、6四个数字键，随后，其中一只笼子的门缓缓打开。

昊天帝又呷了一口小酒，耐心等了一会儿，等到这支队伍终于抵达，率队的两位云翼仙使收起翅膀，持节站在笼子门的两侧，一个司抚慰，一个司遗忘。魂灵们摩肩接踵地走进去，没有人回头，没有人迟疑，很快就把笼子塞满。昊天帝再次抬起手，先后按下“关”和“运行”键，笼子门关闭，这个巨大的魔方开始了复杂的自动转动，同时开始缓慢地压缩。笼中的空间越压越小，成千上万的魂灵在寂静中被压缩成沙丁鱼罐头，他们不再是独立的，更无所谓自由，你的、我的、他的和她的透明形体都混搅到一起，当巨笼缩小到骨灰匣大小时，压缩过程自动停止。这时昊天帝又按下“释放”键，匣子盖打开，一朵洁白的云从里面飘出，轻盈、悠然地飘向下面的云团，最后消失在云层里。在不久的将来，它会跟其他的云一起化成雨或雪降落到人间，随机地进入某个受精卵，无所谓人的、动物的，还是鱼类或蛙的，也可能简单地变成细菌病毒支原体等微生物寄生在泥土里和洞穴里，或变成藻类悬浮于江河湖海或沼泽中。

对于阎罗王设计的这套装置，昊天帝感到很满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对这些笼子不停地进行了改进，以保证一切都能寂静而有序地高效进行，既简便又安全，每次操作之后，笼子里都不会留下任何的抓痕或秽物，所以根本用不着清理；而且，用它制造出的云朵要比水蒸气形成的云彩更美丽更神奇，无论它们将作为雨滴，还是雪花，都蕴含了生命的种子。这样处理，他既不用担心天堂被占满，也保证了凡世间的生命轮回，只是他的工作有些辛苦和单调，好在他享受这种掌控感。

目送这朵白云渐渐飘远，昊天帝叫来了八目天官，让他代自己守望一会儿，一旦出现情况，随时可以叫醒他。现在，他要趁下一支大部队还没有赶到，闭上眼睛稍微打个盹。

匣盖合上，逐渐恢复到笼子的模样，巨型魔方奇妙地又自动拧转了几下。

没过多久，啪嗒一声，遥控器从昊天帝的右手中脱落，掉在了他的右脚边。

【余泽民，作家，翻译家。北二外欧洲学院特聘讲座教授。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1991年赴匈牙利，现居布达佩斯。著有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纸鱼缸》，文化散文《咖啡馆里看欧洲》《欧洲醉行》《碎欧洲》《欧洲细节》等。译著有凯尔泰斯《船夫日记》，马洛伊《烛烬》，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撒旦探戈》，艾斯特哈兹《赫拉巴尔之书》等。获得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中山文学奖、京东好书奖、台湾“开卷好书奖”，以及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